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

　　把残雪与余华联系起来，不知人们是否会错愕。二者尽管有种种差异，但我却能从两人小说中看到一种相同的看待现实人生的眼光。残雪的小说世界如垃圾堆，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如屠宰场。垃圾堆与屠宰场总有相似之处，这就是二者都很丑恶肮脏。在残雪所造就的垃圾堆上，人成了在垃圾里翻动拨弄的苍蝇，而在余华造就的屠宰场里，人则既是屠夫又是屠宰的对象。残雪的小说世界散发着刺鼻的腐臭，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当我说余华的小说世界是人与人相互残杀的屠宰场时，并不 完全是在使用一种比喻的方式。在他的小说《古典爱情》中，就详细地写了在大饥荒的岁月里，人怎样被饭店当作菜人活割出售)。无论是残雪还是余华，写出的都是人性的邪恶、凶残，写出的都是相互敌视、相互残害 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二者的相同，主要还不在于描绘了相同的人间风景，而在于对待这种风景的相同的态度。面对人性的丑恶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卑污，在我看来，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因为认定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从来如此，只能如此，永远如此，所以也就认可了人性和人类生存的现状，承认这种现状存在的合理性，与这种现状握手言欢;第二种是面对这种现状痛心疾首，苦苦探索着这种现状能否被改变以及怎样才能改变;第三种则是即使认定这种现状从来如此，只能如此，永远如此，也决不认可这种状况，决不与这种现状妥协，而是永远对这种现状发出怪鸱般恶毒的诅咒。古今中外，以各种艺术手法揭示人的本性邪恶、凶残，描写人类生存状况丑恶、肮脏的作品，可谓多矣。但可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描写态度而将这一大类作品大体分成三小类。残雪和余华的小说无疑同属这一大类，这一点有目共睹。而我在下面将试图说明，二者的小说还同属于三小类中的同一小类。

　　把残雪和余华分别与鲁迅相联系，都已有人做过。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发表后，有人认为这就是鲁迅当年所期待的“真的恶声”。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发表后，有人也因此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实际上，残雪、余华与鲁迅的相似，并不限于个别作品，而是整体性的。鲁迅在许多小说中，也同样关注了人性的阴暗残忍，也同样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敌对。鲁迅也同样看到了残雪、余华所看到的人世风景。这是两位当代小说家与鲁迅之间的相同之处。然而，鲁迅看待同一风景的眼光，却与两位当代作家迥然有异。残雪、余华与鲁迅的相同，是不难被人们重视的，但残雪、余华与鲁迅的相异，则是更不应该被人们忽视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首先对残雪、余华进行比较，然后再将二者与鲁迅对比。与鲁迅的对比，将使我们看到，残雪、余华的小说是否就是鲁迅所呼唤的“真的恶声”。

　　一

　　残雪有一部中篇小说名曰《苍老的浮云》，余华有一部中篇小说名曰《世事如烟》。一是云，一是烟，二者都寓意人间世态，二者都把种种人事写得如云烟般既清晰又飘忽。残雪与余华的小说，也正如云与烟一般相似。

