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陵：读《应物兄》笔记
一
《应物兄》体量大，读完不容易；内容深，读懂可能更不容易。大学高校生活本来就难写，主人公们还都是国学家、儒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全是教授学者，一群当代儒生，就更难写。内容难免涉及各个学科的知识和学问，少不了要引经据典，专业读解，深入剖析，一般作家没坐过“冷板凳”，通常会望而生畏。这个题材可称为当代文学写作的硬中之硬，是真正的“硬骨头”，能吓着作家，更能吓住读者。看得出，作家李洱没有被吓住。虽然有点不敢相信作家能读那么多书，做那么深的学问，却也能读出作家真的就是掌握了那么丰富的知识，甚至还能掌握许多旁门左道的知识，而且还有本事把林林总总的学问融入故事情节之中，融入人物性格塑造之中，甚至有本事自然而然地化为小说可读的闲笔，一点也没有掉书袋的卖弄和嫌疑。《应物兄》几乎不可思议地、神奇地把这个题材的写作难度降为“零”，表现出作家娴熟超常的思想艺术驾驭能力。作家没被吓住，读者就不用担心。
济州大学地处中原某省会，是一所有深厚历史文化的大学。校领导得知旅居美国的当代大儒程济世先生到清华、北大讲学，便开始实施把程先生请到济州任教，专门成立一座儒学研究机构，请程先生执掌的计划。因为程先生是济州人，又是济州大学儒学教授应物先生在美国求学时的导师，请他来校任职的优势特别突出，成功率应该特别高。程先生一旦加盟，济大立刻敢与北大、清华竞争，跻身中国第一流的大学，也大大增强国际竞争力。儒学家应物教授并没有像校长葛道宏那样的高屋建瓴，雄心勃勃，却也接受委托，积极投入筹备儒学研究院的工作中。他在北京大学见到程先生，表达了学校的意思，并赴美诚意邀请。当代大儒程济世先生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将领，兼任过济大校长，解放战争时期败走台湾，也将年幼的程济世带走。如今，程济世先生虽为国际知名大儒，但怀乡情结很重，一腔乡愁，正有落叶归根之意，便十分爽快接受了邀请，并为研究院起了个很有说法的名字：太和研究院。程先生的学生、世界有名的大富豪、被称为“子贡”的黄兴，对此更是热心，有意向出巨资捐助，并前来济州考察，也为自己的老师打前站。
接待黄兴不仅是济州大学的大事，更是省里的大事。管文化又看上去很有文化的副省长栾庭玉特别重视，亲自出面接待。不过，在宴会上和后来的一系列安排中，应物教授渐渐发现，讨论研究院的事情根本就提不上议程，栾副省长更热心的是诱导黄兴投资更大的项目，如在济州按美国的规制投资一座“硅谷”。台湾商人黄兴看来倒是一个务实人，没有听栾庭玉的“忽悠”，提出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小事”。如按照程先生的交代到慈恩寺敬头香；帮着程先生寻找他儿时玩过的“济哥”，也就是当地出产的蝈蝈；品尝程先生一直念念不忘的“仁德丸子”；看看程先生小时候住过“程家大院”；打听曾经给程家演奏过二胡的艺术大师“灯儿”等。要想让黄兴实现这些看似简单的愿望，对济州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情。黄兴做为程先生的代表，每句话似乎都在传递着程先生的意思，都和研究院的命运联在一起，都事关研究院的成败。栾副省长说外交无小事，黄兴提出后，都得设法落实。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一流大学大业，济大的葛校长也下决心要把这些“小事”办好办实。
建设太和研究院，面临一个很麻烦的局面。程先生要求，太和研究院要设在自己的旧居，即“仁德路”上的“程家大院”。只有复建“仁德路”和“程家大院”，并且恢复旧时代的风貌，才能迎接程先生归来。但是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历经城市多番改造，“仁德路”和“程家大院”早已消失于历史烟云之中，旧址都找不到，遑论重建？虽然地方文化研究和考古是济大的特色和强项，但是通过几次研讨论证，寻找工作不仅进展缓慢，而且难度还在不断加大。其实，济大的女哲学家、柏拉图研究权威何为先生的日记，就是一部济州社会文化变迁史，“程家大院”“仁德路”“军马场”的来龙去脉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何为先生的日记也记载了程先生念念不忘的“灯儿”，其实就是如今仍健在的曲灯老人。
