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常生活的颤栗——论弋舟小说中的城市病相及审美诊断

发布时间：2021-12-26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关键词：弋舟

弋舟是一位专注于城市书写的作家。从他先前的作品《跛足之年》《蝌蚪》《我们的底牌》《刘晓东》等到近年来的年代体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无论故事背景还是叙事经验都直指城市。他对城市生活的每一次演奏不仅是对文学的赋形，而且是对城市的赋形。他的城市赋形呈现出一种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和表现，是一种思索如何将城市的物理性、社会性、精神性与文学叙述有机融合的实践。他以个人化的心灵叙事方式将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与城市之间碰撞融合而成的城市经验揭橥出来，构建出兼具城市生活样貌与城市生活想象的陌生化城市生活经验场域。同时，他以深邃的眼光穿透城市生活的庸常表面，窥探到生活在城市中的一些身体或心灵具有疾病的人生样态。他的小说不仅展现了这些颤栗的病态“恶之花”，而且对其展开了批判性的审美诊断，发掘出其背后具有的异质性、抗争性等独特美学意味。

一、陌生化的城市生活：

弋舟小说创作的重要场域

城市文学书写不仅要落实到城市中的物理属性方面，而且还要将城市的文化心理属性表现出来。学者张鸿声认为：“城市不单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和社会性呈现，也是一种文学或文化上的结构体。它存在于文本本身的创作、阅读过程与解析之中。”[1]弋舟书写的城市生活不止于表现大量的城市生活景观，而更多地是对文学如何来切入城市生活展开敏锐而深入地思考。在他的多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找到“兰城”“成都”“北京”等城市指称，以及大量出现的或确定或模糊的城市符号如牛肉面、十里店、东方红广场、藏族酒吧、卓玛、玉林街、华西医院、麻将、三环等。然而，在这些城市背景前后，弋舟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对城市中的人和物进行再现，而是力图以自己的文学想象来建构起多个意义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场域。他说道：“世俗生活貌似平庸寻常，却囊括着本质上的尖锐与激烈，在这个意义上，它给了我写作的依据。”[2]正因为他将城市生活理解成一种观看方式，并配上自己的“有色眼光”来打量和理解城市以及生活在其间的人与事。他才能从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状态中发现涌动的暗流，将掩藏在同一性城市装扮下的面孔进行卸妆处理，让新奇、陌生和异质的城市人生样态和情感体验显露出来。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城市生活经验，集中体现在弋舟小说中塑造的奇异人物形象和紧张的人城关系之中。它们共同形成了弋舟城市小说创作场域中不可或缺的素材，同时也成为了弋舟城市书写中独树一帜、亮点纷呈的内容。

弋舟在小说中将笔触伸向城市各个阶层，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学生、教师、医生、公务员、下岗职工、打工者、拆迁户、小商贩等。弋舟对下岗者、拆迁户、快递员、小商贩等人群的城市生活书写主要集中展现他们生活处境的艰辛以及在金钱、权势等物质面前展现出来的不同人生选择。对学生、教师、医生、诗人、公务员等与知识为伴或以知识谋生的群体来说，弋舟的城市生活书写则是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生理和心理上不同程度的乖张病态行为呈现出来。相比于前类人群来说，弋舟小说中对后类群体形象的塑造更加富有张力，值得深入关注和探究。后类群体形象可以按照年龄或者是否迈入社会大致划分成城市青春少年和社会知识青年两类。

