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懿翎著长篇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每隔那么一段时间，就有一本书——连带它的作者——引起文坛上一阵小小的骚动，这一次是《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及作者懿翎。由于懿翎的特殊性，此次骚动更引人注目一些。这位作者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敢作敢为的名编，当年操作倪萍的《日子》出手不凡，令人大开眼界，这一次又领教了她在小说创作上的功底，

　　我们都算懿翎的死党，夸懿翎的小说本该有些忌讳，但是没关系，我相信这部书禁得起捧杀的考验。一般而言，如果朋友们中间忽然有一位宣称他也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杀青，就要拿给大家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沉甸甸的，生怕到时候不好说话。这次不一样，我们翻开这部书的第一页，就咧嘴笑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陌生的、无法忽视的作家，你有责任细心研究她的作品，体会她的贡献。以后，我们再见到懿翎，和他交谈，说不定会感到她的每一句话都耐人寻味。

　　这种感觉真是从第一页第一段开始的，这一段很长，开头的文字是：“我坐着半腚腚的牛车赶到县一中时，夕阳已经红了。车上的十七只母鸡和一只公鸡饿得眼睛都闭上了。它们在大缆筐中窝憋了八十里山路，这会儿就剩下委屈又娇气的咕咕声了。半腚腚一路高唱《打连成》、《捡蓝炭》、《黄莺亮翅》，兴致十足，可一进县里的迎暄门就耷拉下脸说：‘狗日的整整走了一天，路冤哩。’”——仅仅读到这里，我本人对懿翎的敬意便油然而生。你可以确定，这位陌生的作家在把握语言上的分寸是十分到位的：没有多用一个字，也没有少用一个字;既保持了精练，也保持了自然;叙述基调是书面的，暗含典雅;“半腚腚”、“委屈又娇气”、“路冤哩”等口语又渲染出生动的民间色彩。往下读去，一直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段，又可以发现，这部书在语言形式的丰富性上达到奇特的效果，文言、土语、学生腔、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都市语言、乡村语言、科学语言、艺术语言、旧小说语言、新小说语言色彩纷呈，熔于一炉，不着痕迹，交相衬映。显然，这是由于作者生活经历多样、阅读面开阔、社会交际广泛、对语言极其敏感所致，也与作者长年当编辑有关。仔细想想，现代人日常语言的成分的确已变得十分复杂，不再纯粹，张懿翎的写作正呈现出这种新的时代特色，同时也为小说文本提供了新的样式。尤其是，在年龄相仿的作家中，能够像懿翎这样将新式叙述和旧式叙述如和面一样和匀的作家是不多的。作为编辑，懿翎需要多与作家打交道，大概在语言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情况也不少，我想，有了这部书摆在案头，作家们应该比以前更服气一些。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取材自作者青少年时期的插队生活，那自然是文革时期。有关文革的叙事，在以往小说中，多表达为集体的记忆，力图反映出那个特殊年代给全体国民打下的显明烙印，因而，主要是历史和政治的叙事。不过，从实证的观点来看，历史这东西又应分解为无数个体的经历，仅靠宏大概括不能复原历史全貌。在这个意义上，《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的私人方式似乎更逼近历史真实。书中，主人公小侉子来到乡村时还在上学，够不够得上知青身份还成问题，于世事半明半暗，对命运浑然不晓，就一家伙融进了现实背景。当年从城市大片大片移植到农村的植物中，她属于存活得最好、生长得最茁壮的一株(一开篇读者就读到了她乘牛车带着十七只母鸡和一只公鸡赶到县一中的情形)，正由于如此，通过她的眼光，我们毫无隔阂地熟悉了那个时期中国一个普通县份的生活场景。在那个县份，政治运动若隐若现地进展，寻常百姓柴米油盐地过日子，正可以原生态形容。我以为，这是一部描写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更可信的纪录。

　　读《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时我不断脱帽--向书中的主人公--作者的原型致敬。我认为小侉子代表了我们人群中的一个令人激动的、性质活跃、永远不安分的元素，表面上，她没心没肺、过得浑浑噩噩，甚至不关心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降临，但是，她的旺盛的生命力、顽强的生存能力、热情如火的生活愿望是颇具感染力的，这个形象很容易跨越时空，成为人类生命意志的一种形式的象征。同样，书中的另一极--数学教师江远澜也超越了现实化世界的法则，他生活在数学法则之中，文化革命在他的意志表象中并不重要，因而与女主人公甚为合拍。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也构成一段神话。应当顺便提到，作者对于数学世界的描写相当精彩而富于人情味，也是一绝，如写数学题中的幽默意味(狐步与狗步的计算等等)，写人际关系中的数学概念(“我活得比负数还可怜”等等)。为写这部书，据说懿翎搜集过一书架数学书籍，所以，这部书的成功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