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川《茅洲河》：水鉴
赵川在这里给了我们三条茅洲河。
一条是历史的河，如同一幅水墨画。花鸟虫鱼，仿佛有笛声悠扬。
一条是治理前的河流，也是一幅水墨画。水像墨汁一样的画卷，寂静无声。
一条是未来之河，更是一幅水墨画。黄鹂翠柳，白鹭青天，风生水面，气韵生动。
从野趣，到无趣，到有趣，茅洲河经历了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水境犹如禅境，河流很像人生。
为一条河写一本书，赵川不是第一个。为深圳母亲河的治理写一本书，赵川是第一个。
几十年来，我们一门心思发展经济，经济大树上结满了果实。只是有的苦有的甜，无论苦与甜，都是硕果。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很多的金山银山都是绿水青山换来的，众多城市里的河流被高大的建筑碾压，城市的河流变成了下水道。
河流本天成，但也遭天虐。洪灾、旱灾和风灾都在折磨河流，黄河就是例子。然而，“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人在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上，欺负水，霸凌水，人祸面前的河流，尤其无力。茅洲河因为地处南方以南，雨水充足，河道从未断流。但是，如果深究，也有某种形式的“断流”，断的是清澈，流的是污秽。河流不会说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死亡的河流用奇臭无比来提醒人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最终都是要还的。死亡的河流很可怕，乌黑发亮、臭气熏天。茅洲河的死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根据有关资料记载的信息表明，茅洲河早在2002年前后就已经“草木难生，鱼虾绝迹”。清纯的最后消失，就是暴虐的全面登场，河流演变成自然的黑恶势力。我一直认为，“黑恶势力”这个词应该是受河流污染启发生成的。
看茅洲河治理就像看新大禹治水，更像是在看周处打怪。
周处年少时，凶强狠恶，为乡里所患。当时，山中有白额虎，水中有黑鳞蛟，并皆暴犯百姓，人们谓为“三横”，周处最为厉害。有人劝说周处去除害，他杀死了老虎，又下河斩杀蛟龙。蛟龙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周处与蛟龙搏斗了三天三夜，乡里人都以为周处已经死了，就互相庆祝。周处终于杀死蛟龙从水中出来，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死了而庆贺，才知道自己实际上被当作一大祸害，因此有了悔改之意。他从此改过自新，终为忠臣。
从自然的状态来观察，茅洲河没错，河里的水有错。水没错，水里的东西有错。水里的东西没错，是水里的东西放错了地方。放错了地方，就作怪，危害乡里。
茅洲河治理首先是除掉岸上的“白额虎”，截断流域内的企业及数百万人口将工业及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的源头。随后是斩杀水里的“黑鳞蛟”，清除各类有害物质积淀而成的底泥，将危害食物链和生态链的“隐形杀手”彻底消除。最后修复河流生态，这种修复其实修复的是生产关系，修复的是社会良知。
本书表面看起来写的是治理，实际上是在尖锐发问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其答案让人尴尬不已：生态环境的欠账终究是要还的，甚至是“连本带息”地偿还。
赵川在书中就此问题做了描述，让人相当震撼：
现在，关于茅洲河，还剩一道问答题：
“假如时光可以倒回重来，茅洲河的不幸会避免吗?”
这一设问，我曾向多位被采访的官员、专家及普通市民提出。
回答出人意料地一致：“料难避免。”
赵川在给这种“料难避免”找理论依据，找来找去，他找到了。这就是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它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提出。该曲线被用来衡量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准确，其基本意思就是，在经济发展之初，“先污染”在所难免，并最终导致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之后，“后治理”理所应当，最终促使环境污染减轻乃至消弭。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以发展初期对环境损害的“不可避免”性论断，宽恕了经济初始期的“野蛮成长”，也给环境的再逆转提供了肯定的结论。赵川说，这个“曲线”理论，给了我们一丝安慰。
千百年来，人类治水的经验比较单纯：利之导之，不使壅塞。进而提升为治国理政理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再而生为人生智慧，上善若水。孔子观水而开悟，逝者如斯夫。现在的城市治水，完全是新做派，让河流重新生长，新生的河流归来仍是清流，这样做，一定前无古人，最好后无来者。
《冰鉴》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总结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书，对后世影响颇大。我认为，《茅洲河》应该又名为“水鉴”，是赵川用文学的方式记录茅洲河治理的一部书，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水为镜，可以启来者。这应该是城市大水务的一个典型案例。深圳水务部门的一位专家说，什么是水务?水务就是把不能直接使用的水处理干净给人使用，把人弄脏了的水处理干净还给自然。读完赵川的这本书，我还想补充一句，特大型城市，应该让清亮之水在河道里自在地流淌，河道两旁鸟语花香，亲水的市民在这里感受着城市的性灵。
本书角度、语言俱佳，资料详实，观点鲜明。本书作者赵川，记者兼作家，出了好多本书，相当勤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