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小说评析

　　邵丽对中国现实的关注，与上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出生的许多男作家明显不同，她开始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为改变个人的现实命运，也不是为了担当，说得抽象一点，是个体生命的精神需求，是对模式化生活的不满足。在这种心理需求下，她表达现实的切入点，不会是宏大叙事，而是个体的精神焦虑或精神如何成长，这使她对于现实的表达，富于个人化的表情，迅速、深入而现代。

　　2003年，邵丽在《小说、鲁迅文学院和我》这篇随笔里，谈到这个欲望化的时代时，写道：“人对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不要以为这些东西都是罪恶的，更不要一味地指责，因为这些欲望，恰恰又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如果人人都清心寡欲，社会怎么会进步?禁欲主义消灭了罪恶，也消灭了社会前进的动力……我们有义务告诉读者，所谓完全的坏和完全的好是不存在的，正义有时候是不能够得到伸张的，邪恶有时候就有可能占居上风……这些东西，听起来很恐怖，看起来很残酷，可它才是生活的真实。作家有责任把生活的幕布拉开，让人们知道它的另一面。”邵丽写下的这些文字表达着她当时的想法，可以看出作者比较客观、真实的现实立场。

　　面对现实，邵丽不受观念左右，她沿着真实性去描述。这个比较正的路数，带领有着内在追求的邵丽，体察芸芸众生的种种不易、种种挣扎与渴求，使她一步步迈向更开阔的境地。邵丽独特的立场，使她有着非一般的自信，她的自信使她能够相对坦然、笃定地面对，包括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逆转，尽管这过程中也有种种的伤痛、焦虑，但她的自我怀疑、调整，都是分外有力量的。这些调整，或者说变化，使邵丽近两三年的创作，出现明显的飞升，使她真正成为一个向内心和文学深处走去的作家。

　　人的精神焦虑和精神成长

　　2004年初，邵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出版。这部作品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关注。评论家何弘分析道：“它深刻地触及到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和人们精神世界根本的痛点，传达出社会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给人带来的失落感、失重感及由此带给人们的身份焦虑。她以悲悯的情怀写出了中国这个古老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的煎熬和挣扎，表现与此相关的生存奋斗和人性尊严。这也成为邵丽小说的基本主题。”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太新鲜的主题，中国的男作家尤其是河南的男作家惯于表现这样的主题，因为这是我们的现实。关键是邵丽写出了和他们的不一样。

　　邵丽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政界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这来自她贴身的经验，与从外部了解很不相同。因此，邵丽能够不带任何框架很自然地写“官员”的生活，她写的是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这个人，“官员”只是他的职业，就像其他职业一样。

　　邵丽笔下的官场人物更为鲜活，更具多面性，甚至他的痛苦和焦虑要多出普通人的数倍，这样的人物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不再是单一的情感，而是难言的疼痛和复杂的评判。用邵丽的话讲就是，“他们享受成功的果实，但也在尽自己的能力脚踏实地地为社会做贡献。”平时，大众只是看到他们享受成功的果实，看不到另外的一面，更看不到他们内心的焦虑。邵丽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官场生活中的光与影，让人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多么纠缠多么复杂的社会文化难题。

　　从题材上看，这个时期的邵丽是在河南文学的传统里——关注现实，表达现实。但是细读邵丽的作品，会发现邵丽所面向的不止于现实命运，她更要表达人们的精神命运、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这样的面向，邵丽的小说就克服了同类题材与现实平行的“太现实”的现象，如她在《我的生活质量》中不断地回溯王祈隆这个人物的成长史——他如何变成了今天的他。

　　同样是很现实很中国化的题材，但邵丽的笔触向现实之根深入着。穿过社会生活的种种层面，深入到精神成长的洼地。这意味着从此以后，邵丽的作品在这个并不独特的领地，打上了自己新鲜的印记。

　　在邵丽的一些中短篇中，如《明惠的圣诞》《马兰花的等待》，写的是进城打工的女子的故事。可以说，这也是近年来文学界的热点话题。邵丽写得从容淡定，不像一些“打工文学”带着社会层面的激愤和情绪，在她这里，命运可不只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内心要找到根，找到类同感和归属感，内心要有尊严感，才算改变了命运。

