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当代城市“空心人”及其“复活”的审美探索
王方晨被称为“乡野间的先锋”作家，创作繁盛，显现出强大生命强力。王方晨一路走来，其创作的中篇小说《暗处之花》《水袖》《鱼哭了水知道》《遍地英雄下夕烟》《元宝的耳语》《大陶然》与短篇小说《大马士革剃刀》等作品，实现了从乡土到城市题材的审美书写跨越。相对于乡土小说，人们对王方晨以城市空间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关注的还比较少。事实上，近年来王方晨对城市的书写，已经有了新的跨越、新的审美体验与新审美建构。大时代剧变下的城市小市民伦理文化书写，已经成为王方晨文学地理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作家的“城市意识”里包含着什么，需要在他的以城市空间为写作背景的作品中去寻找。在其以城市为题材的作品中，他的关注对象往往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市民”。他们是一批在城市里从事各行各业的小人物。王方晨从两个方面走进“城市”，一方面是以《老实街》等小说为代表，从探索城市的自我历史为起点，以老济南“老实街”的消逝来构建济南这座城市的历史前身与起步发展的前因；另一方面是以《拜芝麻》与《暗处之花》等小说为代表，从乡村与城市的直接对比中去勾勒城市的底色。《拜芝麻》隐喻了与大地联系更紧密的乡村生命力的旺盛与城市理性对人本能的阉割；《暗处之花》暗喻了城市冷漠的情感底色。这是一个作家对其城市经验的基本判断与表达。也是他以城市为题材的小说中的一个基本底色。由此出发，他对处于时代变迁中的城市进行了纵横两个维度的勾勒。
一
时代的变迁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的影响是其城市书写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城市题材作品以济南为主要书写空间，以小市民为主要书写对象，纵向来说，王方晨一方面展现了随时代变迁而浮沉着的小人物的生存样态；另一方面以整体象征的写作方式隐喻了时代的精神病症并加以深刻地反思。横向来说，王方晨塑造了一批从事各行各业的人物群像，对处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的城市小人物的心灵与情感状态进行了细致地勾勒与刻画。
从文本时间来说，短篇系列小说《老实街》可以说是王方晨城市题材小说的时代起点，像王春林所说，《老实街》某种程度上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文学[ ]（P163)，因为文本里边的人物还是生活在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差序格局里，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相似。老实街拆迁，老实街的居民已经流散到城市各个角落，这意味着从空间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被打破，随着时代的发展，处于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体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踏上新的人生样态。《世纪之垒》讲经济体制改革潮流下，人们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时的不安与惶恐以及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人性的诸多问题。商品交换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开始冲击着传统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念，经济权威意识开始代替政治权威意识，在商品化社会里，人们要以一个个体或者以家庭为单位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以曲何方为代表的长期受集体主义价值观规训的康庄服装公司职工们对此并不适应，在面临服装厂被南方个体企业收购的关头。