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小说的城市异乡书写

　　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新的焦点性题材向度，除了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小说，还有大量作家作品对“城市异乡者”的观照。这一命名隐含着一个“乡下人进城”的动态过程。 乡下人进城是伴随着晚清中国现代化追寻的步伐就开始的社会现象，但在20世纪末，浩浩荡荡的两亿多农民进入城市才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转型景观，它标志着稳态的乡土农耕文明社会结构正在加速解体。城市异乡者成为当下社会结构中一个新社群、新阶层，他们是突入城市的“异质”，城市将是他们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异乡”，而乡村也将不能再安妥其被城市文明招安的灵魂，他们遭遇到了空前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在自愿非自愿地接受着身份的“异化”，本质性的一个“异”字恰切地突出了这一介入、冲突、挣扎的精神历程。20世纪文学史上关涉进城农民的小说文本自五四始不绝如缕，更有人往前追溯到孙玉生的《海上繁华梦》，但直到近年，呈现农民进城的历史情景以及所遭逢的精神挫折才真正成为小说家无法回避的表述时代的入口。城市异乡者书写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表现阈限和内涵。前此的乡土小说多以乡下“本土”发生的故事为“本事”，或者站在启蒙的立场强调对乡土愚暗的批判，或者以浪漫的姿态表达对乡土依恋的根性，所传达的是较为单一的乡土气息;而以农民工为书写对象，注重的是投生于城市角角落落的乡下人的生活和精神形状，对两种文明矛盾冲突的揭示适时地反映了乡土中国嬗变为工业化中国的艰难历程，也描画了乡土文学转型的轨迹，丰富了新世纪文学的表现空间和精神蕴藉，但此类创作总体上还需要更为坚实的现代理念和审美情感的支撑。

　　乡土作家伦理处境的两歧性是目前城市异乡者书写一个突出问题。无疑，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存在着极大误区，它没有把农村作为现代进程的积极因素纳入经济框架结构，也没有为农村人尊严地融入城市提供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准备以及经济保障，势必造成了城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而现代文明所暴露的弊端又使作家主体一方面先入为主地将城市文明定性为“恶”、把乡土文明定性为“善”，一方面从日常生活到个人理想追寻上又对“现代”持有好感，以城市为参照声讨城市化造成的城乡差别正说明了这一心理矛盾。这种伦理的两歧性僵化了乡土小说家思想探寻的广度和深度，对底层或维护或批判非此即彼式的思路隔膜了知识分子对真实民间的表述，内在精神的紧张、抵触和割裂也疏淡了对于民族性的深入开掘，恐怕这其中就有作家“乡土经验”片面的因素。

　　在现代文学体系的构建中，历史观的问题不可忽略。“21世纪初小说叙事中呈现出来的农民的当下心态、行为的变化，赋予了现代化概念一种道德伦理上的暧昧，而进城农民的主体尴尬又暗示着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缺憾。这类小说的叙述主体差异是对作为知识者的小说家身份、态度的多元呈示。”[①]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正是由移民为发端的，从晚清起一批批青年就被抛出传统轨道卷入都市洪流，这一变迁无法逆转，却充满了悖论。在一个价值失序、大众文化独擅胜场的时代，重回传统自然蕴涵着重建文化秩序的热望，有其积极的一面。文学作为对人类文化生存境遇的内在机理进行寻绎的学科，不能只是仅仅追随历史进化的线性法则，它在前瞻的同时还必须不断殷殷回首，拣拾那些在过于激烈的历史功利目的下沦落或丢失的人文关怀意识作为当下的强调，以人道主义的悲悯姿态让传统中古朴、谨严的文化品格留驻，以利于保持生命存在的庄严和文化模式的康健。[②]这一点尤为可贵。张炜在《刺猬歌》中重塑了野性盎然的风情野地，并把野地风情与现代发展二元对立提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非人的、堕落的一面，表达了文化守成的理想。乡下人渴望经过打拚实现身份的转换，融入城市的过程充满挑战，也常常换来歧视、辛酸和痛苦，甚至最终一切落空，如范小青的《像鸟一样飞来飞去》(《上海文学》2005年第10期)和墨白的《事实真相》(《花城》1999年第6期)，其中的人物怀着对生命的真诚进入城市寻找乐园，而个人生存就是理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的世仇，它把你逼进命运的错误之境，你永远没有足够的余裕和智慧揭开事实真相，找到幕后元凶，所以城市乐园是这些异乡人找不到安全感的“外景地”，无措中生命本体只能充满恐惧和分裂。那么为什么乡下人饱经肉体与精神的苦难却死守在城市?因为像《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慧芬，《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和《蒙娜丽莎的笑》(邓建华，《收获》2002年第2期)中的乡下妹妹做了“小姐”回乡就无法重拾尊严?或如吴玄《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中的方圆，她苦留城市仅仅是因为自贱吗?或者是乡下人都变得“像城市人一样爱浮华爱享受”?大概这些都只是表象。在乡下人进城的主题内涵中其实就包含着乡下人眼中农村异化的倾向，乡村在这代人心中不再是文学家心中的那个精神故园，也不是海德格尔那个诗意的栖居地，而是一个复杂的对象。《发廊》说得很明白：“我的老家西地”，“它现在的样子相当破败，仿佛挂在山上的一个废弃的鸟巢”，它“什么资源都没有，除了出卖身体，还有什么可卖”?民工说：“我们这些来到城市的异乡人，生来就想抛弃身边的东西，生来就对哪怕是隔壁的村子充满了向往。”[③]城市文明以巨大磁力吸引着来自乡野的农民执著地留在城市，在他们以血肉之躯支撑起中国现代性繁荣的同时，是否也分享了都市化过程中健康的一面?社会学家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地域转移, 分化与流动中以实现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化为根本内容;“城市化”以其特有的社会分工改变了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同时也铸炼出城市生活特有的现代性质素，现代性渗入与生长的过程也是心灵秩序的重整与社会规范整合的过程;城市化窒息了传统人伦机制，新的城市生活以其特有方式涤荡着农民身上所积累的传统因子，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与传统诀别形成新的现代思维——当然这里边也包含着传统美的沦丧和现代恶的增殖，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步步从痛苦和挣扎中走过来。时代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作家历史意识的分裂是社会转型导致现实碎片化而引起的后果，但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历史意识是不能与现实一起碎片化的”[④]，当下乡土小说重复雷同、单调滑行的叙述模式不足以担承起对转型期复杂性、悖论性现实的有效揭示。

