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经典的藏族文学——以达真的创作为中心
关于文学经典的界定，至今仍无定论。批评家南帆等人认为，“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而获得公认地位的伟大文本”，它“具有强大的审美的力量、艺术原创性和美学典范的意义”①。这个观点令人信服。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一定具备其所在时代以及之后历代读者所喜欢、所认同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就是刘象愚所谓的经典性。经典作品应该具有的四个特性：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 无限的可读性②。刘象愚所言的四点其实也是南帆等人认同的个性和独特性。换句话说，一部作品如果具备了这四点，也就具备了个性和独特性，就是在迈向经典的大道上。中国传统文学的很多经典家喻户晓，如“四书五经” “四大名著”等，它们经过时间的淘洗，仍然代代流传。
进入20世纪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少经典作家与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金锁记》、曹禺的《雷雨》等。从文学史长河看，这些经典流传的时间并不长，但文学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经典作家中，还有沈从文（苗族)、老舍（满族)、端木蕻良（满族)、 李准（蒙古族)、霍达（回族）等少数民族作家，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他们以其独特的风格创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典范。
与苗族、满族、回族等的作家文学相比，藏族的作家文学属于后起之秀。藏族作家的一些优秀小说，除了有一般小说的特点外，还有多方面的独特性，在经典路上迈出了创造性的一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扎西达娃以《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作品跃上文坛，为藏族文学乃至当代文学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90年代后，阿来横空出世，因《尘埃落定》而成为 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获得巨大成功与声誉后，阿来并没有就此满 足，而是不断攀登，笔耕不辍，佳作一部接一部。除了阿来、扎西达娃这两位领头羊外，藏族又陆续涌现了很多优秀作家，到21世纪的前20年，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坛。
“康定七箭”（意西泽仁、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高旭帆、尹向东、雍措，其中除高旭帆外，其他都是藏族）的集体亮相，壮大了藏族作家群。他们以生活地康巴为背景，着力书写康巴文化（包含康巴本土及周边地区的地域文化以及藏族等民族文化），是当代文学中最具地域特色的藏族作家。达真又是其中颇为耀眼的一位。他凭借《康巴》《命定》两部长篇小说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进而奠定了自己的文坛地位。细读这两部长篇，再比较其他藏族小说，可以洞见其中蕴藏的许多经典要素。归纳总结这些文本中的经验，有助于藏族文学的发展，也可以为当代经典文本的创作提供新的参照。
一、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写作素材
素材作为小说创作的基本元素，犹如房子的砖瓦，没有它们就无法构成小说大厦。作家要写作，必须积累素材。“所谓积累素材或储备材料，归根到底，就是作家主体把 社会生活中许多似乎无用的刺激、信息，收集并转化为长期记忆中的因子，以作为未来从事文学创造的材料。”③人类生活的一切，无论宇宙世界还是心灵世界，都是作家书写的对象。大至天地，小到蝇虫，只要进入作家大脑并形成审美感知，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进入文学作品，供人阅读鉴赏。素材有共性，因为人类有共同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素材又有个性，因为人类生活的地方、生活的习惯有差异，而且每个作者的感受也有差异。素材的共性使得它有被利用、被书写、被阅读的可能，而素材的差异性带来了书写的丰富性、观赏的多样性。千姿百态的生活素材构成小说创作最基本的原料，小说则是各类生活素材的艺术提炼。
单谈创作素材，它们似乎是孤立的、可以任意拼贴的一些碎片，没有多大研究价值。若联系整个文本，联系人物性格和命运，则各类素材互相关联，具有潜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物是小说创作的核心元素，“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像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④。所以，小说文本的一切情节、话语都围绕人物展开。人的活动离不开生老病死，离不开家庭和家族。家庭的地理环境、家族的生活情况对人的性格和命运会产生深远影响。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兴衰又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因此，围绕人物活动需要积累诸多方面的素材。