已退休的老书记曲何方开始带领全场职工走上“自救”之路。但是时代潮流难以抗拒，大家自己出资试图挽救服装厂的救厂之举最后实质上以自己侄子出资的方式被收购。侄子在曲何方的心目中是个异类，但是他代表着商品化社会的发展方向，预示着社会发展趋势。“曲何方”谐音“去何方”，这不仅意味着服装厂之后的发展方向问题，还意味着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人心去何方问题。小说的结尾，曲何方在是否以一个女人身体作为交换条件换取资金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痛苦，这是曲何方这一代人在面对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时的犹疑。他们对集体的维护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曾经他们那个时代的美好与理想的挽留，而以一个女人的身体作为交换条件本身已经与目的背道而驰，是否能够得到资金保住服装厂已然没有了意义。林黛赴约虽然成功换来资金，但是她最终放弃了作为集体的一员，这是潮流所迫，也是透视人性的自我选择。
《世纪之垒》与《女人之围》在文本意义上有一定的延续性。经济改革大潮已经到来，纯粹的集体主义似乎已经破碎，人心去了何方呢？《女人之围》的叙事背景依然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裘文珠为了解决自己生活困顿的局面，自告奋勇经过长年奔波以一己之力为工厂讨回外债救活了工厂，这只是故事的开端，小说的主体情节恰好是《世纪之垒》结尾面临的问题，工厂再次需要以一个女人的身体换来资本，否则会再次面临困境。此时，厂长毛斯象与曲何方的态度有所不同，对于毛斯象来说，要以一个女人的身体作为交换条件，已经不像曲何方那样，是一个痛苦抉择，而是想方设法让裘文珠主动投怀送抱。如果说当初曲何方因想挽救服装厂而被迫做出选择有种集体主义情怀在的话，那么此时毛斯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换来订单，拉来资本，此时这完全是一场以金钱为目的的交易。《世纪之垒》中，众人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文本透露出一种没落之感，这是人性中“不耻”之感的表现。而在《女人之围》中，当众人得知裘文珠购置了“豪宅”，表现出的只是眼红与嫉妒以及对裘文珠的打压，当裘文珠为了换取订单赴约贾光铭时，众人闯进她的家里像是在等待一个即将凯旋归来的“英雄”，此时众人完全变成了一群金钱的奴隶，已经毫无“知耻之心”。
在市场经济时代，一方面个体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个体必须对自己负责，每一个人必须直接面对“竞争”，这给个体极大的生存压力。古代社会，因为掌权者拥有权力，所以一部分人能够掌握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命运、生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出现，资本从掌权者手中夺得一部分权力，社会得到了一定的解放。随着法治的完善，法治社会试图控制权力与资本，以一种公正、平等的态度凌驾于两者之上，体现集体意志，追求自由，平等、公正。但是目前来看，社会现实并非如此简单，虽然政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被资本消解，但是在资本横行的时代，金钱可以再一次褫夺自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保持自我、自由生活成为了对每一个生存个体的严峻考验。《吃掉苍蝇》是对转折后的时代的隐喻。诗人的文化身份往往代表着理想、纯洁与永恒，是高尚圣洁的化身，代表着一种姿态，是心灵丰富与高贵的象征。作者把诗人命名为“鸟”，“鸟诗人”的身份属性里多了一层世俗的东西，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也是时代病症的文学表达。诗与时代是一种双重建构的关系。“诗人”变成“鸟诗人”象征着时代的转变，也暗含了时代精神内核的变迁。文本以调侃的语气，塑造了一个失节了的诗人形象。诗人像是闺房里的贞女，诗人们纷纷走出闺房，是一种失节的表现。