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文学发展报告（2022）》】中篇小说：社会生活叙事的微观化与民间特征

摘要

　　：2021年，黑龙江省的中篇小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深入表现当下社会生活，无论是宏大的社会扶贫攻坚题材、充满烟火之气的乡土生活题材，还是悲壮的抗日题材和沉重的反战题材，以及对后工业化时代人们的精神病症的揭示，都表现出极大的文学热忱，真切体现出作家的写作伦理。作家为了更好表现作品主题，在小说叙事层面作出很多积极有效的探索，将社会生活进行细化处理，民间语言的运用扩大了汉语表现领域和力度。

关键词：

　　黑龙江 中篇小说 现实主义 地域文化

　　2021年黑龙江作家中篇小说的创作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势头，可谓成果丰硕，并且中篇小说的题材类型多样，表现丰富，如抗战题材有董岐山的《部落殇》《父亲秘密的公开调查》、张伟东的《夜行人》等;有乡土生活和农村扶贫题材，如薛喜君的《炊烟像面旗帜》、杨勇的《锄禾》、楚宏志的《春去秋来》、王鸿达的《江湾》、王亚付的《龙目滩》和陈力娇的《苍山之恋》《太阳鲜亮》等;也有关注老人晚年生活的小说，如萧笛的《和光同尘》、申长荣的《逆旅》、丁龙海的《等待幸福敲门》;有市民生活题材，如陈力娇的《十八岁还没长大》、杨中华的《天命之年》、萧笛的《墙》、孙且的《偏脸子辞典》、杨知寒的《连环收缴》《瑞贝卡》等，这些小说既有立足现实生活的写实主义，也有对历史的倾情演绎，而对小说艺术表现的探索更没有停止，保持高产出、高水准的文学状态，一直是龙江作家小说创作值得信赖与尊重的地方。

一现实主义与宏大叙事

　　乡土题材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当下乡村生活的表现更多地体现出作家的情怀――对人的关切,这是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之后的最正常真实的文学反应。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今天，正悄然发生着一种从现实到写实的变化，换句话说，也就是从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向文学的内部，确切地说是文学自身复归。当下小说的创作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自洽性和自如性，不过分追求小说的外部功能，而是满足文学的自我需要，与生活的关系保持某种高度的一致性。2021年黑龙江中篇小说整体上符合了这一判断，也就是作家真切地“楔入”生活之中，无论在小说的构思层面还是情节的设计上，尤其是对小说本体的理解上，都紧紧围绕着“人”这一核心本位而展开。薛喜君的《炊烟像面旗帜》描写了两个乡村少年的精神成长和情感友谊，作者用灌注在文字里的充沛情感，叙述二人充实而略带苦涩的乡野生活。少年高三与父亲相依为命，过着贫寒而凄冷的生活。母亲的出走和父亲的冷酷，更加重了少年孤独无助的悲苦命运。在小伙伴米果的帮助下，他用收割柴草换来的钱买了一双真正属于自己的过冬棉鞋，这双象征着幸福和尊严的棉鞋却被父亲送给了“相好”的女人，高三在绝望中离家出走，凭着少得可怜的信息，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小说令人感动的地方就在于，这是一个始终都在寻找“爱”的故事。在家庭中因为缺失父爱，少年不断承受着父亲的暴力殴打，而在学校里同样还要承受着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双重暴力同时施加在少年孱弱的身体和心灵上，令人唏嘘不已。薛喜君的小说创作始终饱含一种热度――对底层生活的真切描写中蕴含着无限同情。阅读这篇小说，读者的情感会随着小说的情节而不断起伏变化，希望――失望――再希望――绝望，这不仅是小主人公的情绪变化，其实更蕴含着一种作者对生活的认知，悲苦的故事情节让人宁可相信这只是令人沮丧的虚构情节而非真实生活的摹写。杨勇的《锄禾》同样取材于乡村的青少年生活，通过一个家庭中的“春夏秋冬”兄妹四人的命运，真切地反映1980年代初北方大地的社会变革和精神躁动。也许是少年时代对社会变化的记忆深刻，也许是出于对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的艺术考量，杨勇在这篇小说中将社会变革浓缩为“一天”并分摊在兄妹四人的身上，既有对80年代初萌芽状态的物质生活的描写，也有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集体劳动生活的真实再现，更有农村变革即将来临之际青年按捺不住的自我情感躁动的艺术呈现。杨勇对小说的叙事有自己特殊的思考，他让每个人物承担着不同的“反映”功能，如王小夏作为叙述者承担着观察其他人物命运的功能，王小春则负责观察物质生活的变化――那种对未来物质生活充满无限好奇和想象的目光，折射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活历程，而王小冬的“因公”死亡更像是对过去时代的某种祭奠。这种分散式的故事叙述，虽然有些零碎但并非无序，它可以准确地反映出作者对生活以及文学表现方式的自我思考，“在《锄禾》中，我努力呈现着生活的碎片化，努力消解故事，为的是使小说更像生活本身，更像是小说照着生活的镜子，归根到底，是我在照着他人的镜子，一同经历着丰富而单调的人生成长、衰老、直到死亡”。这种带有“反本质主义”色彩的文学认知，是我们对文学本质经过深入思考的结果，尽管这句话貌似自相矛盾。

