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创造者——我所理解的陈思和老师
多年以后，我还能记得，陈思和老师给我讲述他和贾植芳先生一起喝酒、聊天时的样子。他听贾植芳讲他朋友们的故事，胡风、郭沫若、茅盾等人怎么样，也讲鲁迅，这些都是和教科书里写的不一样的，他觉得，贾植芳本人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学史。而陈思和开始研究巴金的时候，巴金的身体也还很好，也会和他讲很多事情，甚至会告诉他文章写得对不对。这些重要的际遇，直接影响了陈思和的文学观和价值观，让他无时不刻不觉得自己就置身于历史的现场。
文学是活着的历史，而且是一直在行进着的历史，作为一个学者，要想很好地研究它、理解它，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进入方式。陈思和身上鲜明的风格，正是这些先贤直接传导给他的理想情怀、责任意识。他说：“现代文学史对我来说，不是历史，而是一个现实环境，就是一代代人从鲁迅传到胡风，胡风传到贾植芳，贾植芳传到我。”“当我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河流，我就是这个河流里面的一块石头。不仅我个人，所有研究现代文学的、从事现代文学的人都是这条河流里的石头。你们也是。这条河带着前人的生命信息，从我们身上流过去，流过去时把我们淹没了。但当河水流过我们身体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生命信息也带了进去。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是有生命的文学史。这样理解的话，这个学科就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生命的学科，我喜欢现代文学，就是因为我是存在于此的，我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人，就像河流里的一块石头一样，我感受到这个传统在我身上这样流过去。”[1]我很喜欢他这个关于“石头”的比喻。历史是一道洪流，奔涌时浮在表面的多是泡沫，洪水过后，沉下来的却是石头。几十年来，陈思和一直专注于自己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批评家那样兴趣广泛、四面出击，也许正因为此——在他内心深处，他只想做一块时代的“石头”。
我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批评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先声之一，很多最新翻译过来的思想、哲学著作，都在文学批评界先流行和应用。那时活跃着一大批青年学者，精神前卫、文采飞扬。在这批学者当中，陈思和未必是最具光彩、最富才情的一个，但现在可以说，他可能是对文学最专注、也最深情的一个。有些人探出头去研究艺术、泛文化、思想史，有些人转身去做出版、办媒体、忙行政，各有各的精彩，可陈思和从不为之所动，只埋头于自己所热爱的文学，守住这一小块学术根据地，历经多年，终成大观。说实话，身处一个喧嚣变动的时代，要保持这份专注，并不容易。在他，这是一种理想；而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风骨。
而这些品质，正是传承自他经常念兹在兹的两位精神导师——巴金和贾植芳。近距离接触或受教于这两位前辈的人不少，但陈思和对他俩的精神风华的敬意和向往，比别人深切得多。他共情于他们的人生，视他们为榜样，从他们的文字中接受精神滋养，也渴望能像他们一样挺立在人世间。一个知识分子，接受没接受过伟大良心的指引，他的言辞和行动是完全不同的。而陈思和身上有一种大家公认的深厚的人格力量，正是得益于他善于亲近那些伟大的灵魂，并从他们雄浑的人生中辨识何为有价值的事物，并明白自己该守护什么、藐视什么。很多人都知道，陈思和的性格温和、厚道、周全、尽力，他身上有强大的气场，总能聚拢起一群人，做出很多有影响力的事，也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但我想说的是，温和并不等于温吞，周全并不等于缺失原则，恰恰相反，陈思和的内心有着别人不易觉察、亦不可撼动的原则和坚守。多数人只看到了他“为”的一面，而不太留意到他“不为”的一面，那些表面的风华、繁杂的事务后面，其实贯穿着陈思和一直以来就有的条理和清醒。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士不可不弘毅，陈思和是有这种“君子”风、“士”风的，知道反抗、拒绝，且再艰难也一直在尽力做事。学术上不循旧论，反抗成见，才有“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之再思，有“民间”“无名”之关怀；现实中懂得拒绝，不会把时间耗费在无聊的文山会海或觥筹交错之中，长期耗时耗力任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也因这些平台可做实事。多年前，坊间有人说起，陈思和将调任何职，我一口否认，因我知道他志不在此，他不是个恋羡坐主席台的人，有一次在京参加一个与会者众多的大会，他也不过喜欢和我站在大礼堂后面的角落听会；而这些年大江南北无数的研讨会上，更是难觅陈思和的身影，这固然有家事缠身的缘故，但在骨子里，他是想把时间集中起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他拒绝的，远比他得到的更多；他知道什么是泡沫，什么是石头。