城市青春少年形象的主要代表有《蝌蚪》中的郭卡、《年轻人》中的虞搏、《发声笛》中的夏攀等。他们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想到的乖孩子，而是性格乖张、我行我素的“另类”。弋舟在小说中展现出这类奇异的少年形象以及他们有违常理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对城市少年形象以及其行为的新鲜表达方式，对习惯了将少年想象成乖巧听话的读者来说具有新奇陌生的阅读效果。其实在这些行为反常的背后，弋舟对少年在成长历程中受城市家庭和社会影响而形成的不安感和疏离感给予了热切关注。他们大多生长于不完整的家庭，缺失掉部分的爱，在青春期走向了一种难以应对生活的无助、想逃离现实生活的冲动以及有违正常生活逻辑的乖张。在谈及夏攀的问题时，弋舟在小说中直截了当地指明了这一点，“如今家境优越的孩子，行为乖张的可能不在少数吧？夏攀的问题似乎更让人棘手。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女儿堕胎的病历后，夏惊涛捶胸顿足地做了决定。他已经无力面对一个十八岁辍学在家的女儿。夏攀没有母亲，看起来这就是全部危机的根源”[3]。由此可见，弋舟并不醉心于将这些城市青春少年的奇异另类行为展现出来，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城市中的社会问题来看待，将他们行为背后不和谐的城市婚姻家庭关系折射出来。而对于这些尚未成熟的少年们，弋舟并没有采取批判的姿态和笔力，而是努力去体察他们的心理感受，并将深埋他们内心中的想要获得爱以及触摸光亮温暖的渴望绽放出来。

社会知识青年形象主要有教师、医生、诗人、公务员等。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刚刚迈入社会的新手青椒，如《跛足之年》中大学毕业后一同创业成立“马鞍传媒”的马领和老康；《凡心已炽》中大学毕业后从事文学编辑的黄郁明以及再次相逢已是会计的大学同窗阿莫；《所有路的尽头》中大学毕业后从商的邢志平；《掩面时分》中大学毕业后到保险公司来卖保险的杰西卡等。他们曾经是大学校园里热爱生活、满怀理想、渴望爱情和自由的有志青年，然而在离开大学走向城市社会之后却遭遇了现实生活的困境，或物质上窘迫，或精神上贫穷，或肉体上残损，或心灵上病态，变成了一群搁浅在社会大潮中的边缘人。马领是一位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不满足于机关单位像“抽屉”一样井然有序的工作方式，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工作，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城市游民，沦为城市生活秩序的逃离者；阿莫本是一个对美好爱情充满想象的青春少女，却在追逐爱情的路上受到了物质的困扰，陷入了金钱换购爱情的逻辑之中，成为一个游弋在男人中间的爱情游戏者；邢志平是一个物质条件优越却心理自卑的青年，他将人生的意义寄托在诗歌上，然而在发现为之尊崇的诗歌毫无价值后，心中对于神圣诗歌葆有的激情火焰走向幻灭，最终选择以死亡的方式向生活告白。在小说中，杰西卡被描绘成如此情状，“和你说话时，你会感到她随时会哭泣起来……只要你别去多跟她说话，她就是空气一般无害的存在”[4]。小说通过写他们原本在学生时代建立起来的青春梦想和爱情，在步入社会后由于遭遇冰冷现实变得无处安放，为我们剥开了他们藏匿在城市生活角落里的难言之隐。

不同的人对于城市的看法各不相同，因而造成了城市的多样体。“对那些选择住在城里的人，它或许意味着激动、刺激和文化。但对那些感到陷在城里的人，或许意味着贫困、恐惧、孤独和失望。”[5]弋舟在小说中更多地将镜头拉到陷入城里的那些人物身上，并用显微镜观察的方式来聚焦人物形象背后更深层次的人城关系，细致入微地将人城之间紧张不安的线索挑拣出来，恰如其分地将他们在城市中的异己身份和沉默尊严刻画出来。他说道：“如果说，我的小说中，具有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么这样的力量只能来自于我们描述的对象本身——人。是‘人’最重要、最根本的生命底色令我们颤栗。这种底色被庸常的时光遮蔽，被‘人’各自的命运剪裁，在绝大多数的时刻，以卑微与仓皇的面目呈现于尘世。”[6]在他的小说中，大量的城市人物表现得卑微与仓皇，总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感觉。他们或孤独，或被侮辱，或走投无路，或绝望，或挣扎，或逃离，甚或以死相向。《金枝夫人》中，渴望纯洁爱情的金枝被兰城接纳，成为了这个舞台上的角色，却是以失身为代价的。即便她留在了兰城，但时刻会有失身那夜的感觉，“像一根羽毛，飘在兰城布满废气与粉尘的夜晚里”[7]。《等深》中，周又坚的失踪是因为这座城市没有了他发言的余地。以前他还对着这座城市咆哮，但是现在他只能选择失声和被遗弃。《黄金》中，毛萍在城市里体面地生活，是被迫建立在用肉体换购黄金的不幸基础之上。她的爱情梦想一次次被黄金那刺眼的光芒戳破，到最后，只能在体面和庄严的负累下渐渐变得憔悴和绝望。《刘晓东》中以刘晓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家族同样在惨淡的城市精神空间中无可奈何地体察着关于城市生活的创伤体验。