苏亚红是商业时代的象征，她的逻辑是商业时代的生存逻辑，不关乎精神。田娜娜是鸟诗人的情人，被高贵的女诗人称为婊子，她依附于人，是别人的寄生虫，鸟诗人是诗人，跟田娜娜的性质一样，是时代的婊子，诗人在这个以商业逻辑为主的时代不再高贵，他必须臣服于金钱才能生存，诗人的高贵在这个时代成了骗人的幌子与诗人们的自我幻想，诗人的自我物化象征着这个时代人们精神的匮乏。理想的高贵与世俗平庸在这个时代里倒了个个，理想的目的貌似就是为了能够足够世俗。作者用整体象征的笔法，看清了时代的病症，并予以坚决反击。《美丽时代》内里探讨的也是理想与时代的关系，小伙子姬麦玉是“美丽”的化身，他象征着一种理想，而他的“美丽”与这个世俗的时代格格不入，他必须自我世俗化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与人安然相处。
二
从大的历史背景出发，王方晨以纵向勾陈与整体象征的方式，对时代转合的阵痛给予了精准刻画与严肃反思。另外，他还刻画了一批处于时代变动里的“空心人”形象。他们有成功的商人、失意的已婚男性、无业青年、碌碌无为的政府职员、孤寡老人、小老板等等，这些人物群像以点状的方式分散在城市各处，他们虽职业不同，身份各异，但似乎即将被无边的世俗生活洪流淹没，他们是一群游走在城市世俗生活中的死寂灵魂。苍白与沉寂是他们的精神样貌，王方晨以“空心人”病态的精神世界映射出了这个变迁着的时代文化与精神层面的畸形发展。
“不管是康拉德还是艾略特，都将现代城市看作是坟墓，看作是城市的已死或至少是没落的形式。”[ ](P6)《环肥燕瘦》中，唐渡与徐拉都算是在各自的领域里事业有成的已婚男人。两人在大学时代都因爱一个女孩儿而不得，留下情感缺憾，唐渡在刘舒雅那里找到了情感慰藉，但是强大的道德内驱力只能让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幽灵。徐拉试图靠婚外情填补缺失的情感。徐拉一只脚踏出了婚姻的围城，唐渡在围城里苦受煎熬。唐渡为徐拉的婚外情不耻，却又不禁为他担心，实则是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畸形的道德是规训他们这一代人的无形镣铐，他们受它所累，并进行着挑逗式地反抗，同时又精心维护着它们，他们要在“好人”的标签下苦心经营。面对真实的自我，他们会本能的选择道德。唐渡、徐拉、柳舒雅都是他们时代的产物，在这样矛盾的撕扯中，唐渡只能变成幽灵，在夜晚把情感寄托在一副裸体油画上；柳舒雅在自己固守的道德阵营里的躁动的心促使她时刻关注着徐拉与情人堕胎事件的动向。徐拉的逾矩虽让他狼狈不堪，但是却让唐渡与柳舒雅看到了面对真实自我的勇气。他们已近中年，是社会的主体。但是与文本中年轻一代的世故、直接相比，他们的犹疑、脆弱貌似又使他们在这个时代里处于社会边缘。文本中唐渡的妻子冯晓晴、徐拉的情人秀丽以及保姆小苓是年轻的一代，唐渡他们在年轻一代面前更像弱者，保姆的一个电话说服了秀丽堕胎，并且从中取得了自己的利益。在她们的价值观里边“要当好人”的道德规训比唐渡一代弱的多，利益交换比徐拉对秀丽的威逼利诱手段更有效。
《罗斯夫妇的夜宴》塑造了一个孤独的已婚男人形象。家庭本来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场所，它是体现人存在感与价值感的重要空间，温馨本应该是家的主色调。而在这篇小说中，罗斯只是一个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孤魂。小说看似不动声色地讲述了一个无聊的婚姻故事，罗斯与纽兰像是两个失去表达情感能力的人。婚前，他们虽是恋人，却只能靠冰冷的无线电台建立脆弱的感情，一旦面对面反而只有沉默。纽兰从电台里发出的声音使罗斯陶醉在梦幻的爱情里。他的爱情只存在在收音机的另一端一个未知的地方，他的恋爱对象不是纽兰本人，而是纽兰温柔的声音带他到了的一个绝对安全、无伤痛、且能够暂时摆脱孤独的情景。纽兰本人生活中的声音与通过收音机发出来的声音对于罗斯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他打开收音机。他听到了自己业已熟悉的另一个纽兰的声音。这是梦幻般的真实，是他渴望拥有的真实。它是存在的，距离他是那么的近，近到使他不相信它又是那样遥远。”[ ]（P90)只有机器里的“另一个纽兰的声音”才能让他感受到真实，他面对机器时才会生出情感，从未知的空间里发出的声音才能让他感受到存在与真实，与机器相处更让他接近自我。