如何积累素材、选用素材，取决于作家的生活、写作经验以及审美能力。同样的生活环境、同样的素材，由于选用的角度不同、表达的方式不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素材本身并没有性别、民族之分，但作家因性别、民族、年龄、生活经验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占有素材的方式，在素材运用上形成了极大的个性特征。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有在偏远地方的生活经历，对该地方的生活习惯比较了解，在创作素材的存储上，往往有独特的优势。
绝大部分藏族作家都有藏地生活经历，对藏族生活非常熟悉。特别是对藏族的地理文化、族群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以及宗教文化等方面，其体会与领悟与众不同。创作素材的选用上，他们一般倾向于藏地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土司兴衰以及与之相随的家族恩仇、婚恋情爱等，甚至伴有逃亡、战争。当然，这些素材并非藏族作家独有，其他民族的作家也有，应当说它们是文学创作共享的基本素材，然而当这些素材集中出现于藏族作家的作品中时，就具备了特别的意义，显示出类型性的创作倾向。
从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到阿来的《尘埃落定》 《瞻对》《空山》，再到达真的《康巴》《命定》，对上述素材均有充分运用。达真的两部小说都紧密结合时代社会背景，书写康巴地方个人情感、家族兴衰、民族存亡乃至国家命运，表现出浓郁的家国意识。
随着人的成长，一定会有更复杂的情感生活。有亲情等家庭情感，也有个人的友情与爱情。自古以来爱情就是文学创作最富魅力的素材。有了爱情，人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康巴是盛产爱情的地方，《康定情歌》早就传遍世界：“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情歌运用当地民间流行的“溜溜调”，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歌词中的“李家大姐”“张家大哥”是青年男女的代表，“任我爱”“任你求”的态 度告诉世人，康定人有自由奔放的爱情观，钟情者的追求无比执着。“抢婚”曾是当地的婚俗，很多康巴男人以此表现雄伟彪悍的形象。贡布抢婚（《命定》）便是典型的一例，即便是出家人土尔吉，也难以抵挡漂亮女子的爱情诱惑。他们“抢婚” “犯淫戒”， 爱情之路注定不平坦，但也表现出他们的敢作敢当，愿为特别的爱情付出特别的代价，这是其性格与生活环境共同孕育而成的，也是小说别出心裁之所在。当爱情遭遇矛盾或者挫折，小说情节更加跌岩起伏。爱情作为人物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小说创作难以回避的重要素材。
当情感的、世俗的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精神信仰的追求就跃升到生活的重要层面。藏族是一个注重信仰的民族，人们的信仰是多元的，也是和谐并存的。描述藏族生活，必须重视他们的信仰。《康巴》中的郑云龙面对伊斯兰教和佛教两种信仰时，有很多压力。他借机在菩萨面前诚实且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多个信仰后，如释重负，自此多种信仰并存于心中。攻占寺庙时，他唱川戏的奇特腔调和神态与当地僧人的信仰巧妙吻合，居然让自己及其军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理想结果。《命定》中土尔吉的信仰与其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遵守信仰中的禁忌，触犯了淫戒，土尔吉被贬为“扎洛”，不得不背井离乡。两部作品中两个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说明：个人信仰与情感生活若能行走在一条轨道上，便会令人受益良多，否则坎坷无穷。
《康巴》第三部的“雪中蹄声”一节，有个细节叙述益珍阿妈冒着大雪徒步去放生幼獐。她口中念念不忘“菩萨”，认为偶然捡拾的动物是“菩萨”赠予的，放生动物也是“菩萨”的愿望。“菩萨”是她的口头禅，是她心中最高的神，也是她终生的信仰。《命定》中土尔吉等人反复念叨的“三宝护佑”同样是心中信仰的表达。除此，小说还叙述了大量的梦境、幻境细节。人通过对神、预兆、未知力量的感知，获取力量和勇气。这些都是信仰在生活中的具象表现。当然，还有些信仰是通过心理暗示或者某种神奇事物来显明的。贡布临终时要求土尔吉超度，土尔吉在亡灵头盖骨“天眼”上顺利插进三根针形草，意味着超度成功，于是大呼“解脱了”。这既是为贡布洗去罪孽，对他为国牺牲壮举的肯定，又是土尔吉自己背负了多年的“扎洛”包楸得以卸下时的宣泄。土尔吉离开了寺庙，他在寺庙中养成的信仰并没有因为离开寺庙而消失，相反，信仰早已植根于他的情感、心灵和精神。战争结束后，土尔吉长住緬甸小镇巴默，肩负起为阵亡战友守灵的使命。他的精神生活以信仰为内驱力。他认为，只要心中有佛，身体是否在佛界都是一样的。佛的信仰使他在战争中能躲避枪林弹雨，在战后仍能安守战友亡灵。信仰是土尔吉的精神支柱。