　　在《苍老的浮云》里，残雪写了邻居之间、夫妻之间、父子母女之间、情夫情妇之间、同事朋友之间的日常关系，这种关系是那样卑琐丑恶。人与人，哪怕是亲人与亲人、情人与情人之间，都相互窥视，相互怀着恶毒的意念;都不能相互怀有丝毫爱意，不能相互相怀有丁点儿高尚美好的感情。在虚汝华心中，曾有过几次美好高尚的感情萌生，但这种感情始终强盛不起来。这几次稍稍美好高尚一点的感情都是因既是邻居又是情夫的更善无而生。当情夫来时，看见自己喝汤时弄在胸前的两大块油渍，“她忽然觉得羞愧起来，这是一种陌生的情绪，为什么呢?大概是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小事吧，她记不得了。”羞愧，对于残雪小说中的人物来说，的确是一种十分罕有的感情;而且羞愧，对于人类来说，也永远是一种可贵的感情。类似的感情，在虚汝华心中还有过几次，但都一闪即逝。虚汝华自己就嘲笑、轻视、鄙弃这种稍稍美好、高尚、可贵一点的感情。有一次，虚汝华在更善无面前诉说自己的痛苦时，“带点儿撒娇的语调，连她自己听着都皮肤上起疙瘩。”虚汝华在情人面前自然而然地撒娇，而同时又厌恶于自己的撒娇，觉得这是令人作呕的。我们看到，虚汝华心中这种稍稍美好、高尚、可贵一点的感情，在残雪的小说世界里，宛如巨大的垃圾堆上的一朵小花。垃圾堆是广大无边的，是臭气熏天、苍蝇密布的。而在这样的垃圾堆上，居然开出了一朵小花。对此，小说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热烈地赞美这朵花，用满腔热情去浇灌这朵花，用无限怜惜去精心保护这朵花，让她长期开放，并且越来越硕大，越来越鲜艳，在肮脏腐臭中，显露着美丽和散发着芬芳。也就是说，把这种心灵中存在着的花朵般美好高尚可贵的感情作为一种与人性中的邪恶凶残相对抗的力量。如果是这样，那么，残雪的小说将会给人别一种感受。即使仍然写了那么多的肮脏丑恶，即使仍然把人间世界写成广大无边的垃圾堆，只要有这样一朵小花傲然独立，就会令人在肮脏丑恶中仍看到美好，在刺鼻臭气中仍嗅到芳香，在刺骨寒冷中仍感到温暖，在悲观失望中仍看见希望。然而，残雪没有采取这种态度。面对广大无边的垃圾堆上瘦弱凄然地开着的一朵小花，残雪不是让无边的垃圾显得可鄙可笑，而是让这朵小花显得可鄙可笑;不是认为无边的垃圾是一种不合理不真实的存在因而应该灭亡，而是认为这朵小花是一种不合理不真实的存在因而应该灭亡;不是用这朵小花去否定无边的垃圾，而是用无边的垃圾来否定这朵小花。说到底，这朵垃圾堆上的小花是无根的，是被人硬插在上面的，因而残雪要把它拔除。然而，被残雪之手拔除的这朵花是谁的手插上去的呢?也是残雪之手。残雪在广大无边的垃圾堆上插上一朵花又拔除了它。这表明残雪一方面希望有这样一朵花，另一方面又对它的真实性发生怀疑。这种对人性中显露出的美好高尚可贵的一面既珍爱又怀疑的心态，在残雪的别的作品中也有所表露。例如，在《天堂的对话》(之三)里，有这样的句子：“每次你不由自主地吻了我的嘴唇，我就说：‘亲爱的’。只要我说了这句话，我马上变得苍白而冰凉，然后左右环顾，躲开想象中的黄蜂。”这里表示的，是对自我的爱情的深刻的怀疑。自己就怀疑自己爱情的真实性，白己就对自己的这种爱情感到厌恶可笑。这同《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对待自己心中爱情的态度是相同的。亲人与亲人之间的亲情和情人与情人之间的爱情，该是人世间最真实最炽热最坚固最持久的感情，而如果连这两种感情都被否认了，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一副面目呢?于是，我们在残雪的《苍老的浮云》中看到了夫妻之间的相互厌恶和憎恨，父子母女之间的相互窥视和仇视，同事邻居之间的相互坑害和中伤，以及看到了情人之间的所谓相爱也那样可笑滑稽和令人恶心。在《苍老的浮云》中是这样，在《突围表演》中是这样，在《黄泥街》中，在《公牛》中，《在山上的小屋》中，在《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中，在《我在那个世界的事情》中……都是如此。残雪的全部作品，都在以写意的手法，浓墨重彩，不似似之地描绘着人际关系的图景，而又总着重以描写亲人之间和情人之间关系的丑恶来表示对人性的怀疑，表示对人的悲观绝望。

　　真的，如果亲情与爱情都是一层纸糊的伪装，如果亲人之间和情人之间都相互算计相互迫害相互厌弃，那人间还有所谓美好高尚可贵的东西么?那人还有救么?

