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阳：精神“出塞”和对世外桃源的追寻
《出塞书》 梁晓阳著 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
流浪，是很多文学作品的关键词，文学中的“流浪”大多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陈召荣先生曾将西方文学的流浪母题分为物理空间的外在流浪、精神领域的内在流浪、失却本源的身性流浪、自我放逐的逃避方式。西方的流浪主题，大多始于对自由意志和生命本真的追求。而在东方，在中国古代，“流”最初的含义是“边远的地区”，如《礼记·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流”字最初是与刑罚联系在一起，如“流刑”。“流刑”这一刑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流宥五刑”，即用流放的惩罚来宽宥应处“五刑”的人，因此一开始流浪这一行为在东方文化中就带有被放逐的悲壮色彩。
梁晓阳的这本小说，名为《出塞书》，远出边塞，自然也就是一种“流浪”的行为。但“流浪”主题在梁晓阳这里有着一些不一样的内涵，其中既有西方流浪母题的身心追寻，又有东方式悲壮的漂泊流放，更多的是作者独有的本己要素——“流浪”与“众生”的对话式结合。在此，“流浪”即“出塞”，是有多重隐喻的。第一重隐喻，是对神性远方的向往。小说中“小羊”的出塞，最初起源于对主人公心中世外桃源的追寻——那个在武侠小说中，拥有佳丽与英雄的传说之地。“刚开始，我是为了和阿依圆一个最基本的探亲梦想，也是为了圆我早年一个追逐的梦想，后来，我是为了挣脱一个压抑的环境，把这里视作我美好的愿景，看作是美丽家园。在信仰缺失的年代，我向一个充满了神性的远方靠近。”“塞外”在主人公“小羊”心中如同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是其个体感知生命力的源泉和真我苏醒的契机。与其说作者在寻求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不如说他在朝着年少时的纯真与回忆“出塞”，这样主动选择的“流浪”能够将僵化的自我与世俗隔离开来，滋养和升华新的生命力。
如果说“出塞”的最初动机来源于对神性远方的向往，从而开启了主人公在实在的物理空间迁徙流浪的历程，那么“出塞”的第二个动机，就来自对被剥夺的自我的追寻，从而引发了对内在精神领域的探索。和所有在观念封闭、僵化、仍旧残存着宗法制度的乡村或县城长大的年轻人一样，主人公小羊承担着光宗耀祖，延续后代的“重任”。父权文化强调刚强、凌厉、主宰的男性气质，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小羊，热爱纯文学，不喜歌功颂德或无意义的八股文；生性温柔，却因为被诊断为g6pd(6-磷酸葡萄糖脱氢酶)缺乏者而痛苦不已。作者在书中直击了主人公的痛苦：“我犹如疯了一般在小城的街灯下奔跑着，沿着兴宁路到沿河路，再到一环路。我犹如疯了一般悲伤欲绝——这是多么绝望、羞耻、惨痛、卑鄙的生活啊！”当所谓的“男性气质”或“男性形象”得不到主流社会认可甚至遭到贬损的时候，人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恐惧和痛苦，“自我”就在其中被遗失了，或者说现实摧毁了实现“自我”的虚弱理想。为了重新确认自我，组建自我，于是有了小说中一次又一次的“出塞”，看似主动的选择背后是被动的流放与逃离，如同“流”的原意，带有刑罚的惩戒，但这一惩戒并非来自现实中的某条法律，而正是来自那些看不见的约定俗成与清规戒律，在这样的无形惩戒中“自我”就这样被剥夺了，小羊成为了生活的“他者”。“他者”这个概念见波伏娃的《第二性》，波伏娃认为，那些丧失或者被剥夺了自我意志，被他人意志支配的人，称为“他者”。“他者”在广泛的概念中，不仅仅指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在快速的时代发展中，从某种程度而言，男性的焦虑更甚，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新的“流浪”产生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摆脱作为“他者”的命运。
