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雅南：评牧歌长篇小说《画里画外》丨伦理视阈下的禁锢与放逐

　　近读女作家牧歌的长篇小说新作《画里画外》，令人仿若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伤痕”—“反思”文学思潮波卷浪涌的现场。《画里画外》的文本所再现的正是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因政治的荒诞和血腥导致的知识人的悲辛境况及其置身在农村的生活体验，以及“十年”结束后知识分子的人生转机和带给人的社会思考。

　　《画里画外》用“全知”视角，以作家和小说文本中主人公的“我”作为叙述者完成了小说的叙事。“我”因出身不好和知识分子的“双重”政治身份被下放到鲁南的富楼村接受劳动改造，因为生产队负责人的怜悯，被安排到牲口院里同田玉英的公爹陈兴旺一起工作。“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一年四季住在牛栏院里饲养牲口。期间，“我”看到了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度贫瘠和情感精神的表达方式，作为其中的一员，体验了食饥饿、性饥渴带给“我”的难以名状的内心悲苦，同时亦有人性的微弱曦光给“我”带来的稍纵即逝的温情温暖;同时，“我”见证了因换亲、公媳乱伦将田玉英逼疯死掉这种古老的罪恶在当代贫瘠的土地上如何惨烈地发生;更有因政治运动死于非命的好人。作家在小说中写到：“却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所谓的人伦、道德，其实在种族繁衍的性的面前不过是块遮羞布，抑或桎梏人性的枷锁”。荒谬的苦难岁月结束后，“我”考上了西方美术史研究生，进入到了学业期、恋爱季和对人生乃至社会生活及专业重新思考的新阶段。整部小说将农村和城市两个大背景作为叙事存在的时空场域，同时，又不断勾陈出历史的若干场景，回溯人与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此影鉴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域外因伦理价值各异而导致的人物命运的不同，意在为生活在当代土地上的人们提供精神和伦理价值的参照。

　　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在“伤痕”“反思”文本叙事的表征下，并不是四十年前“伤痕”“反思”文本的“罹难--平反--报国”模式的“复制性”续写，而是对于历史文化和道德伦理的不舍追问和强烈的质疑、批判，其锋芒直指人性的最深处。透过那段荒谬岁月，作家所要揭示的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当代社会政治生活语境相互吸纳对撞的交汇中，在伦理道德所标识的人性范畴内的诸种善良、真诚、悲悯等美好因子已然解构、溃败的情势下，这种伦理道德因着时代语境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扮演着“形式感”中最重要的角色，恰恰是这种“形式感”，成了驱动社会生活前行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意识形态的浸染下，有时又会以一种非常具有“时代感”的所谓新道德的面目出现;正如小说题目“画里画外”的意涵：画外是一个虚伪、相互倾轧的世界，画里仍与画外一样，宏大叙事遮蔽的同样是一种更为本质的虚伪虚妄及画家的情感精神理想与难以企及世界经典美术作品所张扬的文明理性精神的矛盾。这无疑使《画里画外》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笼罩在了压抑、惶惑、落寞、渺茫、虚妄乃至近于绝望的感伤主义氛围之中。显然这部小说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深刻揭示了历史和现实中伦理规范内在的非逻辑性并意图在这种非逻辑性中找到一种符合逻辑的也即顺应现代文明进程的路向，也即实现伦理精神的救赎。透过小说文本，我们看到这种救赎并没有一条明晰的路径，而仅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照。贺立华在丛新强《莫言长篇小说研究》序言中曾言“五四精神不死，救赎永远在路上。”，可见伦理及其精神救赎漫漫无期而路之艰难。