　　乡土小说思想性的单薄还来自文化语境中精英意识的消隐。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悲悯历来是文学高贵的体现，现实中的底层如何追求公平与正义、如何声张受挫的心灵和体现生命价值是这个时代的艰难命题，对乡下人在城乡之间迁徙流浪的描述内蕴着作家对现实热点的清醒、敏感和责任意识以及化除的愿望。不过，虽然有不同主体叙事显示着不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决断以及伦理精神，但对传统乡土的道德义愤成为一种模式，“城市的精神主体性始终受到作家主体性的批判和排拒”[⑤]，并不代表富有理性的建设意识的生成。

　　毫无疑问，对移民潮的描述重新唤起了曾经淹没在“伪现实主义”之中的批判精神，它一定程度上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使文坛重起一股生气。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深刻伦理化了，它与中国乡土小说有着宿命的结合，对文学生机的遏制不言而喻。阎连科说：“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关于乡土中国的书写，总是被‘现实主义’的旗帜任意覆盖，这使乡土中国获得了一种高昂的形象，同时也被规定了一种本质与存在情态。现实主义的笔法已经洗劫了乡土中国的每一寸土地。”[⑥]其实，无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应该模式化、伦理化。以超现实主义的笔法表现“受苦人的绝境”，《受活》就不单有其文本实验的重要意义，它对权力意志的批判和反讽无疑应该珍视。当然，《受活》最后让村人选择乌托邦式的逃遁，正表达了作家在城市化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在美学矛盾。

　　现代伦理学的基本主题应是道德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创作主体怀抱怎样的人文立场才能更富有思辨力地揭示小人物的命运是一个重要问题。九十年代末以来的乡土小说进入一个日益世俗化的杂色文学场，“如调整‘教’‘乐’比例、重新价值定位、淡化崇高格调等”[⑦]，作家主体在以现代视角观照乡土背景时理性审视不够坚决，更多的是主体的低调和精英意识的隐藏，甚至是戏弄或否定价值，或对形式的关注大于思想含量。其实，越是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度，站在一个人类发展阶段的高点审视由“乡”入“城”的历史，乡土越是应该呈露其参照意义或审美力量;也正因面向大众或面向市场的文本汹涌澎湃才显示了精英意识的必要，乡土小说应该成为对抗世俗化和人文精神下滑的堡垒，调整好其间的矛盾才能使此类创作呈现应有的思想力度。