精神信仰，能使人物超脱世俗，做出很多超越常人的举动，更能凸显人物性格，为小说主题的彰显提供有力支撑。
从小说叙述情况来看，作家选用素材，遵循事件发展的时间逻辑、人物在各阶段生存需要的生活逻辑，以及事件之间主次轻重的关系逻辑。这些逻辑关系有机地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内在理路。
二、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写作主题
小说需要的各类素材经过作家的组织、布局、整合后，形成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可以阅读的文本，这些意蕴中最重要的就是小说的主题。米兰•昆德拉认为，“主题是不间断地在小说故事中并通过小说故事而展开。一旦小说放弃它的那些主题而满足于讲述故事，它就变得平淡了”，因为“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⑤！昆德拉的观点表明主题对小说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作品的意义要通过主题来传递。
文学创作有几千年历史，自古至今，人们生活中没有哪种主题、哪种技巧未被使用过。有理论家认为，“文学发展到今天，一切文学的主题和技巧已被使用殆尽”⑥。面对被书写过数千年的主题，面对不胜枚举的大师和经典，如何克服“影响的焦虑”，努力 创新？这是对当下作家无形的考验。事实上，即便是古老的主题、传统的主题，依然存在书写的空间，存在创新的可能。因为，作品要迈入经典行列，作家就必须创新主题。如果主题无法创新，就在表现主题的方法上去创新；如果结构无法创新，就在布局及情节上寻找突破口；如果表现手法无法创新，就在传统中寻找与现代的契合点，让传统在现代中滋生新的力量，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新的生存领域。
文学史上，很多优秀的、经典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往往不只有一个主题，而是多个主题并存，多主题并存使小说意蕴丰赡。小说的经典主题有很多，如生存、死 亡、情爱、疾苦、灾难、战争、流亡等，有的甚至成为文学创作的母题。具体到藏族作家的小说，主要有三大主题：生死情谊、家国命运、民族团结。
生死情谊是藏族小说的第一个重要主题，它包括四个方面：生存、死亡、情爱、友谊。这四个方面有时以某个方面为中心，或者突出某个方面,有时相互关联，互相依存，相互衬托，有时又通过因果关系勾连在一起。《康巴》中哑巴帮助王震康寻宝、驮脚娃帮助主人护送商品等情节都流露出真挚的友谊。《命定》中贡布救助素不相识的土尔吉，土尔吉利用医学知识主动救助师长，利用佛教经典超度抗日英雄贡布，最后用余生守护阵亡战士的亡灵，以此得到精神上的抚慰，这些情节都透露出深厚的情感。文本中的事件一环紧扣一环，衔接转换自然流畅，可以看出康巴人性格中的英雄主义、冒险主义。他们冒险的、英雄的姿态中潜藏着非常珍贵的情谊，有些看似无缘无故的情谊， 实际上都体现了康巴人的热情、坦率与真诚。
过去，康巴各部落之间存在纷争，通常靠活佛来解决。有些纷争容易解决，有些则难以解决。特别是一些家族冤仇，常会延续几代人。关键时刻，涉及民族存亡与国家安危时，康巴人会以大局为重，将个人恩怨、家族仇恨抛到一边。典型的案例是贡布和嘎多家人。贡布和嘎多因赛马会上的不公进行械斗，贡布杀死嘎多，之后一直被嘎多的家人追杀，即便在当兵远征的告别场合也未被放过。然而，当贡布为国捐躯后，嘎多家人放弃仇恨，劝说土尔吉为他超度。为保卫国家而化解恩怨的情节表现了藏族人的大局观念和家国情怀。
有些传统的藏族部落之间曾禁止通婚。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禁忌被冲破。《命定》中喇嘛土尔吉与头人家女子贡觉措相爱，《康巴》中回族汉子郑云龙与藏族女子结婚，经营锅庄的藏族女子白阿佳最后嫁给了郑云龙的表哥——回族士兵马少成。“康定这地方真好，什么族都容得下……”⑦白阿佳经营的锅庄是“茶道行者的家园”，兴隆的生意把各族人民都凝聚起来，很多藏族、回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人都来康巴做生意，他们友好团结，真正做到了和气生财。锅庄的兴旺，是民族团结的最好阐释。
家国命运是藏族小说的第二个重要主题。个体的生死情谊常常牵涉到家国命运。即使是最高最偏最远的地方，只要有社会组织，就有政府管理，有国家权力与国家威严存在。因此，当地人民的生活、家庭，当地的社会发展很难超脱于国家命运，康巴地方的发展亦如此。改土归流以前，康巴地方施行土司自治，各部落之间、土司之间发生纷争，由活佛解决。施行改土归流后，改为流官制度，地方的治理制度与治理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从历史长河看是短暂的、波澜不惊的，但对于土司家族来说，却是颠覆性的。对此，阿来在《瞻对》中对流官制度产生的背景及其具体实行有精彩而详细的叙述。达真的《康巴》则通过当地几个家族的巨变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这场政治变革的力度。云登格龙家族的变化就具有代表性。