　　这部小说在艺术呈现的策略、表达方式及美学思想等方面的精到之处自然也说项多多，叙事结构方面截然分开的两大板块及相互独立的人物命运的发展，有巴赫金所论的复调小说的特征，我且称为非典型性复调的小说;写景方面，多种修辞手法交互使用，富有诗意，且景物作为意象，与人物命运的发展紧密地贯穿起来，增强了叙述的张力;细节的摹写独到。恰恰是这些细节本身构成了宏达的主题;历史场景的引入，带给人不少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历史新知识，在这里不过多展开。本文主要以《画里画外》中的田玉英和“我”这两个较为典型的人物及其关联的陈兴旺等人物所呈现的伦理精神，分析小说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一.伦理线密集织造出了伦理选择的现实悲剧。“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看，几乎所有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类社会中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存在一个或数个伦理结。伦理线的作用就是把伦理结串联起来，形成错综复杂的伦理结构。伦理线的表现形式就是贯穿在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性问题。” 由此，会看到诸多伦理形态如社会政治伦理、战争伦理、劳动伦理、婚姻家庭伦理、血缘伦理、人际伦理、爱情伦理乃至性爱伦理在小说《画里画外》文本中密集呈现，密集的伦理线在其各自的伦理域内沿其固有的规定性不断生发，形成一个个形态各异的伦理形态，这些伦理形态在固守之间相互渗透、对撞、同化、变异，涌现出难以尽述的矛盾丛，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丛中不断确认--转换--确认着自己和他人的伦理身份。田玉英、“我”显然是小说伦理取向的主导性和关键性人物。

　　田玉英做为生长在鲁南那片贫瘠土地上的女孩子，她安分守己、清纯质朴，性子倔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美好期待和憧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心上人”也就是将来的婚姻生活有了基本的伦理选择心理。小说在讲到十八岁的田玉英“为换亲”出嫁的路上插叙的一段故事便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出嫁前几年，玉英和同村伙伴一起割草，被伙伴恶作剧地扔进河里，因不会水，在玉英呛水出危险的时候，其他小伙伴都吓跑了，同去割草的伙伴根柱挺身而出跳入河中将玉英救起。“根柱的手又柔软又温暖。玉英的心咚咚的直跳。根柱年长玉英三岁，人长得白净清秀，尤其一双清亮的大眼睛，水汪汪的，跟会说话似的。玉英到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暖洋洋的。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被人关心、呵护，第一次与异性肌肤接触——在她情窦初开之时，第一次懵懵懂懂地领略、感受爱。根柱三年前高中毕业参军去了部队以后，玉英不止一次在梦中梦见过他，母亲向玉英提起亲事时，玉英的心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他。可是根柱一走便没有了消息。听村上人从根柱家得到的模模糊糊的消息说，根柱一到部队就被一位首长相中，然后在这位首长身边鞍前马后，做首长的耳目;再然后呢?是不是首长还有个千金待字闺阁，招根柱为乘龙快婿?村里人按照传统剧目里的思路一路大胆猜测和想象下去……。玉英从小没读过书，不识字，没有文化，她明知道自己和根柱之间横竖不过是一场梦，但是她的情感世界里却始终丢弃不掉那个清秀俊朗的画像。玉英内心里殷切期望着即将拜堂成亲的那个他能像根柱一样。”(5号仿宋体均引自《画里画外》，下同)也就是从那时起，田玉英已然在内心非常理性地确定了自己心上人的形象：英俊帅气，勇于担当，忠厚善良，疼爱自己。小说文本客观上还赋予了田玉英婚姻爱情伦理更纯美的意涵。即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年代，田玉英爱情婚姻伦理选择丝毫见不出物质气息，因而她的选择是纯美的、超越时代的。按照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根柱这一人物所具有的心里特征和情感精神同样也对称性、同构性地反致出田玉英这一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辉。

　　也正是因为怀揣着这样一份笃定的美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田玉英在物质文化都极端贫瘠的环境中阳光蓬勃地成长。但活生生的现实却将田玉英逼进了伦理困境中。由于自己的哥哥因残疾找不上媳妇，父母要用她给哥哥换个老婆，就是“换亲”。通过几家人的“三转换”，田玉英嫁给了一个有间歇性发作癫痫病且天生丧失性功能的小伙子陈传玉。虽然没有了性功能，但他却用一种近乎变态的方式折磨田玉英。残酷的现实让田玉英五雷轰顶，她没有任何能力抗拒这种现实，但人普遍地对婚姻生活应该有的最基本的本质性内容即性爱的追求和渴望是无法消解和祛除的。主人公“我”在一个月白风清夜晚沿芦苇塘踱步时与正在池塘里洗澡的玉英不期而遇，彼此距离很近且看的真切。“我”正在躁动不安时，她却拨动着池水向“我”走近。在这令人躁动紧张的场面中，玉英却十分平静淡定地说：“哥，你不是一直都爱着我吗?趁现在我这身子还是干净的，今天就给了你吧。她娓娓道。撩人的胸脯一张一施，胸脯上的乳房像一对惊恐不安的小兔子。”(《画里画外》)其实，并不是和玉英说的一样，“我”一直都爱着玉英。因为“我”和玉英交集不多，更未向玉英表白过什么，显然这是玉英的错觉，在这里，田玉英又一次做出了伦理选择。但她的选择却是在面临着强烈的伦理悖论境地下做出的：如果她这样做就严重违背了婚姻伦理，这是难以见容于社会的;如果她不这样做即在发现“我”看见她后及时躲避开他，就无法实现自己婚姻生活应该具有的本质性内容。即恩格斯所说的“在普遍意义上性是爱情所以发生的基础因而是社会个体婚姻的应有内容。”这就从婚姻伦理角度阐明了人的性的活动只能在婚姻或爱情中发生才是合乎道德或法理逻辑。在这种伦理困境中，田玉英的选择既是艰难的，也是决绝的。尽管当时“我”在欲火中烧中权衡后迅速跑掉了，但是，对于田玉英来说，只要机会出现、条件适合，这种机会条件必然成为她在婚姻形式之外追求婚姻实质性内容的引擎。