应物兄作为太和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一个曾写过《孔子是条“丧家犬”》儒学专著的著名儒学大家，完全有能力把研究院建成中国和世界最权威的儒学研究机构。不过，他渐渐发现，与黄兴的合作越来越不像在做文化，而是做产业。省里真正支持的并不是太和研究院，而是以修复“仁德路”为名，开发新的房地产。黄兴、铁梳子、雷山巴等资本家、金融家、企业家感兴趣的也正在于此。他们拿研究院说事，首先成立的却是用来圈地搞房地产开发的“太和投资集团”（简称“太投”）。中外资本正在合谋，要用房地产开发来进行新一轮财富掠夺。所谓的文化考察和寻找乡愁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一条美丽诗意的面纱。学校领导则按照栾庭玉副省长的思路，讨好程先生，不停地满足黄兴的要求。弘扬儒学的初衷，最后都变了味，都在无形中被瓦解了，变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此，几乎所有的文化项目都带着鲜明的“引资”意图，文化只是看上去像文化。
太和研究院渐渐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相互争权夺利的名利场。开始是葛校长为了赶走办公室主任费鸣，安排到研究院给应物当助手，后来又安排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董松龄为执行院长，以便更好掌控太和研究院。黄兴则安排应物兄的同学，也是当年的情敌、当年的愤青、后投到程先生门下研究儒学的敬修己来当副院长，而太和研究院的实际控制权则莫名其妙地落在了看到什么学问吃香就搞什么学问的吴镇手里。吴镇表面上事事请示应物兄，背地里是黄兴的忠实走卒和强硬的代理人。看到“儒学热”带来的好处，各色人等都利用关系进到了太和研究院，连应物兄的前妻，一点也不喜欢儒学的强势女人乔姗姗，在成了黄兴海外企业高管后，也要加入进来。研究院里乌烟瘴气，处处玩权术，时时做交换。应物兄终于明白，这哪是搞儒学，弘扬传统文化？明明是在制造一个天大的文化泡沫。
后果自然不会出乎意外：这个看上去非常漂亮、天衣无缝的文化泡沫，突然间破灭了。谁也不会想到，戳破这个文化神话的，竟然是一两件无关大局的小事。一件是应物兄的来自非洲的学生、女企业家铁梳子的情人达尔文生活过于糜烂，染上了艾滋病，被政府收留；另一件事是副省长栾庭玉被双规了。于是蝴蝶效应产生了，导致“太和集团”的崩溃，也必然刺破太和研究院这个文化泡沫，颠覆这个文化神话。也许，作家要讲的故事可能还更多，但《应物兄》的主要故事线索，就是展示我们时代的文化泡沫从生成演化到破灭的过程。
二
《应物兄》的故事，发生在矛盾冲突的时代现实背景下。作家也许还无法认识到文化冲突的本质，但一定敏感地觉察到中国文化面临着不断加大的风险；他也许还没有把文化问题想透，但一定敏感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与弘扬是当下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的最佳也是必然的选择。而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最有与世界对话能力的正是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应物兄》把文化目光聚焦于“儒林”，正是盯住了文化的热点，更是盯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作品与其说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如说是思考和揭示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矛盾与现实冲突。儒家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已经演化成那个时代主流的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精神支柱，自身已带着深刻的时代现实矛盾。因此，它在中国进入20世纪后被颠覆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一百多年间，中国曾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由一个强大的帝国衰败成任由西方列强欺凌的弱国。建立起现代启蒙意识的中国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学习中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思想层面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从而终结了儒家文化对中国思想精神的统治和控制。