在物质丰富的城市生活中，“人们似乎享有着无边的自由和民主，但依然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无聊、精神的空虚、生命的孤独、生活的无目的、情感的忧伤以及心灵的茫然无助，甚至人们只有以无言的‘暴力发泄’来宣泄精神的种种困扰”[8]。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对生活的热爱、爱情的渴望、理想的憧憬，最终在城市生活里的物质现实面前化作无尽的疼痛、孤独和绝望，但正是这种疼痛、孤独和绝望的姿态也宣告了他们与城市之间弥漫着紧张不安甚至敌意的情绪，潜藏着较劲和相抗的巨大能量。弋舟认为：“文学之事，却从来要求它自身与世界保持一份古老的敌意。这份古老的敌意，就是文本之外提供给文学的那种力量，它需要有痛感，需要有憔悴。”[9]这种痛感和憔悴正是艺术带给我们的颤栗，让我们从小说中看到人物背后令人心碎的疼痛、孤独和绝望，看到赐予他们痛与不幸的世界，看到他们有痛感有力量的生活姿态。只有通过表现颤栗才能让我们在艺术中领略到现实生活的不完美，从否定批判中获得一种批判理论所追求的通往未来幸福承诺的乌托邦向度。因此，在弋舟的城市生活书写中，展现那些在尘世间以卑微和仓皇面貌出现的陌生化和异质化形象就成为了他开展文学之事的重要实践，也是他用来通过文学之事抵达超越性的重要依托。

二、日常生活的心灵叙事：

弋舟小说创作的叙述话语

弋舟在用文学来营造他的城市生活经验场域时，为了凸显颤栗作为文学事件具有的乌托邦批判和拯救功能，就必须使用一种相契合的中介话语。这种话语需要从日常生活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家园。弋舟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中介话语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心灵叙事。这种日常生活的心灵叙事可以看作是他对于文学创作中书写日常生活的深入思考和现实回应。“日常生活”是在新写实小说崛起之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开辟出的新园地。新写实小说不满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为了求得思想意义的深度建构而抽离感性生活意义的做法，决心展现日常生活的丰富肌理，显现日常生活中感性个体生命的真实生存现状和复杂情感心理。伴随着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的开掘，习惯了用理性、崇高等批评话语解读有关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的人们不得不转过头来去打量那些曾经被遗忘在生活中的“原风景”。新写实小说“表面看起来都是‘一地鸡毛’式的‘烦恼人生’，但作品的深层潜伏的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0]。作品中展现出来的鲜活个体、感性生命背后蕴藏着多重美学价值。学者王德胜对这一现象作了分析，“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系于生活行动本身的实际发生和满足，而日常生活的美学趣味则决定于这种发生和满足之于人的实际生活的感性意义。对人而言，正是在感性意义的领域，日常生活才有其充分的美学阐释价值——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这一美学阐释价值的具体呈现”[11]。这种新感性的发掘有助于确立对日常生活研究的合法性，为文学书写转向日常生活和生活于其中的普通大众提供了新的美学原则。