　　艺术品格的粗疏也制约着民工题材创作更广阔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空间的营建。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属性。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新伦理权威主义的创立闪烁的精英意识和人道主义命意以及对现代伦理编码的成就给现代文学带来了生机，但问题小说过于峻急的启蒙心态多少存在着为论造文的弊端，斫伤了文学自足的审美情致。新世纪以来，不少作家通过回到底层来建构文学的思想力度与审美表现力，以多元化的表现手段使汉语文学既褒有历史内涵又褒有文学性;而另一方面，作家在身份上已经逃离乡土，对时代的整体性迷惘与碎片式把握深刻制约着乡土小说家的美学方式，在叙述乡下人时以伦理的态度代替审美的批评，因而“完整性和持续的单向度的叙述时间还是使他们的作品受困于现代性美学的范畴”[⑧]，既拥有本土性的深厚又拥有美学上的独异品格的翘楚之作并不多见。许多文本欠缺对人物精神境遇的开掘，停留在义愤的表达和苦难的描述上;人物性格、审美角度都比较单一，语言粗拉拉的甚至脏稀稀的，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书写进城者的真实生活，大量对话、直叙、群像素描或细节耽溺等就证明了这类小说的“原生态”味道，精到细腻的沉思和深入灵魂的悲悯更是缺席。

　　在对底层的书写中，那深藏在生活逻辑之中的荒谬只有通过作家主体沉下心来的宁静冥思才能达到撼人心魄的力度。刘震云写进城民工的小说《我叫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本来是作家再次切入了民族精神病苦和当下境域的一个富有意义的“转身”，但过分戏剧化的华丽情节和喜剧化的叙事方式湮没了它的思想锋芒。荆永鸣的《外地人》(《阳光》2000年第5期)、《北京候鸟》(《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等小说集中反映了入城者所遭遇的文化尴尬，《白水羊头葫芦丝》(《十月》2005年第3期)通过一个凄美的故事，立意“塑造出健康的站立着的打工者”，其文化批判内涵显出了文本的卓异，《创可贴》(《山花》2005年第4期)选取民工性饥渴这一问题进行深度反思，语言的冷幽默是其成功处之一，它对农民工精神境遇的揭示是富有深度的，但小说结构的松松散散和对人物心理世界的浮光掠影降低了文本可能生成的文化意义。当看惯了不少作品以直白的粗口表达民工对城市的不满，曹多勇的《城里的好光景》(《都市小说》2006年第1期)干净得云淡风轻，它不经意间却透漏着对底层人精神维度的关切，在自娱自乐式的自言自语中表达着对城市的不合理因素的批判，不过，作者还未纯熟掌握驾御多线故事头绪的技巧。徯晗的《富人区的卖花女》(《都市小说》2006年第9期)和《事实真相》、《我叫刘跃进》一样触及了乡下人在城市由于“身份”被忽视和漠视的失语状态，在公共场域乡下人的真话也变得暧昧不清，但《富人区的卖花女》在审美意蕴上比较寡淡，悬念和巧合的设置痕迹太露。致力于述说民工故事的孙惠芬富有拥抱生活一草一木的感动，以其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打动了读者的心灵，作家习惯利用两个人的内心对峙来构筑文本，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民工》、《三生万物》、《天河洗浴》等，这既是她的长处，也会成为她的局限。乡下少女在城市“沦陷”是民工小说的重要选题，雪漠的《美丽》(《上海文学》2005年第9期)、刘继明的《送你一束红花草》(《上海文学》2004年第12期)、项小米的《二的》(《人民文学》2005年第3期) 、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北京文学》2005年第8期)、吴玄的《发廊》等较为出色，也有多篇或写得过于轻巧，或耽溺于色情描述，或作家主体只是站在道德的立场言说，放弃了对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寻绎。

　　世纪末以来，随着宏大叙事得以存续的文化语境土崩瓦解，“小型叙事”扶摇直上，但描写生活的原生态绝对不应该就是一种立场。只有当作家对生活经过细致的反刍，达到一种理性认知和历史思辨的纯度，并能以人性和人道的立场注重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伦理冲突下悖论的复杂心理和各自在人类进程中的价值评判和哲学意义[⑨]，才能驾轻就熟地写出当前这次巨大移民潮独特的“中国经验”，城市异乡者书写才能走出问题小说式的粗浅，负载起批判和审美的双重力量。

　　注释：

　　①]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②] 孔范今：《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总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③] 佚名：《榴梿飘飘——与怀念有关》， http://www.wentan.com/html/info/Net-article/emotion/true-feelings/2005-10/27/10054.html。

　　④] 王光东：《“乡土世界”文学表达的新因素》，《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⑤] 施战军：《“进城”：文学视角的挪移和城市主体的强化》，《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6期。

　　⑥]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读书》2004年第3期。

　　⑦] 周水涛：《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创作的价值分化与价值调整》，《小说评论》2005年第2期。

　　⑧] 陈晓明：《乡土中国与后现代的鬼火》，《文艺报》2004年2月26日。

　　⑨] 丁帆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