云登家族的变化体现为接班人的变化，官场的变化就体现为清朝大臣赵尔丰和官员陆丰华的性格、命运变化，紧随而来的是时代社会的变化。郑云龙家族是这场变革的受益者，他自己改变了命运，他的儿子也得到了较为理想的发展。家族的变化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王震康的婚姻就是新一代康 巴人的典型：因为战争，也为了大局，王震康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女人，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爱情婚姻是时代、社会、家国命运的缩影。战争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迫使贡布、土尔吉等康巴汉子从家乡辗转到了滇缅边境。他们的初衷并非参与战争，人生路上一个插曲却改变了命运。但进入战争状态后，他们没有反悔，而是肩负使命奋勇前进。老刘抗击日本人的故事经常浮现在土尔吉脑海中，他的宗教信仰又要求他不能杀生，“菩萨”常常念于口中。国家使命与个人信仰的矛盾中，土尔吉力求寻找平衡，既参与抗战，保家卫国，又不违背自己信奉多年的宗教信仰。他不敢也不愿意开枪，于是主动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所学的医疗知识抢救受伤的战士甚至关师长，由此得到机会转为战地医疗兵，有更多时间营救更多伤员。医疗兵的经历使他有幸结识女护士陆晓慧，两人心生爱恋，只可惜时局的变化使这份美好感情无果而终。贡布勇猛无比，常常冲锋在前，但短暂的休息中仍不时思念妻子和孩子。战争给了土尔吉和贡布前所未有的新生活，然而，他们美好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贡布在战争中捐躯，土尔吉在异乡孤独终老。
思乡是离乡人永恒的话题，逃亡、战争却是造成离乡的重要原因。《命定》中，为了躲避追杀，贡布加入远征军，在训练或战争的闲暇，浓烈的思乡之情就会涌上心头，想念他抢来的漂亮妻子和年纪尚幼的孩子，想着自己挣钱偿还了人命债后就能自由地和家人生活。有人说，“写英雄要点不在夸张他刀枪不入，有破绽的英雄才是真实的英雄”⑧！这就是技巧高明之所在。男儿亦情长，更能体现贡布作为英雄好汉的动人之处。为了获得心爱的女人，他忍痛“杀刀”；为了比赛的公平正义，他杀死了判官，由此走上逃亡之路。当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关联时，他毫不畏缩，勇猛前冲，轰炸碉堡。此时，这个刚毅的男人做出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国家意义大于个人生命的意义。作家没有过度夸张贡布的英勇，而是通过贡布临死时仇人对他的原谅、他人的肯定以及土尔吉放下心结为他超度等细节来衬托贡布生命的意义不同寻常。战争迫使人牺牲，人在战争中要做出很多选择。舍小我、保大我，舍小家、保大家，就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人的生命不再属于个人和家庭，而是超越了这个狭小的圈子，走向时代和社会的标高，由此，人的利益、情感乃至生命的牺牲就从小我升华为大我，客观上是为了更多人更美好的未来。贡布的思乡成为他永远的惦记，文本的结局为人物品格的提升画上了圆满句号。
民族团结是藏族小说的第三个重要主题。藏族文化具有很强的个性，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善于接纳各族文化。《尘埃落定》中傻子预测土司会顺应大势所趋，归顺中央。明白事理的土司都会接受现实，这就意味着土司掌管下的各个民族都会主动接受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此外，藏族和其他民族通婚，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些都是民族团结、民族文化多元的表现。
主题不同，作品的主旨和意义也就不同。藏族作家的小说大都把上述三大主题书写得淋漓尽致。阿来的《尘埃落定》表面看是关于土司制度衰落的故事，实际上是关于土司制度命运如何新生的故事。麦其土司的二少爷“傻子”就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融入新的生活。《康巴》中的云登土司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土司们能够识大体、识大局，使得康巴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社会制度的转变 又为后续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财富。当然，主题表达的厚重得益于作家的立意高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没有鲜明的时代大局意识，作品很难出新意。
三、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叙事结构
小说经典的叙事结构通常有多线并举、时空转换、今昔穿插、矛盾消长、细节想象等，表现于文本中就是各类情节的连续发生与发展。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戏剧、故事和小说的叙述性结构传统上称为‘情节’”,“一部戏剧或小说的情节是由许多结构组成的结构”。⑨