　　二

　　余华尽管与残雪有种种相异，但在最重要的方面是一致的。同残雪一样，余华也描绘了—幅人际关系的图景，同残雪一样，余华也热衷于揭示亲子兄弟之间的亲情和夫妻情人之间的爱情的虚假。《世事如烟》不仅在题名上令人联想到残雪的《苍老的浮云》，而且在结构方式上也颇相近，至于内在意旨，则更有相当的一致性。在《世事如烟》里，我们看到算命先生为了自己长寿，不惜把五个儿子都克死;看到6以每个三千元的价格将6个女儿都卖到远方(哪怕女儿被买走后不久便被摧残致死也无动于衷，最小的女儿为了逃避姐姐们的命运而自溺后，6则与人讨价还价后以二千元的价格卖掉了她的尸体);看到祖母与孙儿乱伦而怀孕，看到为了自己健康长寿而将儿子卖给算命先生，虽然明知卖给算命先生后会被克死……同残雪一样，余华的作品，也几乎都在诉说着人与人之间是如何相互残害，哪怕是亲人对亲人，也那样冷酷自私。在《现实一种》中，我们看到兄弟相残，在《四月三日事件》中，我们看到儿子怀疑父母欲置自己于死地，在《一九八六》中，我们看到夫妻父女怎样变成不相干的路人，在《古典爱情》中，我们看到妻女怎样被丈夫和父亲卖给酒店又怎样将她们活割零卖给顾客下酒……余华以自己的作品，显示了人的兽性。残雪和余华，都把人写成了别的动物：残雪把人写成了蝇鼠龟蛇，而余华则把人写成了豺狼虎豹。

　　残雪曾在自己所描绘的垃圾堆上插上过几朵小花。尽管插上之后又拔掉了，但毕竟表明了对花的向往。而余华虽把人间世界写成了一座屠场，但也仍写了人类身上异于动物而又高于动物的一面。在余华小说中，《一九八六》可谓是最血腥的，但这种血腥来自疯子的自我宰割。写正常人对正常人的屠戮，《现实一种》和《古典爱情》该是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但恰恰在这两篇小说中，余华都同时显示了人性变得美好的某种可能。《现实一种》中，山峰在踢死侄儿后精神崩溃，他恐惧了，心虚了，身心都极度衰弱，以致山岗轻而易举地便收拾了他。山峰在踢死侄儿的同时其实也就踢死了自己。他知道自己不可饶恕。而山岗在以奇异而残酷的方式处死了山峰后，也同样精神崩溃，他也实际上同时处死了自己。犯罪后而能精神崩溃，显示了人的天良并未全泯。其实，这篇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对山岗处死山峰后精神状态的描写。乍一看，如果小说写到山岗.被处死刑后即结束而没有后面那一大段对于医生们解剖分割其尸体的详尽描写，小说似乎更完美。有位论者就认为后面这一部分是败笔，是赘疣，是“骂世过甚”(曾镇南：《现实一种》，《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后面这一大段描写虽极冷静客观但用意仍在“骂世”，这点我的感觉亦如是。但认为这是败笔和赘疣，恐怕因为仍未能真正看透这篇小说。实际上，如果没有这后面的一大段描写，小说的意旨将会很不相同。余华写了山岗在处死山峰后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显示了人性变得更美好的可能，显示了人是有可能变得更善良的。如果就此结束，小说仍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仍留给人们一线希望一丝温暖。但是，这是余华所不愿意的。对业已显示出的可能性，余华在显示了之后即刻便对它发生了怀疑，因而又急于取消它，否定它。而取消和否定的方式，就是最后那大段对医生解剖和瓜分尸体的描写，就是以这种描写来更“过甚”地“骂世”。一个人的身体就这样被同类在嘻嘻哈哈中像拆散一件木器一般地分割，皮肤、眼球、睾丸等器官则被安装到别的活人身上，这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都是一种嘲弄一种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一件木头又有什么不同呢?在《古典爱情》里，写了人肉被活割下来出卖，在这种情况下，人与猪羊无异，对此，读者会怵目惊心。但这毕竟发生在大饥馑的特殊岁月，人还能为自身在这种岁月的行为辩护。而《现实一种》中对人的尸体的分割，却因打着科学的旗号和出自救人的名义而非但不被人们视为野蛮反而往往被人们视为神圣。但从更深处着眼，则此种分割尸体的行为与《古典爱情》中活割人肉的行为实乃同出一辙。分割尸体乃是为了他人能活下去或能活得更好，而活割人肉也是为了他人能活下去或能活得更好。吃人肉与使用他人身体上的器官，本质也无差别。但在人们的眼里，分割尸体与活割人肉，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一是分割尸体，人已死，因此尸体也就成了一件物什;一是宰割活人，人尚活，因此仍有人的价值和尊严寄寓在身体上。正因为如此，分割尸体与活割人肉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科学”、是“文明”、是“救死扶伤”、是“人道主义”，后者则是“残忍”、是“野蛮”，是“兽性大发”，是“丧尽天良”。在这里，人们把生命视作了最高的价值标准。而如果把生命，把是否还活着看作最高的价值标准，那人与其他动物也就毫无区别了。把生命视做最高价值标准，也就必然要承认不择手段地求生是合理的，而在大饥馑的岁月里以人肉充饥，也自然就无可指责了。实际上，如果他人的皮肤、眼球、睾丸都可以用来安在自己身上，那人肉为什么不能用来填充肚皮呢?所以，《现实一种》中最后关于解剖分割山岗尸体的描写，看似闲笔、败笔，实则大有深意。一种对人的怀疑、否定和绝望，如刺骨寒气从那平静的叙述中扑面而来。余华刚刚放出一点暖气，马上又用更大的冷气扫除了它，正如残雪刚插上一朵花又拔除了它一样。同样的情况，在《古典爱情》中亦可见到。在《古典爱情》中，虽写了男人把妻女都当作莱人卖给酒店，写了店主为了味道鲜美而将人肉活割出卖，但是，也写了柳生与惠小姐的真挚坚强的爱情。即使在大饥馑的岁月，即使在他人都变得比野兽更凶残的时候，柳生也未丧失这份爱意，仍用最后的金钱从酒店赎回惠小姐的尸体并为她安葬。而且，柳生还在惠小姐墓旁筑庐而居，终身陪伴她。柳生的行为与其他人形成鲜明对照，同样使我们对人仍怀有希望，使我们心中仍生出些许温暖。小说结尾，惠小姐在墓中快要复生了。而复生之后，本可以与柳生结成恩爱夫妻，这实在是人间少有的美事。但是，余华不想让这种美事成为现实。他在惠小姐快要复生前，让柳生急不可耐地掘开坟墓，遂使此事不成。于是，一场爱情最终以悲剧结束。余华写了真挚的爱，但又以这样一种方式葬送了这种爱，否定了这种爱。余华不能让柳生与惠小姐真的结成夫妻，因为他不能确信在二人共同生活后，那种真挚的爱会长期存在。惠小姐本是大家闺秀，但千金之躯却沦落为任人宰割的菜人，一定是被人出卖的。被谁呢?该是她的亲人吧!余华不能相信在下一次大饥馑时，柳生不会像别人一样把妻子作为莱人卖给酒店。所以，余华干脆不让惠小姐复生，不让柳生与她结成夫妇。

