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图：读柏祥伟长篇小说《仲子路》丨以文学的名义重述子路

　　在儒家先贤中，勇猛耿直、性情粗犷的子路是一个很重要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人物。近年来，尽管李启谦的《孔门弟子研究》、杨朝明的《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等学术著作都对子路做了很多研究，可是这很不够，因为这些研究只限于专业层面，没有被普通百姓所认知和接收。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普通百姓易于接受的重新认识子路的形象书写。这时，柏祥伟的历史小说《仲子路》出现了，笔者读后很是感慨，在此着重分析小说中对源自《论语》的故事的迁移运用，以及别具特色的叙事视角，来走进这部严肃的、对先贤充满敬意的优秀历史小说。

一

　　纵观孔门弟子中，唯一可以被描写、被可歌可泣地歌颂的人恰恰是子路。作者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当下，能够睿智地抓住这个人物来写，从题材来讲就已经胜出了。

　　笔者认为，儒家文化其实是有两种精神传统的，一种是斯文的温良恭俭让精神传统，一种是阳刚的忠诚信义精神传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更多地继承了斯文的传统，阳刚的传统是有所缺失的，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我们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迂腐与故步自封。而勇武、刚直、见义勇为、信守诺言、忠诚孝亲、浩然正气的子路，正是儒家阳刚精神传统的代表，因此重新认识子路，弘扬子路精神，对恢复儒家文化、传统文化的阳刚之气、浩然之气有着积极作用。

　　拿到作品后，首先被封面的几行字吸引：“一生追随一个老师，一生坚守一个信仰，一生行走在大道上。”“他是孔子最信赖的门徒，他是孔子最亲密的兄弟。从乡野少年到先贤圣人，他用生命演绎一个君子的百炼始成金。”这是对子路品格的精准概括和表述，可以看出柏祥伟对子路的理解和认识是很有见地的。据此，笔者认为作者对《论语》解读是很到位的。

　　大家都知道《论语》记载的是孔子和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体现的是孔子和其弟子的思想，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儒家思想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群体思想，换句话说儒家思想不是孔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孔子师生一起切磋研究后形成的群体价值观念。如果把儒家思想的诞生归于孔子一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总以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孔子一人所为，是孔子的独创，所谓十哲、七十二贤人，只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弘扬者、传播者，而恰恰忽略了孔子的这些弟子是儒家思想形成的参与者这一重要事实。《论语》中提及的诸多弟子中，子路出现过四十余次，是孔门弟子中出现最多的，这是否说明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子路是主要参与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呢?

　　对于《论语》的解读应联系时代背景和人物关系，结合自己的认识和生活经验对《论语》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因为《论语》表现的只是一个平面：一批学生在听孔子说教，从《论语》中看不出学生年龄的大小，看不出每个人的身份面目。比如《论语·阳货》中记载了两件事：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从《论语》中我们看到，子路认为乱臣贼子或者是不正派的地方权贵，我们是不能到那里去做官的，即使是身处困境，也要耐得住寂寞，不图虚名，所以他极力阻止孔子出仕。

　　柏祥伟在对第一个故事描述时写道：“子路得知消息后，很生气，……夫子面对子路的阻拦，知晓子路的爱师之情，亦自知行事冲动，却又不想认错，只得辩解道……”这里他对子路的描述是“很生气”，对孔子的描述是“自知行事冲动，却又不想认错，只得辩解”。在对第二个故事描述时他在原有对话基础上虚构了子路的激烈言辞：“子路道：‘如若夫子执意投奔叛臣，子路即刻与您分道扬镳，返回卞邑，自此耕种田地，不再过问夫子之事。’子路极力阻拦夫子，众人也暗自支持子路的言行，夫子只得回绝叛臣佛肸。”

　　柏祥伟能够写出这样的创造性描述，源自他对子路与孔子关系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正如书中主人公所言：“夫子和子路虽为师徒，其实也应算作患难与共的兄弟。两人之间无论是否存在争论，其实夫子最钟爱的弟子当属子路。在颠沛流离中，子路和夫子应是内心暗合，欣慰时相互一笑，便能了解彼此的内心。倘若没有子路的忠义护卫，夫子实在难以顺利返回鲁国。我这么理解，不知世人是否赞同。”

　　柏祥伟之所以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笔者看来无外两个原因：一是作为泗水人的柏祥伟对自己老乡的挚爱和崇敬;一是对历史典籍的熟悉，除了《论语》，在《孟子》《荀子》《礼记》《尚书》《史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古籍中对子路事迹也多有记载和描述。通过这些古籍，结合我们的认知经验，可以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子路，可以给子路重新定位。