　　正是因为抱定了婚姻之中符合伦理要求的、合理的难以得到的东西，要在婚姻之外求得的信念，使得田玉英在伦理选择的艰难中一步步走向了伦理禁忌的深渊。在一次公爹陈兴旺用自行车带她去看病的路上，因为交通意外，公媳二人连人带车滚进了路边的沟里。在沟里两人发生了一次不伦事件。在此，作家只进行了客观性简要叙写，既没有挑明谁是不伦事件的主动者，也没有表明是否有先拒绝后顺从的人;既没有人物语言，也没有人物更多的心理活动，仅有一句“玉英全身汗毛孔大张，她弄不清身体的痛快欢叫和心理的解恨宣泄哪个更多占一成”。(《画里画外》)很显然，可以肯定是田玉英对这次不伦事件的发生是同意的。(这一事件发生后，玉英便在晚上给丈夫陈传玉喂下安眠药，方便陈兴旺来和自己媾和)。但二人所追求的目的或说潜意识里期待的结果是不同的。田玉英在积极追求婚姻内容实现而不得的情况下，放任了乱伦结果的发生;她的公公陈兴旺在不伦事件中的积极作为，则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一是陈传玉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因而与儿媳发生不伦事件在陈兴旺的伦理情感中并不存在罪感或罪感较弱，因而释放了自己的性欲本能;二是陈兴旺最渴望的是能够有自己的子嗣。因而在性本能与古老的子嗣观的驱动下，便积极追求了不伦事件的发生。由此看到，作为社会普遍认同且固化了的由婚姻关系所维系的法律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亲子关系与性的本能需求和对子嗣追求的伦理选择中，陈兴旺选择并践行了伦理禁忌。在这里，《画里画外》所凸显的批判力量就不仅仅局限在了时代而是强烈批判了几千年作为维系礼仪之邦存在的道德伦理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田玉英在不伦事件发生不久，儿子死了，她成了“祥林嫂”，最后由疯而死。