纽兰因结婚而不能去电台工作彻底把罗斯拉回到了世俗婚姻生活中，这让他变得无所适从，其实，程光、纽兰与罗斯是一类人，程光也是一个只能在深夜里靠电台里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取暖的已婚男人，他不在乎真实的纽兰是什么样的女人，他靠声音短暂的忘却痛苦，摆脱悲凉，他清楚地知道世俗生活只是过日子，给不了他任何精神的动力与支撑。其实生活中纽兰本人与他们没有什么不同，隔阂、冷漠、悲凉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色调。世俗生活似乎正在一遍遍冲刷着他们本不丰富的灵魂，物化的现实把他们逼迫在黑夜里靠一台机器里的声音回归自我。他们身处现实世界，却与现实无限隔阂，人类世界的精神与灵魂在高度物化的城市世界变成一个个孤魂在深夜游荡。不管是《环肥燕瘦》中的唐渡还是《罗斯夫妇的夜宴》的罗斯们，现实的世俗婚姻不能成为他们情感的归依，他们都是现代城市里一个个“空心”孤魂。
现代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利益关系，陌生人群是城市人群的主体。中篇小说《东八区的温度》也可以看成是一篇讲现代城市中家庭邻里关系的小说，此时的邻里关系与《老实街》中的充满人情味的老街坊关系完全不同，距离上大家是邻居，但是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血缘联系，他们是一群生活在一起的陌生人。“温度”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也指称了整个东八区最缺少的东西——人情味。面对“邻居”被丈夫家暴，在F17栋五单元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小说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书写了现代城市的冷漠与隔阂。城市体量的日渐庞大与城市人群中陌生人的逐渐增多，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空间失去了控制权，进而使他们生出一种异化感。小说以温度一家为切口书写了F17栋五单元异化了的邻里关系，在面对“邻居”存在家暴行为时，温度用类似“不要多管闲事”、“尽量少管别人的家务事”这样传统的老理儿为自己的逃避开脱。温度的中庸之道把他和他的家庭包裹在自己的领地里，生怕任何外来因素打破他们生活的平静。而尹桥的家暴与刷子试图制止家暴是F17栋五单元里影响温度家庭平静两个因素。他的中庸之道可以让他对尹桥的家暴行为置之不理，以自欺欺人的方式维持着内心的平静，但是刷子试图联合大家制止尹桥家暴的行为再一次让温和遭受道德的谴责，宴会上大家心领神会都闭口不谈尹桥家暴的事情，宴会结束，尹桥给乞丐一百元钱是他良心不安的自我安慰。在尹桥与刷子打斗时，他认为自己剪断刷子腰带成功的制止了一场斗殴，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他中庸之道的伪善，在这里，现代化的城市格局与伪善的伦理道德的合谋，温和的“不作为”是平庸之恶，作者以近乎繁琐的文字冷静尖锐地勾勒出来了F17栋五单元人际关系刺骨的冷漠。
《与悬铃木斗争到底》《一个局》《小人光乐》《绿化树》等小说塑造了一组官场小人物形象，他以寓言化的写作手法描摹出了现实官场对人的挤压。《与悬铃木斗争到底》中，陈志生像一个木偶，在近乎文革式的话语体系中被领导、媒体随意牵动。去不去植树这一个简单的行为巧妙暗喻出官场关系的微妙。局长许佑铭、办公室主任柴会卡以及张玉华等人试图用机械的官场“道德”驯服陈志生。施小婕在文中是媒体的化身，从施小婕操持的语言与行事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个完全政治化了的人物形象，她有意无意地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试图诱导陈志生配合自己完成预设的新闻事件。陈志生本来只是官场上碌碌无为的小职员，他坚决不服从命令不去种树并且在采访中缄默不语的行为其实是维护自我意识与反抗官僚主义的一种体现，只是他的自我意识与异化了的官本位式的官场环境格格不入。在与施小婕的交往中，他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心灵慰藉，没想到是一场骗局。小说结尾陈志生含泪冲出镜头是他坚持自我不被驯服、保持自尊的体现。