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态度

　　译林出版社新近推出何平主编的“现场文丛”，遴选35岁以下作家的作品集，已出版陈思安《活食》、周恺《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朱宜《我是月亮》、三三《俄罗斯套娃》、王苏辛《马灵芝的前世今生》五种。从作者阵容来看，“青年性”无疑是“现场文丛”标举的态度。按照“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说法，“青年”不仅在于自然生理属性的年龄，也指向一种社会文化属性的精神、气质，代表着活力、希望与发展，隐喻着个体、社会和国家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与改天换地。对于文学而言，“青年性”意味着对于文坛主流趣味的间离与反拨。中国文坛一度流行“好看的现实主义”，实则好看的现实主义往往沦为乏味、无趣的现实主义，在社会生活的表面惯性滑行，牺牲了“人类的情感、动机和秘密”(詹姆斯·伍德《不负责任的自我》)。而“现场文丛”的这几位作者的作品，既具备现实的骨架与纹理，又绝不匍匐在大地上，而是贴地飞翔，当大地和天空、日常和诗性、物理和精神、现实和先锋擦碰的那一瞬间，我仿佛瞥见年轻人在野外点燃丛丛篝火。

　　关于文学新人的出场，李敬泽打过一个形象比喻：“80年代的变革是要抢麦克风”，那个时候“话筒”比较单一、稀缺，可能就掌握在占据文坛中心位置的人手上，所以一个热爱文学、有才华的青年人，出道时先要做一件事就是抢话筒;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麦克风你把着吧，我不要了”，年轻人自行跑到另一方天地里载歌载舞(李敬泽、姜晓明《如何面对复杂的时代经验》)。这“另一方天地”，何平在不同场合多有描述：纸媒这一块，传统文学期刊之外，另有改版的《萌芽》《小说界》《青年文学》以及后起的《天南》《文艺风赏》《鲤》(MOOK)《思南文学选刊》，传统出版渠道之外，另有后浪、文景、磨铁、凤凰联动、博集天卷、楚尘文化、副本制作、联邦走马等品牌;网络这一块，从个人博客到微博、微信的自媒体，从BBS到豆瓣的文学社区以及从自发写作到大资本控制商业文学网站……(何平《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实践》)上述部落及部落交界处，都有可能萌生文学新芽。近年来我同何平联袂召集“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迄今举办五届)，何平为工作坊设定的主旨即“跨越边境和拓殖可能性”，恰恰是那些跨越了保守教条和固化机制的青年人，能够提供拓殖可能性。“现场文丛”的这几位作者正是上述意义上的文学探险者。由此可见，登临“现场”，并不是据守在纯文学的疆域内面壁自嗨，而是敏感于时代与文学的变局之后，对不同圈层不同部落的文学实践平等对待、充分理解，进而培育具备出圈发声的文学潜能。“现场文丛”对陈思安、朱宜两位青年剧作家的举荐即为一例。

　　追踪当下之变，并不意味着放弃经典关怀。当下青年创作往往具有一个斑斓驳杂的界面，借此与这个时代的时尚经验、前沿技术互动、对接，自有其必然性;同时，乱花迷眼的流行标签背后，兴许掩藏着非常古典的主题。情形恰如阿甘本揭举同时代人“能够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阅读历史并根据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出于一种他不能不作出回应的紧要性来‘征引历史’”(阿甘本《何为同时代?》)强悍的“征引”能力可以把李白、莎士比亚置换为当代人。朱宜的剧本《特洛马克》(《花城》2017年第4期，收入《我是月亮》)即是如此。《奥德赛》前四卷讲述奥德修斯的儿子特洛马克出海寻父，在智慧引导(密涅瓦女神化身陪伴)下游历各国，见识不同类型的政体与习俗，历经艰险，最终携带着王者眼光重返故乡，与父亲联手重整朝纲。表面上，朱宜的《特洛马克》将史诗中的伟大主题——未来王者的教育与灵魂成长——剔除，在佩内洛普、海伦甚至老奶妈尤里克莱亚光彩照人形象的映衬下，主人公特洛马克苍白而单薄。审父(从因寻父而离家，到将父亲拒之门外)、平等(佩内洛普从奥德修斯的阴影下走出，赢回儿子的尊重与理解)、女权(佩内洛普联合奶妈以毒酒一举击溃众求婚者)、从英雄主义回归日常与家庭——这些元素拼贴在一起，诚如豆瓣一则评论所言，这是“一个精英中产家庭独生子冒险成长的故事”，也与近年来国内戏剧舞台尤其是小剧场艺术的氛围合拍。不过我们不能忽略朱宜埋下了一根如鲠在喉般的骨刺：第十二场，满脸胡茬、衣衫褴褛的特洛马克率领特洛伊男人一边合唱劳动号子(“兄弟们，未来在我们手里”)，一边在大地上开荒……这是整部剧中最异质性的一幕，也似乎预示特洛马克形象的翻转。讽刺的是，从旁观察的特洛马克的太太，正在构想“等我家宝宝一生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搬去伊塔卡了。伊塔卡的学校棒极了”，这是多么标准的中产阶级美好生活的愿景。而最终，因为太太身亡，特洛马克大受刺激之余，无奈返乡，终结了一段越轨之途。在剧本内，特洛马克的开荒看上去热力四射，但依然是静态、封闭、抽象、转瞬即逝的，无法持续介入历史深处;在剧本外，朱宜们可以捕捉到时代的痛点，却如身陷“无物之阵”一般。从内部产生的对抗，被置放在安全区域内提供“恰到好处”的刺激和创造力，如同搔痒一般，以避免怠惰而延续自我再生产，然而整个现实秩序纹丝不动甚至这就是其安排的诡计。从朱宜笔下的特洛马克到朱宜自身，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都面临共同困境。雷蒙德·威廉斯曾饱含深情地谈起，随着时代危机的持续，前人的观念与责任感，不仅未曾局限于其所在时期而显得过时，反而“更像是共同奋斗的同代人所发出的声音”(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朱宜故事新编的意义可能正在于此，身临共同困境，携带着“不能不作出回应的紧要性”来征引古典英雄，因为“我们仍然在和他们一起寻求答案”。

　　我将上述青年性、当下之变与经典关怀理解为“现场文丛”的态度。自2017年开始，何平主持“花城关注”栏目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加上新近策划的“现场文丛”书系出版，三足鼎立，其“文学策展”(这是何平自创的词，强化批评家的主体能动，并置联络、促成和分享的多元角色来表达鲜明的审美选择和文学态度)大业已初现雏形，且形成有机联动：“花城关注”以沉浸于第一现场的姿态发现新人、新论域，工作坊对新人、新论域出场过程中的症候性问题予以理论研讨，“现场文丛”则为经受了出场考验的文学新人提供长线支持。而贯穿其间的主旨，即关注“在传统文学视野外野蛮生长的新生力量，来探求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边界以及各种可能性”(陈曦《何平：深度介入文学现场》)。这种破界的可能性，恰可用周恺的话来回应：“二十一世纪的小说是雨果的反义词，必须是福楼拜、屠格涅夫、左拉的反义词，是托马斯·曼的反义词，是马克·吐温的反义词，是D·H·劳伦斯的反义词，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反义词，是昆德拉和村上春树的反义词……”(周恺《刺青》)我想，所谓的“反义词”并不是简单的颠覆，而当是艾略特意义上的、“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的互相“决定”与“修改”：当后出的作品加入到原有的结构中去的时候，结构中的格局必将震荡、重组。期待“现场文丛”的作者们成为旧传统的强力对话者与新传统的勇猛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