《命运峡谷》的努力

　　文兰先生耗时25年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出版以来，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给予了广泛关注。该小说的问世，对小说叙事有积极的突破和拓展。作者将“苦难而艰涩的生存记忆与历史时空的更迭相交织，把人生的生存梦想、成长经历与时代背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有感性的毛茸茸的历史场景、可歌可泣的人生命运，又有对历史、人性和人类生存境遇的形而上追问与严峻思考，是一部极有震撼力的小说”(吴义勤)。所以《命运峡谷》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并荣登2004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前列。陈忠实认为：“《命运峡谷》是我近20年里读到的涉及‘文革’题材中最震撼人心的一部作品。”李建军说：“《命运峡谷》的写作，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一种非凡的勇气。作品提出了尊重人的个性自由、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尊重人的权利，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精神图腾的问题。无论对陕西文学，还是对整个中国文学，都是一部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作品，尤其是能启发我们当下的写作究竟向何处去”……另有张炯、雷达、吴秉杰、孟繁华、陈晓明、张颐武、阎纲、白烨、贺绍俊、牛玉秋、李星、肖云儒、畅广元、周燕芬、叶广芩等20多位作家、评论家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其中陈忠实、雷达、张炯、吴秉杰、孟繁华、陈晓明、张颐武、吴义勤和孙谦、李星、畅广元、肖云儒、王仲生、周燕芬、方英文等，先后在《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刊》《中国青年报》《小说评论》《书摘》《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等数十种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纵览有关的评论文章，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命运峡谷》的：

　　一、《命运峡谷》是对“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完成和终结

　　陈忠实在《陈列那些干死的标本》一文中认为：“对于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而言，如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提出，到了《命运峡谷》则是一种‘总结性完成’，是对中国小说艺术的一个贡献。”雷达在《穿越命运峡谷——关于长篇小说〈命运峡谷〉》中写道：“《命运峡谷》是一部经过长久酝酿和艰苦创作的厚重之作。是一部既充分个人化同时又具有社会政治视角的作品。也是一部寄托深思、人物命运交织着深刻社会历史内容，人物性格的政治文化底蕴经得起分析的作品。”它在“真实度、深刻度、大胆程度，在人道精神、忏悔精神，在揭示人性的践踏、人的权利的剥夺、人的正当欲望的压抑方面，比已往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前进了许多。”吴秉杰在《为了忘却的记忆》中认为：“《命运峡谷》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观察生活(历史)的新的视觉，一个原生态的视觉，而不是以后概括的那些观念图像(当然这概括本身也并不能说错)”。吴义勤、孙谦在《一部叩问灵魂之作——评〈命运峡谷〉》中则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检讨了“由于过分注重情感宣泄与道德忏悔，新时期‘伤痕’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对民族苦难史的简单图解。而《命运峡谷》是作者经历了生命和艺术的双重沉淀之后，以反思的目光和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来重新审视那段荒诞而扭曲的‘历史’，小说的厚度、力度和艺术纯度”较‘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都大为增强，是一部极有震撼力的小说。”

　　《命运峡谷》突破了模式化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叙事，深化了人们对这类叙事的文学理解。孟繁华在《〈命运峡谷〉的文学史意义》文中认为：《命运峡谷》反叛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林道静式的‘凯旋的英雄’和上世纪80年代‘归来者’形象叙述的两种传统，改写了新时期以来鲁彦周、谌容、张贤亮等作家在那个时代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接续了鲁迅所创造，经由瞿秋白、茅盾、巴金等接续光大的文学传统。因此，说它是一部文学史经典，并非耸人听闻。”张颐武在《需要智慧——评〈命运峡谷〉》一文中对《命运峡谷》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大历史的运动往往淹没了个人的命运，个人的痛苦往往被民族的命运所覆盖，个人成了中国大寓言的不可逃避的部分。但在文兰的《命运峡谷》中，大历史无法化约个人的历史。个人的历史的微妙和复杂足以凸现个体不可化约的价值。这和伤痕文学时代的表述有相当大的区别。伤痕文学时代的表述尝试从一个集体的大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却又进入了一个个体解放的历史宏大叙事。《命运峡谷》则“显示了一种经验的不可化约的特殊性。个人在命运峡谷中挣扎和争取，但多重的失败和挫折却抓住了个人。这部书展开了蔡文若的个体愿望的失败，蔡文若有坚强的个性和强烈的热情，但大历史将个人压缩为无足轻重的微尘般的角色。大历史的命运忽视了个人的命运，但个人命运却不能化约在大历史之中。《命运峡谷》并没有提供拯救和超越的可能，而是将一段历史内部的复杂性和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作了深入的表现”。白烨认为：《命运峡谷》沉淀已久。作品从日常化的角度复现了一个时代，写出了个人无处藏身，灵魂无处置放的时代悲剧。人物和命运背后联系的国家、民族的历史以及那种在民俗民情各方面的表现，成为未来认识民族那段历史的标本。贺绍俊认为：“我确实感到这是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它给人最强烈的感觉是真实感和亲历性。作品看上去是写爱情、情感，实际更重要的是写真正深入骨髓的体验。是那种叫做荒诞历史的、政治高压的心理恐惧感，表现那段历史的畸形化思维和政治迷狂状态。”李星在《对历史和人性的双重拷问》一文中认为：“命运峡谷”是一部融入作者痛切的生命和人生体验的书，是一部不仅对作者，而且对陕西，乃至中国文学来说，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这是一个过来人对自己刻骨铭心的心灵记忆的整合，是一代人的精神苦难史，同时也是对一个时代无奈而痛苦的反思。作品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下的个人化叙事，完成了对历史现实和人性现实的双重拷问。是一部时空交错的命运交响曲，是人生苦难的象征，是大历史下人性的沉沦和叹惋。”而畅广元在《面对历史的沉思》一文中称：“《命运峡谷》向人们展现的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沉重时期的历史画卷。虽然主要写男女青年间的情爱和婚恋在那个人性被扭曲年代里的变异，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是怎样异化人类的本质的。”