《一个局》中的主人公上帝也是一个官场上的小人物，他在工作中前途无望，在生活中与妻子苏桂兰的婚姻生活寡淡无味，小饭馆似乎是他唯一寄存灵魂的地方。申局长派他到“一个局”给一个姓田的送信这件事搅动起了他无望的生活。一方面他因受到领导的“重用”而沾沾自喜，并且因此试图甩掉自己的妻子与小饭馆老板娘结合。另一方面，“一个局”的办公大楼成了他的梦魇，这座办公大楼像卡夫卡的那座城堡一样，上帝怎么都进不去。作者用现实主义笔法结构文本，最后却生出了现代主义文学怪诞的意味，上帝像阿Q那样自欺欺人、滑稽可笑，又像K那样充满迷茫与绝望。在《小人光乐》中，作者用寓言化笔法，塑造了一个非人非鸟的形象，光乐象征了官场上趋炎附势、点头哈腰的一类人，作者通过对小人光乐的心理动态地详细描述，把他的小聪明、无骨气一面展露无余，全文以第一人称“俺”展开叙事，以黑色幽默式笔调塑造了一个既可笑又令人心酸的“小人物”形象。
三
现代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国家制度方面被确立起来后，中国这个绵延几千年的农业大国的发展方向开始逐步发生改变。“现代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城市化”[ ](P2)。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在加速的社会中马不停蹄，现代化进程在他们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划痕。王方晨用他克制的语言直达城市内里，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城市里的小市民人物形象，冷静沉着地为我们揭开了现代都市的一角。这批小人物是生活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潮流中的一代人，他们或滑稽可笑、或心酸可怜、或无力落魄、或无聊迷茫，在现代化的钢筋水泥丛林中冷漠麻木、拘束谨慎的过活，他们大多是“空心人”，他们本人连同自己的生活像被钢筋水泥同化了似的生硬、干涩，我们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鲜活地、跳动着的因子，王方晨以现实主义笔法，通过塑造一个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小人物巧妙的打开了现代城市的内涵，他的作品中写的是城市中最普通不过的物与人，确充满现代主义笔法的神秘与诡异。但是，细读文本，在王方晨的小说中，似乎还跳动着一批更加年轻的、更有力量与希望的灵魂。
《向您致敬》中，苏铁与皮子们是一群百无聊赖的社会青年，虽然他们四肢健全，但是在精神上他们与全身瘫痪、每天只能眨眨眼的苏琼的丈夫没有什么差别，靠人给养，对这座城市无动于衷。苏琼不甘接受父亲接济，十年如一日供养曾有恩与她的全身瘫痪的丈夫，而在他们眼中，苏琼只是一个“玩物”。但是在小说结尾处，面对皮子靠钻空子与耍嘴皮子无原则地“向上”攀爬的时候，他的尊严似乎得到了触动，麻木的灵魂似乎被激活了，“整个城市，也是他妈遭阉割的家伙”[ ](P38)，这是他从心底发出的对自己身处的城市以及对过往的自己的叫骂，这是他觉醒的时刻，他开始抽身出来，重新打量这个自己一直无动于衷的城市。当看到苏琼的时候，他砰砰跳动的心与两行泪水是他的心“复活”的标志。
《东八区的温度》中，虽然刷子的溃败再一次说明像《老实街》那样的邻里关系在现代都市社区里难以存在，但是我们从热情又充满活力的刷子身上依然能看到中国传统社会中邻里间互帮互助精神的影子，这是一种希望与传承。
《元宝的耳语》与《福勇的大河山史》是两个中篇系列，塑造了一个来自农村、生活在城市里的大学生形象。《元宝的耳语》可以说写的是福勇的前史，大学四年，福勇为了能实现当初的承诺，能够衣锦还乡娶秋红，中间没回过一次家，大学毕业半年的福勇在济南仍无立锥之地，而秋红早已经嫁人。福勇长期寄居城市，城市已经把他的精神吞噬一空，近乎成为城市的“空心人”，他在元宝面前自称老板，是福勇不能在城市里把握自己的心理补偿机制作怪。他似乎开始在堕落的边缘摇摇欲坠。后来福勇加入了黄哥的装修队，在黄哥的带领下，装修队的工人们虽然都是来城里谋生的农村人，但是他们仿佛在城市的地下室里过着“桃花源”般的生活，他们是生活在地下室里的农村人，不管是从空间距离还是精神上，他们都是离大地最近的一群人，福勇在这里重新找到了精神的源泉。