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昭：文学修辞下的智力生活
“我简直是举着蜡烛照太阳。”想要说说刘天昭作品时，我脑子里蹦出了这句话。这是真的。刘天昭文学修辞下的超级智力生活，可能会成为一种阅读障碍，她流光溢彩的语言洪流，也会让一切评说黯然失色。然而，即便如此，当遭遇了她的文字，还是忍不住激动地想表达对那种叫做思想和文字的东西的臣服。
刘天昭很难归类。本质上，她是个诗人，所以才有超常的敏感和骄傲，裸露自己的神经与世界短兵相接，不在意遇到什么。在诗歌常遭冷遇的时代，她写诗，2021年新出版的诗集《竟然是真的》即证明；在读者阅读碎片化习惯中，她写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2018年那本比砖头还厚的《无中生有》想来不是考虑读者的写作；而更早的以不拘一格的随感式博文为主的《出神》和集随笔、诗歌、日记于一体的《毫无必要的热情》，在随性与悠游中挥霍着自己的才华，浪费着对于很多作家来说需要慢慢积攒因而应该分外珍惜的下一部作品的语料。我们能说什么呢？既然她看起来拥有不竭的才华和点石成金的能力。天分这东西，本来就不合普通人的标准。
令人惊异的思想锐度
刘天昭的作品具有令人惊异的思想锐度，这无疑对一部分读者构成挑衅。无论读她的诗歌、随笔还是小说，总会感到一个强大的超脑的存在。在对意识、意志、欲望、自我等问题的理性追问中，这个超脑并不一定给出答案，但始终带着读者在人间生活的顶层飞奔。人为什么要生活？人如何生活才是正当的？人能不能通过智力活动无中生有地建造一个自我？人的行动选择是否受了现成的戏剧套路的暗示而成为一种表演？青春的情绪是否都是荷尔蒙作用？谁是我，我是谁？无论《竟然是真的》的诗歌写作者，《毫无必要的热情》中身在异国、精神处在“子非鱼”界限上的“我”，还是《无中生有》中那个脑子里似乎有个永动仪的三娜，都在与无数哲学问题对撞，都在不断提问、不断回答，又在不断否定中循环往复。这时的刘天昭生活在别处，在具体之外，任由思想左奔右突，不在意它们条分缕析还是盘根错节。因为眼见满足不了想象，现实控制不了思想。
正如在诗歌《自大》中，她说：“我不相信此生此世我不相信/我能够满足——”，“恐惧日深，幻觉日真/要怎么才能说出口啊/我可能，相信我大于一个人”。“大于一个人”自然是一种狂想，而这种狂想恰恰彰显刘天昭不同于常人的锐利。她为自己创造一个智力世界，享受智力自娱带来的快乐。这个世界存在于日常生活经验之外，常常脱离此时此刻，因此总以一种异世感标识出她的与众不同。智力的优越和思想的密集让刘天昭作品有一种内在的硬度，几乎让人生出哈姆雷特式“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的赞美。
以文学的轻盈承担思想的分量，似乎不是女性作家的擅长。而刘天昭全凭天分，在现世与彼岸之间，以文学的方式，坚硬、执拗、冷静地经营自己的智力游戏。
铸造存在的东北生活
前面的描述中，刘天昭仿佛只是一个高蹈的思想者。事实上，她非常善于让自己的思想落地。在诗集《竟然是真的》的后记中，她提出“‘作品’写作不是要表达，是要铸造存在”的文学观。如果诚如她所言——她的诗还仅止于表达的话，我认为她洋洋大观的小说已经踏上了“铸造存在”之途。《无中生有》中，她所铸造的存在就是挤闹的生活。并且，这生活有它独特的东北样态。
刘天昭读大学前一直生活在长春。八十余万字的半自传体小说《无中生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内容是主人公三娜的东北生活记忆。作者借助三娜眼光打量东北生活，除了亲见亲历，更多源自道听途说。而作品最动人的部分，正是那些家长里短的腻腻人事，那些生机勃勃又藏污纳垢的民间日常。“办事儿”无往不利的妈妈，清高但常感压抑的爸爸，让人恨铁不成钢的赌徒大舅，特别善于自我克制的大姨，没主见又贪吃但好心眼儿的老婶，自尊心超强只报喜不报忧的老姑，满脑子国际问题终致精神分裂的小子，夭折的孩子小四儿……一个家庭连着一个家庭，一个人牵出若干人，人间图卷徐徐铺展，说不尽、道不完的是万千人生。刘天昭以散淡之态，耐心地描画一个个人像，一组组生活片段，似乎暗藏了写尽市井的雄心。