小说写得好看、获得好评，不单是因为故事情节精彩动人，还需要有精心的布局，最终以精彩的结构呈现。由此，小说结构的精心安排成为创作成功的关键。藏族长篇小说比较注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是经典的手法，高明的作家常常在遵循传统的同时努力突破陈规。线索的设计，是长篇小说必须首先考虑的，藏族小说非常重视线索的设计。《尘埃落定》以两个兄弟为线索叙述一个家族的故事，《康巴》用三条线索叙述三个家族的故事，《命定》用两条线索叙述两个男人的故事。作家采用多线并行或轮番交替叙述的方法，让线索有始有终地潜伏于文本并不断发展。《康巴》第一版采用交替叙述，显示作家特别的匠心，这种叙述结构需要读者有良好的阅读耐心。《康巴》修改版（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则把三个家族的故事分成三个部分叙述，小说叙述方法从交替叙述改为平行叙述。三条线索非常清晰，每个故事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情节更加集中，阅读体验更加明朗。
《命定》有两条线索，上部“故乡”中，土尔吉的故事与贡布的故事交替发展，每个章节着重讲述一个人的故事。到了下部“异乡”，土尔吉与贡布在逃亡路上相遇，两人的命运开始有了交集。贡布是土尔吉的“保护神”，土尔吉是贡布的“福星”。两人的故事随时空的转换而推进，时空的转变则预示着人物命运的转变。
“命定”本意是命中注定。有些人一生都不会离开家乡，有些人则阴差阳错地辗转异乡。贡布和土尔吉是两个地道的康巴人，因为人生路上的意外遭遇而被迫远离家乡。贡布因杀人而逃亡，土尔吉因触犯淫戒无颜面对家乡父老而流浪。他们把故乡抛在脑后，驶进新的生活港湾。他们先是去然打西修机场，在那里接触了很多新信息，特别是抗日宣讲团传播的抗日知识，启迪了他们的思想，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之后，在他人帮助下，两人参加远征军，来到作战前线，离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时空在变化，他们命运也在变化。最后贡布战死，土尔吉在异乡为战争中的亡灵守坟，并在守坟中寻找到余生的意义。
时空转换，需要巧妙安排事件。线性叙事是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方法，对此，现代小说并不回避。但随着现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单一线性叙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法并不能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于是，交叉、倒叙、补叙、幻境、回旋、预叙等手法得到大量使用。藏族小说中，作家们常常推陈出新，或者根据情节需要安排故事的进程。阿来的《尘埃落定》《达瑟与达戈》大胆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达真对有些技法的运用比较谨慎，但并不放弃大胆尝试，《康巴》《命定》两部长篇中，用得非常多也非常娴熟的技法就是回忆和补叙，有时也穿插幻境、梦境来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或者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命定》的开头是典型的回忆叙事。小说的引子从土尔吉参加滇西大反攻开始描写，战争异常激烈残酷，伤亡人数逐渐增多，作为医疗兵的土尔吉必须及时抢救伤员，却难以踏着战死者的遗体前进。“遇到血腥场面就突然呕吐”，一个男人出现这种症状，引发很多人的不解。美军联络官奥利弗根据情况分析，认为土尔吉这一症状与其“从小经历的喇嘛生活有关，与所接受的佛教教化有关”⑩。“吃斋念佛”的喇嘛经历与“拿枪杀人”的现实要求令土尔吉犯难，于是表现出特异的生理症状。战争对精神信仰的冲击及其带来的生理症状令土尔吉万分不安。患难与共的朋友贡布牺牲的情景给土尔吉增添了能量，小说由此引出两个男主人公的故事。接下来，小说的上部“故乡”用平行交替的方法叙述了土尔吉和贡布各自的故事，下部“异乡”则叙述了两人相遇后的故事。小说末尾跃到土尔吉的晚年生活，“土尔吉的余生只剩下了为阵亡战友守灵的使命”⑪。这样，整部作品形成一个首尾呼应、有开有合的完整叙述结构。
大开大合的叙述中，也伴随诸多细节的回溯。《命定》的“撒手劈开生死路”一章中，开头句为“四天的一路狂奔黑马将土尔吉和汉子带向了异乡”，这是一个包含了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的句子。过去的四天为啥一路狂奔？当下该如何行动？走向异乡的将来又是如何？土尔吉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些。从前一节的叙述知道，贡布搭救土尔吉，但土尔吉并不知道贡布的身份以及搭救他的原因。事态紧急，贡布也来不及说明，土尔吉充满好奇：“这人与自己无亲无故无恩无怨，凭什么呢?”匆忙的行程和紧急的救援使他无法了解“神秘人物”的身世。这种疑问，既是小说中人物的，也是小说外读者的。但作家并不着急，只是按部就班地娓娓道来。待到两人脱离险境、情节相对缓和时，小说才开始交代贡布的身份以及他逃亡、搭救土尔吉的原因。