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猜想，陈思和在做很多抉择的时候，大约都会想起贾植芳、想起巴金吧。他说：“贾植芳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精神父亲，如果没有贾先生的榜样，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成为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而巴金先生却似我人生道路上的北斗星座，他也许没有与我说过许多教诲的话，但是他就那么默默地坐着，给我无限的想象力。他曾经的信仰，晚年的著述，他沉默的心灵，不断地提升我的思想和境界。”“因为研究巴金，我又有缘分结识了毕修勺和吴朗西两位先生，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又是实践者，用他们朴素的生活行为践行自己的理想，教会了我如何安心于平凡的人生，而又努力做出不平凡的业绩。”[2] “自觉”一词，何其贵重，这就是石头的品质，它在洪流中是沉下去的，无论外面泡沫如何翻腾、水流如何湍急，石头都在深处沉潜。这些年，商业主义、权力崇拜愈演愈烈，人是很容易随波逐流的，但陈思和的专注、定力，以及他的理想主义精神，让他知道“如何安心于平凡的人生，而又努力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数十年来，未曾一日离文学，多一寸进展，就多一分喜悦，这种学术上的跋涉，无深厚精神根系的滋养，断难坚持。他忆及贾植芳先生时说：“贾先生的做人道德和作文风格，都不是四平八稳、唯唯诺诺、在集体主义的传统中把自己很深地埋藏起来，而是相反，他的为人和文字里处处能够看到傲骨在格崩崩地发出声响。……文字背后总是有一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力量。”[3]这种“傲骨”和“桀骜不驯”的基因，又何尝没有种在陈思和身上？他还说：“我多次阅读《随想录》，不断揣摩他在沉默中的深意，精神上的领悟无法用语言来表述。”[4]试想，一个沉痛的反省者，一个赤裸解剖自己的人，其“沉默中的深意”又会是什么？多少作品中，没有写出来的，有时比写出来了的更震撼人，知心的读者自会领会，这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应有的基本能力。而今讲到傲骨、沉默、反思，很多人以为只有思想对抗这一途，这样理解就未免狭隘了；除了反抗者，还要有创造者，甚至创造比反抗更重要。
陈思和的内心，就是想要成为这样的创造者。他的傲骨，体现在无论时势如何变化、事务如何繁忙，都不能打断他的学术规划，不能稀释他的文学情怀；他的沉默，体现在他没有说的、没有做的事上，甚至在一些本该有他的场合你也看不到他。创造、肯定、做成一些事情、让计划变成现实，这比把精力放在宣泄、牢骚、厌弃上更有价值。所以，陈思和是我见过的学者中，对现实抱怨最少的人。不是说他没有失意和愤怒，而是他不为那些令人失望的人和事所困，他所信仰的是，哪怕在看起来什么事也做不成的日子里，也仍然可以尽力做一点事情的。如果什么都不做，就什么也不会改变。他说过，自己在学生时代，贾植芳给他讲的故事中，“不是说他在监牢里受了多少委屈，也很少说起受迫害时他遭到了什么困难”[5]贾植芳总是讲他朋友们的故事，文学史上的故事，我相信这也直接影响了陈思和的为人风格。我做他的学生多年，从未见他把任何负面情绪传导给我们这些晚辈，相反，我们这些学生，每见一次老师，都会增强一分对社会和学术的信心。陈思和让我充分意识到，现状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参与其间，每一个人都不藐视自己微小的努力。
在陈思和身上，洋溢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极为可贵的担当精神、岗位意识。由他，我经常想，中国不缺思想者、写作者，最缺的恰恰是如何把思想转化成实践、如何把纸上的构想变成现实的人。空谈容易，行动却难。钱穆论到清代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衰微，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一切的思想，不能返回到现实、不能转化成实践，它的意义都是有限的。只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长于空谈，学术界也着迷于概念的空转，很少有人会脚踏实地地去做一些实务，因为大多数时候，做实务是一种奉献，是服务于别人。陈思和显然不想成为长于空谈者，他把文学教育放在与文学研究同等的地位，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他主编各种丛书，且向年轻作者倾斜；他办刊物，实际兼任《上海文学》主编多年；他做中文系主任多年，推进了多项重要改革；在图书馆长任上，也是亲力亲为。所有这些，都本于陈思和注重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价值理念。他说：“理想不是唱高调，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就是理想，出版也是这样，教育也是这样。我想如果巴金先生再回到人世间，巴金先生和毕修勺先生、匡互生先生、吴朗西先生等，他们还是会平凡地工作。……这批老一辈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始终在想着怎么为社会多做点实际的事情，而从来没想过从国家那里拿多少钱。