《无中生有》的大多故事来自妈妈时断时续的闲聊，讲述姿态非常自由。不但可能随时开始，而且会不加提示就转换了视点或时空。随机拾起的线索和过往的人物，经由刘天昭的从容组接，成为东北生活的蒙太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大遐农场，煮熟后穿成项链的豆角豆子，捣成泥的豆包馅儿，嗦了一个月的咸鹅蛋，在炕上盘腿絮棉花、贴铺衬的小姥；回长春后补课、夜大、煤气等接踵而至的新生活暗示，突然富足起来的堆满一筐筐苹果、桔子的北阳台，窗玻璃上的冰凌花、结冰的南湖上吹来的猎风，那些获得谅解的“搞破鞋”的男女……生老病死，人来人往。满是东北甘冽气息的生活场景和故事片段，夹杂着时代信息，以寻常姿态被推送到前台。“絮絮往事像一盆火炭，灰白底下隐隐有炙热的金红的光。”“故事再苦，人生都是好的。”因为故事中人坚韧从容，也因为麻木不仁。
《无中生有》实在太东北了，从内到外。既因为扎实、粘稠的东北生活经验，也因为爽利、脆生的东北语汇！东北话天然直率，表意有力量，有时候甚至很噎人，它自带的喜感又总让人忍俊不禁。除了一般读者能理解的东北方言，作品中有很多专门做出注释的词，汉语词典中找不到，多用谐音替代，如“多昝”“不稀”“秃噜”“水裆尿裤”“虎超的”“瞎姆刺”等，更是地道而又极致。除了方言词汇，语态、语势、语气、语调的巧妙运用也是刘天昭的东北叙事生动性所在。她喜欢用不加修饰的直接引语，所有的热心肠和硬心肠都以原生态呈现。不讲语法，不避粗俗，勃勃有生气。有时候那直接引语里携带着冷气和杀伤力，是东北式的凛冽。
刘天昭笔下热烈而又荒寒的东北、从容的叙事语调、内在的童心以及自然流露的才情，都让我不由想到萧红。黄瓜花开了，又落了，《呼兰河传》中的那个小女孩与《无中生有》里的童年三娜交叠起来。
保持距离的旁观姿态
旁观是刘天昭惯用的叙事姿态。作家自然不可能不在自己的作品中，但刘天昭似乎又总是超然其外。无论诗歌、随笔还是小说中，她都既旁观别人，也旁观自己。
《毫无必要的热情》中美国访学随笔，可不就是一场旁观。未曾想要真正融入，也未及放松下来去贴近什么，观察、猜测、记录，在广阔的陌生中，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对细节的敏感，进行有滋有味的旁观。《无中生有》中的三娜，投身热闹轰鸣的生活时总不能全心全意，常常生出一个抽身旁观的自我，审视生活、评度他人。这双旁观的眼睛不感情用事，尽量保持冷静，追求客观公正。譬如老叔家日子不宽裕，老婶还爱悄悄贴补娘家，亲戚都在背后议论批评，老叔心知肚明，但不说破，因为他觉得老婶对自己够意思，他有自己内心的公正。三娜旁观：舆论默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就是人间至理，生活本身提供的事实可能会有另一种微妙的平衡。旁观视角更易忠于事实，借三娜视角，刘天昭不但展现了人间生活的复杂性，而且超越了一般性道德评价，直接让多角度、多面目的生活本身进入审美视野。
如果说旁观他人在文学叙事中并不鲜见，旁观、且不断旁观自我，则可能相对稀有。三娜对自己的旁观简直无时无处不在，不管是出于惯性有表演之嫌时，还是真切地要被盛大生活融化之际，总有一个仿佛高踞天外的三娜以上帝视角出场。上帝三娜观看自己说聪明话的快乐和亢奋，停不下来或被迫停下来的尴尬，明知道是表演还在表演的虚伪，观看自己善于讨好、常常失控的多重人格，观看自己的焦虑、脆弱、虚荣、恐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修辞的交界处，在情感被触动的临界点，旁观者三娜从未缺席。
旁观者是刘天昭另一个清晰的自我，强大的理性总让她试图拉开自己与现实的亲密距离。因为旁观，她看到：《咖啡厅里只有我自己》中的“我”“奋力钉下的每一句话/都如残骸即刻浮起”；《三生万物》里，“人生与小说不一样/四季与诗歌不一样/生命与语言不一样/我与我不一样/我来回奔跑”；《侯麦》里，她又追问：“我也可以把无边无形的侯麦/压缩成今天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但是在这个电影里我是谁/现在写诗的这个人又是谁”。这些诗作中的“我”，不是感情投入的创作主体“我”，而是观看创作主体的那个“我”。这个“我”逃避着易于混淆视听的现实，为了更理性地审视自己、了解世界而克制情感，对一切可能导致理性迷失的抒情保持警惕，自觉维护内在严肃和庄重。
正因为旁观，刘天昭始终在文学对生活的惯性修饰外保持了理智，因此她的作品才有了思想锐度，也才能不仅止于情绪表达，而扎实地、接近客观地去铸造存在。还因为她那细密的感受的触角捕捉了太多人生片段，放大了太多生活瞬间，那些有硬度和韧性的思想便有了安放之处。尤其她的文字有灵性甚至妖气，又能够成为精准的形象载体。
如果我说能从刘天昭的文字中找到钱钟书的机智幽默、萧红的散漫自由、张爱玲的敏感锐利，恐怕是一种过分的夸奖。但是，当震惊于一个天才在文学修辞下的超级智力生活时，我为什么要吝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