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贡献
最近，黄霖教授主编的《现代（1912-1949）话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共12卷800万字的丛书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对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贡献。关于“话体文学批评”，黄霖教授在序言中作了这样的一个概括：中国古代从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就有“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小说话一类形式独特、自成一体”的文学批评体例。19至20世纪之交，报刊等新兴媒体如雨后春笋，需要随笔漫谈式的文学批评论述作为专栏连载，提高报刊的档次，吸引读者。于是从旧文体中发掘，类似“诗话”类文体的丛谈、闲谈、笔谈、琐谈等等纷纷问世，黄先生就用“话体文学批评”来归纳这类文论，并且将所找到的文献编成这部庞大的丛刊，与古代话体文学连接。这是一项从未有人做过而又颇为费力的工作，尤其是众多文章来自大量报刊的连载，有许多报刊并不著名，需要到全国各地各家图书馆一页一页的寻找。
现代有关“旧体”文学与文学批评在当下大陆研究界崛起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有的学者曾将这些现代“旧体”文学与文学批评概称为“民国文学”，主要是用于矫正过去习用的“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只讲“新文学”，忽略同时代问世的“旧体”文学研究，这也是造成当下古代“话体文学批评”受到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重视，而“话体文学批评”反倒无人问津的主要原因。“民国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当然应该涵盖这个时代各个方面的主要文学，否则就是文学的流派史，难以包容整个时代的文学。“民国文学”概念提出已有一段时间，可是相应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旧体文学的文体研究史，还缺乏从整体的“民国时代”来观照整体文学研究的“民国文学史”，因而仍然未脱“文学流派史”的窠臼。原因在我看来主要出之两个方面：其一是民国旧体文学的数量惊人，多年来被学界所忽略，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爬梳剔抉，才能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其二则是能涵盖民国时代文学总况的叙述框架很难搭建，民国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看上去似乎是中西两个系统，很难在一部文学史中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正是在这两个方面，黄霖教授主编的《现代（1912-1949）话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对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做出了新的有益尝试，引起我的一些思考。这部丛刊虽然免不了还有遗漏，加上已经出版的民国诗话、词话丛编和其它文体的话体批评，从1912年到1949年间话体文学批评的多数文献都已出版，它们必将对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产生重大的推动。
1912年至1949年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过程，进入工业社会的需要，白话取代了文言。短短三四十年间，语言文学发生巨大变化，文化的急剧变化，造成局面错综复杂。现代文学作为历史的叙述，应当适应现代社会文化所呈现的复杂性。事实上，当时的现代文学客观存在三大块：首先是代表时代潮流的“新文学”，以接受国际上的先进文学和先进思想改造中国的语言和思想，奠定了今日中国的语言文学。但是对旧文学的看法上，新文学的内部又是错综复杂的，如丛刊总序所引“茅盾在1922年发表的《“文学批评”管见》，他说‘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什么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大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只是诗赋词赞等文体的主观定义罢了’”，对旧文学的文论持全盘否定态度。但是，丛刊在《文话卷一》中，编辑了叶圣陶在1924年出版的《作文论》，书中在讨论作文的构思和组织时，引用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他真能说出这种经验以及它的来由。”可见，叶圣陶倒是把《文心雕龙》作为权威来引用的。他与茅盾这时是邻居，而且是好朋友，但是对旧文学的态度两人并不相同。丛刊把新旧文学的文话放在一起，体现了时代的复杂性。今日的台湾文学直至文化，与大陆有不少差异，也体现了民国时代新旧交融转型时的复杂性。
其次，与“新文学”对立的一面是“旧文学”，1949年以后，大陆学术界建构“现代文学史”，基本上沿用五四时期“新文学是活文学，旧文学是死文学”为价值标准，所以现代文学史只写新文学，没有“旧文学”的地位。尽管许多新文学家甚至革命家仍然在写旧诗词抒发自己的情感，但就是他们这些写得富有魅力的作品，也不能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进入文学史。其原因在于新文学用的是西方价值体系，旧文学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王国维自杀时，许多人都认为他是殉情而死，惟有陈寅恪认为他的死是“殉文化”，由此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界大多数人所拥护。王国维的所有成就与学习西方是分不开的，陈寅恪是熟悉西方的留学生，之所以能理解王国维，因为他有陈三立这样的父亲，陈三立其实也是殉文化而死。晚清民国的旧体文学家许多人为旧文学面临灭亡而痛苦，他们在话体中喜欢梳理师承，强调格律，提携旧体文学作者，维护旧体文学的传承。陈三立、沈曾植等人戊戌变法时都是维新派，他们只是站在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立场上学习西方。因此，如何正视中国文学的历史延续，建立一个新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兼顾新旧文学的评价，形成中国特色，正是我们面临的课题。
第三是介于新旧文学之间的中间派，也是改良派。他们有的曾经是“新小说”等新文体的作者，在晚清民初就是文学的改良派。五四时，他们不赞成激进的文学革命，否定旧文学；但也不愿为守旧而殉文化。他们大多是教师、报人、编辑，职业促使他们不断地迎合学生和读者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观点，向新文学靠拢。他们的迎合因为增加销路受到社会与媒体、出版社的欢迎。也因为注重迎合小市民趣味，受到新文学的排斥。代表作家如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姚鹓鶵等。在丛刊之中，这一派的作品远远超过新文学与旧文学，占了大多数。他们的折中态度和趣味性，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黄霖教授眼光独到，在一部丛刊之中同时收入了新文学、旧文学、中间派的“话体文学”，展现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全貌。期望黄老师建立一个新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为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开创崭新的局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