　　文学反映生活，这是黑龙江作家的小说创作始终坚持的文学原则，但是这种坚持是与时俱进而非一成不变的，具体来说，就是随着我们对文学认识的加深，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提炼”越来越趋近生活本身，手法越来越高超，几乎是一种“无痕”操作，力求做到“客观再现”，当然，真正实现文学与生活的同质同构，文学之路还很漫长，需要我们冲破很多文学思想的樊篱。

　　王鸿达的《江湾》作为一篇内容丰富的主旋律作品，真实再现当下乡村扶贫工作的本真面貌，塑造了圆满完成扶贫攻坚任务、真诚为民排忧解难的驻村扶贫干部于天水、老陈、孔一兵等人的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设置了乡村生活中的多重矛盾――干群矛盾、部门矛盾、家庭婚姻矛盾等，这样就让人物在扶贫工作中不断面临各种难题，如春耕资金问题、农村“空心化”问题、乡村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当这些干部因地制宜制定方案，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如抽丝剥茧般逐一解决了这些具体的实际困难时，让曾经一度衰落的乡村重新焕发生机，也就是乡村扶贫这一世纪伟业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日。小说同时聚焦了青年自我价值实现问题，通过优秀青年回乡务农、领导乡村发展等情节，为中国乡村发展指出前景和路径。小说中那幅以“河湾”命名的获奖油画，不仅是乡村当下的美丽缩影，更是未来中国乡村大地充满更大生机和希望的无限愿景。王亚付的《龙目滩》同样聚焦当下的乡村扶贫工作，抒写贫苦乡村在新时代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米艾雪作为扶贫驻村干部，不仅要帮助贫苦家庭解决温饱生活的问题，更艰巨的任务是破除农民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帮助农民建立起对党、对干部的信任和对扶贫工作的信心。小说真切地描写了扶贫干部深入贫困家庭、改善干群之间关系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写出了贫困农民从开始时“藐视与不屑”的冷漠拒绝，到“热情感动”再到心悦诚服地接受并积极参与这一艰难的心路历程，更反映出共产党员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小说的着力点没有放在扶贫工作的“成功结果”上，而是放在扶贫工作的进程上，通过对扶贫工作点点滴滴的细微呈现塑造了一位一心为民、甘于奉献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琐屑中尽显伟大。陈力娇的《苍山之恋》和《太阳鲜亮》同样也是乡村扶贫题材，但是作者选取的角度比较独特，显示出作家对艺术表现手段的积极探索。《苍山之恋》采用板块式叙述手法，将三个看似并不关联的故事有机地统一在核心――乡村扶贫故事之上，通过对乡村生活、干部家庭生活的展示，真切地表现出乡村农民朴实善良和扶贫干部认真负责的精神风貌。小说一方面描写了乡村中留守农民生活的艰辛，反映出当下乡村真实的“空心化”现状;另一方面，作者在表现扶贫干部刘盎然在全力做好扶贫攻坚事业的同时，还要面临家庭破裂的危机。《苍山之恋》将扶贫这一宏大主题放置在几户家庭的生活之上，依靠对家庭生活以及对人物面临的情感纠葛的细节呈现，使小说充溢着温馨和感伤混合的情绪，朴素的手法使故事情节更加生活化，不仅可以深深打动读者，更使小说文体远离政治因素所形成的“前结构”阅读影响。《太阳鲜亮》着力塑造一位乐于助人、诚意奉献的普通乡村女性的光辉形象。主人公慧茹经营着一个废品收购部，她先是顶住家庭成员的压力帮助村中一户贫苦家庭，使之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最后又成立一家孤儿福利院，将自己的爱心播撒在家乡的广阔土地上。陈力娇的两部小说在叙事上同时采用“俯瞰”的视角，以同情、理解的目光描写乡村生活的真实状况，表达对乡土、人生、价值、尊严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也是陈力娇小说写作中一贯坚守的叙事伦理。