他们始终相信，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奉献，来保证自己理想的纯洁性。这个想法在我们今天几乎是一个神话，但是我想，在1930年代这也是一个神话，但是在那个社会，就有这么一群有理想的人，他们顶着社会的压力，逆流而上，通过自己的实践，点点滴滴地在做……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最最需要的。”[6]这里所说的“通过自己的实践，点点滴滴地在做”，似乎成了陈思和的工作原则。“点点滴滴”，也许微不足道，但日积月累亦可能极为壮观。知识分子不应轻视自己渺小的声音，因为许多的小声音去到天上之后，就会汇聚成大声音；如果都在哀叹，都觉得个人之力渺小，改变不了什么，说了也白说，于是就什么也不说、不做了，那现状如何改变，民族如何前行？陈思和的不抱怨、不灰心、勉励前行，真是中国知识界难得的积极力量。
陈思和把这种实践概括为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他对知识分子从广场意识向岗位意识转化的论述，是一个很大的学术亮点。多数人只在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学术耕耘，少有人关怀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姿态。陈思和从巴金等人身上，深刻地看到了一代先贤不同于今人之处，“巴金的道路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多种可能的选择和尝试……即知识分子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寻求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只要知识分子看清楚了自己在未来庙堂的地位的失落，放弃了重返庙堂，通过政治途径来改变中国命运、从而确立自己的生存意义的价值观的理想，他都会考虑怎样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意义的价值取向的问题：这种新的价值取向不是要放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而是重新寻找对社会履行责任的方式；广场不是知识分子唯一表达社会使命的场所，启蒙也不是知识分子显示知识理论的唯一途径”。[7]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陈思和为何愿意去做杂志主编，不遗余力主编各种丛书，为年轻学者创造出版机会，因为在他看来，教育与出版所担负的意义，一点都不比学术研究小，他认为，“现代出版事业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为阵地, 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知识分子在调整了安身立命的学术传统的同时, 也调整了生存的方式和实现自我的方式, 仕途已经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 比较实在的倒是祖先们筚路蓝缕开创而来的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8]他主编“火凤凰”“逼近世纪末小说选”“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世纪回眸·人物系列”等丛书，他编写文学史，做很多教学实践改革，他对文学新人大力度的扶持，背后都贯彻着他自己所说的岗位意识。他本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做出更多的学术业绩，但他乐意奉献时间和精力，为他人作嫁衣裳，正是出于他服务社会的使命感。
陈思和所崇敬的巴金，就是一个在自己岗位上竭力前行的人，他显然从这些前辈身上承传了做事的风格。至少在同代学人当中，少有人像陈思和一样深度参与到出版实践、教学改革之中。“我不是说巴金等人创办出版社是知识分子唯一可行的岗位，但巴金等人的实践确实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思路。无政府主义在广场上的失败自有其必然的原因，这里姑且不谈，但是当这些年轻人以崇高的人格理想在出版事业上有所实践的时候，其中的意义就不单单是出版事业上的成功，而是在当时乌烟瘴气的商业社会里树立起一个榜样：不是任何人都拜倒在金钱利润的权威之下，也不是任何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政治上的理想主义以后都会自暴自弃，以致放弃知识的力量。巴金们不是在文化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文化事业有利可图的时候去创办出版社的，而恰恰是在文化大萧条的当口，作为几个文化人自救行为才去做的，他们成功的例子，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确立岗位意识的意义，实在是比五四新文学史上被后来者誉为主流的‘战斗意识’重要得多……是需要知识分子脚踏实地、很寂寞也很坚韧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9]研究巴金者众多，又有多少人在这个层面上理解巴金？而把前辈的精神延续在自己身上，并像前辈一样介入社会、担负责任，在今天这个越发严重的“乌烟瘴气的商业社会里”，愿意同行者又还有几个？