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勐海童话》：对童真世界的审美与重建
2012年冬天，沉寂二十年的马原，凭借长篇小说《牛鬼蛇神》重出江湖，再次引起文坛的强烈关注；时隔十年之后，归隐云南滇南一隅的马原，在年近古稀之际的2021年冬季，返老还童似的，带着令人惊艳的《勐海童话》（载大益文学书系第19辑《细语》，花城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重新回到读者面前，必将又一次引起文学批评界的瞩目。话说这一回，满脸天真笑容的马原，欣然以“马老师”的身份，引领读者跟随他到原始丛林中的南糯山，听他娓娓讲述并点评富有魅力的勐海民族民间故事。
我们现在看到的《勐海童话》只是一个节选本，其篇幅的真正体量究竟多大，目前尚不清楚。但从眼前的节选本来看，该书独具的艺术品质和美学趣味，尤其是其蕴涵的文学、民族学、民俗学、伦理学、人文思想的价值，堪称弥足珍贵。《勐海童话》以有如创世之初的“0卷”开篇，大有乾坤混沌、天地未开之喻，颇具盘古情怀和重建童真世界的写作抱负。这个节选本包括《0卷 别样吾遇见马老师》《1卷 特立独行的基诺人》《2卷 哈尼人记》《3卷 傣人记》《4卷 杂人记》。
《0卷 别样吾遇见马老师》俨然是《勐海童话》这部作品的一个导读，即马原写作本书的根本意图。在《0卷》开篇的《99岁的怪老头》中，马原杜撰了一个名为“别样吾”的怪老头，借其披露的秘密，表达了他欲将传说中的故事变成书籍进而流传人世的心愿。别样吾是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姑娘寨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老头，他究竟高寿几何，是99岁还是早已逾百岁，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神奇的是这个瘦小的老人家耳聪目明，手脚灵活，生活还能自理，尤其喜欢跟曾孙孙一辈的儿童在一起，喜欢给孩子们讲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人们对他讲述的故事不以为然，只当是糊里糊涂的老人在编瞎话。（所谓位卑人微是也，同样的话语，平头百姓说出来，人们只当废话或谎言，帝王金口玉牙讲出来，就是“圣旨”或真理。）若不是上海一家著名大学的马原老师来南糯山养病，并频繁地造访别样吾，姑娘寨的人们早就忽略了他的存在。马老师慧眼发现，别样吾是南糯山现存唯一的末代祭司，是爱尼人文化的传承人，是爱尼的国宝级人物。正是祭司的存在，才使得没有文字的哈尼族文化不致湮没于历史的废墟。但祭司制度被误为封建迷信横遭取缔后，爱尼人的民俗传统仪式仪轨就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哈尼族经由祭司口口相传的历史，也可能因之慢慢失忆。
预感到自己离大去之期不远，深感焦虑的别样吾急需寻找到一个能够走通人间和冥界的巫师，以便他将活人的信息传递给先人，又把先人的信息转达给活人。凭借着职业的敏感性，别样吾找到住在废墟里的怪人——聪明的布朗人贝玛，他决定将自己宝贵的记忆交给贝玛，同时请求这位机灵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故事转告给“一辈子都在讲故事”的马老师。别样吾的夙愿，就是要找到一个像马老师这样的知音，让他将自己的故事“变成书”并使之成为永不消失的历史。说到底，这个胸怀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秘密的长者，希望通过文字记录——“文以载道”，将诸多民族璀璨的文化记忆及其伟大的精神遗产传播后世。
如此煞有介事地安排别样吾和贝玛（包括死去多年的巫师奇力）从“废墟”登上讲坛，让别样吾来讲述古老的民族民间故事，显然是马原精心创设的一个漂亮开端：它既清晰地交代了《勐海童话》创作的动机和意义，其神秘的发掘方式也不动声色地指涉了某种神圣的文学使命。读者——我此处所指的，并非作为听众的儿童，而是作为成年人的读者——会发现，在“0”卷中，别样吾和贝玛首先关注的是天地生成和创世的原始神话。这是所有人类故事的源头。关于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诞生，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动人传说，但所有浪漫的传说似乎最后都难以自圆其说，都有致命的破绽和漏洞，这些困惑最终变成了哲学意义上的“终极三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马原化身为先知，——有时以“别样吾”的身份，有时则率性以马老师的面目跳出来，试图对原创的古老神话和民间故事赋予清晰的现代性，以纯粹的童真眼光和好奇之心，来重新诠释/解读神秘的生命哲学。贯穿整部《勐海童话》的核心主线，实则马原对人类、人生及其命运（包括世间万物）充满好奇的探索和命运与共的人文关怀。从第1卷到第4卷，马原都对创世纪和人类起源的问题，借助不同民族的民间传说进行了深度的追溯和探究：汉人造出了蓝色的天，傣人造出了黄色的地，天地又造化了人间万物；基诺人的创世女神源自洪水中的一个巨黑怪物，她用身上的泥垢捏造了各种各样的生灵；在布朗人的故事里，人却是蛙类变成的。但这些神话传说，无论是别样吾、贝玛还是马老师，都觉得不大可信，因为它们都有一个连智者也无法说清的致命缺陷：人既然是神创造的，那么神又是谁创造的？他们对此给出的答案也很玄乎：也许神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听起来有些无厘头的解释无疑就是马原崇尚的“童话”——在《3卷 傣人记》里《相反的答案》这则充满辩论的寓言故事中，马老师剑指达尔文，以戏谑的“退化论”反驳“奇思怪想”的“进化论”，几乎从根本上彻底颠覆了人类起源于猿猴进化这一科学猜想。马老师说，至少有两个傣人的故事讲到了人变为猴子，比如《金网》中那个迷途的哥哥，因其误入猿猴的世界并很快融入了它们的生活，他娶了母猴为妻，并生育了两个小猴儿。当他即将获得召勐王位的弟弟找到他，想带他们回去同享荣华富贵时，这个身上已然长毛，屁股上还长了尾巴的哥哥谢绝了弟弟的美意，“我现在更喜欢我的日子”。乐于提问题的马原，在此以四两拔千斤的绝技不无得意地否定了达尔文：“进化论说猴子变人，没有一个实证”。
