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幻想故事集》：中国故事的形态探索与“轻”的美学
【导读】张柠在小说集《幻想故事集》中探索了中国故事的三种形态：来自过去和远方的乡村故事、来自现代人都市体验的幻想故事和试图解决现代性后果的超越性故事。三种故事形态都是在以文学的形式直面当代中国的复杂精神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很沉重，但就其美学风格来说，《幻想故事集》的典型审美风格是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属意的“轻”的美学。
【关键词】《幻想故事集》中国故事 “轻”的美学
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论题。张柠以其批评家写小说特有的高度理论自觉敏锐地回应了这一论题。在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中，张柠把握时代脉搏，自觉探索了中国故事形态及其美学风格的可能性，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借鉴。
张柠在《后记：幻想故事诞生记》中交代这些作品写于1995年的广州。这一交代包括了小说发生学和文学思潮的重要信息。从小说发生学的角度来说，这组作品是作者20世纪90年代面对感官解放的现代化都市时产生的身心反应。身体面对现代性的感官诱惑所产生的种种紧张和不适，既是许多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是整个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遭遇。在叙述方式上，作者采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手法，注重幻想、变形、象征、潜意识。这里的“人”是有疑问的人，因此就不可能形成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判断，它更多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探索。它们的故事形态更多是我们通常都能理解的“幻想故事”。它的故事既不是来自遥远的过去，也不是来自远方，它实际是来自人的精神体验。故事的形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故事相比，淡化了情节，有更多的变形。在《幻想故事集》的第三组故事中，《六祖寺边的树皮》和《普仁庄里的女人》是代表。作者想要处理的是“当下”的故事，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后现代故事，因为这些故事解决问题的框架超出了人类社会。从小说发生学上来说，这组作品是作者观察社会的产物。《普仁庄里的女人》的女主人公李雨阳在现代社会中要寻找自己的心灵归宿，这是我们每一个当代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故事形态中，叙述人、人物和读者在情感、认知和视野等方面处在了同一水平上。这部作品触及了当代小说创作的根本症结：现代价值观念暴露了自身问题后，一个有疑问的人物在浑身伤痛的情况下，如何千方百计地挣扎着要重述“自己的故事”，才能将破碎的“自我”重新整合，得到灵魂的安歇。小说《普仁庄里的女人》的结尾，曾经满身伤痕的李雨阳“在自然的怀抱里复活了”。《六祖寺边的树皮》似乎蕴含着一种带有超越性质的爱情，这是张柠给出的解决办法。在《普仁庄里的女人》和《六祖寺边的树皮》这两部作品中，叙述人没有用高于人物的视角去在整体上制造多重声音。读者带着强烈期待想看看李雨阳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李雨阳所携带的重大时代精神问题具有当下性和一定程度的超前性，读者身在其山中，难识其山真面目，或许只有时间才能让读者看清一切。
作为一部作品集，《幻想故事集》中不同作品的审美风格因作者情志、题材、文学思潮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不可避免地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幻想故事集》的典型审美风格，是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属意的“轻”的美学。
在“乡下故事”里，张柠并不直接去描写或叙述现实的沉重，而是像珀尔修斯利用铜盾反光定位美杜莎一样去写沉重的现实。在张柠的小说中，充当珀尔修斯手中铜盾功能的是叙述人或人物，而叙述人或人物又有特定的性格、特殊的世界观或叙述逻辑，现实的沉重通过这些特定叙述人或人物的感知和叙述映射出来，经过他们对现实或聪明、或愚昧、或戏谑的改造变形，而在审美上形成了“轻”的美学风格。但这种“轻”的审美风格非但没有削弱对沉重现实的表达，反而在强烈的对比中，以新的方式再次激活了人们对那些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苦难的感受力。《农妇刘玉珍》就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典型。小说的精彩之处恰恰在于使用了这样一个不谙世事、对父亲满腹牢骚的孩子的视角和口吻，才使小说叙事充满了张力和趣味。在那个半大孩子“我”对“父亲”的种种非议中，读者看到的却恰恰是一个对病人富有耐心、充满同情怜悯、令人敬重的医者形象，并且透过他的一个病例刘玉珍看到了农村妇女的悲惨处境。在《农妇刘玉珍》的结尾，读者看到了与“轻”相关联的另一种美学特点“快”。小说大篇幅地描述刘玉珍对“我”父亲的倾诉以及刘玉珍丈夫罗长生对她的抱怨，却在结尾以极快的速度让读者的感情发生了逆转，并交代了刘玉珍的结局。那个总是家暴的罗长生知道刘玉珍得了肝癌的实情后，带上所有的积蓄，卖掉了三头猪，把家交给了大女儿就带着刘玉珍上省城去了。罗长生的表现让许多读者刷新了对他的认识，感受到了乡下粗汉子的深情。而“三个月之后，刘玉珍就死了”。在读者沉浸感动之情中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一股残酷的悲凉之气猝不及防地袭来。在这里，整体的“轻”与结尾的“快”高效地结合在了一起。
