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斌小说：那些细碎的，那些柔软的
年10月，老城开封举办了一场题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国际研讨会，受主办方邀请，省内有老张斌和行者两位作家列席。在送老张斌回郑的路上，相谈话题一直围绕着小说而展开，彼此交谈甚多的是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蒲宁这两位作家，每当提及的时候，我注意到从其双眸中必会飘出类似月光一般的东西。我能理解他对这两位处于文学山巅之上的作家的热爱和推崇，在他看来，蒲宁的小说、诗歌、散文皆具备诗性的质地，如绸缎般柔软。在未读其书，先识其人的情况之下，这一番对话给我两个方面的提示。其一是这位老作家心中珍藏的对前辈大师的尊崇，这份敬畏的情感在文人普遍相轻的中国语境之中，无疑是稀缺的;其二是这位年过七旬，生于北方，在东北小城度过青年、中年时光的作家，肩上和心里所烙下的俄罗斯文化印记，雕刻出的恰恰是时代的刻痕。这一点与知青一代作家以及言必称马尔克斯的先锋作家区别开来，成为作家群体间代际现象的重要表征。
记忆对于小说家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写作资源，但如何处置自我的“记忆”，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却有分野。福克纳宣称“我现在不存在，我过去存在”。而普鲁斯特对于记忆比之更具深情，他是位活在记忆中的作家，写作与记忆的关系，在他那里不是水与冰的关系，而是水与水的关系，准确地讲是江水与海水的关系，以自我的记忆冲刷人类的记忆，从而成为一种显明。普鲁斯特不仅依靠记忆来写作，他的写作本身就是记忆的重要形式，概而言之，他是位将“记忆性写作”推向极端的作家。而对于米兰·昆德拉而言，这位以“存在”为写作母题的作家，通过大量的作品揭示了“记忆”本身的悖论，即越是深刻的记忆就意味着越是深刻的遗忘，从而消解了“记忆“的可靠性。由此以来，昆德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起与覆盖，真伪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的被取消，文学书写的中心主题由传统的历史、时间、记忆逐渐转向对“现象”的关注，即转向身体和欲望的文学处理。仿佛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诸多传统的写作模式在此大多迎面而碎，以碎片的形式飘落到两边的沟沟坎坎之中。在消解、拼贴、碎片化处理日益彰显的文学生态下，重视整体与和谐的记忆性写作模式被迫后撤，退入文学的边缘地带而存身。幸而时尚与流行并非是考量杰出作品的标准，或者如评论家吴亮所言：“以思想为乐的人始终处在时尚的边缘，他们逃避时间的侵扰就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纯粹性”。这句话几乎可视为老张斌及其小说写作的完美注脚。
翻阅老张斌的作品，无论其中篇小说集《蔷薇花瓣儿》，还是长篇小说《小艳史》、《一岁等于一生》，自我的心灵经验与记忆如陈年的酒香，从纸页间缓缓流泻而出，濡湿了一地的月光。他的写作是记忆性的，也是内向性的，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几乎找不到对宏阔外在世界社会学性质的思考与判断，唯有个体情感记忆准确而真实的再现，如原野上纵横交叉的阡陌。白话文学以来，有许多作家的作品涉及到对自我记忆的处置，自我记忆与写作间或许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不过在他们那里，自我记忆更多地承担提供写作素材的功能，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开满不同的枝杈，这些枝杈上分别被刻上乡情、怀人、风物、心理经验等等符号。而在老张斌这里，这棵树木几乎没有分杈，只有自我的情感经验这唯独的一根树枝朝上绽放，这种充溢着个体体温而且是单向性的记忆写作模式，让我想起作家乌尔法特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杯子很小，我只用自己的杯子喝水”。也因此，就记忆写作的纯粹性来说，老张斌是最像普鲁斯特的中国作家。
