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书写：中美非虚构之思
现代美国非虚构文学对于美国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于社会生态进行反思的非虚构文本，主要体现为从批判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贯穿对于美国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和深切反思。而对自然生态进行反思的文本，则主要体现为生态主义和理想主义视角，它们表达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生态的忧思。作家身份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两种生态反思类型文本的文化与审美诉求。而这种追求最终通过文本结构、叙事话语和非叙事性话语等方面反映出来。
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辛克莱的《屠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新闻报道、非虚构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的代表人物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汤姆·沃尔夫、斯特克尔的诸多作品，都是比较典型的对于社会生态的反思类型的非虚构文本，它们从批判现实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贯穿着对于美国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和深切反思，通过对美国社会激变的描述，来探寻社会生态中那些比虚构更激动人心的现实震荡，以此表达作家们反传统和反权威的独立文明批判理念，表达对人的精神生态危机的深切关注。
而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9）、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以及戴维斯的《浓烟似水》（2002）、韦斯曼的《没有我们的世界》（2007）等作品，作为对自然生态的反思类型的非虚构文本，主要从生态主义和理想主义视角出发，表达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忧思。1962年，当环境问题还没有进入到美国政府的决策视野之时，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她的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没有一如既往地书写人与自然的诗意关联，而是对“DDT”化学农药这样一个象征科技进步事物的批判，因为它在杀死危害农作物的昆虫的时候，也扼杀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将一个喧闹生机的春天变成为一个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应该算作当代生态文学的“觉醒之作”。后来的所谓环保文学、生态文学等说法实际都与它分不开。可以说，《寂静的春天》以来的美国非虚构文学，是在高速运转、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来临之际对于生态危机的强烈反应，这种反应在某种意义上与对社会生态反思类型的非虚构文本的理念不谋而合，那就是以对于自然生态的人为破坏、人类再生系统面临无法预知的厄运，来警醒政府和人民，来表达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反叛人类愚蠢的盲目自大。这无疑是一种独立的文明批判理念。在生态反思上，对社会生态反思类型的非虚构文本与对自然生态反思类型的非虚构文本有所不同。前者的关注局限在人的“自我”本身的危机（包括个人与国家、民族与文明、正义与非正义等），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人与“他者”（包括除人之外的其他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危机。而正是有了前者所表现的危机，才导致了后者所揭示的危机，即自然生态的危机直接来源于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因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改变自然力量的物种，这使得他放大了自己的地球主宰意识，在欲望的驱使下，人对于环境平衡的无极限的打破，使得“土地伦理”扭曲，人成为“土地共同体”的巨无霸。对此，一些作家试图将“和谐”作为某种解决之道，譬如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对于“土地伦理”的阐释，即是希望人与自然在这个土地共同体之中和谐相处；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所表达的“生物共享”地球观念，也指向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的生态文学大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之后大陆的作家也陆续开始了这方面的写作。徐刚一开始是以诗人的形象蜚声文坛的，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诗意书写人生的人，成为大陆比较早、也比较集中地以纪实的方式反映生态受损现实的作家。他的《伐木者，醒来》《沉沦的国土》《长江传》以及他以诗的笔触描绘青藏高原的《大山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诗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人的“诗意的栖居”环境沦丧的痛斥与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以降，一些有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密切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生态所频现的危机现实，写出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警醒之作。单就描述江河生态和水危机而言，就有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江河并非万古流》和《长江传》、哲夫的“江河生态报告”系列、马役军的《中国水危机》、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21世纪以来，陈启文的《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和《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江河系列”，既不是有关中国水系和水利的面面俱到的教科书，也并非《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文学版，而是有其独特叙述视角的纪实报告。作品将中国主要水系的水利建设历史及其现实状况的调查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致力于真相的揭示。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保持、修复，最终实现包括水在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保住了水的健康生态，就是保住了人之生存和发展的“命脉”。以现代人类的终极关怀即实现其主体自由为目的，思考和反思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关注和警醒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与此目的相悖离的缺失，反思和批判工业化的负面效应以及人性中急剧膨胀的私欲，警惕和预防人类非理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他的《中华水塔》写青海三江源生态，不是有关三江源的旅游指南，而是对三江源生态现状及其危机作极富针对性的深入的考察，将触目惊心的现实客观再现出来，将人的修复与保护意识的觉醒以及实际的行动再现出来，以此警醒国人和世人。
任林举是生态非虚构书写的后起之秀。他的《粮道》不仅创设了一个“新概念”的纪实文体，而且关注“粮食”这一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问题报告文学。但这部作品的叙述却更为从容——由粮食说开去，运用多学科的视角，以生动的话语阐述“民以食为天”的“大道”，以及粮道与人道、粮道与国家、粮道与世界的复杂关系。这些叙述确证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旨归。
还有一些作家则是从“林”的角度表现生态及其与人的关系，譬如，李青松的“山林”系列——《共和国：退耕还林》《告别伐木时代》《乌梁素海》《油茶时代》《粒粒饱满》《万物笔记》等，这是一位林业工作者长期“身临其境”的所思所感。作为记者和编辑的王国平，近几年写出了《美丽乡村在说话》《一片叶子的重量》《好一个大“林子”》等作品，从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安吉白茶产业的生态扶贫、河北塞罕坝林场等视角再现“林与人”的关系。
应该说，与美国的生态文学相比，中国的生态文学属于后来者居上。在虚构和非虚构领域，中国的优秀作家都创作了极具中国情怀和世界眼光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并不是科学报告，而是浸润着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的形象书写，充溢着浓郁的“人”之忧思。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与借“狼”发挥、主讲民族精神的姜戎小说《狼图腾》不同，它紧扣生态问题不放，着力点在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在《怀念狼》里，狼与人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二者互相敌对，相互威胁着对方的安全与生存；另一方面，人与狼又互相依存，前者离不开后者。这正是大自然“生物链”的平衡规律所在。一旦狼被消灭，“猎人”便身心衰竭直至死亡。这就告诉我们，人作为地球生物的组成部分，一定是生物多样性的受益者，人不可能消灭一切物种而自己却孤独地活着。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狼与人相辅相成、相依为命，狼的悲剧性命运的结束其实就是人的悲剧性命运的开始。”所以，《怀念狼》思考的正是当代生态文学共同关注的东西，它的结论刚好印证了“和而不同”的生态人文主义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对农业文明时代强调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绝对同一的“自然人文主义”，以及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相对抗、相毁灭的“科技人文主义”的反拨与超越，它确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与他物的联系和对整个系统的依赖，没有物种能够单独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在大和谐的境界之中相互利用、相互牵制、相互竞争，最终实现各自的存在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