　　二、《命运峡谷》以小说的形式展现了历史的图景

　　巴金在《合订本新记》中谈到他的《随想录》时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如果说巴金以散文这种文体将一代作家的遗嘱留给后人的话，文兰的《命运峡谷》则用小说的文体陈列了“文革”中“那些干死的标本”，并和巴金在《无题集·“文革”博物馆》中所强调的“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几十年惨痛的教训”的极负责任感的使命意识殊路同归。陈忠实在《陈列那些干死的标本》中指出了《命运峡谷》的意义：“作家把这一段荒诞写出来，让今天的年轻人感觉到荒诞是准确的。”雷达在《穿越命运峡谷》一文中认为：“对我们民族的健忘症而言，《命运峡谷》是一部能带来某种震动的书，是可以放到‘文革’博物馆里的作品。”阎纲在研讨会发言中认为：“文兰在写‘文革’的作品里显得很突出。写出了历史的大悲剧。写‘文革’中滑稽、罪恶、灾难、最后灭人欲，把作品中的主人公挤到命运的峡谷中去了。”张炯在《时代的荒谬与爱情的悲剧》一文中格外推重《命运峡谷》的“时代镜子”作用和“博物馆”般的容量。文章认为：“我很欣赏这部小说，首先就是它有许多富于时代特色的生活细节的真实描写，特别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生动细节的描写。像‘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乃至于像小说主人公举行特定意识的婚礼和特定时代氛围下的特定思维状态、特定性格语言、真正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不可重复的。如今年轻的一代人已不知‘文化大革命’为何物，他们正是可以通过像《命运峡谷》这样的小说，去感受那业已逝去的时代，认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曾经给许多普通人带来的苦难。”周燕芬在《‘文革’叙事的新开拓》中认为：“《命运峡谷》显然是一部正面反思‘文革’的厚重之作。作家写了特定年代培养出来的理想主义者，写了他们在理想与‘文革’现实碰触下内心的迷惘和痛苦。作品通过个人生命的悲剧性毁灭，来反省这一场全民族共同遭遇的悲剧。小说提出的问题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内核，深入到了现代化与人类关系的哲学层面。作家通过作品所揭示的‘文革’现实及其哲学思考，充满了忧患意识，写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十分震撼人心。”方英文在《〈命运峡谷〉是部大作品》一文中说：“《命运峡谷》是一部再现二十世纪的、特别是‘文革’前后，中国政治与下层百姓不幸生活的编年史。”

　　三、《命运峡谷》为文学画廊增添了葛东红、蔡文若等“典型人物”

　　支撑起《命运峡谷》的，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以葛东红和蔡文若为代表的“典型人物”。陈忠实认为：“《命运峡谷》中塑造的两个主人公是个文学典型。这些人物成为人类进化、生命进化进程中已经干死的标本，它存在历史的档案里头，永远给人们一个警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完成了这个标本，对文学是一个贡献。”周燕芬认为：“蔡文若和葛东红，为我们留下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物精神标本，这应该说是对小说艺术的一种贡献。”她认为，“葛东红的价值在于：他是‘文革’时代的英雄人物，也是被政治思潮所扭曲的悲剧人物，是‘那个时代的多情又懦弱、屈辱又卑微、而有时是自省的、精神濒临崩溃而又苦苦支撑的‘多余的人’”，但作者“并没有将人物简单处理成一种时代的脸谱和符号，作者赋予人物一个善良、纯净、美好的心灵世界，他的政治热情和他的生命需求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将忠厚、善良、诚实、乐于助人、心灵高尚等美好品性与发生在他身上的人性的扭曲和变态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意味深长的形象，是一个伟大的凡人，泥塑的偶像。他善良得愚昧，忠厚得痴呆，正因为他的内心世界的美好与纯净，才愈加显示出悲剧的深重，才愈令读者慨叹不已。”