　　三

　　读残雪和余华的小说，我每每惊异于二人都那样不厌其烦且又是如此冷酷无情地诉说着丑恶、肮脏、血腥。不喜欢残雪和余华小说的人则干脆断言作者心理变态。其实， 残雪、余华比那种一味讴歌人性人情的真善美的作家要深刻得多，诚实得多。残雪和余华，看到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是那样强大真实而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则如此软弱虚幻，所以才固执地展示了人间丑恶。人只能以现有的方式存在吗?人还能以别的方式存在吗?对此，残雪和余华不想去思考探索。二人写的都是一种拒绝探索人类心灵的小说。残雪和余华的小说，都从不深入人物心灵。余华《现实一种》中山岗处死山峰后的精神状态，多少令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的心理状态。但余华完全只写了山岗的外在行为，让读者从这种外在行为上猜测出他的内心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进入了人物内心，从内部详细展现了人物复杂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残雪小说的叙述者，则更是从距人物心灵很远的地方叙述。不屑于展示人物内心，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人的心灵的探索。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人的心灵没有探索的价值。说到底，人以别种方式存在和人变得善良美好的可能性，只能存在于或不存在于人的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不厌倦地探索人的内心，之所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拷问人的灵魂，无非是希望从人的心中榨出使人以别的方式存在的可能性，找到人心中可对抗自身的恶的善。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锲而不舍地展示人的内心相对照，残雪、余华则乐此不疲地展示人外在的恶。陀氏没有兴趣过分描绘人的外在的丑恶，并不像余华那样工笔画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经过，而是工笔画出人物的心灵，而残雪、余华则对人的内心不感兴趣，只热衷于人的外在的丑恶行为。在这里，对人的内心活动和外在行为的不同兴趣不同侧重，决非一种技巧性的差异，显示的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心理和人生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不去过多描写人的外在行为的恶，是因为他坚决拒绝承认这种恶是不可改变的，坚决拒绝承认人的既存状况是合理的和永久的。而他之所以热衷于探究和拷问人的灵魂，就因为他坚决不放弃对人的灵魂的希望，坚决拒绝否认从人的内心中能找出可以对抗人自身的恶的善。而残雪、余华对人的外在的丑恶行为的纤毫毕见的描写，而且是冷静地客观地不动声色地描写，实际上构成了对人的既存状况的肯定，是在证明这种状况的合理性和永久性。二者之所以拒绝进入人的内心，则是在拒绝承认人心中还有可能使人变得美好善良的潜能。人身上、人心中偶尔闪现的一点美好高尚的东西，都被残雪、余华无情地否定了，无非因为这种东西被认为是无根的和虚幻的。这里显示的，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的观照人的现存状况的眼光。前面说过，看待同一种人世风景，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眼光。残雪、余华同属第一种，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属第二种。

　　那么，鲁迅呢?