悬念设计是经典小说创作不能忽视的重要手段。设计悬念、制造悬念、表达悬念，是让作家们绞尽脑汁的事情。高明的作家制造的悬念，或让读者拍案惊奇，或让读者陷入沉思，或让读者会心一笑。每位作家都有制造悬念的独特技法，让情节跌岩起伏，或峰回路转，或九曲回肠，或草蛇灰线，或刨根究底。不过，即便是同一作家，在不同文本、不同情节中，设计悬念的手段也不尽相同。阿来擅长将历史事件整理疏通后，根据时间的变化设计悬念。《瞻对》虽是一部非虚构的历史小说，但作家在写作技巧上仍耗费了很多工夫。这方面最鲜明的特点是通过结果或者现实状况追溯源头、寻找原因，即先写事件的结局，再追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当时的情境和人物对事件有何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瞻对”这个地方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命名的追溯，以及命名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方面的故事，勾连出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达真的《康巴》也有多处悬念运用了追源溯流的悬念设计。不过，在技巧的运用上达真与阿来有很大不同，达真善于从事件的结果写起，或者写出事件中的突兀细节，再在适当时机补全事件的发生发展全过程。
《康巴》第一章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交汇地”从云登格龙的梦境写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做噩梦总有缘故。云登格龙的可怕梦境源于27年前的一场情仇。追溯噩梦的源头，牵出故事人物及各种细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者说一部精彩的故事要有一个很好的引子，由引子牵引出精彩的片段。之后第二、三部分的首章都留有悬念，“送禽兽下地狱”“落户藏东的恶魂”用引子开头，引出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然后展开情节，在情节的不断发展中再不断设置悬念，一环紧扣一环，显出故事的波折变化。《命定》同样有很多精彩的悬念，如土尔吉从聪慧的喇嘛到犯戒的“扎洛”，及其与两个漂亮女子的婚恋故事，都有动人心弦的悬念；贡布作为彪悍的康巴男人，他抢婚、 赛马夺冠、杀人逃亡、搭救土尔吉、勇敢入伍、为国捐躯等经历，也展现出传奇性。
在悬念设计中，矛盾冲突自然凸显。没有矛盾，就没有悬念，小说就难以产生吸引力。当然，矛盾发生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完全靠作者想象。如贡布抢婚时“杀刀”（他把对手的刀抢来掰断成两截）的勇猛，赛马场上争夺名次时的彪悍，对不公平制造者嘎多的怨恨，抢救土尔吉时的义举等，这些情节中的人物形象、语言、动作、心理，以及周边场景、自然景观等细节都需要依靠作者丰富而细致的想象。
啊波波！啊麻麻！啊吱吱！围观者惊叫成一片，刀割进肉里的那种疼痛在人们的痛感里传播着，只见杀“刀”者将带伤的手在额头上一抹，顺势在额头上留下了鲜红的血印，像在怒发冲冠的头发根部点燃了即将燃烧的熊熊烈火，大声吼道：“长耳朵的都听着，我现在说的话不是早上的露水，而是刻在石板上的字。这女人，从现在起，就是我的女人了，是麦塘草原的媳妇了，她要为我生下一串敢杀‘刀’的小崽子。”说完，又将鲜血直流的手在腰间的藏袍上一抹，神情坦然地走到雍金玛身边，将她一把揽在胳肢窝下朝不远处拴马的马桩走去。⑫
小说设计的抢婚情节可谓波澜起伏，场面惊心动魄。雍金玛的娘舅要她嫁给兄弟部落的杜吉，可是父亲和雍金玛都看中了商人贡布，希望这个康巴男人做女婿。争斗难以避免，杜吉带着康巴刀与贡布决斗。“藏人的刀抽出来不杀人是收不回去的”，人们为贡布捏了一把汗。可是杜吉没有胆量杀死贡布，反倒是贡布夺过刀子把刀“杀”了。一场 潜藏的“杀人”事件反转为“杀刀”事件，贡布的勇敢化解了危机，他抢婚成功，赢得了心爱的女 。
后来，在部落的赛马会上，贡布本是第一名，但是嘎多判两人并列第一。贡布不服气，杀死了嘎多，不得不亡命天涯。贡布的故事一个接一个，个个都让人胆战心惊。他多舛的命运彰显了康巴汉子的刚强、勇敢、侠义、执着等特点。作家在情节中设置悬念，在悬念中隐藏矛盾，在矛盾中寻找突破，通过细节想象场景，进而全方位地刻画人物性格和命运。从这一点看，不得不叹服《命定》的出色设计。
四、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写实手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小说的故事性遭到一些创新者的质疑，写实要求被弱化。“小说散文化” “小说诗化”，甚至“小说去故事化”等说法风行一时，目的是让小说读起来“不像小说”。这些说法固然有道理，却在根本上模糊了小说与其他文体的界限。小说之所以是小说，就是因为它有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素是小说的灵魂，也是经典小说必备的要素，离开了任何一点，小说都会缺失个性，读起来残缺不全。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就提到小说包括“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和节奏”⑬七个方面。可见，无论古今中外，三要素经过千百次的淘洗，业已成小说创作的经典元素，且深入人心，不会轻易被“创新”表象遮蔽。
