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紫的小说创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作家是叶紫(1912—1939)。叶紫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他的叔父是益阳县农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父亲和姐姐也都参加了农会斗争。暴见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使那时还在中学读书的叶紫受到很深刻的阶级教育，他进了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叔父、父亲和姐姐都惨遭杀害。叶紫从故乡逃出后，度过一段时期的流亡生活，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加深了了解。当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故乡洞庭湖畔农村的斗争便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内容，他的全部分创作都充满着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

　　叶紫有短篇集《丰收》和《山村一夜》，中篇小说《星》，此外还有一些散文。《丰收》中的六篇小说，除《杨七公公过年》一篇以流亡上海的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外，余均取材于湖南农村的生活和斗争。《丰收》是叶紫的第一篇小说，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组织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的过程。小说中的老农民云普叔终年勤劳，对地主抱有幻想，而结果则是他“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送给人家挑走”，自己也终于忧愤成病。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动人的艺术形象鲜明地揭示了：农民如果想不再受地主阶级的盘剥和掠夺，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对那些“抢谷和强盗”进行斗争而外，实在没有第二条道路。云普叔的儿子立秋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小说在《无名文艺》上发表后，叶紫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新人立刻赢得了文艺界的赞誉。《火》是《丰收》的续篇，它描写了农民抗租斗争的勃发和进一步开展，象云普叔那样的老一代农民站立起来了，抗租的群众汇合到雪峰山工农红军的革命洪流里去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和胜利前途同反动统治阶级垂死前的恐惧颤抖和疯狂报复，在小说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电网外》中的王伯伯同《丰收》里的云普叔一样，也是忠厚勤谨的老一辈农民的形象。当红军迫近自己的家乡、反动派军队架设电网企图阻击的时候，他留恋自己的家屋，不肯随同儿子去到红军那里，结果是房子被烧，儿媳和孙子被杀，但王伯伯没有在反动派屠刀下表示懦怯和畏缩，而是觉悟和勇敢起来。他跳下准备上吊的小凳子，“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鲁迅在《丰收》集的序文里说：“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电网外》发表后的巨大影响。其它如《向导》一篇，写刘翁妈牺牲生命引白军进入绝境，对觉醒起来了的老一辈农民坚强的性格，有着更直接的描写。

　　收在短篇集《山村一夜》中的《山村一夜》一篇，是叶紫的另一重要作品。故事是在深山的风雪之夜里由一个孤独的老人桂公公讲出来的：一个胆小怕事、受地主阶级欺骗的老汉首告自己参加革命的儿子，以为因此可以受到宽恕，实际上却把儿子送进虎口，使他立即被敌人杀害。从桂公公的激动的语调里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强烈的愤恨，而老汉的畏蕙愚蠢和他的儿子文汉生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也很清晰地显示了出来。放弃对于敌人的任何幻想，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这是在叶紫作品的真实具体的艺术形象里曾经反复证明的生活真理。

　　叶紫的作品较之同时代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具有更鲜明更深刻的时代特色。他不仅写出了旧中国农村的残破和贫困，还写出了农民在血腥斗争中的胜利和光明的远景。他的故事所描写的，不是局限在某一地区的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和整个时代的革命暴风雨紧密地联系着的、按着生活的客观规律正在出现的事实。他不仅写了老一代的农民，还塑造了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一代农民的形象;在老一代农民中，他又不仅写了他们的苦难和保守，而是写了他们的觉醒和新生。在他的人物身上，总是闪烁着强烈、浓郁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色彩。他说过：自己的内心燃烧着“对于客观现实的愤怒的火焰”，他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要“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注：《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生活书店《我与文学》1934年版第41页)这样一种革命的激情和信念，促使他在作品中努力反映旧社会的必然灭亡和新社会的必然诞生，它们不惟使人读了愤怒，同时也使人读了鼓舞，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敌人百般摧残下所取得的坚实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