在《1卷 特立独行的基诺人》中，马原通过对基诺族民间故事的考察和讲述，充分肯定了该民族的聪明智慧和文化传统。马原发现，作为勐海最小的族群（只有两万多人），生活在鲜花盛开、玉鸟自由歌唱的基诺山上的基诺人，人数虽少，却是擅长动脑和用心的族群，他们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文化形态，有自己的特色图腾和语言，在世界上特立独行。基诺人的故事里，弱者经常用智力去与强者周旋，而且经常占强者的上风。马原以《螺蛳大象赛跑》为例说，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民间故事和寓言，展示的都是很基础的那些智力层面，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想得出来，但“赛跑”这类属于更高级智慧层面的故事，除基诺人外很少有人想得出来。马原认为，民间故事的起点通常不高，落点自然也低，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为童话。童话是属于孩子的故事，但童话本身是有弹性的，弹性令童话有极为丰富的收缩和延展。许多天才的作家在童话领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绩，比如圣埃克修佩里的《小王子》，无疑是童话世界中的珠穆朗玛峰。他称赞基诺人的童话在勐海童话中独树一帜，呈现出极其鲜明的个性特质，既富于智慧，又呈现出复杂的故事结构。“基诺人的童话几乎每一个都是精品，干净，明朗，清澈见底，充满生机和活力，给人以丰富的联想，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生态样本。一个小小的族群有如此丰盈的精神财富，不能不说是基诺山的幸运”。基诺人不仅有很高水准的童话遗产，还有优异的造型艺术（美术）。难怪满腹经纶的马原会感叹：“基诺人厉害啊，向基诺人行脱帽礼！”
智力是一种力量，力量会使一个物种强大，让它独立于世。在《智力为王》这篇童话中，马原通过对基诺人讲的大象与螺蛳赛跑和布朗人讲的兔子和螺蛳赛跑这两个故事的对比，虽然讲的都是赛跑，同样都是螺蛳以智力取胜——但他怀疑他们中的一个借用了另一个的故事内核。对于童话故事具有的如是惊人的相似性困扰，马原不以为然，“民间故事都来自民间，原本也没有专利归属，所以是谁的原创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他据此说，这两个族群都很小，“我猜只有小的族群才会格外关心像螺蛳这样小的东西。”他进而引申，童话作为一个文化载体，偏重智力的内容居多。而且几乎各个族群都把智力这种特殊的力量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强调，“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是要以弱胜强，这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模式”。
文字是人类记忆最理想的符号，也是历史文化最可靠的载体。马原发现，没有自己的文字——单纯依靠口耳相会——很容易让自己的故事露出破绽。比如，童话里经常会出现如此荒唐的情节，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一个冒充另一个去做别人的老婆而居然能蒙混成功。又如，基诺人讲述的花豹与母马鹿的故事中，以常规的知识体系来考察，就出现了诸多差池：马鹿本是食草动物，可是花豹居然用田鼠肉来招待它；马鹿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偏偏云南没有，但它却出现在了勐海故事里；马鹿中只有雄鹿才有角，母马鹿却没有，凶猛的花豹怎么可能忌惮一只没有角的母鹿呢？之所以要把这个纰漏甚多的故事讲完，马原的意思是，“首先是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同时也要将其中的谬误明确指出来，以正视听”。当花豹以欺骗性的手段偷偷吃掉小马鹿以后，森林中的大象、猴子等众多动物决定为悲伤的母马鹿报仇，机智的野猪率先咬伤花豹，百兽一拥而上，瞬间将花豹弄死。大家分食花豹，只有母马鹿未吃豹肉，它只是用花豹的血将原本一身的黄色皮毛染成棕红色——它用这种方式永远铭记这个血的教训。马原不喜欢这个读来令人不舒服的血腥暴力故事。他反思道：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童话和民间故事的整理，的确存在一个鉴识与辨别的过程；如果一个故事连真伪都不能认定，那么这个故事对他一样的读者的意义就很有限了。