　　《明惠的圣诞》中，心高气傲的明惠进了城，改了名字，穿上了梦想中的漂亮衣服，被一个城市男人养着，过起懒散的日子。为改变命运，开始一切磨难她都可以隐忍;可当她发现自己已经活得像个人时，即使受到一点轻视她就受不了，她用死来防止自己重新被抹黑。这个短篇、这个人物，在同类题材中很有代表性，它表达了中国社会千千万万进城的女子，精神的困苦。这个短篇，后来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邵丽很爱惜她笔下女子的内心。在《马兰花的等待》中，马兰花被进城的丈夫抛弃，自己也进了城，想让自己像个城市人那样生活，以赢得丈夫的回归。马兰花在深圳每天去喝一杯茶，用全部的收入去维持着这杯茶。日复一日地坚持一种生活姿态，不论初衷如何，到一定时候，就演绎成了修炼。最后，能否赢得丈夫的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马兰花的内心有了一种沉着，有了一份尊严。这样的尊严如此脆薄，但它是靠一个生命的觉醒完成的，因此也更加可贵。

　　在现实中散发出神秘气息

　　2011年，邵丽发表了《河边的钟子》《村北的王庭柱》《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城外的小秋》等，这些作品，带着让人吃惊的变化。一方面，她沿着自己表达现实的路数，把直接性的表达写到底，把自己生活积淀的优势彻底发挥出来，如“挂职笔记”系列。另一方面，是她对现实的多重表达，在一种复调、迂回的表达里，出现了混沌、未知等小说元素，它们也和人物、故事一样，成为小说的主角。小说的神秘味道出来了。

　　邵丽为什么能发生这些变化?

　　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许变化一直在发生着，只是某些契机促成了它的涌现。就像阅读与思考一直在进行着，譬如她在随笔《三代人》里，反省父辈、我和女儿各代的问题，她写自己努力补课：“我拼命恶补‘西餐’，从罗素到哈维尔，从奥威尔到哈耶克，我试图走出政治的迷宫……我拼命恶补‘中餐’，从《四书》到南华经……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苦苦地挣扎。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是被活活斩做几段的。我们没谁能记得清自己身上打了多少道思想的补丁。”

　　邵丽不断地修正自己思想的支点，促使自己的写作发生重要的转变。每个作家一生都要完成一次或几次重大的转变，这转变需要太多的储备、沉思、心力、才情和勇敢的面对，才能实现。

　　女作家大多是靠生活和经验写作，思想的力度和叙事艺术的高度普遍欠缺，如果谁能有意识地弥补这一漫长难啃的写作课，她就会多些穿透力，会重获新的目光。

　　邵丽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挂职笔记”系列，几乎采取原生态的叙事立场，官场、百姓的“黑话”、土话置换了作家、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粗砺、地道，于冷幽默中呈现火辣的生活，与她以往的语言风格差异很大。“在全体干部会上，县委书记是这样介绍公社书记的：‘妈拉个逼，这小子，有种!’听得人心里热腾腾的，知道新来的书记是条汉子，能服众。哪像现在介绍新到的干部，政绩都能当圣人了，简历让人听得脊背发凉，好像是在殡仪馆里。”

　　从“挂职笔记”可看出，中国基层社会权力的运转、人际八卦及日常生活的模样。而小说最终要表达的是那种强大的气场对于异质的同构力——想改变那里的一块砖都难。“中国人只要一当官，首先没有了长相，他们有个统一的官相。其次就是没有名字了，一来是别人不敢喊他的名字，二来是他也不乐意别人直呼其名。”

　　从题材上看，这是一组很中国化的小说。邵丽以淋漓尽致的方式把她亲历的基层生活真实地表达了出来。可以说，在直面现实的表达上，非常具有原创性。她告诉读者们，因为官场文化已经日常化，由此才变得异常可怕!

　　邵丽的这些小说，写乡村生活，和很多作家写得都不一样。她的观察点是乡村生活的其中一分子，是置身于现实的方式。她在《刘万福案件》中借叙事人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的所有的作品，双脚都插在黏糊糊的现实里不能自拔。”她在关于“刘万福”的创作谈里也讲：“方法并不是一部作品生命力的终极标准，尽管它特别重要……我是吃着现实主义的面包长大的……”

　　不少男作家都回避现实主义这个标签，回避自身的泥土气，努力披上现代、后现代的外衣，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回望或远视当今的乡村生活，表达出的一切总让人感到不是中国当下的真实。一些女作家笔下的乡村生活，总是会多些抒情气、柔弱气，现实的粗砺性、驳杂性力度不够。邵丽更深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生活与现实主义的血脉相连，她承认这种现实，加上她自身的优势，她的小说有力地表达出现实的真实性。

