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聚散离合与“文”的烟火江湖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城有一城之风土。城市作为历史、地理时空的交叠延绵与物质显像，一面在时间的不断流转与演进中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一面又在空间的不断扩张与变迁中形成自如自洽的地域特性。而一座城市的“时之气”与“土之力”，往往就是城市文学书写的出发点与立脚点。
曾经于武汉求学而又以书写北京见长的作家邱华栋，近期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凤凰网文化等联合主办的“如何为城市立传——邱华栋《北京传》新书发布会”上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时，就提及他在写作时会在房间里挂满北京城的各种地图，并且每天都要更换书房里的布景，因为在他眼中“这些地图能够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带到时间和历史的深处，让我发现、揣摩、想象到一般人很难体会的关于历史地理、时空交错的那种有趣和生动的场景。”[1]在《北京传》中，邱华栋从历史演进与空间转移的双重视角出发，以其独自的北京城市生活经验与对城市建筑空间的感知体验，对北京城历经三千年沧桑变迁的历史传承、空间变迁与功能变革进行了全景式的“描骨画像”。而区别于以往以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为中心的城市传记，他所秉持的为城市立传之方法，则是基于作家个体视野中大城形象的流变，同时还依赖于大城空间中个体记忆的呈现。无独有偶，近年来随着叶兆言的《南京传》、叶曙明的《广州传》等作品的相继面世，城市传记的写作带来了非虚构文学在城市写作题材上的新拓展，展现出方志文学传统当代转化的多重面向与可能性。
而对于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一样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积淀的武汉而言，如果要为其立传，应该提炼出哪些关键词、又能寻觅出何种纲目线索呢？作为华中中心之城的武汉，从明末四大名镇到清中期的开埠港口，从民国时期的革命重镇再到当今的现代化大都市，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不断扩容和融合升级，形成了兼具多样性、复杂性与世俗性的城市风物以及与之相协调的文化风貌。被长江汉江分隔而立的武汉三镇，也历来具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个性。成为最早开埠的沿江口岸之一的汉口，伴随商业贸易的繁荣而衍生出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商业文化与码头文化。因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而大兴实业的汉阳，随之诞生了以汉阳兵工制造为标志的近代工业文化。而打响推翻帝制革命第一枪的武昌，则成为了武汉的政治中心与科教中心。地理格局塑城之“形”，历史传承铸城之“魂”。龟蛇竦峙，江汉朝宗，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大江大湖大武汉，从自然风貌而言，江与湖可谓是武汉城市的格局与经脉，更是城市本身历史时空变迁与文化气质凝结的象征。从地理交通而言，陆路与水路在此纵横交汇，作为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的武汉，亦成为作家文人们“南渡北归”与“东往西迁”的必经之地。
当代作家的武汉文学书写，往往以武汉的城市空间为创作背景、以武汉的世情生活为审美对象，把一种世俗之中有人情、浮华之中有素朴、庸常之中有洒脱的俗世生活在笔下铺排开来。他们将自己的爱恨情仇、周遭的街长里短、他人的命运浮沉都深深融入这座他们朝夕相处的城市，作品中弥漫着一股人间烟火之气与江湖儿女之情。而与长期生活于武汉、根植于武汉的当代作家不同，现代作家笔下的武汉往往裹挟着战火的硝烟与漂泊的况味。晚清以降，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与接连不断的战事纷扰，迫使众多生存其间的现代作家在故乡与他乡之间辗转往复、颠沛流离。这种身体的流徙而带来的心灵上的漂泊体验，既是现代作家重要的人生经历，亦是他们笔下抒写的时代主题。比如萧红之武汉、郭沫若之武汉、老舍之武汉、胡风之武汉、聂绀弩之武汉等等。他们笔下的武汉虽然经历各异，但共通的关键词恐怕非“漂泊中转站”一词莫属。抗战期间，老舍曾抱着“炸不死就写稿子”的信念，途经泰安、徐州、郑州，于1937年11月18日辗转奔波到当时抗战的中心武汉。决心与抗战一线的同胞共赴国难的他表白说：“我既然由亡城逃出来，到了武汉，我就想作一点我所能作的，而且是有益于抗战的事。”（老舍：《我为什么离开武汉》）虽然，受战时形势所迫，至1938年7月他就不得不被迫离开。但在武汉从事文学创作与组织活动的八个多月期间，老舍主动扛起自己能做的文字工作，漂泊的足迹遍布武汉三镇。他曾在《老舍自述》第四章《八方风雨》中这样回顾这段“武汉岁月”：