　　“我”,是作家赋予了整部作品中的一个枢纽性、坐标性的人物，这一形象在叙事上具有观察思考他者和自我精神建构与内省的两重维度;同时，就“自我”而言，在性格意涵上包含着怯懦与勇敢、善良与邪恶、希望与绝望、直率与委婉、创新与守持、敏感与木讷、意识与行为冲突等二元对立统一乃至相悖的多种性格因子。反应在伦理取向上，表达出“我”与田玉英伦理选择一样的艰难，但“我”与田玉英的伦理选择在行动上的消极和放任不同，“我”这个人物的伦理选择更多地是在伦理精神和伦理情感“向内转”中进行艰难选择以至于无法选择而陷入到焦虑、挣扎的痛苦中。“我”这个人物始终是作为一个“焦虑的思考者”的形象来塑造的。“自打那晚池塘边的邂逅以后，我思维的空间里刻满了她的影子，梦境几乎完全被她所占据。然而，现实中，她却并未因此而进一步介入到我的生活——尽管她依然是在一日三餐的时候来叫陈兴旺回去吃饭。唯一和过去不同的是，我反倒好像是有种与她私通的心理，每每遇见，总是十分狼狈地回避或逃离，而待她转身离开牛栏院的时候，却又望其项背而兴叹、失落。我翻过身去，把脸对着墙壁的同时又用手摸了一把下体。那东西硬邦邦的还在。我怕藉此陷入不能自抑的罪恶深渊又立马把手松开。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墙壁的背后有轻轻的叹息声传来，仔细谛听，是母亲和父亲。他们似乎在谈论我，为我忧虑，说我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应该找一个女人组成家庭，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照顾我饮食起居，他们在那边也好放心。”(《画里画外》)在玉英的示爱、本能的需求和现实伦理规范等等方面的伦理选择上，“我”陷入到伦理两难的境地，在情感精神的苦苦挣扎的执念中，“我”竟然出现了幻听。这是何等的悲怆和哀痛。可以说，“我”在整个乡村生活期间，几乎每天都因着进退无据的生活而挣扎在这种痛苦中。当“我”因正义感升起时，便陡然生出对玉英的公爹陈兴旺的愤恨，恨不能置他于死地。“草铡到大概一半左右的时候，我心里的厌恶和反感已经转化成了恨。通常铡草都是我站着按刀，陈兴旺蹲着往刀口上送草，一送一按，我们彼此配合默契。但是这一次，我盼望我们之间的配合不再默契，而是发生一些偏差和错乱。我两手紧握着刀把，幻想着弯腰向下按去的时候，陈兴旺的手和左腿的膝盖与草一起留在铡刀口上。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太过恶毒，可是却止不住它怪兽一样在我的身体里面横冲直撞，弄得我太阳穴突突的乱跳，脑袋一阵又一阵的发蒙。”(《画里画外》)这段描写足以说明“我”对陈兴旺强烈的恨，以至于想着利用自己按铡刀的机会给陈兴旺致命一击，但是“我”却只是在脑子里想想而已，即便想得脑袋一阵阵发蒙，也没有付诸这种弄残他的“带有善的恶行”。 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固然有罪与非罪的伦理选择，这种选择却是痛苦的;客观上也说明“我”内心的正义冲动与行为上怯懦。 “我”在婚姻爱情伦理取向上同样也是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看到王晓红(“我”的妻子)身穿白褂蓝裤，玉英在铡刀跟前拣草穗的画面便会立刻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夜里做梦我会梦见玉英，她眼角垂泪，或一丝不挂地坐在我的床头，或一个人边抛洒着蒲公英边在田野里狂跑。醒来的那一瞬间，我会不自觉地拿王晓红和玉英作比较：她们的声音，她们的眼神，她们的步姿，甚至，她们身体的轮廓、线条。虽然只是短暂的一闪念，但是在我和王晓红之间，却似乎一直存在着个看不见的影子。再比如，我害怕黑暗降临的夜晚。因为，每当值此夫妻温存、共圆佳梦之时，我的眼前会突然冒出大黄(一头牛的名字)被槌骟的画面。大黄全身抽搐，两眼充血，头一次又一次的从地上抬起又落下，“哞”“哞”的凄厉哀嚎声尤在耳。”(《画里画外》)

　　“我”因此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不能尽一个丈夫的责任，深感觉对不起妻子。“我痛苦的不仅仅是我自己颜面扫地、丧失了对妻子尽义务的能力，还有对妻子的幸福的愿望和权利的剥夺。看着身旁的她面孔潮红、眼睛发饧，浑身抽搐着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感到心已破碎。”(《画里画外》)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内心深处也同样充满了虚荣心和传统婚姻中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王晓红说我是在逃避现实。她说的没错——这做法的确是在麻木自己，也的确有些苟且;但是它能让我一时忘记烦恼和痛苦，能让我躲开床笫之欢的尴尬。但是，我若承认了她说的事实，就等于向她服软和认输，等于自愿放低在家庭中的地位。而把未来人生败给一个女人，从此人前再难抬起头来，这一点，我相信不仅我，恐怕任何家庭的任何男人都不能接受和愿意看到。”(《画里画外》)反映在伦理取向上，“我”所批判他者的东西，在“我”身上同时存在着。在这部小说里，出现了两个性功能丧失的人：在农村生活的玉英的丈夫陈传玉和在城市里生活的“我”。陈传玉是用变态的行为方式释放自己的欲望折磨田玉英，而“我”则是用写书绘画来享受一种快感的躲避方式折磨王晓红。两个男人虽然生活背景、教育程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等截然不同，但在这里，两个男人存在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因生理机能的残缺导致的婚姻爱情伦理取向困境，而成为一种社会道德伦理文化溃败和人的生命精神萎靡的符码，这两个男人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强烈地暗示出整个社会文明退化和被异化的残酷现实。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知：人们生活在由历史积淀和时代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伦理规则(包括潜规则)的禁锢中，之所以是禁锢，无论其伦理规则的形式还是内容，这种规则极度缺乏对人的自由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驱动力，严重地桎梏了生命情感精神的生长，因而人生活在了痛苦麻木的情态中，冲破禁锢，放逐自己便成了不安于现状的人的追求，像田玉英，陈兴旺、陈传玉等，这种放逐是以与善的伦理规则和文明相悖的方式实现的，其结果是可悲的，这同样是一种伦理两难。