恰如他在《2卷 哈尼人记》中“直录”《瀑布魔女》之后所说，这个充满英雄主义激情而又残忍的故事（猎人标门杀死了无辜的魔女）与美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它并不能给读者带来快感。马原为此困惑：我们在童话里，看到的只是一个融合了许多不同动物的众生乐园。魔女作为众生乐园的领袖本不该死，可她还是被猎人杀死了。他对此结局深感不安：“我的内心里充满了悲凉。”对《甲雍甲婆》这个故事同样残酷的结局，马原也颇为不满，感觉别扭。在《4卷 杂人记》的《葫芦女孩》这个瑶族童话中，马原对童话创作中出现的一种倾向，也即“把有钱人说成是傻瓜，有钱人的智力经常在常人的水准之下”——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仔细回忆起来，在我们读过的童话故事中，有相当比重的童话都喜欢嘲笑有钱人，把聪明能干的人塑造成可笑的笨蛋。马原对此阿Q精神或曰酸葡萄心理颇为反感。童话世界里为什么会出现“反智和仇富”的文化倾向呢？马原如是分析：相对于少数的成功和得意者，世间失败和失意的人是一个庞大的群落，他们的心理能够得到自己族群的理解和认同，嘲弄成功者（有钱人）的故事也就有了落地的机会；这种嘲弄有着很鲜明的风凉话色彩，说风凉话恰是世界上最容易、最便当也最痛快、最解气的行为，但对自己内心的扭曲也很严重。马原注意到，“讲故事写童话的人，许多都是喜欢风凉话的人，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但其中一些我们熟悉又敬重的作家，比如拉格洛夫、圣埃克修佩里和林格伦，他们的童话充满了诗意、阳光和智慧，为人类带来永恒的光明。品味这些故事追求的价值与意义，我们不难看出马原朴素而纯正的文学观，除了“成人的世界里如何保持童真”和艰难崇高的美学意义，与安徒生邪恶的童话世界所呈现出的丑陋、黑暗和阴森、恐怖相反，他所追求的文学——比如童话，一是要体现真善美，二是要致力于传播爱。毕竟，童话是孩子启蒙和冶情的入门书，是长辈们讲给儿童的催眠故事——怎么能让孩子们听完童话后带着恐惧的心情入梦呢？
马原对于语言文字别具情怀，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特别珍重。在《4卷 杂人记》的《克木人语》一文中，他特别讲到了语言的重大意义。克木人大概是中国人中数量最少的族群，这个据说只有两千人的民族，却有自己的语言——克木语。如此奇特之事，实在令人惊异，如此少的人口居然能够完整地流传独特的语言，马原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揣测克木人因为人口太少，生存活动空间既小，且与外界交流不多，克木语的词汇量必定极端贫乏。他由此强调了语言之于命名和描写的重要性：事物的名称原本就是词汇的主要构成；名词在词汇中的占比最高，远远超过词汇总量的一半；太少的词汇量一定会对叙述或描述产生障碍，而障碍本身会严重妨碍叙事体的生成和发展。马原说的不错。目前，除了人类拥有丰富的表述能力，所有的动物的语言因过于简单（实际上大都是单调的重复）都不能完成表述，更不能完成叙述。克木人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这是发现克木人童话令人惊讶的缘故。马原欣慰地说：关于克木人和克木语，对多数国人都是一个惊喜，读到一个克木人的童话是更大的惊喜。在我们所读的《勐海童话》中，克木人童话仅有《龟尾树》一篇，它讲述的是人与月亮的故事：月亮上的小伙子爱上了凡间一位善良的姑娘，姑娘将她母亲化身的龟尾树和那个迫害其母的砍树者——她狠毒的继母一起带上了月宫。这个简单的故事触及了月亮和太阳这个普天之下的永恒命题，因而能引起其他族群的共鸣。“对于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族群，世界的模样和轮廓都不一样，对生命的理解都不一样，生命的内容和过程也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有一样的地方，比如一些共同的感受，诸如冷暖，诸如饿饱，诸如面对一样的太阳月亮”。马原对克木人童话意义的发掘与感悟，确实予人启迪，“我很感谢这样的机会，让我这一生至少有一次机会走近无限遥远的克木人，去理解他们，去体会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事实诚然如此：不同族群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已经展示了与其他族群不一样的诉求。
《勐海童话》显然只是“云南童话”世界的一小部分。马原在这部童话中，目前只讲到了勐海地区部分土著民族的故事。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个性，颇富人文思想价值和民族精神气质的民间故事（包括一脉同源的神话传说），——这些民族民间故事是丰厚而珍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智慧，值得挖掘整理。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将民族民间传统积淀流传至今的文化素材（尤其重视古老的口头叙事文学），以现代雅正的审美眼光进行翻新爬梳，重估价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重写经典，重建一个全新而美好的童真世界，这也许就是马原倾心童话创作的抱负吧。真希望马原能写出一部同样独具先锋精神光芒的《中国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