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花腔》之后的变化 现实是历史的一部分

　　做一个“知识分子”

　　新京报：过去你多数是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这次为什么突然想到落笔农村题材了?

　　李洱：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我期望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关注自己的生存群落，那他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来说，“我”就是“我”，“他”也是“我”，这二者同等重要。所以，关注“他”的生活，比如乡村变革，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对我来说，关注乡村，还跟自己对乡土中国的认识有关。我总觉得中国是个超级的农贸市场，是乡土中国。这样一种说法，在上海、北京这些大都市里的人，可能会有异议。从政治中心北京看中国，是一个中国，从经济中心上海看中国是又一个中国，从中原看中国，也是一个中国。我碰巧在这3个地方生活过，我的突出印象是，中国就是个农贸市场。最后一个考虑，我想说的是，至少在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农村走在了城市的前头。所以，我将故事放在乡村背景下讲述，对我来说就成了一种必须之举。

　　新京报：如果说你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写农村小说，那么你的小说是不是文学想像的农村，或者能不能说农村只是你表达的载体?你想通过农村表达的是什么呢?

　　李洱：乡村急剧的社会变革，首先是我关注的焦点，其次是我表达和做出诉求的载体。我乐于承认，我是以自己所期望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写这部小说的。我想，我或许表达出了乡土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可能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传统伦理与民主实践的复杂纠葛，比如“知”与“行”之间存在的错位，比如外来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博弈。我想再说一遍，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乡村，也存在于城市，存在于知识分子之间。

　　难以命名的悲欢

　　新京报：《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个很怪的书名，能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吗?

　　李洱：乡村有一种“颠倒话”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现在城市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经常唱这种“颠倒话”，它的开头常常是“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颠倒话”可以把很多悖谬性的经验用押韵的方式唱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民谣。它可能是对自由的向往，也可能是要表达拒绝和自嘲。当然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可以用它来颂赞。从修辞学讲，这应该是一种很奇特的修辞格。这部书里写了很多“颠倒话”，有些是古已有之的，有些是我自己编的，比如我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编了进去，把地铁站也编了进去。我不编，几年之后也会有人编，并且把它高声唱出，有人或许还会对它进行研究讨论。

　　新京报：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多都写到农村生活的苦难和悲惨，而你笔下的农村带有一些独特色彩，它是幽默的，似乎还有一些惊心动魄。

　　李洱：与苦难相对应的好像是幸福。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会有一种基本的主题，那就是对幸福的诉求。正因为有了人生的悲苦，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种亘古的诉求。农村题材的小说当然也不例外。可能农民的悲苦更多一点，所以人们对这样一种写作的印象也就更为深刻。我不喜欢把苦难推到极端来写。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写日常生活中那种尚未得到命名，更难以得到命名的悲苦和欢乐。

　　《花腔》之后的变化

　　新京报：谈到小说一定会谈到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里，主要塑造的人物孔繁花和张殿军等我觉得人物形象都特别清晰，可是我又很难给读者描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你觉得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叙述的密度问题?

　　李洱：先说密度。我特别希望小说写得结实有力，每一笔都落到实处。那种松松垮垮的小说，我拿起来看不到一页，就会扔到纸篓里。谈到人物的塑造，形象清晰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复杂。生活中有哪个人物是可以用一句话说清的?小说中能够用一句话说清楚的人物形象，肯定是失败的。贾宝玉只是一个孩子，孙悟空只是一只猴子，可我们能说清吗?孔繁花作为一个生活在不同文化夹缝中的人物，当然不容易说清楚。

　　新京报：我很想了解在经历了《花腔》之后，你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最终写了这种风格和题材的小说?

　　李洱：因为我把历史看成是现实，所以我写了《花腔》;又因为我把现实看成是历史，所以我写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历史是现实的一部分，现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既没有非历史的现实，也没有非现实的历史。这是我的基本想法。我的变化只是，我对写作越来越有信心，而对现实却越来越感到艰难。与此相应，我对自己在写作中所做出的每一个诉求，我知道它伴之以希望，也伴之以不安。(采写/本报记者术术)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