　　楚宏志的《春去秋来》倾力塑造了一位坚守土地、与土地有着割舍不开的深厚情感的农民形象。梁有本勤劳善良朴实敦厚，对土地有着深深的依赖性。小说详细叙述了梁有本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充满希望与失望的变奏――春旱、霜冻、夏涝、秋冻等各种气候灾害不断地叠加在这片土地上，同时主人公还要照顾患病的母亲，但一切打击都没有击碎这位农民对土地的信心，哪怕是失去自己相濡以沫的情感挚爱。小说没有设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叙述自然，人物对话符合乡村生活的实际，真实贴切，符合人物身份。

二历史叙事与民间视角

　　黑龙江作家历史书写多围绕着抗日这一主题，这片富饶的黑土地曾经遭受过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蹂躏，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成为文学“刻骨”的记忆，同时，在这片土地上站立起无数的志士，他们悲壮的斗争故事永远激荡人心值得铭记。董岐山的小说《部落殇》和《父亲秘密的公开调查》分别取材于日本侵略军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和“慰安妇”题材，对饱受摧残的人民给予无限的同情，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予以控诉和揭露。《部落殇》真实再现了日本侵略军为了打击东北抗联、限制人们自由活动而建立的“集团部落”(俗称合村)这一历史事件。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日本版的“集中营”里上演着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我们不仅看到被集中在这里的人们如何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杀戮，也能看到抗联战士如何利用“疯子”身份做掩护、承受着非人道的折磨、坚持斗争并最终胜利的感人故事。小说的故事跌宕起伏，非常具有传奇色彩，并且与作者此前的小说《人圈》构成了互文性关系，用系列小说的方式宣传和平、反对战争。《父亲秘密的公开调查》以日本的加藤玉子的视角，揭露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深重罪孽。加藤玉子利用一切机会调查军人父亲在侵略中国时的所作所为，但受到来自社会的重重阻力。慰安妇的屈辱人生、对中国劳工的肉体摧残以及精神折磨,当她逐渐接近这些真相时，为侵略军的种种暴行所震惊，更坚定了她忏悔和反战的决心。小说的反战意识强烈，不仅要让中国读者牢记悲惨历史，更传达出让日本年轻人了解战争真相的文学意愿。如果说，前面两部作品以揭露日本侵略者战争罪恶为叙事核心，那么张伟东的《夜行人》则深刻塑造了在抗日战争中我党情报员“潜伏”敌方视死如归英勇斗争的光辉形象。小说叙写了两代人的革命斗争故事，主人公赵兴东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其未竟的革命事业，成长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处的红色特工，利用铁路工人的身份，将获得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党组织，最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小说采用“分镜头”的叙述方式，将主人公英勇斗争的故事处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短章节”，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故事情节突出，增强了故事的传奇性和可读性，非常接近中国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孙且的《偏脸子辞典》采用“辞典体”叙事方式，将哈尔滨这座城市风物与城市精神以文学的方式留存下来，兼具历史叙事与市民生活叙事双重意蕴。他以自己童年生活的地方――道里区俗称“偏脸子”地段为表现核心，依托丰富深刻的童年记忆，创生出独具地理学意义的艺术空间。其中《河字片》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一位工人常常在松花江边与俄罗斯老人聊天，最后发现这位俄罗斯老人已经离世多年。而《偏脸子的神匠》塑造了一位运用民间“巫术”为人救死扶伤的拥有“通灵”本领的老年女性形象。这种“传奇”故事几乎在很多国家、民族、地域都存在，这是民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读者并不会感到恐怖，相反却能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气韵并领会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魅力。《画家盛寿考》讲述了一位颇具绘画天赋的青年人盛寿考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为后世留下了足以比肩西方大师的力作，其人生遭遇与意外离世令人感慨不已。《板障子街》和《地包小市》则描写了侨居哈尔滨的外国人的生活。这些带有鲜明域外民族特色的形象，无疑对读者有着较为强烈的吸引力，同时也丰富着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甚至可以说，他的写作正在填补着文学中有关域外人物形象系列，具有很大的文学史意义。《掖县人》《星火小铺》《特维尔街》《歪十字街》《姥娘》等小说更是一本本哈尔滨“生活志”，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市民形象，其中的叙述带有浓烈的怀旧氛围。