　　二.伦理混沌中再现伦理精神的冲突。这里的所谓伦理混沌并非指整个社会具有形式感的作为内容存在的伦理规则的混乱，而是指由于历史的积淀、时代的错乱致使人内在的伦理精神的困顿和错乱。《画里画外》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婚姻爱情伦理，在宗法子嗣、社会政治、历史认知等伦理取向方面广泛而深刻揭示了人内在情感精神的矛盾冲突和几近崩溃的精神世界。“那时候，劫后余生的土地上到处瘟疫肆虐，随处都有没有爆炸的炮弹、地雷、手榴弹等。因为西药匮乏和患者需要，顾煜东不仅自学了中医，自己采制中草药，还教会妻子助产、接生。为此，他们临时借住的两间草屋每天挤满了前来问诊的病人，渐渐变成了悬壶济世的诊疗所。1956年，顾煜东的诊疗所参加了公私合营改造，顾煜东被安排到乡卫生所去坐诊。”(《画里画外》)这位国民党军队出身的军医顾煜东，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受十里八乡百姓敬重，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因一次并非其本人原因的意外事件被人为报私仇借顾煜东的历史问题被批斗、整死的命运。社会政治伦理成了整死顾煜东的正当理由，深刻揭示出了人内心的极端冷酷与残暴本性。当然大多数人是不知道顾煜东是因官报私仇而被整死的。在这里，人们包括被顾煜东医治过的人在伦理情感和和伦理精神方面无疑就面临着一个无解的伦理难题：社会政治伦理是正确的，顾医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受人敬重是正确的。这“两个正确”无疑构成一对有着强烈对抗性的矛盾。悲剧的主角不仅仅是顾医生，几乎包括了所有人。

　　陈兴旺一高兴总是叫我“小子”。“这小子!又机灵又勤快的，只可惜投错了胎了——”他拖着长音把个“了”字说得很重，“这要是出生在一个贫下中农的家庭里头该多好啊!……”

　　在他看来，好像只要家庭出身好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好的前程似的。而他的意识里，区分家庭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便是家庭成分属不属于贫下中农。我想，这样的认知肯定与他的生活境遇有关。(《画里画外》)

　　在物质财富和政治身份的伦理选择上，陈兴旺在精神上是矛盾而分裂的。一方面，他十分明白财富在贫瘠环境中的巨大作用并积极渴望得到财富，因而在为儿子陈传玉求亲时，给田玉英家送去了“大金鹿”自行车;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拥有标志着政治身份的贫下中农而沾沾自喜，这种价值观的内在矛盾是陈兴旺自己认识不到的。当田玉英的儿子虎娃因病而死，田兴旺痛哭着按照风俗在去掩埋虎娃的路上，有一段特别让人心痛和惊悚的叙述：“虎娃似乎知道爷爷将要做什么，所以，那双呆滞不动，但是却依然清澈的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带着还是死去时的纯真和稚气惊愕地望他爷爷和这个世界。陈兴旺的目光碰到这双眼睛时眼睛紧闭了一下。但是一想到他那有羊羔子疯病的疯儿子，及顾先生交代给玉英吃猪肚子的情景，陈兴旺又立马张开了眼睛。陈兴旺一咬牙举起了手中的斧子。”(《画里画外》)虎娃名义上是自己的孙子，实际上又是自己的亲生子，此时的陈兴旺内心世界应该说已经完全崩溃。在他自己的伦理选择的结果面前，这一行为呈现了极其复杂的伦理情感。如前所述，他在伦理悖论中选择了伦理禁忌，当他举起斧头砸向虎娃的尸体时，其已经崩溃的精神世界至少存在这样几种可能：一是虎娃的尸体就是陈兴旺违反伦理禁忌的罪证，所以要毁掉他，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情感精神中消弭掉这个罪证，来求得一些自我安慰，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二是为自己此前的一系列违反伦理禁忌的行为有了罪感而悔恨不已，对不起自己的儿子陈传玉和儿媳田玉英。三是由崔文清身上和顾先生的话推出吃什么补什么，幻想用死去的虎娃的脑浆治好陈传玉的脑病。或许这三种心理都存在。这仅是文本再现出的情感精神性状，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陈兴旺这一典型人物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深层次的多重性心理性格：懦弱、残暴和愚昧等。这几种心理性格在不同条件下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陈兴旺如果真的有罪感并有救赎意识，他最应该做的是向他者释放最大的善意，包括让幼小的虎娃入土为安;同时会选择一定的方式让自己的肉体或精神得到现实惩罚。但他不会也不可能做到救赎。