现在，当我们重新发现和确认儒家文化的价值，恢复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的时候，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命运深刻反思，探求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思想过程中的转换与提升；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防止这个转换与提升带来否定和解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革命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而当所谓的“新儒家”进入以后，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也使一个时代的文化风险与忧患由学术性探讨向着社会现实操作的可能性转化，向着时代意识形态较量交锋的方向转变。《应物兄》描写大儒程济世先生在北京大学只有72个座位的会场讲学，上来就说：“经过海内外儒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已经从冷战时期的红色中国，被重新定义为儒教中国”（2018年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326页。但同一版第六次印刷时，程先生这段话却被删除了）。程先生轻描淡写，十分儒雅，却下了一个看上去像是不伦不类实则颇有深意的判断。听众都是专家学者，还有官员，却也并不在意。作品在这里不经意点了题，道破了程先生研究儒学之用心，也就暗示了问题的意识形态特征。不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却也反映出当代尊孔扬儒的复杂性，折射出文化发展特别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矛盾冲突。
《应物兄》的故事就产生在看似被经济边缘化，却充满冲突风险的文化大环境生态当中。事实上，小说的中心故事就是直接面对文化发展的矛盾冲突状态。李洱倒是比任何一个作家都实诚，不偷奸耍滑，敢于触及和直面时代最尖锐、最复杂、最深刻的矛盾所在，啃了一个典型的文化斗争的“硬骨头”，而且把最硬的部分——儒学的当代命运啃下来了。作品在讲述故事时，对中国当代儒学充满尊重敬意，同时也能超越这种敬意，尊重儒学本身的错综复杂的特性。作品按照虚构文学的规律，真实地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面。作家头脑是清醒的，表达却是谨慎的。毕竟，“儒学”这个题材，处理起来难度非同一般，需要作家非凡的思想能力和艺术表达的控制力。值得庆幸的是，李洱都具备了。
三
时代矛盾冲突的信息，应该从人物身心及人物关系中传递出来；作品的主题内涵应该从性格塑造中凝聚突现出来。《应物兄》故事可能和李洱以往的小说一样精彩，而人物品质则远远超过他以往任何一部小说。
先说小说主人公应物兄。他早年跟着乔木先生读中国古典文学，除了精通中国文学外，还熟读诸子百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颇深。后转向儒学，做起儒家学问，还专门赴美国拜当代世界著名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为师，回国后仍然不断得到导师的指点。他写了一本普及性的专著《孔子是条“丧家犬”》，成了畅销书，由此应物也成了国内儒学权威。只是出版时发生一点小小的遗憾，书名中那个“犬”字被出版商季宗慈改成了“狗”字，而作者的名字也因编辑粗心由“应物”变成了“应物兄”。
