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文学创作中的反成长元素——以《应物兄》为例
成长是文学创作经久不衰的主题，也是李洱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探索中常常思考的元素。譬如他在数次演讲中均提到“如何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中看待贾宝玉的形象”“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等问题，对于李洱而言，“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不是曹雪芹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代人，甚至以后的几代人能够讲清楚的问题，但这是当代作家应该去面对并尝试完成的任务。曹雪芹没有将贾宝玉的故事写完，这种“未完成性”[1]是一个敞开的隐喻，召唤后世作家思考成长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将《花腔》中的葛任看作贾宝玉在革命时代的一个化身，那么《应物兄》中的郏象愚则是在当代背景下，李洱探寻知识分子成长与出路的尝试。
一
后现代语境下的成长困境
成长叙事兴起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普遍意义上的成长叙事可以被概括为小说中的人物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努力适应社会，以达到性格和心智的成熟与稳定。巴赫金认为，“所谓‘成长’”，指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使其“不得不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2]。
郏象愚是《应物兄》中贯穿始终的角色，在小说编织的关系网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人物关系是小说叙事张力的来源，“没有必要的张力设置，情节内部将无法形成人物行动的基本场域，很多可能性的事件也就难以顺势而出”[3]。围绕着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学界、商界、政界的关系网里隐藏着各种社会伦理问题。脱身于“中生代学人”[4]背景的郏象愚与政商两界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关系”不仅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承载了一些别有意味的伦理内涵。在他们的关系之中，个体的主动性被彻底虚无化了，集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将作为理性个体的人彻底湮没在关系网中。而郏象愚既处于关系之中，又游离在远离社会意识中心的边缘地带，成为观照小说中形形色色人物的一面镜子。
从历时的角度看，《应物兄》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写，李洱的叙述方式明显还带着先锋文学的某些特征，正如作者借芸娘之口道出他对写作的思考：“一部真正的书，常常是没有首页的。就像走进密林，听见树叶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声音来自哪里。你听到了那声音，那声音又涌向树梢，涌向顶端。”[5]在丛杂的叙事迷宫中，如果我们将外在的叙事结构退到背景和线索的位置，便可以抽离出郏象愚从大学时代到中年回国的整个线索，并将这种内在节奏看作是一个青年的成长史。
与传统成长叙事不同，李洱笔下的青年成长被赋予了浓重的后现代意味，表现在人物青春期时代的早熟和成长期的延长。在《应物兄》中，郏象愚的成长期有着超出他本身年龄进程的漫长，并伴随着意义缺失的苦闷和历史虚无的荒芜感，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如果说现代主义时代的病状是彻底的隔离、孤独，是苦恼、疯狂和自我毁灭……那么后现代主义的病状则是‘零散化’，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6]在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下，人的生命不可避免地变成无数碎片，存在的意义被文化上的相对性和虚无性所消解。李洱借用加缪“正午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午后的诗学”。正午的阳光是灿烂、明亮、积极向上的，而在午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靠某种惯性在向前滑动”[7]。李洱的午后诗学所要探讨的时代，正是在秩序开始动摇的时候，是一个失去了朝气和创造力的时代。在这种意义消解的语境下，李洱沿用其充满先锋气质的写作方式，完成了一种新型的成长书写。
首先，李洱对郏象愚前期的叙述较为详尽，而到了后期对敬修己的描述则多有些隐秘的意味。格非在研究废名的小说时，曾谈到作者对其所呈现的故事和情节有意识的省略，并将其视作文体重要的修辞手法。“作为叙事技巧的有意省略虽然在文本中是空白，但它参与故事的运作，并在文本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故事的疆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8]。李洱在《应物兄》中的叙述，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先锋小说的文体实验。除了在小说前半部分以第三人称视角对郏象愚的经历作过详细刻画外，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这个人物的出场基本只有只言片语，给郏象愚出走的下半生留下了大片的空白，叙述空间被一种怅惘的情绪所占据。