都在讲项目、著作、名头、获奖，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已日益淡薄，一切与己无关之事，都被放逐；许多知识分子蜷缩在一个极小的领地里自得其乐，殊不知外面还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陈思和自觉站立在那些伟大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背影里，他不固守书斋，而是一直渴望接续上这个辉煌传统，这就是他所说的“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河流，我就是这个河流里面的一块石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即便无用也仍在努力发声，可以说，这是陈思和最感动我的一点。较之于我们这些后学，他的所作、所思，大概可以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了。张新颖说：“在陈思和身上，这个世纪的历史和他所处的现实是贯通在一起的，我把这种情形简单地概括为：激活历史，承担现实。二者常常互为因果、互相表现、彼此启发和支援。历史、现实、薪尽火传、悲壮性、知识分子等等词汇，在我们通常的使用中往往过滤掉了它们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时必然具有的平凡、琐细的一面。我们不能只热爱抽象的概念而不肯踏踏实实做实在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愿意做痛快的瞬间殉道者而回避冗长的、艰难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实践。一句话，我们不能做除了放言高论就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陈思和是做事情的人，而做事情，除了要争着、赶着，也有很多时候急不得、赶不得，要把时间和力气都耗够了才行。我在陈思和身上发现了一种走路的品质：我时常见到他一个人走在路边，一步一步地朝前迈，每一步踏下去都很沉实，骑自行车的人从他身边赶过去了，驾摩托车的人从他身边超过去了，坐汽车的人从他身边掠过去了。”[10]由此，我甚至想到了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开始只是一个人在跑步，无所期许，结果跟着他跑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成了一支庞大的跑步队伍。陈思和多年所推重和张扬的诸多观念，不就正在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基本主题？
没有一个大的精神格局，根本不可能将这些文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聚拢在一起，并通过自身的研究和实践，呼应一个日渐消逝的伟大传统。所谓成为一个创造者，也不是在书斋里空想几个名词就能实现的。这也是陈思和的学术研究具有原创性、发散性的根本所在。他的基本观点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众多文学实践的考察基础上的，有了这种贴身理解，他才能从一些芜杂、繁乱的文学事实中发现新知；他不着迷于概念，却又总能创造出一些深具概括力的概念；他重史观、史识，但又一点都不轻忽正在发生的、未被时间淘洗过的文学现象。有这种谦卑的研究态度的人，才会俯身去检索、体察一些年轻写作者的成果。而有些研究者，一钻进文学史中，就不自觉地无限拔高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一谈到当代文学，尤其是谈到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文学，往往充满轻蔑的口吻，甚至以自己不读当代文学为荣。个中的浅薄真是令人无话可说。假若鲁迅、胡适、朱自清、闻一多、茅盾、沈从文等人也是他们这种态度，完全无视同时代人在写什么，又何来大家所赞誉的中国现代文学？那些古代的辉煌篇章，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不也是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陈思和学术格局之大，恰恰是大在他不迷信时间，他所理解的文学，是一个动态的，还在不断被突破、不断被丰富的存在，他持续观察当下新作者的写作趋势，也主动选择与同时代的作家一起成长、一起成熟——这种视野的建立，对他的文学观念的构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真正的创造者，无一不是感觉敏锐、目光远大、精神前瞻的人。让无声者发声，从旧材料中出新思想，以一个文学人的体恤之心去理解历史、评析作品，进而获得新见。陈思和的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昭示出的都是一个创造者的气魄和见识。他认为：“文学的整体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同于就事论事地对研究对象作出评论分析，也不同于简单地对两个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它是把研究对象放入文学史的长流中，对文学的整体进行历史的、能动的分析。”