　　作家在插叙历史片段时，也用了相当篇幅写了诸多人物在一种伦理混沌中生活的情节，这都表明了伦理混沌导致的人的内在情感精神的混沌以至矛盾冲突。如田玉英在出嫁的路上拜一处庙的遗址以求神保佑自己将来的生活，而当年这庙里的住持却是一个色狼，被人弄瞎了双眼。每一个出嫁的、或嫁过来的女孩子都要到这处遗址来叩拜。这颇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恰恰说明了普遍性的人的情感精神的混沌和虚妄。这也透视出了人在这种伦理混沌中以自己认为非常“真诚”本质上却虚假地生活着的艰难。而这种虚假，恰如“我”对罗中立名作《父亲》中分析的那样：

　　父亲用他那黑洞一样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强烈阳光下，多皱而挂满了汗珠的古铜一样的脸上泛着亮光。这是一张闰土的脸，阿Q的脸，老通宝的脸;同时也是一张愚公的脸，夸父的脸，彭祖、老子的脸，卖炭翁的脸。这张脸上叠印着华夏世世代代亿万个农民的面孔，也书写着华夏世世代代亿万个父亲的隐忍与坚韧;这张脸的每一道刀刻一般的皱褶里，除了埋藏着他们所历经的苦难、艰辛与世事沧桑，还隐含着土地一样厚实、素朴的良善;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希冀和殷殷期盼。也许，他破旧的粗碗里盛的是黄河水，青筋暴起的血管里流的是中华魂，干瘦弯曲脊背上负载着的是华夏民族大厦……。我禁不住浑身一阵颤栗，似乎感觉到了从那张仅剩下一颗牙齿的半张着的嘴里冒出的烟叶味儿，粗重的喘息声，甚至，还有那种我非常熟悉的汗腥气、酸腐味儿……

　　我的思绪飘向了千里之外—可是，当画里的父亲和现实中的父亲——陈兴旺、田有才等人连接到一起的时候，我波澜壮阔的的心湖不仅立马恢复了平静，而且还有种向下坠落的沉痛。画里的父亲与现实生活中真实具体的父亲——画里画外只隔着一条边框，可在我的脑海里，无论怎样都很难把他们统一起来。我不禁想起批评家们的“在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似乎有造反的长矛和1793年的断头台”那句话，而就在这时，只觉大脑突然灵光一闪，眼前豁然一亮。我激动得心里突突乱跳。我好想打着响指说声OK!但是环顾一下左右，最终又忍住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画里画外——以〈父亲〉为例，罗中立与米勒农民形象比较研究》顺利的通过了答辩。(《画里画外》)

　　这一情节，既表达了作家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伦理精神内涵的深入分析思考，也凸显出这部小说的伦理价值批判精神，极具典型性，更富有普遍意义。

　　三.伦理精神救赎可能性的积极探索。托尔斯泰在其《复活》中有一段经典的心理描写：“他(指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在最近这段时期对人们所发生的憎恶，特别是今天对公爵，对索菲雅，对米西，对柯尔涅依所发生的憎恶，其实就是对他自己的憎恶。说来奇怪，这种承认自己卑鄙的心情，固然不免使人痛苦，同时却又使人快乐而心安。聂赫留朵夫生平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他称之为灵魂的扫除这类的事情。”这分明是灵魂的复活和觉醒的生发，但仅仅这一点还不够，托尔斯泰在其小说中认为人灵魂的复活,关键在于“释放善意，即有宽容心，爱世人，爱周围的一切。”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实现伦理情感精神的救赎，也才能消解、摈弃现实伦理规则背离人性美好的元素或因子，做出为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伦理规则体系的新建构努力。小说文本似乎已经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参照。这个参照来自本土和域外的两个人物：“我”学校里的“他”和“我”的一位日本友人山本有介。