小说没有详细介绍专著的所有内容，从披露的部分章节上看，内容应该更多地侧重讨论孔子和《论语》，而且可能带有很强的文学形象感和文学表达的色彩。不能不说，应物兄作为学者，却不失文学家的直觉与敏感，一下子就能抓住孔子这个形象的本质。“丧家犬”是孔子自嘲的说法，实际上形象地说出了孔子和孔子学说在那个时代的处境，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春秋战国时代，君主们想的是用武力夺取天下，怎么还能顾得上孔子的“礼教”？孔子的学说更像那个时代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确实找不到“家园”。也是这种时代“悲剧性”的命运，使孔子的思想能够在后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机会演化成为占据社会统治思想的主流，发展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学”。应物兄的专著，既然更像是一种文学的解读法，那么他的情感深处，更敬重的是孔子和《论语》。对儒学，更倾向理性认识。
应物兄性格倒是温文尔雅，厚道稳健，与世无争，顺其自然，颇有大学者风范，也颇得孔子“中庸”之精髓。写读书人常用的个性特征，放在一个当代儒学家身上，更是格外的贴切。不过，从他主持筹备太和研究院开始，他的内心似乎没有办法保持稳健“中庸”了。准备回国当院长的程济世先生一直远程操控，先是让自己的学生黄兴回来考察。这个黄兴曾是世界船王的女婿，后来又创办了“GC集团”（黄金海岸集团），资本实力十分雄厚，很得意地把自己和程先生的关系比着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实际上，黄兴并不用心于太和研究院，而是热心考察当地房地产和其他投资项目。一上来，就不动声色闹了一出“烧头炷香”的丑剧，搞得应物兄心里很不舒服。程先生还派了一个叫敬修己的门徒参与太和研究院管理。应物兄一看，差点没有背过气，因为这个敬修已就是当年的同学、情敌郏象愚。郏象愚后来热心“蔚蓝色海洋”派的理念，并用这点迷住了乔木先生的女儿乔珊珊，两人一度还计划私奔。不过，他最后扔下心爱的女人自己跑了，乔珊珊不得不按乔木先生的意思嫁给了应物兄。郏象愚到香港和美国后，想尽办法拜在程先生门下学儒，程先生给他改了一个具有儒家文化内涵的名字：敬修己。
应物兄是个纯粹的学者，对所谓的“新儒家”与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潜在冲突关系看来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也没有更深更清醒的思考。他只是希望建好太和研究院，培养一批研究人才，将来有一天在济州大学成立一个儒学系，配合国家教育，弘扬孔子文化。当黄兴与敬修己到来之后，他似乎接收到一个不好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思想可能无法主导太和研究院的策划和筹备组建，而黄兴与敬修己更有发言权和控制力。从学校领导和省里领导接待黄兴的态度和安排上看，应物兄内心的担忧正在变为令人不安的现实。副省长栾庭玉和校长葛道宏成天围着黄兴转，表面上说的是儒学和传统文化，其实做的都是经济活动。连生物学家华学明也以研究济哥的名义，要和资本联手搞什么“济哥产业”。许许多多关系、形形色色的人物，参与到太和研究院来，应物兄慢慢看出了门道。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太和研究院只是新成立的“太和集团”的一个光鲜的门面，只有应物兄还在当真。理想渐行渐远，应物兄内心的矛盾冲突不断加深。小说没有太多描写他内心的波澜起伏，但在这样的现实趋势面前，应物兄应该比任何人都要失望，都要悲伤。
应物兄性格的悲剧性就在感应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中显现出来了。明明知道不可为，还要为之。他已经看出，济大的儒学策划已经走向反方向，已经变成了非常可笑的怪胎，可他还得把这个局面撑下去，就因为他还相信着程先生，相信着儒学。他表面看上去越平静，内心冲突就越剧烈，性格悲剧色彩就会越浓重。压跨他内心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应该是太和研究院文化泡沫破掉以后，程先生打给他的最后一个电话。程先生在电话里一句不问太和研究院的事，而是关心儿子程刚笃和应物兄的学生易艺艺的后代的事情。他要求应物兄劝易艺艺不要去打胎，要保住程家的根苗。至此，应物兄才发现程先生是一个俗人，脱不了俗事。而自己则如孔子一样，是一条丧家之犬。
到这个时候，应物兄才算真正读懂了孔子。他在写《孔子是条“丧家犬”》的时候，未必真正读懂孔子。是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的命运，以及他内心的文化碰撞，让他开始清醒起来，认识到“找不到家”的悲剧本质和悲剧意义。也许，孔子的形象应该永远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上，才能让所有的儒学永远不可企及，不可逾越。应物兄以现在的心情去读孔子，去感受世态，应该会更凄凉，更悲伤，“丧家犬”之痛应该体味得更深。