“打破以1949年为界线的人为鸿沟，把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为开端的新文学看成一个开放型的整体，从宏观的角度上把握其内在的精神和发展规律，可以使现代文学研究把本体研究与其对以后文学的影响结合起来，将其在时间上的有限性与文学影响的无限性结合起来，以历史的效果来验证文学的价值，避免前人走惯了的封闭型的研究道路；同时又可以使当代文学的研究能够处处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每一种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每一个新产生的文学流派以及每一部新发表的优秀作品，把它们看作新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分析它们从哪些传统中发展而来，研究它们为新文学整体提供了哪些独创的因素，使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逐步成熟。”[11]他把“先锋与常态”视为“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我想把五四新文学或者整个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常态形势发展变化的文学主流。……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一种裂变，发生一种强烈的撞击，这种撞击一般以先锋的姿态出现。……这样两种文学发展模式，构成了二十世纪不同阶段的文学特点”。[12]他提出“民间”理论，“民间文化通过隐形结构在各种文学文本中渗入的生命力是如此的顽强，它不仅能够以破碎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以显形，施展自身魅力，还能够在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它、否定它的时候，以自我否定的形态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同样施展出自身的魅力”。[13]他说，“‘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多种主题并存”。[14]还有他论及的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等灼见，皆已为学术界所熟知，而且成了诸多学术课题的论述原点，无需我多加论述。而影响更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更是让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受益，这种突破编年体文学史格式的写法，同样是极富创造性的。
当然，陈思和的成就远不止于此。我虽多年读其文章、著作，令人受感、深思之处甚多，得到的教益难以尽述，但我每见陈思和之名，却不只是想起他的文字，更会想起这些文字背后的那个人。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实践、他作文与做人是一体的。“陈思和”三个字，是学者、教授、作家、主编、系主任、图书馆长、老师，也是读者、热心人、倾听者、好朋友……这样一个自觉而骄傲的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地朝前迈，每一步踏下去都很沉实”，几十年走下来，文学和时代在他身上留下了巨大的回响，他也在文学和时代的幕布上留下了自己清晰的印痕。能和陈思和同处一个时代，并成为他的学生，我深感荣耀。
注释
[1] [5] 陈思和：《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陈思和教授在河西学院的演讲》，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总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111页。
[2] [4] 陈思和：《巴金的魅力·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页。
[3] 陈思和：《五年来的思念》，《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
[6] 陈思和：《巴金研究的困难与展望》，《巴金的魅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83-484页。
[7] [9] 陈思和：《结束与开端：巴金研究的跨世纪意义》，《巴金的魅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4-435、436页。
[8] 陈思和：《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10] 张新颖：《薪传》，《文艺争鸣》1997年第3期。
[11] 陈思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观》，《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5页。
[12] 陈思和：《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9-220页。
[13]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9页。
[14] 陈思和：《共名与无名：百年文学管窥》，《新文学整体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