　　张炯认为：“葛东红的形象是《命运峡谷》最具时代特色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作者写葛东红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肌肉上、在新婚之夜查阅毛主席著作有无关于男女做爱的‘指示’、为抢救《毛主席语录》而致残等颇具“黑色”幽默的细节，透射出整个时代的荒谬和吊诡。”肖云儒在《峡谷中的命运》一文中认为：“《命运峡谷》是近年来现实主义经典化写作的一个收获。作品鲜活地写出了几个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不但凝聚了那个时代深度的社会信息、心理信息，而且揭示了人的复杂性，具有艺术冲击力和社会思考的启悟力。作品的主人公是个罕见的、可以引发许多话题的艺术形象，他们的命运是更内在、更深刻、更具涵盖效应的悲剧。”他说：“葛东红、蔡文若以他们似曾相识唤起了对那个特定时代的民族记忆，这种记忆不但是社会层面的，而且是心理感情层面的，这种记忆又不但是集体共有的，而且叠印着许多个我的人生烙印和心灵痛感。”王仲生在《葛东红——一个荒谬的存在》一文中认为：《命运峡谷》的主人公葛东红，较之以往的一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更为鲜活的、丰富的、悲剧性的审美意蕴和人生思考。他完全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荒谬的存在，一个时代悲剧的证明。”

　　当然，《命运峡谷》的意义并非拘囿于人物形象。吴义勤、孙谦更欣赏小说将“人的情感经历中的激情和理性、游离和决绝、渴望和失望与时代、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荒诞性、偶然性而又不乏震撼性的生存景观的绵密融合。”正因为如此，“小说中每个人的命运遭遇都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与封闭的圆圈，他们彼此之间阴差阳错的关联与错位，既是时代之手与命运之手拨弄中无法逃脱的宿命与劫难，又是作家进行灵魂叩问与犀利审视时情感涌动的根源。”

　　四、《命运峡谷》用自身的破碎见证了荒诞的历史，对叙事有新的突破

　　雷达认为：“要说到《命运峡谷》对人的精神戕害，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以及对荒诞本质的揭示，产生了时有惊心动魄之笔的原因，那就是过去的文本中，身体是缺席的，而《命运峡谷》靠突入身心，召回欲望，一新笔墨。因大胆写了身体，因而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陈晓明在《革命年代的身体见证》一文中认为：“《命运峡谷》是一部革命年代的身体修词学。到现在为止，写‘文革’，写在那样一段特殊历史下，我们身体的表现，《命运峡谷》是最彻底的，最淋漓尽致的。人物的个性生命与历史充满了辩证法。作品写得非常深刻的地方，在于对历史的把握，就是当个人欲望和历史欲望发生强大冲突的时候，作品并不是一味地从历史的角度、概念化的角度去写，而是充满了对欲望的直接经验性表达。作品通过对身体破碎的描写，引入对精神超越身体的‘另类精神’的书写。这是一种另类精神，在那样的年代，依然有一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自我捍卫的精神，他或者不为时代所容，或者被时代漫画化，或者始终是异化的存在，却有一种倔强性的品格。”文章将《命运峡谷》中的蔡文若和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比较发现：“用身体的焦虑和无能来控诉时代的压抑，在章永麟的身上曾经表现过，章永麟通过政治上的自觉成全了身体。但蔡文若没有，他的精神性存在与身体分裂，并且与时代分裂。他的身体的无能没有使他精神萎缩，相反，精神超越了身体。他始终坚持了他的精神——与时代分裂的精神。在这里，身体以它破碎的形式展示了历史生命特殊存在的形态。这些身体以其破碎来捍卫生命的尊严，这是一种荒诞式的也是悲剧式的捍卫。”

　　记得十多年前，《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在《一部直面现实的力作——读文兰的长篇小说〈丝路摇滚〉》中慨叹道：“在当今热点纷呈、标新易帜的小说界，文兰可以说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小说家。但如果读读文兰的中短篇小说集《攀越死亡线》和长篇小说《三十二盒录音带》，便会感到……文兰对题材的广泛涉猎、生活积累的沉厚、对他所熟悉的人物心理世界、感情历程展示的细腻和深度、作品中洋溢着的对人格力量和人间正气的褒扬，以及在他匆忙身影后面潜隐着的对艺术的苦苦思考矢志追求和对营养成分的广泛吸收，均在不同程度上显示着他的文学气度和文学抱负，也在催促着文兰积蓄着的文学暴发期的来临。”十四年后，文兰的《命运峡谷》终于完成了长期沉积之后的壮丽喷发，成为“文革”叙事不可忽略的重要作品。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