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山应》：一个“顽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自白
王跃文的散文集《喊山应》并不是将一组散文编辑为一个集子，而是作者围绕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一主题专门书写的一本书。以1989年在《湖南日报》上公开发表第一篇散文算起，王跃文已有30多年的创作生涯，至今创作成果丰硕。在文学道路上行走到这一步，还能够静下心来进行一番总结，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也应和了孔夫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能够达到知天命和耳顺的境界，不就是因为对自我有了一个清醒的把握吗？
《喊山应》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我的文学原乡”，二是“我的文学创作”，三是“我的文学检讨”。湖南溆浦是王跃文的家乡，他视家乡为自己的文学原乡，在第一部分里，他讲述溆浦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以及家族亲人的故事，这一切都化作了无形的力量，加注在他日后的写作之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其实都是围绕创作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前者是以创作时间为经，介绍了创作和出版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后者侧重于对一些文学现象和问题展开论述。整本书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读起来毫无挂碍之处。王跃文是以非常坦荡、诚实的姿态来书写这本书的，他不遮掩什么，也不粉饰什么，而是敞开心灵面对读者。
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更在意的是书中所传递出的文学观。王跃文在书中说，他是“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者”，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号。在进行创作的这30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也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作家要做到在创作中保持“顽固”实属不易，但王跃文做到了。他写这本总结性的书，可以说就是在对他的“顽固”进行总结。所以，我将《喊山应》看成是一个顽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自白。
现实主义一直是被极力提倡的文学主张，也是当代文学的一面高高树立的旗帜。但也许是极力提倡的缘故，加之文坛的风风雨雨，现实主义文学变得越来越语焉不详。很多作家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他们所进行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其实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王跃文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在书中提出“伪现实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应该直面现实问题，有所批判、有所担当，而伪现实主义则是以逃避的方式处理现实问题。开始写小说时，王跃文还在政府部门工作，看到了官场的种种恶习，他的小说多以官场人物和生活为题材。这时，他选择了以真正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这类现实题材，因而给他带来很多的“尴尬”。他说：“如果用伪现实主义手法写作，就不会尴尬了。”长篇小说《国画》的遭遇应该是他所面临的最大尴尬。围绕《国画》的创作，王跃文谈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他说，文学关乎理想，但实现理想的路径“至少应有批判精神”。在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上，王跃文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理想应该蕴藏于现实，而不是超逸出生活的真实，不能是作家的一厢情愿，如果这样去表现理想的话，“极可能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伪现实主义”。
王跃文在书中多次谈到理想主义，谈到现实生活，也谈到批判精神，在他的现实主义理念里，特别强调要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国画》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他称这“是一部孤愤之书，也是一部忧患之书”，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写作与他当时的现实处境以及情感心态密切相关。他这样描述当年的状态：“我曾成天面对忙乱无序的工作，不知何日是尽头。虚无感、荒凉感，时常会堵在胸口。”正是忠实于自己的心态，他写出了《国画》以及《无头无尾的故事》《无雪之冬》《秋风庭院》《今夕何夕》等一批中篇小说。后来他写类似题材的小说似乎批判的锋芒有所收敛，这同样与他的心态变化有关，“到了写《苍黄》的时候，我的心态越来越平和了。同年轻时的郁愤悲凉相比，内心多了些温暖、理解、宽容。”我们从这种变化中可以感到一种真实的力量。
在王跃文的现实主义版图中，真实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这真实不仅包括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也包括作者主体精神的真实。因此，他极力反对在写作中说假话、说违心的话，他认为他的作品“不过是真实表达而已”。王跃文显然对主体精神的真实更加看重。这其实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的真实，但现实主义文学同时也反对镜子论，认为反映现实并非像镜子式地呈现客观映像，在这里就存在着作家主体对现实的认识和把握，存在着如何透过表象看到现实真实的本质。王跃文说：“小说中的真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与作家的思考力和批判力相关。一个作家没有对生活的审视，没有在作品中体现出他对真理的追求，他的写作是无力的。”在他看来，经过作家思考而获得的真写在小说里面就能达到“比现实还真”的效果，因为它是“经过了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祛蔽，呈现出一种本质上的真。”王跃文不太赞成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直接挪移到小说中，也多次申辩他小说中的人物是没有原型的，他强调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如何让虚构的故事具有真实性？王跃文提出了一个“大虚构”与“小真实”相结合的方法：“小说要有大虚构，但一定要有无数的小真实，要有大量生活细节的真实。这些细节真实能把一个大虚构托起来。细节的真实只能从生活中来，这是小说‘出神’的前提。”另外，王跃文从来不是将文学的真实性孤立起来对待，他认为作家反映真实是与其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价值取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当然首先必须真实，因为真是善的起码前提；但仅有现象的真实还不够。文学除了描写和展示，还必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这种善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尽管强调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但王跃文并不因此认为小说可以一味地书写黑暗和丑恶。他说：“我害怕描写黑暗的过程，也不忍把所见的真实全盘告诉读者。我有限度地描写着生活的不堪，内心压抑着巨大的痛苦。”《国画》出版后，有人批评王跃文还可以写得再深刻一些，意思是说现实中还有比小说所写的内容更黑暗、更严重的部分。王跃文并不接受这种意见，他说：“假如把生活中严酷的真相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才是所谓的深刻，我并不同意。人间的很多黑暗是不忍看的，不值得用文学来展示。”为此，他提出“作家不要做女巫”的观点：“有时候，我发现作家似乎成了只擅长讲述恐怖故事的女巫。我们的喉咙越来越不适合歌咏，日渐粗粝的声带只会诅咒和号叫。我们最拿手的仿佛只是写生活的负面，以博得深刻和真实的赞誉；而当我们试图写写正面的生活，则被指为虚假和浅薄。”他不愿意成为一个女巫式的作家，他认为：“文学可以表现恶，但它的精神内核必须是善；写恶的文字是站在恶的泥淖深渊里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对美和温暖的渴求。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论它怎样穷形尽相地描写恶、犯罪、病态、贪婪、欲望，甚至歌颂毁灭、诅咒人类，它的精神底蕴却一定是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对人类沉沦灵魂的救赎。”
王跃文所处的创作环境是一个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集和碰撞的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被大量引进，成为文坛被效仿和推崇的新时尚，一度大为风光。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由对抗逐渐走向融合，进入到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新阶段。不少现实主义作家的确通过对现代主义的借鉴和学习，大大拓展了文学表现的空间。但即使如此，王跃文始终“顽固”地以现实主义为尺度，确定了他的“好小说”标准。他认为好小说的标准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必须讲好故事，第二个层次是“塑造出可以进入文学画廊的人物”，第三个层次是“贡献思想光芒”。如果一部小说能做到这三个层次，就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讲故事和塑造人物确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功，但不少现实主义作家也许会在故事性和人物塑造上下功夫，却忽略了小说的思想光芒。王跃文不仅强调要有思想光芒，而且还将其置于最高层次上，恰好证明了他对现实主义有着透彻的理解。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对自然和现实采取忠诚态度的世界观，现实主义文学强调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只有当作家给所描写的对象赋予意义，作品才会闪耀出思想光芒。王跃文将其作为好小说最重要的标准，自然特别看重作家的思考能力——“没有理由要求作家们都是思想家，但作家必须得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的进程和生活的流向有前瞻性的思索。”王跃文在小说写作中始终以这三个层次作为追求，这也是他能够写出好小说的重要原因。尽管他的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追求依旧可以讨论，但心中有了这三个清晰的目标，哪怕身边涌现出无数新奇的文学，王跃文完全可以自信满满地在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顽固”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