元宝是一个象征性人物，与福勇在城市里丢失了自我不同，他是一个没有脱离过乡村，被乡村喂养出来的精神体，是一个能精神“自给”的存在，是福勇缺失的部分。在《福勇的大河山史》里，福勇已经是“元宝装修公司”的小老板，在这里，他不仅是一个可以精神“自给”且有自我主体性的精神存在，也是一个可以在此基础上供养他人的独立个体。他爱读史、哲，并有自己的见解，为人随和，处事严谨主动。他不再是被城市埋没的“空心人”，城市是他的主场，这里既是他带领乡人们创造自己“大好河山”的场所，也是可以有丰富生活的地方，他是城市的“主人”。王方晨把福勇们与乡村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城市里的一群“外来客”，某种意义上，福勇们是城市文化里一种精神力的代表，是构成城市文明的另一个因子，打开了王方晨城市文学的另一个精神向度。
王方晨的城市书写有他自己的“济南样貌”与“济南味道”，他以小见大，通过一座城市的变迁映射出了一个时代的样貌。城市化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世俗化，面对日益庞大的城市，在很大部分以城市为叙述空间的作品中，往往把城市当成是欲望化的空间，把城市当成一个客体，是一种经验化的、概念式的表达，缺乏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真实感。王方晨的城市空间有一种真实感，他塑造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平民化的生活空间，聚焦的是生长在这里的世俗化了的普通市民，记录了一批生活在时代浪潮中的小人物的存在意识与精神样貌。他的文学从世俗社会中生长出来最终又回到了世俗现实中去。
从《吃掉苍蝇》开始，王方晨用整体象征的方式，以“鸟诗人”这个文学形象象征了整个时代精神的衰微与“异变”。《环肥燕瘦》《罗斯夫妇的夜宴》《东八区的温度》等一组写城市家庭婚姻及城市邻里关系的小说解构了中国传统和谐美满、温馨幸福的夫妻关系、邻里关系，塑造了一批被淹没在世俗生活中的“空心人”形象，以此勾勒出了现代城市人生存的真实情感与精神样态。他的文字整饬、文风稳健、深沉，给予世俗人生以哲理化思考，以严肃的文学态度与“老实精神”[ ](P145)给予了现实深刻地反思与批判。而通过对“城乡关系”问题的思索，王方晨试图寻找一条使“空心人”“复活”的路径，《暗处之花》与《拜芝麻》是王方晨对“城乡关系”文化样态的直接展现，小引虽然顺利“打”进城市，但是随着其与“土地”联系渐行渐远，其生命力逐步萎缩，而一直与乡村联系密切的大引反而表现出了超强的生命力量。这是他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两种文化样态思考的结果，王方晨的文字有着强烈地参与历史、干预现实的冲动，在两种文化样态下生活的人物的不同精神状态表现出了他对当下中国历史现实恳切的追问与反思。在《元宝的耳语》与《福勇的大河山史》中，他试图打通两种文化样态，把“乡村大地”的孕育精神注入城市文明体系，给予其无限活力与生命力，而让城市空间中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无限机遇激活古老的乡村文明，让“人”以更加舒展的精神样态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
城市向何处去?乡村向何处去？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如何彼此参与和建构？从农民到城市市民，需要走多少路，需要多少蜕变？这就是大时代剧变的当代中国故事。立足中国千年乡村传统文明体系，在城市化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中国当代文学怎样以文学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正是包括王方晨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们的共同使命。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深刻乡村生命体验、独特城市文化思考和大强度审美书写训练的作家，王方晨一定会在大时代剧变审美书写中寻觅出属于王方晨一个人的文学地理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