三写作伦理与人文关怀有

　　现实主义小说无论是对乡村生活的真实描写，还是对历史题材的客观再现，最终落脚点都是在人的自身之上，也就是文学始终是一种关怀，一种超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等因素的人的本体观照。黑龙江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文学情怀，也可以说是坚守文学写作伦理，从而深刻地聚焦人的生活与生命问题。作家申长荣的小说体现出对煤矿工人生活与命运的长期关注，《逆旅》描写了煤矿工人郭长民在自己生命晚期回乡度过自己余生的故事。小说以主人公回到家乡作为叙事时间的起点，然后不断地在这一时间节点两侧穿插，将郭长民过往的岁月和现在的生活整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位淳朴、有担当意识、意志坚定的农民形象。小说围绕郭长民建房这一核心情节，用相当多的笔墨细致地描写了乡村的温馨生活，尽管主人公疾病缠身，但依然充满希望地生活着，“有恒产者有恒心”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来。小说的叙事平静而充满同情理解，“逆旅”是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命运的缩影，毕竟故乡才是这一群体的最终归宿，这是作家申长荣对无数像郭长民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表达的最深沉的敬意。丁龙海的《等待幸福敲门》则将目光投诸退休工人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细致而准确地描写他们的晚年生活，同样充满着同情与关爱。小说围绕着退休石油工人武成本展开叙事，描写了他与周围老友在单位福利房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与子女的关系处理，展示了他们对生活的执着与信念。走近老年人的内心，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感受，退休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们依然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作家丁龙海将他们的晚年生活做了细致的表现，一方面体现出作家对生活的准确观察，另一方面显示出作家在创作中投入的深厚情感。同样关注老人晚年生活的小说，还有萧笛的《和光同尘》。这篇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描写了老人郑大拿摔倒离世前的一段晚年生活，主人公最后孤独终老，读罢令人唏嘘不已。小说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主人公摔倒后猝然离世，他的灵魂回到住所，回忆着过往与老伴儿相濡以沫的生活，以及与儿子一家因为“代沟”而产生的诸多生活习惯的龃龉。小说中真切写出了老人的孤独，老伴儿离去、女儿远嫁，与儿子一家人并不融洽的相处，无疑都加剧着老人内心

　　深处的痛苦，他们需要关爱，需要享受天伦之乐，这对老人来说可能是最低要求，但现在看来却是一种“奢望”了。作者深入到现代生活的褶皱里,从中挖掘深藏着的某种被无数人忽略的情感“漠视”，用文学的特殊表达方式向社会发出关爱老年人的吁求。

　　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市民生活的描写，是当下作家坚守文学写作伦理的突出表现。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今天的形态，是一个不断调适文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结果。确切来说，文学对生活的表现，由最初的对生活“本质”的提炼演变成当下对生活本真的原生态描绘，这其中作家放弃了用主观意志“过滤”现实这种方式。随着人们对文学理解的加深，文学可能越来越接近生活本身，呈现出的原生形态也就越来越符合当下人们对文学的认知――最艺术的加工也没有生活本身精彩，这也许就是当下“非虚构文学”兴盛的原因所在吧。黑龙江作家的中篇小说写作显现出丰富性，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作家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总是多样化，还原式书写与提炼式书写是同时存在的，二者并行不悖。陈力娇的《十八岁还没长大》描写一位在饭店从事服务工作的女孩子的成长历程。在这个只有几名员工的空间里，本应是和睦融洽的，却在演绎着人与人之间无情的“争斗”，这其中有颐指气使的“指挥”，有相互倾轧的“使坏”，有落井下石的“告密”，也有因嫉生恨的“造谣”。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其实都有程度不同的“不幸”生活，却还要承担着来自“同事”的精神伤害，可以说作者正是以“哀其不幸”之情观照着每一个人物的内心。这一个小小空间，是更大的社会舞台的浓缩，其间的“争斗”，就像是一个“成人礼”，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无法逃脱这张生活与人生的“大网”，这一点足以显示出作家对社会人生思考的深度。杨中华的《天命之年》描写了一个为了维护尊严愤而杀人造成两个家庭悲剧的故事。顾�因马永鸣经常侮辱自己的父亲顾怀恩而冲动杀死马永鸣，顾怀恩为了保护儿子主动“自首”，最后真相大白父子二人均受到法律制裁。同时，这篇小说还探讨了关于责任、理解、担当、爱等诸多关乎人性温暖的话题。小说的表层是一个“冲动杀人”的故事，深层内核却是一个底层叙事，情节主要是围绕着顾怀恩展开的，描写了一个离异家庭的底层生活的艰辛，恰恰是因为底层生活的无奈挣扎，不断承受着来自周围人们的嘲讽与“鄙薄”，尤其是当这种侮辱来自社会同一阶层时，更让人难以承受，最终导致顾�心理失衡而冲动杀人，这样的故事情节总能让人感触颇深。小说在叙事层面采用多重叙事方式，类似于电影“罗生门”的叙事手法，选取小说中的三个人物作为核心叙事者，均以第一人称的视点共同完成对同一事件的讲述，这样无疑增加了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对揭示人物深层心理则大有裨益。

