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雅琳：新的诗歌景观，新的生活感觉
每逢时代激变，诗人总是得风气之先。晚清以来，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总有诗人忙不迭地将其写入诗歌。晚清时期黄遵宪的《今别离》吟咏火车、轮船、电报和照相，其中掺杂的还是古典的游子思妇情绪。到了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那里，《天狗》中的“电气”和“X光线”，《笔立山头展望》中的“烟筒”，《日出》中的摩托车等工业意象已成为迅疾、激进、充满创造力的现代性的象征，与急切希望投入现代怀抱的诗人融为一体。在《诗刊》社最新编选的这部诗集《初心、红旗与新征程——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中，我们再次发现，大量新名词、新事物、新景观扑面而来，掀起一股充满时代精神的劲风。
在我看来，这部诗集给人的最大惊喜，在于以一种现代的美学体验方式展现了一系列新时代出现的新景观，并传达出格外鲜活的当代生活感觉。这首先体现在对于劳动建设场景的描绘中。如李木马的组诗《高铁，大地乐谱》歌咏高铁的建设：施工图上的桥墩是“一排排顶天立地的音符”，拱梁是“一道道平行于水面的曲谱”，高铁编组场是“一架横陈大地的竖琴”，让诗人忍不住动用“灵感的风笛”“通知两排车轮开始轻轻吟诵”。但诗人并非仅仅对高铁建设工地展开审美观照和多方比附，而是同时敏锐地捕捉到劳动方式和生产理念的变革：高空中的七位接触网工让诗人发现“劳动，不局限于脚踏实地”，先进的地质勘探让隧道的开采“不是蛮力的征服而是默契的理解”，优选法、运筹学、逻辑学让旅客的进出站变得“如溪流欢畅”……诗人更细致地指出，正是为了让山岭上的文物古迹和长城安然无恙，才要在八达岭开挖隧道，“让一条高铁谦卑地俯身潜行”。这是高铁的“谦卑”，也是人对于历史的谦卑。作者既歌颂了人的智慧坚忍与耐心细心，也指出“是观念意识和科学技术的力量/把弯曲起伏的道路绷直了”，人定胜天的古老传统和尊重科学的新时代思想在诗歌中融为一体。
在书中描写乡村的诗歌中，敕勒川的《2020 封面中国：十八洞村的笑容》对比了两种美。十八洞村拥有18个鬼斧神工般的溶洞，这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之美。但由于贫穷，“这让/满山的鸟语听起来像是哽咽，让遍地的花香/闻起来像是连绵的愁绪”。于是，诗人大胆指出，“没有一种美，是建立在贫困之上的”。他描述了扶贫工作开展后的另一种美：改善的经济状况、自食其力的独立人格以及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上的甜蜜爱情和幸福笑容。在诗人看来，后一种美才是值得肯定的。再比如，范剑鸣的《向一辆环保清运车致敬》描写了乡村里的垃圾车和垃圾发电站。诗人幽默地指出：“必须指给你看，在清新的田园诗中/它还是个新词，但并不走向‘垃圾派’//它知晓万物不废，像个哲学家/它懂得能量守恒，又像个科学家”。垃圾车显然是田园中的外来事物，但这并非破坏了世外桃源的自足之美，而是美好乡村的组成要件。这些诗歌在描绘扶贫工作者的辛苦与伟大、乡村建设的热火朝天的同时，更传达出一种新时代的田园美学：田园之美，不是有闲者以无功利的态度展开赏玩的结果，而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观念的进步为底色。
这本诗集中还出现了一系列可以称之为“新咏物诗”的作品，如聂茂的《蛟龙号之畅游海底》写的是载人潜水器，梁尔源《一台风机的愿景》写的是风力发电机，科夫的《春天的高铁站》写的是上饶高铁站。这些“新咏物诗”中，内容最丰富的要数龙小龙的组诗《以追光者的名义》和宁明的组诗《致敬，大国重器》。前者写的是光伏的研发生产，其中多首诗歌分别以单晶拉制、电锅炉、作业指导书、精益工厂为主题。后者吟咏一系列中国自主研发的先进科技成果，如北斗系统、复兴号高铁、C919大飞机、鲲龙AG600水陆两栖飞机、运-20、山东舰、歼-20等。这两组诗歌贯穿着“体物写志”的方法，在对于“物”的静观中抽象出一种哲理。如致敬北斗三号时，诗人谈的是“定位”的意义，从卫星定位说到人生的定位、时代潮流中的定位、异乡游子对于祖国的定位；如致敬歼-20时，诗人关注“隐身”的哲学，提出“强大者，往往更愿把自己伪装得渺小”“示小，才是智者的选择”，从而，战斗机的隐身技术与大时代中的生存策略被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现代诗发端于个人主体性的解放，在此之后，随着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诗歌如何从关注个体内心转向描写社会万象，尤其是如何以“与时代同行”的态度描写新出现的事物，一直是现代诗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抗战时期，卞之琳借鉴奥登的“轻体诗”观念并写出《慰劳信集》。描写战争的诗歌古来多有，但《慰劳信集》中所呈现的神枪手、修筑飞机场的工人、抬钢轨的群众、山西煤窑工人、西北开荒者乃至政治家，却是在现代战争中才出现的新人新事。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正是尝试书写某些以前从未入诗的人与事的一次努力。不过，穆旦批评《慰劳信集》中太多个人的“机智”，却缺少那种从个人情感上升到集体情感的“新的抒情”。《初心、红旗与新征程——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既有充满民族国家和集体主义情怀、厚重饱满的“新的抒情”，也不乏种种洋溢着“机智”的诗性火花，可谓达到了一种令人赞赏的均衡。
（罗雅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文学评论》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