如果从这个层面上去读解，应物兄这个形象就有特殊的思想价值，也有独特的文学新意。这个主人公身上能折射出时代的文化困境和文化人普遍的精神矛盾，表现出一个正直的厚道的文化人与时代那种悲剧冲突。现实中的失败者，精神上却保持了不妥协不屈服的道德价值高度。这是悲剧的本质，也是悲剧人物崇高感之所在。在当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出现这样品质的人物形象并不多见，写得这样到位深刻的则更少。应该说，应物兄也是一个“文学新人”，完全有资格进入当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廊。
四
写程济世这个人物，是需要作家具备思想胆略的。选择了这个人物，就意味着必须站到当代文化冲突交锋碰撞的风口浪尖上。小说中的程济世先生是当代大儒，学问深厚、学贯中西、个性谦和、为人宽容。他言必“子曰”，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些生活俗事都要引经据典，都可以在圣人那里找到依据。他的生活，处处表现出对圣人的尊从敬仰。他看淡功名，深居简出，埋头读书著书，真的很有当代大儒的风范。小说一开始就有意写一个当代“圣人”，打造一个“新儒家”领袖形象。可是我们把小说读下来，总是时不时会闻到这个人物身上一股浓重的“台湾味”。小说人物乔木先生所说的“新儒家”就有一股这样的味道。而且，“新儒家”到了西方后，“台湾味”反而飘得更浓。
归纳起来，大概可以有几个特点：一是带有西方文化的色彩。当代儒学从台湾兴起大致没错，但儒学家要到美国才能成大名，才能有国际影响，才成权威，实际上是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洗礼，获得西方强势文化的标准认证，才会出“新”。用“济大”的哲学家何为老太太的形象说法就是“穿露泳装拜祠堂”。程先生在美国弘扬儒学，其实弘扬不到西方文化那里，反而要被西方文化所殖民、所引导，才能打造成“新儒家”。二是与国际大资本的合谋。没有像黄兴这样的大财阀的资助，程先生的“儒学”大概是活不好，也长不快的。黄兴崇拜程先生，把自己比着子贡，也拿新儒家融到自己的企业文化中，冲淡企业的逐利本性，或者说，把企业的目标包装成文化，使残酷的资本运行过程，变得温情脉脉，富有诗意。子贡当年资助过孔子，如今黄兴资助程先生，看似一个样，其实本质不同。三是很强的仪式感。学儒如学日本茶道。后来内地掀起“尊孔”的“文化热”，更多的是在仪式上的讲究，看上去更像文化表演和作秀，文化精神倒是没有传承多少。西方思想过滤后的“新儒家”，不知是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来加大中国当代文化的风险，倒是应该引发深思的。
程先生到底是一个很会开发自己，施展自己魅力的人。他让应物兄带回十盘录音带，附带几篇浓重乡愁的散文，就能让济州上下忙得团团转。他轻而易举地调动了大学里的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文化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资源，连同当地的政治资源一起，展示出自己在济州的深刻影响。仔细往下读，就不难发现，程先生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父亲程会贤将军。当年将军在这里败给了共产党，如今“胡汉三”以另一种形式又回来了。“胡汉三”这个名字含意确实超出了程先生的知识范围，接待他的校长葛道宏也不敢当面说破。不过，小说让我们读出了程先生内心在做一个“复辟”梦。再仔细往下读，更不难发现，程先生在国内到底没有多大的动员能力的。他必须借助栾庭玉副省长和葛道宏校长，也就是说要借助国内的政治权力和文化力量，才能完成他的梦想。在某些时刻，为了更好引资，国内确实有一些地方掌权者过度热心为国民党高层、显赫家族甚至历史上定论的汉奸恢复名誉，甚至翻案。一时间，“复辟”风刮得大，虚无主义也跟着大行其道。小说写当地桃都山发现程会贤将军当年的一座别墅遗址，省里官员和企业家如获至宝。小说中的栾庭玉、葛道宏这两个政客和有权势者，写得有点漫画化，形象有点滑稽，却也真实准确反映一个时期国内的政治文化生态。程先生借力倒也是合情合理、云淡风轻。