　　四

　　最先使我从残雪、余华想到鲁迅的，是二人各自的小说《山上的小屋》和《四月三日事件》。它们都令人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山上的小屋》中，主人公“我”，是一个老是疑心他人对自己怀有恶意的人， 而且，这对她怀有恶意的人是她的父母和妹妹。这自然令人想到《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其实，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残雪的许多小说，都是一个怕遭人伤害的女子在自言自语、疯言疯语。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 则与《狂人日记》更相近了。鲁迅的许多小说，其实意旨与残雪、余华小说都有很相近之处。我们过去对鲁迅小说的理解，太拘泥于社会学层面和局限于国民性视角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鲁迅小说，则鲁迅的许多小说也 是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讨亲情、爱情的真实性和有限性。《狂人日记》是如此，鲁迅的其它许多小说也是如此。

　　然而，指出残雪、余华与鲁迅的相似相同性，并非我的目的。我所更感兴趣的，是残雪、余华与鲁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对待方式，是两位当代作家与鲁迅之间的精神差异。鲁迅虽然也致力于写人性之恶，但鲁迅从不溢恶。即使像《示众》这样的作品，也是非常写实的。残雪、余华把几乎全副笔墨都用于对人的外在行为的丑恶的描写上，而鲁迅则并不如此。鲁迅的许多小说，也完全可以写成余华式的。《孔乙已》中，孔乙己偷盗被吊打，若是余华，则可能详细地写被打的过程，写孔乙己怎样被吊起来，怎样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怎样哀号求饶，从而把小说写得很长。但鲁迅却并不。他只写孔乙己“皱纹间常夹杂些伤痕”，“脸上又添了新伤疤”，写孔乙己拖着被打折的腿用双手走着来到酒店。鲁迅不正面写孔乙己被打，而这样适合于渲染暴力、血腥的机会，是余华从不放过的。在《药》里，鲁迅也不正面写夏瑜怎样被杀头而康大叔又怎样用馒头去蘸血，若是余华，也会详尽地去描写这些。《弟兄》中，鲁迅也并不去写那对相打的兄弟怎样相打，而在《现实一种》中，余华则详细地描了兄弟怎样相残。鲁迅与余华的差异，也就是鲁迅与残雪的差异。写人性之恶而又并不溢恶，这一点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同而与残雪、余华相异。在指出其中的原因之前，让我们比较两部具体作品。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与鲁迅的《狂人日记》都很相似。且让我们将《四月三日事件》与《狂人日记》做些比较。