　　杨知寒的《连环收缴》与《天命之年》几乎可以构成一种“互文关系”，二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不仅来自小说的故事层面，同时也来自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连环收缴》同样围绕一个凶杀案件展开对两个家庭生活的深度描写，探讨了关于人性的爱、恨、隐秘、黑暗、施虐与受虐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迟敏用猎枪射杀了自己的妹夫燕来臣，双方家庭围绕是否达成谅解迟敏的犯罪行为从而减免法律制裁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行动，虽然最终达成谅解但同时也导致两个家庭的情感决裂，从此仇恨伴随着两个家庭的成员直至人生尽头。小说核心部分以一种“倒叙”的方式，描写了导致悲剧事件的深层原因以及双方家庭成员在面对这一事件时的外在态度和内在的隐秘心理。小说的每个人物内心深处都有隐秘的黑暗，并且“他们都对在人心里发生的病变束手无策”，每个人都在拼命挣扎力图摆脱他者的纠缠，却同时用尽手段困住别人，也就是在施虐与受虐倾向共同作用在人物身上时，每个人都充分享受着施虐与受虐带给自己的快乐。小说充满了现代主义的悬疑氛围，故事中人物被分别叙述，形成一个个以人物为核心的叙事板块，多个叙事板块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叙述链，这样的叙述效果使得每个人物有相对独立的叙述空间并被充分塑造，同时也增加了故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杨知寒的另一篇小说《瑞贝卡》则聚焦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深入解读在后工业化时代每一个个体的精神与情感的孤独症候。主人公李小瑞以网名“瑞贝卡”每天在微信“朋友圈”至少发一条动态，在别人看来她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然而生活中真实的她却每天被孤独深深包围着、控制着，最终导致跳楼自尽不治身亡。小说对当下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给予深切的关注，准确把握住后工业化时代的精神特征――现代信息科技为人们建构起众多交流的平台和渠道，但是却反向造就了个体封闭空间，人们越来越发现多路径交流并不能改变自己孤独与寂寞的精神状态，甚至在加重孤独病症，这种悖论正是当下时代无法解决的困局。小说叙事采用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开篇采用全知视角叙述“瑞贝卡”的生活，后面以“我”的有限视角叙述,以回看“朋友圈”的方式试图走近瑞贝卡的内心世界，但是最终发现这样的努力是一种徒劳。尤其这种有限视角充分保证了“我”与被叙述者瑞贝卡之间只能是两个独立的封闭世界，尽管曾经是同学，却永远无法走入彼此的心灵世界。萧笛的小说《墙》则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描写了中年夫妻经历的双重危机――生命危机与情感危机。陈梦菲退休后与丈夫过着淡漠疏离的生活，彼此仅仅维系着法律意义上夫妻关系，而无法真正拥有彼此。陈梦菲对丈夫一直采取隐忍的姿态，哪怕是面对丈夫的情感背叛也同样如此，这种生活态度曾经为她获得过荣誉，但在她看来却是莫大的讽刺。新房装修时陈梦菲“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当她与这场生命危机抗争时，她真切理解了自我以及生活的意义，她要做回自己，于是新房中让她产生深深压抑感的一面墙，成为她独立自主意识崛起的“牺牲”与见证。小说叙述犹如主人公的生活一样，平静而不失张力，娓娓道来波澜不惊却环环相扣,绝无松散之嫌。

　　黑龙江中篇小说写作始终坚守地域性特征，一直保持着北方语言的鲜活性和在地性，方言运用较多，即使作者在南方学习工作多年，小说的语言却总在不经意处留下北方语言的痕迹。这些略带着粗粝的语言、脱口而出的口语化写作，丰富了作品语言的质感，对人物的性格表现以及形象的塑造很有益处，前提是阅读者要有北方地域生活的经历和经验，可以理解北部方言的内涵，如何在保持语言的鲜活性同时解决方言写作与阅读障碍之间的矛盾，这是作家要充分考虑的。

　　针对当下文学是否处于边缘化其实一直争论不休，但无论如何我们坚信一点，文学现在没有退出将来也不可能退出这个世界的意义生产，作家始终用才华与勤奋坚持着自己的文学梦想，黑龙江作家在这方面从未落伍更不会缺席。

作者简介：

　　宋宝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新诗。

　　原文发表在《黑龙江文学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