从近40年的情况看，藏族作家对传统小说创作技法情有独钟，在坚守传统之路上利用经典元素创造经典。即便是在人人都追求“大创新”的时期，藏族作家仍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偶尔也杂以现代主义的技法，如梦境、幻境在人的某些思维活动中频繁出现。《康巴》的开头部分写云登格龙的梦境，用了很大篇幅。有时梦境、幻境、实境交替出现，表现人物思维活动、心理活动。当这些思维活动、心理活动超出常态时，作家又会借机将人物拉回现实，让他继续在现实中从事其他常态活动。
藏族作家的很多素材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家熟知的人和事。这种从真实语境中得来的素材，就需要有真实的表达方式，以凸显文本内容的真实性，赢取读者的信任感，提升小说反映现实的作用。在既有的各种写作方法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最能体现真实感的。当然，强调现实，并非照搬现实，而是通过语言文字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表达。小说的艺术表达需要依托情节。西方文艺理论家们把小说情节分为“浪漫的”与 “现实的”两种类型，而且强调“‘现实主义’的母题形成是一种艺术的技巧”⑭，可见 “现实的”情节与母题中西方都通用，尤其是历史题材小说要尽量还原“历史真实”，尊重历史的“现实性”。至于现实题材，就要将现实中发生的一些真实事件通过加工润饰后融入文本。小说选择经典的写实手法，就要对史料、人物故事、民族文化等方面进行书写。
塑造人物、刻画性格有多种方法，如漫画法、工笔法、肖像法、点笔法等。藏族作家的小说多采用写实手法，或以写实为主，伴以魔幻的、现代的、心理的等技法，使文本呈现更加丰富。
阿来《空山》中的“天火”就真实发生过。这件事情在单行本小说《达瑟与达戈》中也多次提到，“天火”留下的各种痕迹暗示森林遭到的破坏、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当然，在小说尾部，情况出现了转机，绿色的植物带来新的希望，这也预示生态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改变。《瞻对》等作品运用了大量史料，或者说作者用小说笔法书写了很多与历史吻合的知识。《康巴》同样如此，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如历史人物赵尔丰，作家围绕他虚构了很多情节，特别是郑云龙的命运就与他相关；历史事件如改土归流、西康建省、抗日战争等，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改变了人物的命运。
运用史料，可以促进作品的真实性，让人物的性格有更坚实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而史料又与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等息息相关。如郑云龙逃亡到康定，进入白阿佳的锅庄，锅庄里的人物和故事便与民俗文化、民族文化构建了有机联系。土司之间、各部落之间的礼尚往来，也与民间习俗随影随行。云登孙子的取名、结婚、死亡等礼俗既与地方文化有关，也与民族文化有关。
史料为故事服务，故事为人物服务，而人物又是故事的制造者。《康巴》讲的是以 三个人为代表的三个家族的故事，《命定》讲的是两个人（土尔吉、贡布）的故事。人物活动于历史情境中，故事在人物活动中展开。人物活动的一举一动都靠作者想象，所有想象通过文字表述，最终旨在构筑小说文本。一个人物活动频繁，在文本中出镜率高，这个人物就成为中心人物、主要人物，其他出镜率低的人物则成为烘托或者是背景。中心人物的活动构成叙事的主要内容，如何把中心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取决于作者的创作技巧和创作能力。
藏族作家中的阿来、达真都是写故事的高手，总是出其不意地让人物的行为呈现出 “陌生感”，不同于常人。《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就是典型，《达瑟与达戈》中的达戈也是“傻子”的意思。傻子成为故事的中心，自然有他的超常之处，也是他最能吸引读者的地方。达真的《康巴》《命定》并没有塑造傻子形象，相反，都塑造了康巴硬汉形象，如《康巴》中的云登、郑云龙、尔金呼，《命定》中的贡布、土尔吉。贡布的刚毅无可挑剔，但要说土尔吉刚毅，恐怕会有异议，因为他不敢杀生，见到血腥场面就呕吐。事实上，不敢杀生和呕吐源于他的信仰，而土尔吉在很多时候表现得非常有男子气概：当师傅因他受牵连挨打时，他会心疼并愿意承担责任；战场上见到受伤的战友，他主动医治；战争结束后他主动为战友守灵。由此可见，土尔吉并不胆怯，也不懦弱，在内心深处他完全具有康巴汉子那种敢于担当的精神。
《命定》在“后记”中介绍了创作动因，文章末尾写道：“向为本书提供素材的老兵马瑛老先生（已故）、格朗老先生（已故)”等人“致以衷心的敬意”⑮。从一连串的人 名可以看出，作者获取的素材是非常真实的，事件发生以及发生的环境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当然，素材进入小说，必须经过作家的想象、提炼、润饰，用生动易懂的文字描绘出来，才能进入读者视野。事件，是需要人物去完成的，需要人物在某个活动环境中和其他要素合作。所以，“远征军抗战”只是小说的一个主题，而人物是如何成长的，为 什么要参军，参军的情况如何，参军的结果如何，则需要作家进行合理的想象，虚构一些细节。
人物形象的品质以及性格形成过程决定了故事的曲折度和精彩度。达真塑造的硬汉形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文学中威武勇猛又不失柔情的硬汉形象的缺失。