然而在越来越注重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审美观照、感性化生存的审美揭示以及个体生命情感的审美表达过程中，小说创作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它在回归生活本身的过程中，很容易滑入世俗主义甚至是庸俗主义的泥淖，使文学艺术越来越忽视对人类理想的关注，对形而上的存在境遇的叩问。”[12]鉴于此，如果要让日常生活写作深入下去，必须在彰显感性生活意义的基础上，保持对于人性、精神等理性意义的追寻，真正让日常生活写作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日常生活写作价值的开掘除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评话语之外还需要进行“心灵叙事”的介入。“‘心灵叙事’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就其本意而言，是为着深化日常生活而来的两种批评话语。”[13]就“心灵叙事”而言，学者牛学智给出了如下的具体轮廓，“第一、‘写什么’上，心灵叙事就是要拒绝或者尽量拒绝走‘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路子；第二、价值立场上，心灵叙事要价值中立，张扬‘无差别的善意’，能对坏人坏事亦‘不失好玩之心’；第三、精神观照上，能‘饶恕’那些扭曲的灵魂，能有无所不包的同情心”[14]。就此而言，“心灵叙事”可以成为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批评话语的补足。两者的融合，既能用感性的眼光在庸常生活中发现细腻而鲜活的感性生命情态，凸显普世的生存况味，又能通过理性的思考从庸常生活入手，叩问各种复杂的精神症候，揭开独异的人性面纱。从某种意义上说，弋舟的小说创作正是把新写实小说中锻造好的感性生活放进“炼丹炉”里继续熔铸，将那些包孕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结晶提炼出来，形成“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心灵叙事”两种批评话语双剑合璧的文学实践，其最突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重建世俗生活合法性，完成新写实以来所没有完成的对于世俗生活精神特质的呈现，寻求现代城市生存新的意义和价值诉求”[15]。可以说，弋舟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现代城市生活对于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变形与重塑，背后奔涌着一股对世俗生存的精神价值进行积极探求的动力。

弋舟的小说创作旨归确实如此。他总是带着自觉的探索意识，将笔触伸向当下的城市生活，用深邃的眼光捕捉着时代转型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他在小说中对都市人生活的城市空间进行了穷形尽相的展现，细致勾勒出一幅幅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这里有工厂、公司、商场、写字楼、广告牌、霓虹灯、公园、宾馆、健身房、酒吧、歌厅和即将改造的城中村，有拥堵的交通、成堆的垃圾、刺鼻的粉尘，也有老板、上班族、小贩、无业游民、乞丐等等。弋舟笔下的城市类似于波德莱尔笔下的都市情状，既是圣殿又是废墟，荣耀与破败并置。在城市里，人们尽情体味着生活的五味杂陈，演绎着情感的悲欢离合。可以说，在弋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城市生活角色和生活状态，他们共同生活在一片天底下，却讲述着各自不同满是划痕的城市故事。

当然，弋舟写作的用意并不只是停留在对琐碎生活的呈现层面，而是在更深层面上打开藏匿在城市生活中的复杂人性。他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城市庸常生活的肌肤上划开一道口子，揭开掩藏在生活表层下的令人惊异的城市生存本质，剥开淤积在生活皮层下面的伤痛和病变，显露出那些被扭曲和异化的灵魂。《我们的底牌》通过叙述一个家庭的福禄寿禧四兄妹为了生活而不惜亮出各自拿手的底牌，展开一场争夺老房子的故事，呈现出了城市生活衍生出的亲情异化现象。他们兄妹是一奶同胞，曾经共同捍卫过乳房，“但可耻的生活根除了一切，让世界变得平坦，胸口平坦，情感平坦”[16]。《鸽子》中一位摆摊少年对一个商场的女售货员怀有情愫。而该少女却与一个富有的中年男人生活在一起，使他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仇恨，最终他将中年男人杀死。故事呈现了城市生活中贫富分化现象严重所引起的仇富心态。上述城市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成为弋舟以心灵化的反思方式深入城市生活内核的见证。正如评论家王春林所说，“弋舟的一大特出之处，即在于对于时代生活的精当衡估与艺术表现。我们发现，当很多作家因为无法恰切到位地理解把握现实生活的深层内核，往往遁入已然凝固成型的历史长河的时候，弋舟却总是迎难而上，以其敏锐犀利的诗性笔触书写着足称鞭辟入里的时代证词”[17]。从这个意义上说，弋舟直面现实、迎难而上的勇气将城市生活书写中的肉刺拔了出来，让读者看到了那些隐匿着的城市生活灰色调和疼痛感。