程先生的文化地位如神明。他的情感生活其实也很世俗、很传奇、很“西式”。多年前在香港的一次学术会，邂逅一个来自大陆高校的“女粉”，“一夜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叫程刚笃。程公子长大后，经常会打着老子的旗号到处混事。程先生对此很有些无奈，也很有些享受。程公子谈了一个女朋友，就是应物兄的外籍研究生珍妮。珍妮的论文研究“黔之馿”与儒学的关系，看上去不伦不类，可应物兄看在程先生的面子上，也得借组织研究生郊游，很正经地讨论珍妮的观点。而这个程公子，来了一趟中国，就立刻和珍妮分手，看上了应物兄最不喜欢的、最不会做学问的、热衷于攻关交际的研究生、富二代易艺艺。
程先生学问可能比应物兄大，学术地位也比应物兄高，甚至对儒学传统的继承，也比应物兄更到位，更有开拓性。不过，程先生的学术精神品质还是比不过应物兄。因为应物兄还是急急如一条“丧家犬”，找不到家。程先生不是。程先生已经在美国找到了“家”，是个有“家”之“犬”，当“家”之“犬”。两个人物比较：一个是悲剧性的，一个是非悲剧性的；一个读懂孔子，一个读懂圣人。仅这个差别，两位儒学家形象思想的内涵品质就不一样。而由这个差别生发开去，就能找到两种“儒学”思想、立场、观点及价值取向的对立之处。当然做为小说形象，应物兄和程世济两个人物相映成辉，同样深刻。
还有一个写得很深刻的人物，就是黄兴。这个大资本家拜在程先生门下学儒，似乎谦逊好学，唯程先生马首是瞻，鞍前马后忙个不停。其实这是个“狠角色”。他有钱，就自诩为子贡，学着当年子贡资助孔子那样支持程先生。他开公司，一边为程先生提供“尊儒”经费，一边还可以打理好程先生以及弟子们的生活。敬修己、乔珊珊等都在黄兴公司里白白领到一份薪酬。他先行到国内考察，说是为程先生打前站，投资太和研究院，实际上是看中了中国内地巨大的逐利市场和遍地黄金。小说写他在酒桌上与副省长栾庭玉互相吹捧互相忽悠又相互试探相互摸底斗智斗勇的情节，勾勒出黄兴这个人的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头脑和精明的资本战略家的特点。栾庭玉说得天花乱坠，黄兴表情木讷，环顾左右，其实心里早有图谋，早有盘算策划。说实话，栾庭玉这种贪官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连程先生也会被他玩在股掌之间，如果他愿意的话。小说写他轻而易举就拿下济州城市改造发展工程，不声不响就把太和研究院变成了“太和集团”，就能看出他阴险而果敢的性格。他成功地调整了子贡与孔子那种传统的师徒关系，在与程先生的关系中渐渐占了上风，渐渐获得主动，最后实现了资本对文化的绑架和控制。
黄兴理所当然要当个“大慈善家”。他无偿资助了近千名患者换肾。最近一次资助的“济大”的一名困难学生，是葛校长的弟子。结果我们很快发现，他本人就换过七个肾，还带了两个“肾源”，随时准用。换过七次肾的人，生活得有多么任性，多么霸气，多么糜烂，多么病态，多么丑陋。这就是一个当代子贡的形象。这个人到底是“枭雄”还是“魔鬼”，真得好好认识认识。
五
《应物兄》中可圈可点的人物实在太多了。有一组人物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乔木先生、双林院士、姚鼐教授、何为教授以及芸娘等人。他们是作为社会的脊梁、文化的力量和学术的良知被写入小说里的。他们是一群被现实边缘化，看上去有些迂腐有些过时的学者，但偏偏是这个时代最清醒，最有忧患的一群人。某种程度上，他们看问题比应物兄还要深刻，还要透彻。小说写好他们，应物兄的形象才有厚实的思想基础，才挺立得起来。
双林院士古典文学造诣非常高，也极有思想，他的重要贡献却在国防建设、国家安全方向，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多年隐姓埋名，在大漠深处的战略导弹基地工作。为此，他的儿子尽管也是一名环境科学家，但对父亲当年弃家不管总是久久不能原谅，父子关系多年无法修复。这样的国家英雄，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命运的打击。
何为教授是研究西方哲学和思想的大家，她很瞧不上“新儒家”，说了一句调侃的话，就被程先生反唇相讥，说她“三寸金莲进神庙”。
乔木先生更是对“新儒家”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程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多大的名气，研究他的博士论文被评审委员会专家多有质疑，是评审专家乔木先生说了公道话才得以通过的。可程先生成名后，却故意揭露乔木先生“文革”期间曾写过“批孔”的文章，有点不够厚道，搞得乔木先生声名狼籍。好在应物兄终于把那篇文章翻了出来。那篇文章当时是应老朋友麦总编之求被动写的，好应付上级的任务。文章是写了，却批得毫无生气，避重就轻，不痛不痒，东拉西扯，净说废话，还带有同情孔老二之嫌。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乔木先生后半生都一直在自我反思和悔恨。但程先生仍然不放过他，时不时要打他软肋一下。筹备太和研究院之际，程先生影响如日中天，乔木先生却只能沉默。