记忆性写作在其本质上建构出的是一种关于时间的哲学，意欲在时间的深井里打捞出一桶桶清水，浇灌自己，成就一个清凉的世界，以此证实自我存在的真实与重量。换一个通俗的说法，即在玄远而无垠的时间通道里，凸显渺小而卑微的我们，曾经真实地活过，爱过，如此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性写作与时间之间，体现出的是以柔克刚的关系。因为坚持记忆性写作的纯粹性，这也决定了老张斌小说柔情的纯度，或者说是其小说抒情性的深度与纯度。
抒情小说作为一个风格范畴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并不陌生。按照这个路数写作的有三个重要的小说家，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沈先生的小说写作集中于现代时期，而孙犁则横跨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至于汪曾祺先生，其创作高峰涌动于上个世纪80年代。其实这个榜单里，还应该键入老张斌这个名字，与诸多老作家一样，他的创作虽然以新时期为缘起，但其重要作品，如上所述的三部作品，皆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以沈从文小说为源头，中经孙犁，再到汪曾祺，延续至老张斌，即可见出抒情小说这一文脉在百年文学史上相对完整的流变与蜿蜒。因为重视人性美的发现以及情感的纯净度，这四位作家在文体上皆取得极高的成就，不过，就抒情小说这一文脉来说，他们却分取各自的向度。拿沈从文来说，这位来自湘西总是以“乡下人”自居的作家，其作品保留着自然的原野气息，主题开掘朝向素朴的人生经验以及人性美的发掘，其语言自然清新，与叙事内容浑然一体。新时期文学以来，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得到重新发现，并迅速推高，被推举为现代文学的一座高峰。作家李锐将沈从文以及其作品誉为现代性大门开启后最后一缕诗魂，从此评语中，可见出抒情小说曾经取得的高度。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先生，两者的创作存在着显明的承继关系，他的高邮故乡系列小说、散文，继承了沈先生的醇厚朴实，又在此基础上注入东方文人式的典雅情趣。在主题学层面上，与沈先生重视人性美的发掘有所差异的是，其作品转向对人情美、人伦之美的开掘之上。而在艺术层面，汪曾祺先生对于抒情的节制保持高度的自觉，并将音乐性引入到小说语言之中，形成散文化的小说形式。
孙犁的抒情小说创作有一个基本的视域，即严酷极端的战争环境始终作为一个硬度而存在。尽管有人性美的因素极力淡化这一硬度，然而并未完全取消。他笔下的人性美与沈从文笔下自然的人性美也有很大的不同，所歌唱的是战争环境中的亲情之美、同志之谊的婉转悠扬。总的来说，孙犁的小说并没有完全疏离时代的特殊性，只是基于作家的才情，对时代性做出了有效的修正。
老张斌的小说接续了抒情小说的传统，而在具体的抒情路径上，却开拓出与前辈不同的独特道路。若对其内涵加以简约提炼的话，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它们分别是：爱与美的透彻与澄明，亲历而来的绝对真实感，乡情叙事的温婉，语言的诗性葱茏。
先说爱与美的主题开掘力度。沈从文在叙及自我的写作道路时曾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老张斌同样也是极力营造着这样一个“希腊小庙”，不过，这座小庙里安放的不是沈从文笔下色彩斑斓的人性，而是爱与美本身。爱与美不仅是人类共通的心灵经验，也是人类文学艺术创造的恒定主题，希腊的文学艺术几乎皆是围绕着这一恒定主题而展开，而在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那里，爱与美的歌咏同样炽热而痴狂。进入现代性语境后，爱与美在文学艺术中表现进入了一个曲折的通道，比如鲁迅的作品，其深沉的大爱却以“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无情地剖析(他人和自我)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老张斌笔下，我们极少发现外在的现代性的缠绕，其作品中的爱与美因素以直呈的形式道出，形成强烈的阅读冲击力。在处理纯情之际，并非像当下流行的耽美小说那般，设置一个真空的场域，注入自我过多的假想与自恋，而是从本真的心灵经验出发，通过诗性的观照，去除社会学的先入之见以及那些多余的人生杂质，使情与爱的因素走向“敞开”，恰如海德格尔的判断：存在的敞开即为美。