我只有一枝笔。这枝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我不肯，也不应该，放弃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到处，我老拿着我的笔。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
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
在武汉的老舍先生虽不能扛枪杀敌，但他不因个人力量的渺小与脆弱而放弃抗争，反而主动站在一线笔耕不辍，用文字见证国人的苦难和呼唤胜利的希望。
如果说老舍的武汉之行是男性作家为了保家卫国而以“笔”抗战的爱国壮举，那么现代女性作家萧红的两次寓居武汉，则是她个体生命与情感经历的重要转折。1937年9月28日，萧红与萧军乘坐轮船从上海抵达武汉。无处寄身的“二萧”在蒋锡金的帮助下借宿于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住处。蒋锡金当时任职于湖北省财政厅，并与孔罗荪、冯乃超合编《战斗旬刊》，积极参与抗日文艺宣传活动。至10月下旬，端木蕻良受胡风新办文艺刊物《七月》的邀请抵达武汉，也来到小金龙巷，与“二萧”、蒋锡金同住。随着前方战事节节失利，武汉由后方即将变为前线的趋势越发明显。1938年1月27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田间一同离开武汉，前往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后因日军逼近临汾，“二萧”在去留问题上发生激烈争吵而在临汾提出分手。萧红决定与端木蕻良、艾青、田间等人一道撤离临汾，经运城前往西安。4月初，萧军也到了西安，却与日渐相投的萧红和端木蕻良发生了争执冲突。在此情境之下，萧红提出与萧军“永远分开”并于4月下旬与端木蕻良一道从西安重返武汉。1937年萧红为了躲避战乱第一次来到武汉，彼时她还是萧军的伴侣。而1938年再次回到武汉时，她却已是端木蕻良的妻子。流徙武汉前后，她不仅面对着战时环境下被迫逃难而流离失所的困窘生活，而且还承受着与萧军、端木蕻良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带来的内心伤痛。
萧红曾在诗歌《沙砾》中抒发了她旅居日本时飘零异乡的寂寞感喟:“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多么渺茫/而况送著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著我的是异乡的风霜”。在她三十一年的短促人生中，萧红经历了逃离东北，辗转于青岛、上海，流徙于东京、武汉，最终殒命于香港的颠沛生活。武汉虽只是萧红漂泊不定的人生中一个短暂停留的驿站，却因见证了萧红个人及其所处时代经历的重大变故而成为萧红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武汉这座城市的人文性格给予萧红的影响虽然有限，但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城市记忆。作于1937年10月的散文《小生命和战士》，就直接取材于萧红从上海到武汉的渡轮上的见闻。文中，萧红着力刻画了渡轮上羸弱的小孩和伤兵形象，记录了战争阴云下人们流离不安的境遇。短篇小说《黄河》和《汾河的圆月》则成稿于萧红在汉口“文协”避难的岁月。事实上，名作《呼兰河传》的前两章也是萧红1937年住在武昌小金龙巷时创作的。而离开武汉之后创作的小说《马伯乐》，也出现了作者居留武汉的痕迹。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王小姐，在刻画人物心理时她写道：“那边东湖的碧悠悠清水，她每一想起来，她总起着无限的怀恋的心情”。此语虽是借人物之口表达出了她对武汉的怀恋之情，亦可见武汉这座城市在萧红心上留下了烙印。武汉时期萧红的作品一方面表现出了她顺应时代潮流，以笔为枪，为抗战而宣传的思想倾向，同时也逐渐开始萌生出一种有意识地与同期左翼作家拉开距离而逐步明确个人风格的创作路向。
无论是对于老舍还是萧红而言，在武汉的漂泊流离不仅迫使他们获得了思考个体身份与民族国家之关系的整体性视野，也极大地激活了作家们文学创新的灵感，促使他们在新与旧、内与外、故乡与异域的比较视野中反思旧识，重铸新知。而对于植根于武汉城市生活之中的一批当代作家而言，武汉也成为了他们文学书写的永恒底色。他们的武汉故事与武汉想象是历史的投影、现世的生活与个体的趣味的混合物。
陈平原先生曾说“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2]作为连接东西、纵贯南北的枢纽之城，武汉的文化东西结合，城市的性格南北杂糅。这座见证了近现代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城市，集中反映了中国近现代转型进程中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与多元性特色。武汉是革命的策源地，是港口商业中心，是设计之都，是教育重镇。而对这诸多面向的文学书写，不仅体现着、记录着也表达着武汉的城市脉动，更是作为一种文化构建的行为过程，真正为这座城市赋予了生气与意义。
注释：
[1] 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04页。
[2] 陈平原：《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载《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