　　在语言上，邵丽彻底放下了文化人的架子。如前面谈的“挂职笔记”系列。到了《村北的王庭柱》，作者更是作为乡村生活的其中一分子、作为一个熟知者，从容地叙说着。“你以为那些事儿是我算出来的啊?我那是这半辈子一眼一眼瞅出来的!爹在的时候，我是热眼看热事儿啊，越看越热闹，越热闹越糊涂;爹死后，我是冷眼看冷事儿，越看越冷，越冷越明白。” 王庭柱这个乡村人物的语言平实，但有着不简单的哲理味，那是老百姓活出来的理。

　　邵丽小说的题目，也是舍雅偏村俗的。如《刘万福案件》一眼看去我甚至有些本能的抵触，“案件”加上这个过于百姓的名字“刘万福”，直感是太现实了。但看完以后，很是感慨。因为这个中篇显示了邵丽叙事的宽广耐心和迂回力度。从这里开始，谈邵丽的作品，就不能只谈和现实有关的一切，还要加上叙事的艺术。有了稳实的叙事艺术后，她的作品就不仅仅是依题材、依经验、依中国现实取胜了，而是有了更多重要的支点，叙事艺术会使有边界的现实无边化，更丰富地表达和创造现实，使小说的想象性天地敞开。

　　叙事人“我”压根儿就不满足于正在讲述这个故事，一直试图在刘万福的故事里寻找背面的东西，也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刘万福为什么会杀人等等。在对故事背面的寻找里，各种现实纠葛越缠越紧，作者既写出了乡间卑微人物的命运之不可把握，又写出了官员们种种计策之后的无奈。就像刘万福心里感叹的：“光知道自己的苦命日子不好过，不知道这命好的人日子也这么难过。看来这公家的车子坐着扎屁股，饭碗端着也烫手哩!”

　　刘万福在生活的烂泥里已经泡够了，一刀索命的快意恩仇之后，投案自首，只想快点死，他用头撞着门喊道：“法官，法官，还有我!”法警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死也这么着急啊!”后来改判他为死缓，他听完愣愣地说：“怎么你们不办个人事儿，把我杀了啊!”因为之前，由于信访和宣传部门的策划，刘万福三死三生的新闻被很多媒体转发了。活着没有尊严，死也无从把握。这篇小说，不仅是往复杂里写，也往狠里写了。

　　这也是邵丽的小说和同类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在这类小说里，一般都看不见官员的心理，看见的是他们的言行造成的伤害。邵丽在权势与民间的互动中，把彼此的心路历程、因果或利用，都写出来，真实得接近滑稽，滑稽中透出寒气。

　　《河边的钟子》和《城外的小秋》与邵丽的其他作品比起来，小说有了神秘的味道。

　　《河边的钟子》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似有似无道不明的故事。小说开始，作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像一幅油画，远远地看，色彩斑斓，而到近处看，又无非是些色块的堆积罢了，更有些地方，几近于无。当然那不是留白，而是生活的痕迹在那里轻巧地划过去了，不管它的苍白之下裹挟着什么。”

　　《城外的小秋》和《明惠的圣诞》比起来，题材上虽同属当代文学的热点话题，但这个中篇，几乎让人看不到题材了，或者说，题材已经消融在了人物的命运流年里。小秋跟奶奶在乡下健康成长，这样一个人物，好比一朵蒲公英花，只能搁在田野里。新农村建设要把她生长的根拔出，把她奶奶住了一辈子的村庄推平……小说没有写直接的冲突，没有写社会层面的事件，而是写之后小秋的怪病、冷漠，写种地高手郝晴天的爷爷无地可种后的病倒、上访、由劳模成为老糊涂、去大别山区租地种等等，让人看到记忆、故园被摧毁以后，人物的身心状态和余下的命运。作者以自然层面的身份在叙事，遵循的是自然主义，让人物在合乎自身命运的逻辑里对粗暴的现实做出自己的反应。

　　这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写作呈现出表达生活的无力，和复制生活的现象。邵丽的写作能够触动现实，引起反响，应该说是个很好的启示。她有第一手的基层生活，也就是原创性的资源;她能放下文化的架子，素心面对自己的、几代人的真实处境，与她成长的根脉、环境相连的，才是让她牵心并选择的方式。在她这里，可以看到，现实主义是具体的、被她的眼光刷新的、能够对准当下现实的一把利刃。

　　当然，对作家来说，坚持一种不时尚的写作立场，内心是要有足够力量的。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