《蔷薇花瓣儿》这部集子中，爱与美如同两根互相附着的藤蔓，并最终合二为一。透明、干净、澄澈、无言之美，这几个词语很好地形容了我的阅读感受。尤其中篇小说《蔷薇花瓣儿》，写作家自我的初恋经历，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片断，如清水濯洗过的眸子，那么纯真，那么明亮，是那种让人忧伤的明亮。小说写到那个叫“改”的女孩，十六岁那年意图通过封锁亲近“革命”，却死于机枪射出的枪弹，长眠于村边的一处荒冢之中，一朵唯美的生命之花由此永远定格在青春的年龄。“改”虽然离去了，但一泓清泉却在人心中永远生根，这让我立刻想到沈从文式的命题：凡美丽的必定愁人。虽然这个篇章里有生离死别，有“我”到北京后的各种屈辱，但美的质素却拔地而起，自成大树。对照周作人先生所写的散文作品《初恋》，我总觉得他的文字中传达出过多的阴冷色调;而在另一位写男女情爱的高手张爱玲那里，她的《倾城之恋》、《半生缘》等等，炽烈的程度足够，却有丝丝的荒寒落定在情感的底子之上。汪曾祺在《受戒》里将少男少女的青涩之恋、懵懂之情刻画得极为逼真。《蔷薇花瓣儿》写的也是少男少女的相恋主题，但内蕴的味道则更像曹雪芹书写的情愁意长，生发出的是诗意，是月光般的品格。合上这部中篇小说集，有两个念头在内心里盘旋，其一是这部小说集子对我个人情爱观的冲击和改变。在此之前，我基本上是个爱情虚无主义的信奉者，或许是那些攻击性、占有欲、自私特性、虚荣心等等负面因素过多的包围，使得我日渐丧失信心。以至于在博客里发出如此牢骚：“关于爱情，我的理解，有太多的泡沫，话语的、文化的、历史的，等等泡沫堆积，多重遮蔽之下，爱情被人们搞的越来越复杂，或者炫目，或者其他。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所爱的只是爱情本身，张爱玲就是突出的一个。”而《蔷薇花瓣儿》虽未彻底颠覆自我的情爱观，却极大地修正了我的看法。爱是两种诗情的相逢，两种梦想的融汇，我们的虚无感从根本上来源于我们自身的诗情与梦想的丢失，我也相信，通过阅读，我们依然可以和那些美好，那些纯净，重新相逢;其二是在我的理解，“改”这个形象，在文学史上有足够的理由与“翠翠”，与“小英子”交相辉映。因为她们皆是爱与美的化身，皆是偶然坠入凡间的精灵，如高更所言，仅需一瞥，便可激起灵魂深渊的记忆。
爱与美的融而为一在《小艳史》中同样有着精彩的呈现。爱的本质建基在人伦之上，美的本质却朝向愉悦与超功利性，这两个虽有交叉，却隶属于不同范畴。老张斌打通了其间的藩篱，建立了一个有效的通道，使爱与美在小说中得以共生。他的魔力并非来自技巧的精湛，如庄子笔下的轮扁，而是来自他对古典传统的有力挖掘，其一是本色的因素，即自然、本真的人格与话语的结合;其二是直觉呈现，即良好的艺术感觉，对美的瞬间捕捉能力。不过，他的长篇小说《一岁等于一生》与其他作品相比却有些微的不同，这部书写亲情大爱的篇章，相对专注而单一。小说写到自己的孙子“龙儿”来到世间后，给亲人们带来巨大的喜悦，但很快，短暂的欣悦之后，有一个沉痛的、绝望的深渊倏然笼罩。这个患有先天性绝症的幼小生命，经受的所有折磨和病痛皆以翻倍的形式击打在亲人们身上。小说以多视角的人称叙述写到了关于放弃时的纠结，关于承受之际的痛与快，关于生死离别的切身之哀。这部直面生命的大书很容易让人想起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日记》，巧合的是，这两部作品发表时间仅仅间隔了三年。虽然是同类题材，但两者的处理却有不小的差别，周国平将亲情之爱上升到宗教层面，在作品中加以狂热的膜拜，而在老张斌笔下，亲情之爱依然停驻在人间，他没有刻意追求那种独特，而是提炼某种共通。在处理情感经验时也做到了举重若轻、引而不发，从而避免了深沉之爱对读者的焚毁——过度灼痛而来的焚毁。
在当下语境下，缺乏虚构的能力对于小说家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老张斌就是一个无需依赖过多虚构与想象就能写出小说的作家。他的写作秘密几乎皆隐藏在“记忆”二字之中，记忆性写作在他那里似乎也走向一种极端，他的小说大多是关于“自我”的私语，有少部分涉及周遭最熟悉的人事。其写法类似于郁达夫之“感伤的自叙传”，需要加以旁注的是，“感伤”这个修饰语可以摘掉。自我的亲历在其笔下有着完整的叙述，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到中老年时光，从懵懂的记忆到情愫的觉醒，再到被打成右派，以及文革，再后来落脚中原，进入新时期后写作时光的开启，等等，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灵史叙述。