不知为何，当今小说写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写不好，不生动，形象老是立不起来。《应物兄》的这组人物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难题。很简单，因为当今小说已经不知道或者没有兴趣知道，什么是先进思想，什么是进步人物。
六
《应物兄》的闲笔堪称一绝。只要读进去，就能感受到。一部小说能找出一个好细节，就可认定为一部好小说。《应物兄》至少有三个。
第一个细节显然是应物兄的专著《孔子是条“丧家犬”》的书名中“犬”字被改成“狗”。按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季宗慈的话说，这两个字的意思一个样。其实这一改，就失去了对古人应有的敬畏，把专著严肃的学术论述就变成了民间低俗的街谈巷议，由此看出在某些时期，人们哪怕是文化人对文化的态度。与之连在一起的是作者的名字“应物”被将错就错地改成了“应物兄”。从小说情节中我们得知，“应物”这个名字是作者的中学老师给起的，典故出自晋人何劭《王弼传》，岂能随意改动。但有意思的是，季宗慈也能拽出自己的理由：“以物为兄”，敬畏万物。连大学问家程先生也跟着呼应：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心存敬畏，感知万物，方有内心之庄严。明明是文化上的错误却被用文化遮掩过去了。可见很多时候的文化状况有多么不靠谱。历史被任意打扮，文化也被任意解释。这个细节意味深长。
第二个细节则出自小说家天才的发现和想象。那个被称之为子贡的大富豪黄兴，出门带两个保镖不算牛，而这两个保镖其实是备用肾源才叫牛。黄兴不动声色地带着这两个保镖满世界跑，到处寻花问柳，荒淫无度，由两组年轻健康的“肾”保驾护航。因为有了稳定的肾源，黄兴可以任性地换了七次肾，还准备着再次换。孟子说，富贵不能淫。可对子贡来说，富贵能不淫，还要富贵做什么？这个细节实在太独特了，实在太有现实的概括力，太有意思了，实在太有小说的狠劲，小说的力量了。这不光表现出有钱人的任性，有钱人的霸道，有钱人的恶性，有钱人的荒谬，还反映出资本“黑色”的一面。而这种黑白两道黑白通吃的人物，竟然成了支持程先生把儒学进行下去的“子贡”。可见这种台湾味道的“儒学”不仅被资本所绑架，自身也带着不可克服的风险与危机。因为这个经典的细节，黄兴这个形象，也可以和应物兄形象有一拼，具备了列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的品质。
第三个细节近似幽默：乔木先生作弄腐败省长梁招尘。省长梁招尘拜大书法家乔木先生为师学书法。乔木先生让省长先写两个字看看，省长就写了“同意”二字。让省长多写两个字，省长就写了“同志们，都听清楚了吧？”乔木建议省长可以练左书以速成。梁招尘省长写出了童体字：“这个建议很好，拟同意”。以后，梁省长不断派人送来书法作业，乔木先生除了建议他尽量用繁体字外，给予高度评价：“左笔童颜”。这样，梁招尘省长几周以后就学成出师了。一个附庸风雅的贪官形象跃然纸上，入木三分，透出了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透出了文化的尴尬。同时，在乔木先生的身上也透出了文化人的风骨，文化人的智慧。
七
一些评论，说《应物兄》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批判力度的作品。那种不可抑制的反思态度和批判精神，确实构成作家创作思想的主基调，推动着作品从文化层面上忠实记录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真实反映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刻矛盾和冲突，描写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揭示出现实生活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文化关系，显示相当强的时代概括力和思想穿透力。