故事的内容、节奏、基调有时通过人物表达，有时通过作者表达，有时通过叙述者表达。当主人公生活在藏地，无论他（她）是否藏族身份，藏族文化都会自然浸润其中。
藏族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与民族的信仰、习惯和心理相关联。如饮食上吃糌粑、 酥油茶、牛肉等，服饰上穿藏袍，这些日常生活的独特性显示了文化的差异。《命定》 中很多场景，如高山、草地、骑马、赛马等，土尔吉当医疗兵时止血救人的方法，都是非常独特的。这些民俗文化、生活习惯存在于实际生活中，为作家所熟知，所以作家写作起来得心应手。
民族文化中一个鲜明的经典元素就是民族语言、地方语言。藏族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很多藏语，为了不影响阅读，作家常采用夹注的方式，让方言俗语与通用语结合起来，方便理解。此外，文本中还有很多俗语、俚语、歌谣、故事和传说，为文本增添了民俗色彩，使地域文化意蕴更加浓郁。实际上，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各种作品都离不开民俗文化与民族文化。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写实手法使作家的写作更加“接地气”，作品内涵也因此更加富厚，意义更加丰赡。
五、藏族小说选择经典的传播方式
“经典确实是要重视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作家作品经典创造的历史。但是经典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我们就要既把握经典，又凿破经典。……把少数民族文学写进主流文学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⑯创造并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成为当代作家、批评家的要务。衡量一部作品的经典性，自然要根据评论界、文学界通用的有关经典的标准。总体看，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要走向经典，必须达到最基本的要求: 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思想深度是经典作品的必备要素，但除此之外，还少不了传播助力。有效的、良好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也是小说走向经典的重要因素。不同形式的纸质出版，是最为传统的也是最为基本的文学传播手段。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除印刷的纸质媒介传播外，还有电子传播、影像传播、声音传播等渠道。人际传播也很重要。小说的人际传播，也属于传统的传播方式。人际传播的具体实现渠道有多种，如作品研讨会、高校和科研院所组织的学术研究活动。“康定七箭”组织的系列活动对于康巴地区藏族作家与藏族文学的研究有很好的推进作用。这些活动不但可以推介作家和作品，还可以进行学术研讨，展开评论讨论，这就将地域文学拓展到全国范围甚至世界范围。这类文学活动不但鞭策了作家，宣传了地域文化，也有利于地方乃至全国文学的发展，有利于文学力量的加强与文学水平的提高。
文学作品一旦成为经典，就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甚至会进入文学史，进入教科书，被一代代人阅读、接受并产生持久的影响。如果作家在世时作品能产生影响，作家的话语权就会提高，甚至作家的写作会成为一种标杆。作品一旦成为经典，对文学奖项、文学研究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命定》出版后产生了良好影响，再版时封底赫然印着“2012年荣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骏马奖’”,在这行大字的下方，有陈晓明、李敬泽、麦家、 阿来、谢有顺五位评论家的评语。作品封底添上这些内容，显然是为了提高文本的权威性，促进作品的推广和发行。获奖、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意味着作品向经典迈进了一步。当然，一部作品最终能否成为经典，并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决定的，而是需要时间的淘洗和公众的认可。
当代批评家贺仲明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正在进入经典化阶段。文学经典化的基础毫无疑问只能是文学而不能是其他，也就是说，需要充分而有效地总结百年中文学的创作规律，阐扬优点，贬抑缺点，辨析文学创作中的得失优劣，去芜存菁，才能真正建立文学经典的标杆，明确何为真正的文学经典，何为创新，何为价值规范，从而为今天的创作者树立样板，为读者确立准绳”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作家的创作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一个阶段，读者的阅读、接受，批评家的评 价与判断，文学史家的认同与筛选，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