　　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子路与孔子的关系最为特殊。子路19岁认识孔子，当时孔子28岁，两人是不打不相识。从那时起到公元前484年孔子结束在外颠沛流离回到鲁国的40年里，无论是孔子办学(按任继愈先生的观点，孔子办学是从30岁开始)、齐国避难，还是拜见老子，以及后来的周游列国，子路都伴其左右。特别是伴随孔子周游列国，子路毅然辞掉还不错的职务追随左右，那年孔子54岁，子路45岁，其他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如子贡和冉求25岁，颜回24岁，也就是说这是由两个长者带着一帮年轻学生进行的流浪生涯，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师徒、朋友关系了。在笔者看来，他俩已经是在共同开创事业了，用现在的时髦话说，他俩是合伙人，是儒家事业的共同奠基者。所以孔子会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也正是这种关系，子路成为唯一能约束孔子的人，所以他会和孔子争吵、会奚落孔子，当然作为回报，他也是被孔子批评最多的人。

　　另外，说到子路在孔子弟子中的地位，不得不提一下颜回。一般人们都把颜回列为孔子的第一大弟子，这或许是从贤人角度讲的，因为颜回在人品和道德文章上首屈一指。但从对儒家事业贡献的角度看，子路、子贡等人远超颜回。

二

　　一般来说，历史讲述者要面对两个任务：找到历史的真实本体;找到讲述的恰当方法。

　　就子路这个历史人物而言，历史本体的真实性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柏祥伟需要颠覆人们的历史认知重新阐释，于是他选择寻找恰当的讲述方法。也许是受到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影响，他没有选择通常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而是使用了“我”这个第一人称视角，这是《仲子路》一个突出的特点。

　　柏祥伟在作品中虚构了一个身为孔子第一批弟子的“石头”，他是子路的同乡交往颇深，他跟随孔子求学，在孔子赴齐后离开了夫子。由于才疏学浅无所成就，还被压断了腿，只能蜗居山谷。柏祥伟以“石子”这个“我”的视角来讲述子路与孔子的故事。而由于“我”只是一个身处那个时代的儒生，不是夫子得意弟子，不能常在夫子和子路左右，无法获得夫子和子路故事的细节，历史的真相更无法呈现，叙事人“我”只能不断通过宣告这是“道听途说”、子路的讲述、“清瘦老者”讲述、子贡讲述……和“我”自己梦中追随夫子周游列国等来互文呈现。

　　柏祥伟设计的这个“我”竟然是一个无法完全进入历史现场，无法恣意展开历史细节叙述的人。那么“我”讲述历史的目的价值何在呢?其实，“我”不是客观历史真实事件的参与者，“我”只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聆听者，柏祥伟将历史讲述的重心落在了现实自我的情感诉求上，这是第一人称视角带来的变化。

　　“我要去卫国把子路的尸骨背回来。//即使历尽千辛万苦，哪怕是付出我风烛残年的性命，我也要把子路的尸骨背回来，埋葬在生养他的卞邑之地，让他跟随夫子劳苦一生的魂魄得以安息。”

　　“方才那两人误解子路之言，使我积郁愤懑，正不得发作，此时便忍无可忍，于人群之外，怒声喊道：‘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路身为孔悝家宰，英勇救主，此等壮举，岂容诋毁!’”

　　“我”除了是柏祥伟表达情感诉求的一种途径，还是他用来感悟人生、寄托思想的方式。

　　“我虽命贱如草，也应有生活之信念，死而复生，才是草之本性。”

　　“近年卫国虽为遭到别国侵袭，然而国内王室争权夺利，利益阶层固化，国君有意积蓄国力，却终因内耗过大而作罢，国人对此深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仲子路》的魅力就在于虚构的渗入，从而制造了真实与虚构互渗的意义世界。与一般历史小说不同，这部小说用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献填充虚构、包裹虚构，从而建构起别具特色的历史小说文本。

　　对历史、历史人物进行演义是自古就有的，是创作者的表意策略，而表意策略的实现必然需要叙事策略的支持。与其他用戏说、穿越、虚构、幻化真实的历史小说不同，柏祥伟调整了叙事策略，用真实包裹虚构，在满足其表意策略的同时，满足人们对虚构性的渴求，让极具故事性的子路以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

　　历史虚无主义深刻影响了21世纪的历史小说、历史电影和电视剧的创作，戏说历史、架空历史、穿越历史的作品比比皆是，历史呈现出谎言化状态，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个时代，历史讲述者能如此轻松地对待历史。在如此历史叙事氛围中，每一位严肃的写作者都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威胁。

　　毫无疑问，柏祥伟是抵御住了历史虚无主义威胁的严肃作家。他把一个很有戏说潜力的子路(文质彬彬的孔子和粗犷鲁莽的子路在那里互怼，想想都很有喜剧感)，用非常诗性、哲理性词句进行了严肃的文学形象建构，毅然放弃了戏说的路数，这不仅是对其文学操守的坚持，也是对儒家先贤的尊重。而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仲子路》的创作完成了其继《孔府民间档案》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新探索。一位优秀的作家就是要不断探索、不断尝试、不断突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