也正是因为如此，其作品传达出的真实感要比同代人来得更加绝对，而他笔下的真实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诸大师笔下的真实又有所不同，他并不注重对外在社会关系的深刻再现，或者说不注重特征化、典型化这些通达真实的必要途径，他所注重的是心灵真实的再现，即情感经验的本真。也因此，由亲历而来的在场感，促发了一个独特艺术场域在小说中的生成。而自叙传式的写法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他的小说中营造的场域几乎是封闭的，重心过多地放在心灵经验这个“一”上，相关“一生多”方面，似乎是个空白。也就是说，对照鲁迅这些小说大师，老张斌的小说缺乏现代的能力，缺乏复杂生变的能力，虽然其营造出的古典意味如此纯粹，能够让读者立刻沉陷入柔软的沙滩，从而感动，从而沉醉，但在解决现代人的复杂心灵经验方面，“躲进小楼成一统”则是远远不够的。
老张斌的笔下多次提到月亮坨这个地名，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近海小村庄是作家的故乡。对照海德格尔所言的“诗人的本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老张斌也用他的小说开启了纸上的回归故乡之旅。记忆与故乡是乡土叙述的要点，如果说其他抒情小说的作者在乡土叙述上更注重风俗、人物、饮食、信仰层面的挖掘的话，温婉的乡情叙述则是老张斌开掘的重点。在他笔下，三姨夫、改、茉莉、卖雪花落的慌子、土老法、二大爹、风流的豌豆等等所有人，虽无血缘关系，却都当做作家自己的亲人来书写。他们都被时间的大风吹进了幽暗通道，但在另一个层面，他们又酣畅淋漓地活在纸页之上，活在作家的亲情叙事之中。他们与作家的关系，很容易让我想到鲁迅先生与阿长的关系，爱的如此深沉，如此隐在。
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文学是语言的突出。文学是如此地倚重语言，然而语言也给许多作家带来苦恼，“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禹锡语)，不过这种苦恼在老张斌这里似乎并不存在。如前所述，抒情小说的重要作家皆在文体上自成一家，其决定因素有二：一方面是作家的气质、心性、才情;另一方面是作家的语言传达能力。此处的语言传达有一个基本标准，即王国维先生所言的“不隔”。如果说汪曾祺先生开拓出小说散文化的道路的话，那么老张斌开拓出的则是诗化的路子。他的小说由一个个抒情诗一样的片断衔接而成，如原野、高坡、山峦一般，形成自然的弧度和曲线。如果使用现代叙事学的理念加以观照其作品的话，将是无效的，即使是使用传统叙事理论，其笔下的情节、环境因素也是弱化的。情境营造与场景叙述是其小说的核心要素，这也决定了他对语言锤炼的重视，其语言风格可用“绘事后素”一词加以准确涵盖。
春夏之交的午后，读完老张斌的最后一本书《一岁等于一生》，我转身对身边的妻子说道“我要给老张斌打个电话，他是位好人，一位羞涩的老人，这个电话我必须打，以后有机会我要亲自到郑州去，把他接到开封来，请他喝啤酒吃包子”。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历程中，还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老张斌这样，合上书本之后，如此迅速地亲近了作家本人，他的纯真与善良，他的爱好与个性与品格，甚至是他内心的羞涩，皆伸手可及。
从某个意义上说，能够耐住寂寞的作家往往命运骞艾。老张斌和他笔下的纯美恰好遭遇了消费主义语境的崛起，身体欲望与感官叙事在写作阅读两个层面冲毁、消解了古典宁静的话语，也因此，老张斌和他的小说只能退守到一个寂寞的园地里。如果回到文学本体的层面上，老张斌是一位当下文学史需要重新发现、重新认定的作家，他对情感世界的深入程度，使之净化与透明的功力，以及自成一体的文体特色，在当下作家群体中，可谓卓尔不群。雅斯贝尔斯说过：“人类不仅仅由我们同代人代表，但同代人能给我们带来震动”。在我的理解，他所言的震动一旦与人遭遇，就会在人身上长期驻扎，并成为一种颜色。
《蔷薇花瓣儿》 老张斌(著) 海燕出版社 2001年第1版《一岁等于一生》 老张斌(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1版本文刊发于《名作欣赏》2012年第9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