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江南小说精神体系的全面构建
地域文学的研究大体着眼于历史钩沉、史料梳理、现实批评、文学史建构、文化批评等，从而形成了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地域作家群和地域文学史等重要的研究模式。由于江南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文人们浓厚的江南情结和江南作家群的影响力，江南文化与江南文学自然也备受研究者关注。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关注某一作家作品、某类作家群或某一文学思潮。韩松刚的《当代江南小说论》以“当代江南小说”为整体研究对象，全面构建了当代江南小说的精神体系，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开拓性和文学史意识，为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
《当代江南小说论》虽然也立足于江南文化对江南小说的影响及文学表征，不过其研究的视野更为宽广。作者从江南文化、文学思潮、地理景观、主体个性、审美立场、叙事语言、文体意识、多元美学等方面切入研究：一方面建构了江南文化的风景认同、个性认同、诗意认同、古典认同、语言认同、唯美认同，并进一步将江南文化概括为一种生活状态、美学品质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深入剖析了江南小说中所蕴含的江南文化审美，如从江南气候里发现江南小说的哀伤、恐惧、忧郁、沉闷等，从江南景观中找到江南小说的气韵悠长、驳杂人性、危机感、神秘感等叙事特征，从江南士风中建构了江南小说的“冲突”之美、“风流”之美、“智性”之美和“古典”之美，从江南诗意里提炼出“含混的诗意”“水乡的诗学”“浪漫的诗情”等审美风格。既建构了江南小说的地域文化诗学，也建构出了江南小说的审美体系，彰显了研究的整体“文学—文化”观，这无疑是对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正是基于这一整体“文学—文化”观的视角，《当代江南小说论》表现出强烈的文学史意识。作者将江南小说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中予以考察，作者以文学史的思维考察了江南小说的精神来源、文学史地位、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和对文学史的贡献，在具体论述中往往都会追寻江南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追溯文学史的发生：在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变迁中对江南小说发展进行文学史的定位，探究伤痕小说、先锋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等文学思潮中的江南文化元素和文学史价值；从“双百方针”后的文艺新气象到第一届文学期刊编辑会议、“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的成立和平反等，论述江南士风对江南作家群的影响和江南作家群的主体精神；从《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到新时期以后的江南小说，分析江南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如“十七年”时期的影响是静默、静态的，新时期以后则是明显外在的；以新时期的《伤痕》《矮凳桥风情》《大淖记事》等小说文本为例，从作家创作的时代与处境、个性审美等方面，研究江南小说的美学气质；从先锋小说的意象架构、叙事风格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分析其所表现出的中国式的古典精神、古典传统和复古倾向。作者还认为，“一部当代江南小说史，就是一部小说文体形态的变革史。”为此，自传体、元小说文体、诗化/散文体、“新笔记小说”等江南小说的文体研究，既揭示了江南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文体贡献，也从叙事形式和叙事风格的角度分析了江南小说一以贯之的主体的艺术自觉、抒情传统的扩展、古典与现代的融合等特征。
其实，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研究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研究议题，厘清地域文化的特征、深度开掘地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研究地域文化与当代文学的互动，是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难点。江南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也表现出边界模糊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当代江南小说也囊括不同类型、不同题材、不同风格，即便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也会有差异，而探寻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文化资源，也是研究者需要突破的关键。《当代江南小说论》以江南小说与江南文化的诗性建构为中心，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精神”关联：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其实不仅是文本显在的地域文化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其所蕴含的地方性精神，这也是《当代江南小说论》重要的突破。这部著作在从历史的江南、现实的江南、诗意的江南等方面对江南文化进行全面检视的基础上，从“文化精神”“文化诗性”“诗意江南”等角度对江南小说进行“精神性”研究，避免了地域文学研究中惯常采用的以地域风情、民俗传说等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类比式和对照式研究，着重提炼了江南文化的精神和江南小说的江南精神。因此，作者即便在研究江南文化与江南小说、地理景观的文学再现、江南小说的审美立场等问题时，也不仅仅是挪用了普遍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研究范式，而是着眼于江南人文精神如何影响到了江南小说创作以及江南小说创作表征了哪些江南文化精神。作者在分析先锋小说的形式变革、寻根小说对传统的追问、新写实小说的自然主义品质时，着重分析了这些文学思潮隐藏着的古典传统的当代意义，复杂多元文化中精致、平和的诗意氛围以及隐藏于日常背后个人世界的伤感、浪漫与孤独。
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二者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切入研究，同时也应该关注二者的流动性。这恰恰是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研究中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或视而不见的。大多研究者把地域文化作为一个静态的、固化的因素，停留在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文学思潮的审视上，忽略了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也未能充分认识到时代变迁过程中其他文化因素对地域文学的影响。然而，当一个作家的创作边界不断扩张、地域的流动性日益频繁、创作风格日趋多元时，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研究自然就会出现理论的紧张性。《当代江南小说论》对这一现象有着敏锐的洞察，动态把握了作家的创作变化，进而在不同类型、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文本中寻绎地域文化精神。在作者的研究中，格非小说“神秘感”“荒诞性”和“悲剧性”的美学特质，苏童小说“想象”“优雅”“忧伤”“古典”的南方气质，叶兆言的民国往事和“别人的爱情”等，都体现出江南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多元精神空间和美学路径。此外，江南文化对作家主体精神的影响，还表现在意象的选择、结构的谋篇、氛围的营造等方面，因此江南作家虽也有转型、流动，但内在的江南审美精神和文化惯习仍挥之不去。当然，在面对地方性的衰微、媒介的不断渗透、社会文化的日益多元、作家身份的日趋复杂等现象，江南小说如何在变化中保持定性，在坚守中继续创新，《当代江南小说论》也以“‘无边’的江南”指向了江南小说抵达的精神路径。“无边”的江南，“无边”的江南小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抹“无边”的江南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