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五虎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一批先锋和实验派作家以破坏性的姿态集体亮相，在稿纸上用中文嬉戏，尝试着文学的各种可能。他们理所当然成为了文字英雄，人们送给作家偶像般的称谓——“东邪”余华，“西毒”马原，“南帝”苏童，“北丐”洪峰，“中神通”格非。

　　用王蒙的话讲：那时候，文学界各领风骚三五天。作家们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时代。余华和马原两个人，光着膀子盘起腿坐在莫言床上，一聊一个通宵。

　　而今，二十多年过去，大多数作家虽并未停止写作，但时代变迁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岔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契机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也让曾经的先锋实验作家这些年不同的境遇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正如一位网友总结的那样：“北丐”洪峰归隐山林，“南帝”苏童成为了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东邪”余华作为特殊人才住进了西湖边的高级别墅群，“西毒”马原患了肿瘤后却在海南怡然自得，“中神通”格非头发白了。他们的命运轨迹，似乎真与金庸笔下5位武林高手有着某种相似。

　　“北丐”洪峰

　　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洪峰和余华的名头相差无几。曾以小说《奔丧》惊艳文坛的洪峰，近些年的关注度，远超过了他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只是都与文学无关。

　　自从第一次来到云南，洪峰就被这片离天空很近的土地吸引，山间平静安详的生活一直是他向往的。他甚至在村子里建造了一个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山庄，用女儿名字命名为——珞妮山庄。洪峰每天在这里读书写字，直到今年除夕之夜，因为所谓的“土地租金”问题，洪峰被村支书带人给围殴了，在意外惊醒一个作家乌托邦美梦的同时，引起了外界一片唏嘘。

　　事实上，早在多年前，洪峰就以令人错愕的方式闯入过公众视线。因其所供职的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以他“不坐班，长期联系不上”为由，停发了他每月两千元的工资，洪峰写信给当时的沈阳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说明情况未果，他一气之下来到大街行乞，为避免被当做盲流送进救助站，他挂了个牌子，上面写了他的名字，户籍地址和单位，却并未写明他是个作家。如今，前天“被打事件”似乎已经风平浪静，洪峰的“隐居”生活得以继续，但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切断和这个世界的正常联系，也没有陶渊明那样隐居的想法，我只是喜欢这种相对安静清洁的生活。我并不寂寞，寂寞感只在都市里才有，到了山里，从没有过。”

　　现在洪峰的日子正在接近他的理想。玩微博(在新浪微博，他有47万名粉丝)，养藏獒，当然还有写作。“被打之后，我发现又想写作了，也愿意和外界发生一些联系，为此我要感谢那个打我的村支书。”

　　回到文学。洪峰的新作——长篇小说《梭哈》已经出版。这是洪峰第一次用电脑写小说。《梭哈》是一个现实题材故事，对准更多的是底层社会。

　　一些评论家所言，当年的先锋作家纷纷转向现实主义写作，但在描述当下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已丧失了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

　　对此洪峰并不认同。“我和这帮作家分别快20年了，没多少可能阅读他们的作品。从纯粹写作的角度讲，我觉得哪一种主义都行，如果他们转型就有转型的理由。就我个人而言，《中年底线》、《革命革命啦》、《恍若情人》、《梭哈》都是我在2000年之后的作品，都在描述这个所谓变迁中的当代社会。”

　　如前所述，在一些人看来，那些先锋和实验作家的转型算不上华丽。

　　进入90年代后，至少在表面上，先锋作家的先锋性就已逐渐褪去。作家们不再毫无忌惮地进行语言上的实验，而是把更多笔墨回归故事本身。苏童曾说：“其实从《妻妾成群》开始，我就不先锋了，后来有了明确的观念，不写别人看不懂的东西。”

　　而他们中间，转型最为明显的是余华。

　　“东邪”余华

　　几年前，余华的《兄弟》在飞速成为畅销书的同时，也遭遇了文学评论界近乎一致的批评。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兄弟》是我自己最疼爱的作品，因为它是我四部长篇中被别人欺负得最多的一个。”

　　现在的余华偶尔以“文坛前辈”的身份出现在一些发布会和见面会上。距《兄弟》出版又过去了六七年，余华只在去年出版了一部描述中国当下社会的随笔集，而新小说正在创作中。

　　与余华相比，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格非则一直在平稳地写作，并把他的先锋气质温和地融入作品之中。在2004年出版了《人面桃花》后，他又连续推出了《山河如梦》和《春尽江南》。评论界普遍把这三本书看做格非从先锋写作转为现实写作的标志。格非自己也曾说过：“年轻时对超越生活有兴趣，对现实生活没兴趣，专注于小说外在的形式和文笔，我现在也觉得，那时候的写作做作得有些过分。”

　　“西毒”马原

　　然而，或许与整个文学的边缘化有关，甚嚣一时的先锋作家们转向现实主义后，在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再未获得曾经群体性的辉煌。

　　与格非不同，被誉为“先锋五虎将之首”的马原，一停笔就是20年。20年来，马原的命运像是一部电视剧。

　　回顾先锋文学，马原是绕不开的人物，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但留下那句更著名的“小说已死”后，马原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离开激发他创作灵感的西藏，马原先是用17个月，几近两万公里跋涉，自费拍了一部叫做《中国作家梦》的纪录片，但没人愿意播出，片子很长一段时间放在库房。马原还混过影视圈，给人写剧本。

　　后来马原去了同济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开创了中国职业小说家进入大学任教的先例。他的课曾一座难求，甚至大部分教案都已出版成书。他还搞过房地产，当公司的执行董事，同时负责所有设计工作，经常为了诸如“这个户型需不需要保姆间”开各种各样的会。最后马原觉得房地产太累，还是教书比较适合他。

　　然而，马原的命运出现转折。

　　2008年，独身17年的马原再婚，婚后不久，马原在上海被初步诊断为胃部肿瘤，在可以接受全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的情况下，马原拒绝手术，令人惊讶地逃离了医院。这位小说家的医学理论是：肿瘤与身体相依附，你不和它过不去，它会和你相安无事，如果你动它等于一损俱损。于是马原离开医院，来到了妻子的老家海南，每天喝救命的好水，骑单车健身，画油画，给老婆老妈孩子做饭。

　　20年后的新作《牛鬼蛇神》与这场病有关。前年的某一天，格非接到马原电话，马原非常严肃地说：“你出来一下，我想和你谈谈。”两人见面后，格非问马原：“谈什么?”马原答：“谈生死。”

　　一年多后，当马原把一部叫《牛鬼蛇神》的小说发给格非时，格非发现小说中关于生死的思考来自他们的谈话。马原曾说：“他重新提起笔，是对格非的回应”。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