其次，郏象愚的个人成长过程揭示了当代生活的虚无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困顿与窘迫。在由消费社会所构筑的话语体系中，郏象愚常常处于逃离的边缘，即使在多年以后，“他仍然愤世嫉俗”[9]。郏象愚在慈恩寺那支题为“殷郊遇师”的签，似乎就是他一生命运的写照。殷郊的悲剧性在于，身为商朝的储君，虽然天下大义需要他助周伐纣，但兄弟之情需要他为弟报仇，父子伦理需要他背师助父，而他最终只能违背天命而自应其誓。郏象愚自己也仿佛身处这种伦理的冲突之中，由于社会文化和集体意识的平面化、断裂化和欲望化，自我主体被消解，个体最终陷入无所适从的痛苦之中。
二
对隐秘的内在自我的探索
郏象愚第一次出场始于八十年代末他还在济大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还是一个青涩却和同龄人有着相似际遇与烦恼的普通青年，会因和乔珊珊交往而虚荣，也会因在女朋友父亲那里碰钉子而痛苦。这是郏象愚在与社会相遇后的第一次受挫，是一种理想的破灭，精神第一次被摧残。但尽管如此，郏象愚的苦闷还是属于青年人的，是真诚而充满诗意和青年人理想的。与三轮车夫冲突后，郏象愚和乔珊珊远走高飞，然而中途却抛下乔珊珊独自南逃。关于郏象愚为什么会抛下乔珊珊，作者并没有叙述。乔珊珊说，“他的良心让狗吃了。谁再提他，我就死给谁看”[10]。而根据郏象礼的说法，象愚是因为不忍心耽误乔珊珊的前程，也因为担心乔珊珊受不了离别的场面。但联系到后来郏象愚所表现出的性倾向，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此时的郏象愚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喜欢的是男人，而这种觉醒让他难以接受，甚至用逃跑的姿态来表现自己对这一觉醒的抗拒。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在其著作《论死亡和濒临死亡》（1997）中描述了与死亡相关的五个悲伤历程，米歇尔·P.伯克结合这个理论，将同性恋者的心理状态变化也分为五个阶段：否认、愤怒、争辩、沮丧和接受。我们可以将郏象愚的逃跑视作他性心理觉醒的第一个阶段。当个人初次意识到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时，当下的反应往往是否认，这种拒绝是同性恋者的缓冲期。但“越是否认事实真相，个人越是与世疏离”[11]。从对内在自我探索的角度来看，郏象愚在此之后一系列心理变化也与这五个阶段的过程相契合。
在南逃的火车上，郏象愚交到了新朋友，一个因盗窃自行车而被清华大学开除的惯偷。李洱对这个小偷的描写是，“偷儿举止优雅，既招女人喜欢，也招男人喜欢”[12]。如果作者在这里不是多余的一笔，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郏象愚的性倾向在投射向这个偷儿的目光中得到了确认。二人本来准备偷渡到香港，谁知途中被抓个正着，直接进了看守所。出狱之后的郏象愚陷入对性的狂热中，甚至在公共场合大谈男女之事，并且一反常态，整个人变得激进、狂躁、不可理喻。这似乎与同性恋意识觉醒的第二阶段相吻合，即在最初的否认无济于事后，愤怒、狂躁、嫉妒和怨恨之情便开始出现[13]。
由于亲友无法忍受性情大变的郏象愚，便把他送到了一个叫彩虹的中年女港商怀里，郏象愚也因此得以重新回到香港。后来因为喜欢男人的事情暴露，郏象愚被扫地出门。在一次讲座后，他拜入儒学泰斗程济世门下，并改名为敬修己。此时的郏象愚从西方哲学转向儒学研究，似乎是希望通过“修己以敬”来获得灵魂的救赎。此时他的心理状态已经进入同性恋意识觉醒的第三阶段，即对自己同性恋倾向确认后的“争辩”，认为“只要他表现好”，拒绝同性恋行为，就有可能获得“救赎”[14]。
然而拜入程济世门下的郏象愚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他无法摆脱自己的情感倾向，并且感到无比沮丧。他希望结婚，并去寻求程济世的看法，但程济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程济世看来，即使儒家自古对同性恋十分宽容，但却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郏象愚并没能从儒学和程济世身上找到精神支持，继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差点抹脖子”[15]。第四阶段的沮丧“并非来自过往的损失，而是由于想到了未来的失落”[16]。放在郏象愚的身上，便是他难以看到未来的希望，因而陷入愁苦与绝望之中。
之后的郏象愚再次出现，是为了筹建儒学研究所而从美国回到了济州。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年轻人，给他取名叫小颜，两人成了忘年之交，后又同榻而眠。故事的最后，小颜离开了济州，郏象愚也追随他而去。此时的郏象愚已经到了第五个阶段，经历痛苦的挣扎后，他进入了既不沮丧也不愤怒的“接受”阶段，开始学着接纳这种情感[17]。
对于李洱而言，个人主体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常带有浓重的悲剧性色彩，甚至无法作出自己的选择，因为“生活不会朝着你预设的方向发展……我们最终是无法跟生活达成妥协的，它只能增加你的失败感”[18]。郏象愚从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经历了拒绝与否认、愤怒与怨恨、争论与辩解、沮丧与失落的漫长成长过程，到最后达成与自我和解。在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出他激烈的反抗，以及在外部环境挤压下所流露出的失落与迷茫。在人物对自己隐秘的内部世界的探索中，外部社会无时无刻不成为自我的压力和观照，个体的每一阶段都有反叛的意味，拒绝的姿态贯穿始终。
“有多少种说话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沉默的方式。”[19]李洱在《午后的诗学》中借用福科的话，点明沉默与沉默的不同之处——“有些沉默是反抗，有些沉默是臣服”[20]，而拒绝的姿态亦是如此。郏象愚的每一次拒绝，其实都是他的一次次反抗。如果将最终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作为成长叙事的终点，那么郏象愚的每一次拒绝其实都是对这种终点的否定，在无法达到与社会的和解后，郏象愚的个人成长走向了对成长的反叛。
三
出走与反成长