　　我听见有人喊“快过来避避雨!”但我没有理会。但是我最终还是被那个人拉进了操场旁边的砖瓦房里。拉我的是位样貌清瘦、背部微驼的老人。两间砖瓦房过去是盛放体育器材的旧仓库，现在是他临时栖身的家。循循善诱之下，我就着风声雨声向他倒出了胸中的苦水——我眼里含泪，喉头哽咽。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不仅没有表现出同情，反而还把嘴一撇说：‘这有什么呢?你看啊，有这么个人，他一九三七年辞别亲人，远涉重洋到美国去留学，获取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四七年九月回来，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建设新中国。但是他的博士学位和留学经历却几乎成了他背负一生的罪孽。他当年也被关押和批斗过——去过夹边沟，蹲过牛棚，进过牢房，在凤阳五七干校还因为肺病丢掉了三根肋骨，72年落户贵州思南又险些因为伤寒把命丢在了那里……’

　　我的眼前突然冒出一年前他们一家刚从乡下搬来学校时的情景：茶炉房门口，有人对着这位背部微驼、肩膀一高一低的老人的背影指指点点。我只知道他年过半百才讨上个贵州农村的寡妇做老婆，带来的两女一男三个孩子没一个和他有血缘关系。没想到他原来还是位留过洋的心理学博士。

　　“按说他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颓废甚或自杀，但是他始终都没有。”(《画里画外》)

　　正如余华《活着》揭示的那样：活着，就是活着本身!在牧歌的文本里，活着本身饱含着内心的安静和对所有的不幸或罪恶的宽容和解，这是能够活着的动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放下”。放下了，才会活出轻松、宁静，活出温暖的色彩。其实，这位留洋博士“他”已经放下了仇恨，所以他才不颓废，更不会自杀而是活着，“他”的伦理情感精神表明了他完成了自我救赎，逃离了苦海。当然，这并非要求人们麻木地逆来顺受，而是清醒地朝着宁静的方向不懈前行。

　　“我”对日本友人山本友介展示的其父日记和山本友介对其父山本一雄日记的态度和做法的叙述，则将伦理救赎升华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的层面并直指了因人性的恶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灾难。

　　那一年，山本友介十六岁，正在读国中三年级。但是正值踌躇满志、多梦年华的他却不得不接受母亲离世和父亲切腹自杀这一惨烈悲剧——而他们先后离去的时间，相隔还不到四十九天。

　　山本一雄在他日记的最后一页写到：我向天地神明发誓：绝不能原谅!他们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在我们纯洁心灵中播下“忠君爱国”“效忠天皇”的种子。我们因为盲目的崇拜，单纯思想中把他们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忽略了他们代表着权威的观念。事实上，他们统统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军人，是教唆人们去杀人、去送死的战争贩子。他们满口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将东亚从英美等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各民族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在他们的蛊惑和煽动下，我是怀着狂热的“宁舍弃身家性命也要为皇国奋斗拼搏的英勇气概”，热情投身到这场所谓的“永世维持国家昌隆气运”和“为大东亚建设”战争中的。持续六年的战斗经历，我亲眼目睹了战场上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目睹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年轻人的被杀和杀人，目睹了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刹那间血肉横飞化为乌有……即使他们中有人如我一样，侥幸躲过了刺刀和炮弹，但是，余生也只能是在无尽的悔恨和痛苦中煎熬……。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噩梦缠身的折磨!如果，死可以赎掉我身上的罪恶，可以除去那些我伤害到的人的痛苦，可以告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灵魂，我宁愿将生命沉没于万劫不复的深渊!即使这样，作为被抛弃的棋子、“局外人”，我也感到幸运。(《画里画外》)

　　山本友介的父亲作为当年侵华日军的一员，回国后不断反思那场战争，通过反思，内心的罪恶感不断积累，他供奉佛堂，通过写日记来拯救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的日记表达了一种具有崇高感的救赎，这就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从伦理视角看，《画里画外》这部作品的后半部对国家、社会、人的伦理精神问题，通过“旁白”“独白”的方式已经有了充分的表达。

　　作者：山东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