很显然，“现代派”创作通常的手法，大概能被描述是解构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性批判关系，使其发生错位变形，出现非理性因素，而达到对现实非同寻常的表现。这样不规范的表述当然无法准确说明现代派的表现方式，我是想说，作家在《应物兄》的人物关系以及其他关系上注入了一种新的因素，那就是荒诞。更接近现实主义的萨特认为人性是丑恶的，而更接近现代派的加缪则认为人性是荒诞的。前者理性，后者非理性，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李洱未必有那么深的思想，却也颇有心得；特别是在对“荒诞”认知和表达上，显示出作家特有的“现代派”气质。就算“现代派”文学时尚流行的年代，具有这样气质的作家也不多，现在能这么明目张胆，这么从容不迫调整出“荒诞”关系者，唯有李洱一人而已。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作家的叙事语言的反讽风格导致了作品的“荒诞”意识。读下去以后才发现，“荒诞”不光存于叙事，更多来自情节的设置和人物关系。如华学明教授着了魔一样研究“济哥”的情节，就是典型的现代派小说的“荒诞”。而把“荒诞”引入《应物兄》的人际关系中，立刻能呈现这部作品人物身上笼罩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荒诞氛围：应物兄、敬修己、乔珊珊的三角关系，应物兄与程先生、黄兴的关系，应物兄与栾庭玉、葛道宏等政客的关系，应物兄与自己学生达尔文、珍妮、易艺艺的关系，都是如此。周边其他一些人物，也都带着浓重的“荒诞”反讽色彩，如华学明教授、吴镇教授、董松龄教授、和尚释延安、企业家铁梳子和雷山巴等人。
尽管可以高度评价《应物兄》的“荒诞”手法，但并不希望这种评价会导致对作品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主流的怀疑和否定。事实上，可以看出，在作家李洱创作思想里，“荒诞”已主动从一种文学的精神价值降格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生动地支持着作家实现“反讽”的叙事风格，有信心地支持着小说朝着现实主义方向推进。由此，我们必须承认，《应物兄》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部最不像现实主义的也是最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对现实主义回归呼唤的高品质感应，也是对现实主义当代困局的一次强力拯救。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现实主义的突破与创新。
八
一个败笔。应物兄的死去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小说收尾部分的叙事节奏突然有所变化，似乎过于紧张急促，读起来似乎没有整体上那么从容。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叙事节奏的失控可能会是致命的。《应物兄》没有失控，只是有一点急，就造成主人公突然出了车祸。事实上应物兄身上的悲剧性还不足以带来死亡命运的必然性，至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悲观主义者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主人公安娜的命运结局。那种悲剧选择，不是作家的意愿，而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而应物兄，还差那么一口气，还没推上“必然”的高地。
一个争议。小说中有安排李泽厚先生在“济大”讲学当然写得很精彩。但作为一部小说，这样实名安排一个重要人物进入情节，多少消解了小说的虚构立场。当然，历史人物写进小说并不鲜见，问题在于李先生是站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还不是“历史人物”。把他和他的思想放到虚构中去叙事，可能会影响他和他的思想的真实性和现实性。
一个启示。文化现在是个热门，写文化也是热门，写文化小说更会是热门。写文化切忌落入文化决定论。历史的现实的发展变化当然都可以在文化上得到反映，也决定文化的性质和走向，但文化并不能决定历史和现实的进程。这个基本关系不可颠倒搞错。作为一个示范性样本，《应物兄》带来一个启示：文化是我们的“流”，生活才是我们的“源”。不懂文化的人讲文化是个进步，而文化人不必死盯着文化，而应多看看民族的历史、现实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