无论是郏象愚所经历的后现代语境下的成长困境，还是他性心理觉醒的五个过程，李洱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总是充满了反叛的意味。而这种个人难以达成与社会和解后对成长的反抗，在郏象愚的三次出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和乔珊珊私奔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性倾向的郏象愚抛下女友独自南逃，并打算和途中遇到的惯偷一起去香港，这一系列逃离原有生活秩序的行为构成了郏象愚的第一次出走。出走之前的郏象愚尽管已经表现出早熟的特征，但整体呈现出来的状态还是青春期的急躁、虚荣与浪漫幻想。这是一种诗意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对自己人生处境的无知和某种盲目的信心。
第一次的出走并没有成功，由于在偷渡途中被抓个正着，郏象愚直接进了看守所。被释放之后，郏象愚一反常态，表现得尤为离经叛道，常常语出惊人。不仅在公共场合大谈他的“第二个自我”[21]，甚至在家中也疯狂地看成人影片，并模仿其中的男主人公，似乎是在“阉割焦虑”下陷入对“菲勒斯”的崇拜之中。而这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可以看作是郏象愚的第二次出走，即试图挣脱社会秩序，以癫狂的姿态表达自己消极的抵抗。
拉康将主体的形成过程分为想象域、象征域和实在域三个层次，自我在由想象域步入象征域的过程中，受符号秩序的影响，使自己在想象域中形成的自我意识接受符号界的重新编码，从而形成符合象征域规范的主体。对于拉康而言，主体的存在并不具有完备性，“它内部的基根其实是一个空无。这是一个本体论上的丑闻”[22]。然而只有当主体服从象征秩序，才能保持其稳定、正常运转。换言之，郏象愚的内在自我与象征域的驯化产生强烈的冲突，个体陷入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中，而他本身也并不愿意出让主体欲望。但这种抵抗注定难以成功，郏象愚的第二次出走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出走失败后，郏象愚试图与外部社会达成和解。认识程济世后，他决意放弃西方哲学，转而投向儒学研究的大门，以期纾解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但儒学并没有给他提供精神上的慰藉，郏象愚变得愈发与世疏离。之后他随程济世回到大陆，结识了小颜。这个人有着二十来岁的面庞，却有着中年人的视野与谈吐，但有的时候却又像个几岁的孩子。他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刚一出场，立即与书中其他人物形成了强烈对比，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诗性”[23]的人物形象。书中没有写他的出处、去向，甚至没有提及他的真实姓名，他代表了一类纯粹的人，身上有一种超脱于社会喧闹的青年之气，代表了郏象愚内心深处的向往。关于郏象愚最后的归宿作者并没有明说，只是一句“小颜走了，他追小颜去了”[24]。而这一次的离开，构成了郏象愚在小说中的第三次出走。他用这最后一次彻底的离开，表现了对纯粹的个体存在的追求、与社会规则束缚的决裂和对“成长”的拒绝。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到此为止，呈现出一种与传统“成长小说”相背离的反成长叙事。
无论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还是《城堡》中的 K，作者都没有给他们的未来选择一个明确的道路。李洱借用巴赫金复调理论中的“未完成性”概念，认为以上两部也是真正“未完成的小说”。对李洱而言，它们的“未完成性，是一个重要的隐喻”[25]，召唤后世作家去思考、去探寻主人公长大之后的出路。郏象愚的第三次出走貌似也是一种寻求未果的逃避，但实际上是李洱对“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尝试给出的回答。对于李洱而言，真正的自我诞生于两难之中，郏象愚的出走就是在这种两难考验中去找寻真正的自我。成长在这里不再明朗，而是变得暧昧起来。作者在刻画这种挣扎、拒绝与反抗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拷问自己，拷问读者。
注释
[1][25]李洱：《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6期。
[2][苏联]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233页。
[3]洪治纲：《论小说中的“关系”》，《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4]熊辉：《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蜕变与现实困境——李洱〈应物兄〉对当代学人的代际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
[5][9][10][12][15][21][24]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880页、174页、251页、252页、504页、298页、1012页。
[6][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156页。
[7][18][23]李洱：《问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116页、 115页、 182页。
[8]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第299页。
[11][13][14][16][17]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532-535页。
[19][20]李洱：《午后的诗学》，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第131页、132页。
[22]张一兵：《拉康：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