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创作之“风”
江汉腹地，云梦中枢，含泓荆州，涌流江陵。楚辞华章浪漫飞扬，三闾大夫长歌当哭，春秋霸业兴亡盛衰，三分天下群雄逐鹿……堪与古希腊雅典文化媲美的楚文化瑰丽绝特。生活在江西的作家王芸，继承着楚文化的气韵和血脉。
长篇《江风烈》素材来自于作者的故乡。在这部长篇处女作中，“我放进了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的了解，也放进了我对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王芸）显然，对故土的熟悉和情感，奠定了这部小说成功的基础。《江风烈》时间跨度60年，经由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沉浮，映现出一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迁。一个历经波折的家庭，一座大江奔流的古城，六十年的时空交错，几代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婚恋观、世界观，以及情与理、情与欲、情与法的冲突，跌宕起伏。紧接其后的第二部长篇《对花》，故事却发生在作者陌生的他乡。小说写的是赣地两代采茶戏演员的人生故事，折射采茶戏这一从民间歌舞发展起来、用方言演唱的“稀有剧种”在赣地的发展历史、演变，以及传统文化的当下处境。三代女性对戏曲艺术的坚守和传承，活色生香。王芸或许是深谙戏曲三昧的，她的小说有许多以戏曲为题材的篇什，但如此鲜明的地域和语言隔阂对许多写作者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难以突破的障碍。王芸写来却是得心应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另一个给我突出印象的例子是《心祠》，一个傩班故事，完成得中规中矩。起源于商周的傩戏，又称鬼戏，汉族最古老的祭神跳鬼、驱瘟避疫、祈求安庆的娱神方式，在长期的传承中逐渐衍变为酬神还愿的原始戏剧，装饰简陋，表演稚拙，动作直白，流行于南方多省的乡间。因其地域的闭塞，方言和形式的隔膜可以想象。但王芸在《心祠》中呈现的罗家三代的跳傩戏缘，却似乎驾轻就熟。我曾多次下乡参与傩戏的田野调查，野心勃勃地想要用小说探寻这种充满了现世渴求的蒙昧的所谓“通灵”方式，借以呈现现代人的精神迷惘和危机。但宥于才力，终是一事无成。没想到多年后，一个异地进入的作家却以此题材活灵活现地演绎出一部厚实的中篇。
王芸的小说人物大多是芸芸众生中最边缘、最失落、最失败的人：不同故事的社会边缘人（《控》），靠救济金生活的老演员（《红袍甲》），初到城市的辛酸的小保姆（《寻找马耳他狗》），刑满释放的官员（《与孔雀说话》），流浪汉（《寄》），他们往往身心遭受创伤，在社会生活中轻若“羽毛”（《羽毛》）……在书写这些林林总总的个体的时候，王芸小叙事的笔触清丽婉转，情感细腻敏锐，节奏从容，不急不缓，娓娓道来，营造出沉静的整体氛围，也形成她特有的叙述风格。也许正因此，她的散文和中短篇小说在坊间颇有声誉。
然而，在全景式观照社会变迁的重大题材写作中，她又显示出开阔的视域，历史、文化、风俗、民情，激流般涌入笔端，表现出一种女性作家不多见的理性与大气。宏大叙事中，既有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有大时代的波澜壮阔。纵观文学史，作家们表达千差万别，大概归为两种类型：有的雄健豪放，有的婉约温柔；有的极目千里，有的专注尺牍；有的指点江山，有的自我独白；有的慷慨悲歌，有的浅斟低唱；有的大刀阔斧，有的绵针密线；有的出手皆是核子弹，有的一生只经营小摆设……由此形成各自的调性、特色、符号。而一个人能够把握各种素材，各种叙事，并且保持着自己的特征，无论如何都是殊为难得的。
王芸对诸如民间年俗、风俗，板凳龙、采茶戏、书法、架花、手工家具等过往的古旧的事物有一种书写的迷恋，这是她许多小说表现的对象。这让我对她这类作品的阅读一开始充满了警惕。对古旧的事物的迷恋曾经是文化界的一种风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酒足饭饱的人们忽然对古旧残破的乡村有了狂热的兴趣。他们痛心疾首、四处呼吁，要保住祖宗的遗产，于是无数沉寂已久正在消失的陈迹起死回生。
我本人因为各种机缘在各地行走，常去参观“祖宗留下的辉煌”。很多年，一旦做噩梦，背景总是那些残破不堪似有鬼魂出没的古镇古村古屋古巷。每当主人津津乐道“这里可以做拍《聊斋》的外景”、要拿它“打造旅游文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的背脊上总是一阵阵发凉。这样的经济发展思维，完全建立在对传统的依赖和对“文化积淀”的膜拜上，陶醉在“传统高贵”“积淀深厚”的自恋中，更有的人还因此对异质文化充满成见，对现代生活加以种种无知的嘲笑。幸好，在王芸小说里，我看到的“迷恋”并不等于迷失，更有她丰富的思考和探索。《让我们来跳和合吧》，打小一起跳“和合舞”的伙伴在现实风云中分分合合，表达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现代思考；《红袍甲》是演了一辈子威严关公的父亲一生价值的凝聚，最终却不得不答应儿子用这套戏服去做商演；《架花》按祖规是不准许女性参观制作的，但县长却把女记者带进了祠堂……各种老旧的事物在走向消泯或变异，而新的事物破土而出。
在传统与现代的纠结中，努力揭示某种事物消失本身的价值，以图建立全新的人文价值，是这类作品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我相信这也是王芸写作的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