　　《四月三日事件》与《狂人日记》的相同和相异，可以显示出残雪、余华与鲁迅在对人的理解上和在精神世界上的相同和相异。《狂人日记》写了一个患迫害狂的青年，他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憎恶他和想迫害他，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已联合起来，要对他采取一次阴谋行动，这行动就是吃掉他，他坚信主谋便是他的大哥。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已经联合起来了，都准备就绪了，都在渴望着分享他。《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吃人的关系，而这种人吃人的关系则首先在亲人与亲人之间体现出来，首先表现为亲兄弟与亲兄弟的关系。鲁迅为了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而选择了暴露亲人与亲人之间关系真相的方式，也即意味着鲁迅为了昭示人情的虚伪而选择了撕去亲情的伪装的方式。当亲人与亲人之间、亲兄弟与亲兄弟之间都互相残害互相吞噬时，人与人之间的别种关系也就自不待言了。而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也同样是写了一个患迫害狂的青年，他也同样感觉到所有的人，他的同学、街上的陌生人、店里的营业员以及他的邻居、父母等，都憎恶他和想迫害他，他也同样认为所有的人都已联合起来要在四月三日这一天对他采取一次行动，这行动的目的便是害死他，或者站在脚手架上拿砖头砸死他，或者把他劫持到马路中间让车撞死他，总之，是要置他于死地，他也同样坚信这行动的主谋是他的亲人——父母。《四月三日事件》同《狂人日记》一样，借狂人之眼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残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首先体现在亲人之间。以上是两篇小说相同的方面。这种相同，基于两个作家对人的认识的某种相同。但是，《狂人日记》与《四月三日事件》在相同的同时还有深刻的相异。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同样发现自己置身险境，同样认为所有的人都将危害自己。但面对这种同样的生存处境，面对他人的阴谋诡计，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则是大异的。《狂人日记》中的“我”，充满正气，大义凛然，他蔑视包括大哥在内的吃人者，他毫不畏惧地反抗着对自己的迫害。虽然“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但是“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真要令我笑死”，于是，“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我”敢于质问吃人者：“从来如此，便对么?”“我”敢于义正词严地劝告大哥，“我”敢于对着吃人者宣告：“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我”敢于疾呼：“救救孩子……”而《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他”，则是一个灰溜溜的受害者，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角色。“他”只能在幻想中对迫害者或拳打脚踢或挥起菜刀，而并不敢真的把这种反抗的欲望现实化。《狂人日记》中的“我”粉碎他人阴谋的方式是大声宣告自己洞穿了他们的阴谋，而且，《狂人日记》中的“我”不仅要粉碎他人要吃掉自己的阴谋，还要粉碎他们吃一切人的阴谋，要劝戒吃人者“从真心改起!”要让他们去了吃人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要彻底改变既存的人吃人的现状。而《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他”，则只敢以逃跑的方式来粉碎他人的阴谋，来阻止“四月三日事件”的发生。“他”在四月三日前一天，做贼般钻进一列煤车，离开家乡。在车上，“他开始想象起明天他们垂头丧气，气急败坏的神情来，无疑他的父母因为失职将会受到处罚。他将他们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不禁得意洋洋。”“他”只敢以这种方式来报复“他们”。《四月三日事件》中“他”与《狂人日记》中的“我”之间精神面貌的差异，难道不说明余华与鲁迅之间精神面貌有着深刻的差异么。

　　更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记》中的“我”不仅仅是受害者，也不仅仅是反抗者，而且更是觉醒者和忏悔者。“我”在深思之后，醒悟到自己现在虽面临被吃，但自己也曾是吃人者，而《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他”，则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并未意识到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充当过迫害者。两个主人公在这方面的差异，我以为是更深刻的。

　　以上分析的，是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与《狂人日记》的同异，这种分析也同样可在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公牛》、《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作品与《狂人日记》之间进行，而且，分析结果也会相同。

　　如果说，《四月三日事件》、《山上的小屋》一类作品与《狂人日记》一类作品之间的相同，显示了残雪、余华与鲁迅在对人的认识上以及整个精神面貌上的相同，那么，二者的相异，则显示了残雪、余华与鲁迅在对人的认识上以及整个精神面貌上的相异。残雪、余华在对人的现存状况感到不满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人能以更好的方式存在的希望。这两位当代作家之所以热衷于溢恶，之所以那样冷静、从容、客观地描写着人类之恶，是因为已经把恶当作不可改变的既存事实接受下来了，是因为已经认可了恶的合理性和水久性。读残雪、余华的作品，常常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炫耀恶、品味恶、欣赏恶了。而鲁迅则不同。鲁迅在思想上曾深受尼采影响。在对人的认识上，鲁迅也曾与尼采相通。尼采是对人的现存状况极为不满的，他毕生都在责骂人，责骂现有的人。但是，尼采又从未对人失去希望，或者，从未允许自己对人失去希望。尼采在责骂现有的人的同时，又呼唤着超人的出现。尼采有一段名言：“猿猴对于人是什么?一种可笑一种羞耻之物。人对于超人也是如此：一种可笑或一种羞耻之物。你们曾经由蠕虫到人，但在你们心中大都仍是蠕虫。从前你们是猿猴，但现在人类比任何猿猴更是一种猿猴。”(尼采：《查拉图斯拉如是说》)这是对人本身的极为坚决而又深刻的否定。但在否定的同时，尼采又高悬了一个超人，这就给人指出了一条出路而并未对人彻底绝望。人是惟一未定型的动物，人是一个过渡一座桥梁，人身上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这是尼采的基本思想。鲁迅虽然认为尼采的超人太渺茫(鲁迅：《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但却也对人不肯绝望。在坚定地否认了人的现存状况的同时，始终怀有对人类变得更加高尚更加美好的希望。在《狂人日记》里，鲁迅指出人吃人的原因就在于人性中尚存的野兽性，这和上述尼采认为人类比任何一种猿猴还更是一种猿猴的思想很相近。正如尼采认为超人还从未出现过，所有的人还太相似一样，鲁迅也并不认为已有了绝对清白的人，就是狂人自己，也曾是吃人者。“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鲁迅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或许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救救孩子”，是要救救那些还未吃过人的未来人。由于鲁迅并未对人绝望，由于鲁迅认为人或许还可救药，使得《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也不仅仅是一个反抗者，而更是一个觉醒者，一个忏悔者，一个启蒙者。而由于余华不具有鲁迅这样的希望，使得《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主人公仅仅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