为了摆脱作为“他者”的命运，主人公开启了一次又一次的“出塞”。但这种摆脱不是一种逃避，如果流浪仅仅是为了对现实的疏离与逃避，那么就失去了其神圣意义，唯有在流浪和疏离中保持持续的思索，那么才是对生命本质的真正追寻。生而为人，大多数“个体”都唯恐落后于“其他人”的大步调，这种恐惧与焦虑正是来自自我认知的虚弱与缺乏。梁晓阳在书中就让小羊坚持自我思考，直面生活中的种种焦虑。《出塞书》中的南方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焦虑之地，象征着现实世界中所有脆弱、繁杂、荒蛮的一面，作者没有去强迫自己适应这种人生或者所谓“现代文明”的标准进程，他有意识地逃离出来了，同时在逃离中带着焦虑去直面人生的真相——生而为人即是孤独。只有认清了生命的本质，才能让孤独指引灵魂去寻找真实，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远离主流，远离羁绊。这种孤独与真实并存的人生，能让人沉淀自我，最终寻获澄明的自由。这种澄明洁净的自由，小羊在塞外的自然风物中找到了：“那些天，常常在傍晚，我总是坐在后山的草坡上向东遥望。喀班巴依雪峰上的晚霞像红围巾一样，扎在雪顶上，主峰就像刚刚成婚的新娘，显得红润、热烈、高洁，透射出一种挺拔和神圣的品质……我一直想逃避南方红尘，适彼乐土。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里就是我的乐土，我可以在这里完成我心中的伟业。”梁晓阳在此赋予了流浪重要的目的——完成心中伟业的建设。“心中的伟业”，就是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任务：“认识你自己”。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流浪才能完成，只有“塞外”才能实现。因为“塞外”是能够远离主流规则，远离他人预判，远离喧嚣尘世，亲近神圣自然之地。流浪是写作者也是全人类的宿命——通过对全新领域的探索，生命才能完成自我修复与重新建设。
如果流浪只是停留在对乌托邦的追寻与对现实的疏离上，哪怕最终通过流浪找到了世外桃源，也寻获了澄净的自由，这种纯粹与洁净也是虚弱的，易碎的。因为人不可能完全孤独于世外，脱离了现实与人群的“自由”虽然也不是虚假的自由，却具有平庸和狭隘性，当其与现实再度碰撞时，必然会因为缺乏坚实的质地而分崩离析。
《出塞书》的不凡之处，就在于它没有让叙述仅仅停留在对流浪主题的重复上，作者反而借由流浪，走出了自我的藩篱，将眼光投向了更多的人，写出了“众生相”，企图在“众生”中确立更广阔的视野，让闭塞的自我获得流动与更迭。在这个意义上，“流浪”与“众生”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在《出塞书》中，这种对话关系作者是通过对流浪中所遇所见的“众生相”与“众生情”的写作呈现的。作家通过记录与描写“众生”的故事，进一步理解自身、理解世界。因为人类的心灵起源永远不是“独白式”的，而是“对话式”的，这种对话的关系不只起源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不只起源于精神深处的深情求索，更起源于时代大背景下每个个体生命同呼吸、共命运的同理心。
何为“众生相”？在经文里是指无明烦恼，流转生死之迷界凡夫，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指“许多人各自不同的表情或表现”。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是文学的三重境界。写出“众生相”亦是作家的使命之一。但“众生相”在写作上并不容易驾驭，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写作必然是带着作者本身的智识与理性的。这种理性固然可以识别众生，但不一定能写出其真实面目，反而可能陷入一种“理性的高傲”：将众生作为描摹的对象，而将“自我”与“众生”剥离，这种“对象”里只有“他人”，而没有“自己”；或者将“众生相”沦为指代的符号，无血肉的真实，一切只为文章单纯的表意。梁晓阳没有这样做，他在写“众生相”的时候，其实也就包括自己的无名之相，在写“众生情”的时候，自然也就包括自己的感情流动。“他”即众生，众生即“他”，他们不是相互隔离的书写与被书写的对象，而是同气连枝、血肉相连的存在。