三、城市病相的审美诊断：

弋舟小说创作的精神指向

弋舟在小说中所携带的心灵叙事更多地着落于对城市病相的审美诊断过程中。“文学并不是为了告诉人们现实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告诉人们，作家是如何对待现实的。文学正是以这种方式，抵达了现实的纵深处和隐蔽处。”[18]弋舟的小说之所以引人驻足，发人深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数了我们时代的种种病兆、精神生活的隐疾、人性的缺陷和人格形成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情感生活中良心之声的责难与阉割的威胁，种种禁忌所导致的自我厌恶、自我折磨和自我挫败”[19]。我们读弋舟的小说，“就像是步入精神世界的一个个诊所，医师们正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病人”[20]。这里的病人有梦游症患者、孤独症患者、抑郁症患者、爱哭鬼和癫痫病人，还有喜欢让自己变胖的人等等。

弋舟的城市生活书写习惯于打破现实的传统，倾向于对城市生活进行寓言性和意象性的方式来建构一个别样的“恶之花”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物不同程度地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他们或病或泪，或忧郁或痛苦，或孤独或绝望，或仇恨或暴力，或疯狂或变态，生活在城市的角落里，生活在他人疑惑的目光中，生活在自己裹起来的旧梦里，形成了一个具有隐喻性的病相世界。《跛足之年》中的马领患有脚部残疾，行动不便，而且十分敏感，“太容易流泪了，几乎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古怪地步”[21]。他被包括父亲在内的身边人当作一个不正常的人来看待。他受不了有抽屉的环境，内心孤独，而且经常会臆想；《等深》中的周又坚是一个患有癫痫病，时常会在沉默中突然厉声断喝，然后口吐白沫地倒下去的人；小说集《刘晓东》中的连续出现的主人公刘晓东是一个抑郁症患者；《核桃树下金银花》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能启动消极气馁的按钮，让心情沉下去，让体重升起来的胖子[22]。

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23]《跛足之年》中的马领身体上的跛足、心灵上的孤独、行为上的异常，究其原因在于他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规律、秩序的反抗。他身心俱病隐喻着在冰冷现实里心中的理想难以实现；《我们的底牌》中曲家四兄妹的病态底牌，都是生活酿成的苦果，最后演变成一种对不幸生活进行抗争的病态方式。这些异常的病态都是对生活不幸的呐喊和宣战。苏珊·桑塔格在分析了艾滋病及其隐喻之后指出：“对于艾滋病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24]虽然在弋舟的小说中人物形象没有采用艾滋病这种病症来进行隐喻，但是他同样在小说中通过各种类似疯癫的病症展示编织出重重隐喻。

诚如他在《刘晓东》的序言中说的那样，“天下雾霾，我们置身其间，但我宁愿相信，万千隐没于雾霾之中的沉默者，他们在自救救人。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中的某一个，披荆斩棘，正渐渐向我走来，渐渐地，他的身影显现，一步一步地，次第分明起来：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失声，他酗酒，他有罪，他从今天起，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25]。刘晓东是万千隐没于城市雾霾之中的沉默者之一，也可以说是弋舟小说中病态意象世界众多人物的一个代表符号，是时代精神创伤与现实生理病症的合体，同时也是病症患者与诊断医师的合体。学者李陀深入研究了《刘晓东》中使用文雅书面语在塑造刘晓东形象过程中起到的节制作用，认为这种语言的节制使得刘晓东的形象呈现出自我批判，展现了同一个自我的两面性，既有厌恶的一面，又有爱怜的一面。在他看来，“这样的刘晓东，像是一个性格多疑的医生，很固执，一定要自己对自己做病情诊断，兼医生和患者于一身，而他的诊断工具，却只能是语言。可是，语言完全不同于X 光机，他的‘透视’在其中，不可能客观，反而常常是神经质的，疑神疑鬼，有一种病态的自虐倾向。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谨慎的，小心翼翼，时时刻刻地可怜自己、心疼自己，担心伤害了自己”[26]。这种在病态书写中表现出来的爱恨交织情感，显现出弋舟对待病态人物时具有辩证的、综合的态度，即将人物在城市环境中展示出来的奇异怪诞形象置于台前，然而并不将其人物放入到简单的概念化的异化批判逻辑中，而是在人物身上找寻一种更深层的人性发展与社会相发展相结合的辩证逻辑。这种发展逻辑不是线性的发展，而是一种人物依于城市环境，在其中不断进行自我生长、调试、逆反、更新的混杂过程。