　　残雪和余华都不愿意写人的觉醒，人的忏悔，而自己的创作也并非一种启蒙。既然不再对人的未来怀有希望，既然不想再为人找到一条出路，既然人类变得更美好更完善的可能并不存在，那么，所谓觉醒，所谓忏悔，所谓启蒙，不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根基，失去了理由吗?而惟一可做的，便是把人的现有状况当作不可更改的现实全盘肯定。如果我们追问残雪、余华创作的目的，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两位作家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肯定恶、赞美恶，就在于向人们宣布：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生活状况，这是不可改变的，你们只能世世代代这样生活下去——除此之外，我们实在得不出别的结论。而鲁迅则不同。鲁迅说过：“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前的‘启蒙主义’，所以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达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鲁迅：《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鲁迅的全部创作都是在启蒙。但对鲁迅式的启蒙，人们常常有过于狭隘的理解。鲁迅式的启蒙固然与整个“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在性质上有相通之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鲁迅式的启蒙却又有大异于整个“五四”启蒙运动之处。鲁迅式的启蒙不仅仅在于启发国人的自我意识，倡导反封建精神，鲁迅还一直坚持着一种面对整个人类的启蒙，也即尼采式的启蒙。尼采终身都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他面对整个人类说话，他告诉整个人类，说所有的人都活得太不合理，他要让全人类都觉醒，意识到人应该以别一种方式存在。在这一点上，鲁迅也深受尼采影响。《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也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这个人物与尼采著作《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中的查拉图斯拉也很相似。《狂人日记》其实也就是鲁迅的《查拉图斯拉如是说》。鲁迅创作的目的是改良人生，亦即让人类改变现有的存在状况。而创作的目的制约着创作的手法，制约着作者描写时的详略取舍。鲁迅之所以揭示人性之恶而又并不溢恶，就因为对于他的目的来说，这是不适宜的，他只要“够将意思传达给别人”就住手。而残雪、余华之所以热衷于溢恶，就因为创作的目的与鲁迅并不相同。两位当代作家不是要“改良这人生”，而是要承认这人生，肯定这人生。不厌其烦地、冷静从容地、客观细致地描写着种种人类之恶，所达到的目的只能是让人觉得人是不可救药的，人的现存状况是无法改变的，于是，也就不得不同作者一样无可奈何却又是心平气和地认可了人的现存状况。

　　残雪、余华与鲁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前者因为人类无法改良而不将创作作为一种改良人生的方式，而后者则因为还希望人类能够改良而执著地去改良人生，还在于：前者对人类的未来不抱希望便转而去认可人类的现在，而后者即使对人类的未来失去希望也坚决拒绝与人类的现在媾和，坚决拒绝承认人类的现存状况是合理的，即使明知人类无法改良，也要硬着头皮去做。鲁迅身上有着强烈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明知现实无法改变，也要与现实“捣乱”。其实，正如尼采骨子里是一 个悲观绝望者一样，正如尼采的超人是打扮成希望的绝望一样，鲁迅的所谓希望，常常也不过是强打精神做出的笑容。鲁迅曾说自己“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着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看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鲁迅：《野草·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鲁迅用希望抗拒着绝望，虽然明知不过是自欺。对于鲁迅来说，要么不写作，要么将写作作为反抗针砭否定人的现存状况的方式，作为改良人生的手段，而决不愿通过写作来表达对现实的认可，通过写作来承认和肯定人的现存状况。其实，辛亥革命后，鲁迅长期沉寂，放弃了写作的打算，《新青年》创刊时，鲁迅也并不热心，没有参与其中。后来虽然写作了，但却决不肯写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写出这想法，只能是对现实的屈从，只能扑灭一切仍对人类未来怀有希望者的希望，只能消泯一切仍立志改良人生改造现实的人的斗志。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11卷)鲁迅不能确知人的现有状况是否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他仍要反抗，鲁迅即使明知人的现有状况无法改变，他也要永远反抗，一方面针对外在的现实，一方面也针对自己心中的“黑暗”，用这种方式，对抗着心中的绝望。正因为此，鲁迅往往不惜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1 卷)即使心中本无希望，鲁迅也在作品里硬装缀些希望。而残雪、余华则不屑于此。例如，在《古典爱情》里，余华如果既不写惠小姐终于复生也不叙惠小姐终于永不能复生，至少也还留下了一线希望。但余华却写了柳生匆匆掘开坟墓而使惠小姐永不能复生，这便将一切希望都埋葬了。在内心最深处，也许鲁迅对人的看法与残雪、余华是相同的。所不同者，鲁迅不愿和不敢说出这内心最深处的“黑暗”，而残雪、余华则随随便便地、从从容容地说出了鲁迅不愿说和不敢说的话。