叙述语调是作者基于特定信念对叙述人、叙述对象、他人话语和读者之间距离的调控。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说：“我尤其想到那种独特的、存在主义式的音调，这种音调使莎士比亚的人物可以与他们自己戏剧故事保持距离，从而把故事溶解为忧伤和反讽。”[1]20卡尔维诺在这里说的“音调”就是“语调”，他强调的就是由叙述语调所显示出来的诸要素之间的间离。这种间离造成了美学风格由重到轻的转化。“轻”的美学在张柠小说叙述语调上的表现就是叙述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用无限贴近的方式描述人物，一边又用超越的眼光来看待人物，同时还在与读者眉来眼去，以一种密谋式的激情来调动读者阅读和接受的默契，达成了以幽默戏谑写悲剧的效果。《妇产科医生杨红》中有一段叙述很能说明问题。对妇产科男医生杨红的暗恋搅得谭丽华心神不宁，听说有个瞎子“算命很准”，就去找他算算。显然叙述人并不相信算命这回事儿，但叙述人一本正经地描述瞎子那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职业话语，并且心照不宣地对读者说“几句话说得谭丽华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不正是许多问卦人常有的经验吗？瞎子一看谭丽华上了钩，赶紧以转运为诱饵，要求谭丽华加钱，读者一眼就看穿了瞎子的骗术，而谭丽华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连忙掏出五十块钱放到瞎子手上”。瞎子收了钱，又说了几句空洞无物的话，显然无法给出具体的指导办法，读者等着瞎子图穷，谁知他竟说“响鼓不用重敲，我就不多说了”。至此，读者觉得谭丽华对瞎子的忽悠应该有所觉察，谁知她“中毒”已深，不仅没有意识到瞎子的问题，反而感叹“瞎子果然厉害，句句入理，字字珠玑”，并暗自决定对杨红展开行动。这一段惟妙惟肖地模仿了两人的话语方式，两个人一个要骗钱，一个求感情，两人认真的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瞎子的骗术越明显，谭丽华越盲信，就显得谭丽华对杨红越深情。作者没有用叙述人的语言明确去揭破瞎子的骗术，而是让他自己表演，让读者自己判断。小说语言充溢着叙述人、人物、读者之间的对话意识，回荡着复调的张力。
卡尔维诺在论述“轻”的美学时，提出“轻”的一种表现方式是“一种获得象征性价值的轻的视觉形象”[1]18。在薄伽丘故事中，卡瓦尔坎蒂灵活的双腿腾跃而起，越过墓石，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表现在意象上的“轻”。将复杂沉重的社会关系和现实体验凝结在无重量的意象上，是作者对现实进行高度抽象并化抽象为具象的结果。《赞美诗》中的“小豹子”“风”“云彩”、《唿哨和平珍》中的“唿哨”、《嚎叫》中的“嚎叫”、《遗产》中的“呼吸”，都是这样的意象。在《赞美诗》中描写女主人公刘舒拉时，同样也使用了“轻”的意象。叙述人安达爱上了同火车去广州找工作的女孩刘舒拉。到广州后，刘舒拉平时在市郊的中等学校做普通的英语老师，周末却摇身一变在繁华市区的夜总会成了著名的“唱片骑师”“小豹子”。安达写信追求她，她却对他不冷不热。安达周末想约刘舒拉，遭到委婉拒绝，谁知竟在夜总会相遇了。安达意外遇到刘舒拉心里五味杂陈，散场时，安达在门口等刘舒拉。小说写道：“她装束变了，酒红色紧身连短裙，外面套一件烟灰色风衣，款款地向我走来，像一阵轻风一样。”在这里使用了“风”的意象。而半年之后，安达去刘舒拉那所学校找她时，她的同事说，刘舒拉早就辞职了。在安达的心中，“她就像一片美丽的云彩一样飘走了，不知所终”。“小豹子”“轻风”“云彩”都是凝结在刘舒拉这个梦中情人身上的“轻”的意象，刘舒拉就是一首生活的“赞美诗”。自信、迷人、性感的“小豹子”是叙述人安达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的“风”，是安达理想的精神生活的意象化。实际上，这样一个精灵一样的女孩及其所象征的生活方式，是每个在秩序里中规中矩生活着的人对可能性生活的精神向往。在《唿哨和平珍》中，“唿哨”是一种“高级”生活的象征，通过“唿哨”这样一种“轻”的精神性的表征，表达了对实用主义原则的反思，引起了读者心中对超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深层共鸣。《遗产》中的“呼吸”具有象征性的特殊意义。一个人对一个现代城市的适应有沉重而复杂的机制，可以说在《幻想故事集》中的城市梦幻故事都是在讲述这个问题，但是《遗产》这一篇以极小的篇幅，将复杂问题抽象化，以“呼吸”这一“轻”的意象富有禅意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没有人愿意被现实的沉重压得喘不过气来，对自由的向往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每个人的追求。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是文学的一种生存功能。通过审美风格的“轻”，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是要将“轻”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生命境界和生活方式。不要为现实的沉重所石化。这里没有否认现实的沉重，而是将通过“轻”去折射“重”，试图以多重眼光打量现实的沉重，从而获至精神的自由与超越。“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代作家的共同任务和重要使命，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有很多需要展开的理论空间。中国有什么样的“故事”？怎样“讲”才能“讲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可以把“中国故事”分为三类：乡土中国的故事、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故事和现代中国的故事。张柠的《幻想故事集》恰恰就在这种分类学里全面涉及了“中国故事”的不同形态，并以自己的美学风格讲述了这些“中国故事”。在《幻想故事集》的封面上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每一个幻想故事都是心灵的现实。”多少在现实中没有发生的故事，在人的心里发生了千百遍！《幻想故事集》不仅写了传统故事，也写了现代故事和后现代故事。但不论何种故事，归根结底还是心灵的故事。这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1][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M].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本文为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何士光文学创作研究”（19GZYB18）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