纵观弋舟小说中塑造的一群在社会中踽踽独行的病态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性格孤僻、行为乖张甚至荒诞，就如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怪虫虫一样。如果说他们都是病态之花、邪恶之花，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所生长的环境是病态的。弋舟在《跛足之年》后记里提到福柯的话：“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27]他们都是社会中有着灰色人生的小人物，他们原本也有理想和激情，然而现实生活的不幸和社会秩序的不公让他们变成了病态各异的社会另类。“个体在加工隐喻时所处的环境激活了隐喻理解的认知过程，同时个体所具有的隐喻的身体基础使得隐喻的思维方式得以表征。”[28]弋舟正是借助小说将疾病隐喻置于特定城市环境中的特定人物身上，将病态的身体与语言、思维等关联起来，既把这些典型病态人物生活的土壤揭示出来，又将病态身体之上蕴藏的精神所指表征出来。他用独具特色的病态意象来隐喻和建构现实，传达自己的内心体验，努力在现实世界之上建立一个具有象征性和寓言化的病相世界，并通过这种方式为我们揭开城市生活表象的迷雾，让我们看到隐没其中的病态灵魂，从而抵达城市生存本质和人性精神的深层刻度。可以说，他的城市生活小说里展现的疾病，已不仅仅是疾病本身，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伦理意义。他对疾病的认知成为了一种打开世界的方式，“疾病也就由此突破了一己的疼痛，上升为对世界的关怀、对存在的探寻，也就具有了某种普适的意义”[29]。弋舟的小说并没有止步于对疾病样态进行简单陈列，而是像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一样揭示出恶中生长出的忧郁、痛苦和病态之花，努力从这些丑的病态中去挖掘别样的审美内涵。

小说中的病态人物如周又坚、马领、阿莫等看似藏着一种“恶”的力量，实则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他们生活在不公的城市生存秩序里，是城市生活中造成了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上的病变，使他们理想破灭，生活艰难。他们忍受不了城市文明表象下面的阴暗，决心用自己特有的病态生命姿态去抗争。总之，弋舟在小说中用一颗包容的心灵，从“恶”中去挖掘美，让我们看到了小说中人物病态背后的善，看到了那些孤独灵魂中的光亮人性。“他以热忱的道德关怀和炽热的精神，点燃了城市生活的亮光，他从城市生活的丑陋与驳杂中发现了人性美好的精神之莲，他拷问生命存在的意义，他倔强地固守着人类精神的园地。”[30]弋舟的小说在精神指向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对城市病相投以同情心正是其心灵叙事的要义所在。

结语

弋舟以极富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审美与心灵叙事相结合的小说叙事方式，对城市日常生活进行了考察，从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富有陌生化审美效果的城市经验，对城市生活中的病态形象给予了关注，拓展了城市文学园地中人物形象的书写边界。同时，他从人物病态的行为背后发掘出被掩藏的温热精神追求和心灵指向，并为病态形象送去了精神上的关怀和慰藉。他的小说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照亮了城市生活当中的一些病相，也照亮了小说人物和读者的精神世界。

注释

[1]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2]弋舟：《我不是能够写出畅销书的作家》，《兰州晨报》2008年1月22日第B07版。

[3]弋舟：《丙申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5页。

[4]弋舟：《庚子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23页。

[5][美]爱德华·克鲁帕特：《城市人：环境及其影响》，陆伟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页。

[6][9]弋舟、张存学：《最好的艺术表现最多的生命真实》，《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4期。

[7]弋舟：《金枝夫人：弋舟中短篇小说选》，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8]马越晗：《林奇主义叙事中的暴力与诡异》，《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0]姚国军：《形而下的生活与形而上的叩问——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哲学化表达》，《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11]王德胜：《回归感性意义——日常生活美学论纲之一》，《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12]洪治纲、陈霄：《感性生活的彰显与理性意义的建构——2010年短篇小说创作巡礼》，《小说评论》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