　　五

　　那么，我们不妨设想：面对残雪、余华的小说，鲁迅会有怎样的表示呢?鲁迅当年曾期待着“真的恶声”。如果认为残雪、余华小说就是鲁迅当年所期待的“真的恶声”鲁迅会首肯吗?残雪、余华的小说也令我想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类作品。尤其是残雪，更容易令人发生这种联想。一位论者在谈到残雪小说时说：“有才气的残雪确实没有重复任何人，除了她自己。”(《作家评论家评论、编辑家推荐1988年全国短篇小说诗作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第 165页)不能说残雪重复了波德莱尔，但残雪很可能受过波德莱尔的影响。波德莱尔用诗句孜孜不倦地玩赏、摩挲、赞叹着丑恶，残雪也用诗一般的语言做着与波德莱尔相同的事情。波德莱尔因为不满现实中的丑恶，又无法改变这丑恶，才通过艺术的方式干脆把丑恶转化为美，干脆认丑为美，以丑为美。在这一点上，残雪、余华也与波德莱尔相似。如果认为残雪、余华的小说是鲁迅所说的“真的恶声”，那么，波德莱尔的诗歌无疑也够格，甚至更有资格充当这种“恶声”。而鲁迅对波德莱尔看法如何呢?鲁迅当然也写过有关波德莱尔的文章，也翻译过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窗户》，他的《野草》中的某些篇什，是仿效波德莱尔散文诗写成的。《墓碣文》仿效了波德莱尔的《哪一位是真的?》，《狗的驳诘》仿效了波德莱尔的《狗和香水瓶》。但鲁迅仅仅只在某些艺术技巧上显示了波德莱尔的影响。对于波德莱尔的溢恶，对于他的颓废主义及其“为艺术而艺术”思想，鲁迅是坚决抵制的。非常有趣的是，鲁迅对“真的恶声”的呼唤，正是针对一篇关于波德莱尔的文章而发出的。1924年《语丝》刚出版，徐志摩寄来了他译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死尸》一诗，并加了一篇很长的前记，称赞波德莱尔道：“他的美味是奇毒的，但也是奇香的，你便让他醉死了也忘了他那美味”，又说波德莱尔的诗“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鲁迅见到后，就做了一篇杂感《“音乐”?》(鲁迅：《“音乐”?》《鲁迅全集》第7页)和徐志摩开了一通玩笑。鲁迅模仿波德莱尔的文风作了一段文字，诸如“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之类，然后说这是“发热”、“发昏”。文章结尾，鲁迅写到“在屋檐下已有麻雀儿叫起来了”：

　　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麻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什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 然而这也是音乐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惊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哪里!?

　　所谓对“怪鸱的真的恶声”的呼唤，就是这样针对麻雀的唧唧啾啾而发出的。对麻雀的叽叽喳喳，鲁迅是不爱听的，他要听到的是“怪鸱的恶声”，是“猫头鹰的不祥之言”。鲁迅不满于波德莱尔，不认为波德莱尔的作品是“怪鸱的真的恶声”，而充其量只能是麻雀的唧啾，那么，当面对残雪、余华小说时，鲁迅会认为这就是自己期待的声音么?我想，是不会的。在鲁迅眼里，残雪、余华小说恐怕也不过是麻雀的唧唧啾啾吧。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