让作者与小羊和其他小说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关键点，就是“流浪”：他们都是被时代，被现实放逐之人，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命运中流浪之人。让这些平凡人物在时代浪潮中拥有立足点并互相联系的事物，不是金钱与物质，而是其中流动的平凡珍贵的人间之情。这里的“情”，有亲情、爱情、友情：妻子阿依与“我”成婚，不求物质；新婚燕尔，也仍旧辛勤操持家务、善待爱人；结婚数年，囊中羞涩未能返乡，也毫无怨言。“情”从阿依身上开始，也从她身上延伸：阿依父母在苦难岁月互相扶持，弟兄历经艰辛仍旧互敬互爱……这些平凡家庭的平凡往事，稍不留意，也就和尘同逝。幸而作者是个耐心的观察者与聆听者，他在小而隐秘的题材里，寻找每个人的人生内核，记录平凡众生中流动的真挚感情。
除了“小家”之情，还有一种“情”，来自一种无私的大爱。如主人公妻子阿依的母亲和父亲，因为是地主的后代，被迫走西口，流浪新疆，成了开发新疆的一代垦荒人。两位老人在新疆的岁月，经历了数次命运的不公与打击，他们却始终在坎坷中坚守了自己的品格与尊严，并将这种善良播洒给陌生的人们。尤其是阿依母亲，是一位像地母一样的女人——她经历痛苦，却将痛苦内化为温柔，化为对他人苦难的感同身受。在新疆期间，她救助了很多和她一样孤苦无依的流浪人，将自己的食物赠予他们，将自己的住所提供给他们，不求回报也不求赞美。正是这种无私地播洒真情的行为，唤起了其他流浪者更多的善良之心。
《出塞书》里的另外一群众生，他们是漂泊起伏的畸零人。在那个年代，他们和阿依母亲一样，为逃荒、避难或谋生，奔赴大西北苦寒之地生活，而梁晓阳如实地写下这些形色各异的“边缘人”的艰辛与荣光：他们当中有毕业于北大，却甘愿终生在边疆教书育人，做一名普通教师的神秘天才；有专偷有钱人，号称自己“劫富济贫”的传奇侠盗；有自身境况堪忧，却还不求回报，愿意为同是流浪者之人提供免费食宿的四川人……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各有离奇，但在小说当中，他们都是有情有义之人，哪怕自己身处逆境，也不改热肠与初衷。如果没有“流浪”，这些生命不会得以相聚，而命运让他们相聚了，身为作家的敏感与柔软，则让梁晓阳选择了聆听，从而使这些平凡的生命得以呈现和记录。
禅宗神秀临死前留下三字“屈、曲、直”，出自《大智度论》：“蛇行性曲，入筒即直；三味制心，亦复如是。”其实正是对个人境遇的哲学思考与清醒观照，在不同的处境中，人是否能保持本性的纯明与坚韧的忍耐，朝着理想之地披荆斩棘，真正做到屈中有韧、曲中有锋、直中有柔，是需要大智慧的，而这种智慧就能够成就一个人最坚实的内里。
梁晓阳对“众生相”和“众生情”的记录，不仅是对这种“智慧”的尊敬与向往，还源自一种真诚的同理心。这种同理心不是高居于庙堂之上的观照，不是政治或阶级的符号，他对他们的凝视，如同对自我的凝视，带着血肉相连的真诚。因着这样的写作态度，让《出塞书》中“流浪”与“众生”两大生命主题，在对话中产生了凝聚与升华；让读者和主人公一起在小说中精神“出塞”，阅遍塞外人事，并由此重新认识了自身，重新理解了世界。
（《出塞书》，梁晓阳著，2019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梁晓阳：主要作品有长篇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长篇小说《出塞书》等多部，长篇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获首届三毛散文奖。刘娇：文学博士在读，相信走失的提示、游弋的字词、朦胧的回响，相信世界是从文字的描述中诞生与重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