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体、知识腔与接受障碍

发布时间：2021-12-26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关键词：《应物兄》

《应物兄》是一部提供了关于汉语写作“可能性”的实验性小说，比如在时代现实的总体书写上，提供了“大局面反讽”[1]的书写秩序，比如在叙事形态上与《花腔》一脉相承的“剥洋葱”[2]式叙事方式，比如关于人物，应物兄充当着李洱关于一个古典文学形象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生长的人格寄托，即探讨贾宝玉在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秩序中如何完成主体自我的人格生长。而从知识叙事的角度看，《应物兄》更是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呈现。在这部洋洋大观的小说中，知识并非是一种陪衬性因素，在饱满的故事、三教九流式人物以及对当代现实的“反讽性”言说主题之外，知识以及知识讲述成为作家倾力最多的一个方面。在小说中，各种知识密集，甚至呈现出俄罗斯套娃式的知识陈列，这些驳杂的知识遍布小说的大街小巷，并向四面八方伸延，呈现出“包罗整个宇宙”[3]的叙事雄心。巨量的知识以及关于知识的征引、交流和驳诘，几乎使小说走向某种失控，屡屡有摧毁阅读者耐心的危险。当知识在一部小说中的叙事分量和位置显豁得超过人物塑造、叙事方法而获得一种主体身份时，必然面临着关于知识的一系列问题：知识在这部小说中的功能是什么？知识叙事与传统小说秩序是怎样的关系？百科全书体例能否拓展当代生活的表现疆域？密集的知识狂欢在读者阅读层面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一

百科全书与知识叙事：

当代生活的“记忆术”

李洱曾说，他计划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一部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关于现实的，还有一部关于未来的，《花腔》是计划中的第一部，现在正在写的关于现实的这部，是原计划的第二部[4]。李洱所说的“比较复杂，篇幅也比较长”的这部关于“现实”之作，正是毕十三年于一役的《应物兄》。《花腔》是朝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之作，《应物兄》的叙事起点是应物接受知识启蒙和文化教育的“80年代”——这个时间起点应合了李洱自身在1980年代完成大学教育并开始发声的精神起点[5]，而其下限正是当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当代生活构成了李洱这部卷轶浩繁之作的时空范畴。在《午后的诗学》中，李洱已经对当代生活的芜杂和难以捉摸进行了预告，“变动不羁的现代不可能在记忆中沉淀为某种形式，让人很难把握”，不断变化的现实就像杜莉的“缺少稳定性”的相貌一样[6]。当代社会的驳杂已是不争的事实，进化论或中心论似乎难以概括这个时代的总体现实，齐格蒙·鲍曼在《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中这样说道，“人类历史的连续跳跃、扑朔迷离已经与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料、难以控制不分伯仲，更有甚者，人类对历史的掌控以及由之产生的决心和希望已然消散。”[7]于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再次走向我们：新的时代现实已经来临，面对新的现实和繁复的当代经验，旧的叙事传统该如何升级，文学以怎样的形态拥抱现实？

《应物兄》无疑是处理当代生活的一个独特文本。李洱这部作品动笔于2003年，终篇于2018年，这期间的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语境下经历了令人惊异的剧变，这种变化不仅指社会发展形态，也包括文化和心理方面。“我们已然置身于一个比《百年孤独》还要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现实……我把这个现实称之为知识社会。一个知识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一个人可能真正获得主体性（自由）的个人时刻，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戏剧性的现代性景观，一个‘技术奇点’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8]面对这个动荡不居的现实，文学如何去表现这种驳杂的现实，如何认识塑造现实的各种力量——比如现代性，比如传统文化，这成为摆在作家面前的大的论题。当代中国作家对近几十年的社会现实有着颇为大观的文学回应，有《兄弟》《人世间》式的对大时代正面强攻式叙事，有《黄雀记》“离地三公尺”的隐喻书写，有《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篡改的命》式的以小人物悲剧映射大时代下个体生命史的叙述，有《还魂记》《炸裂志》对中国社会的荒诞式书写，还有“日常的精致的现实主义”，以及加上科技、未来、网络等“前缀”的现实主义[9]。这些各具异彩的叙事，确实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文学现实的面孔。但面对无尽变化的现实，文学的叙事和作家的想象力似乎远远还不够，而且总是跟不上，治·斯坦纳所说“想象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似乎宣布了文学叙事落后于现实的普遍性困境。本雅明甚至认为传统的“讲故事的艺术”由于经验的匮乏，以及在“外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图景都经历了原先不可思议的剧变”[10]的现实面前而行将消失。

对于当代经验和当代现实，李洱一直有“命名的焦虑”，并始终在摸索理想的文学形式。在他看来，经历过二十世纪与当下中国的作家，面临的是三种历史/现实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经验，一种是市场化的经验，还有一种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深深卷入全球化之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的经验。这三种经验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代，而一个时代既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发展，又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报应。”[11]三种相互叠加、相互渗透的经验，在中国古典文学以及现代中外作家这儿，没有完全可以套用的文学表达方式。“以前的故事是悬念的，高潮的，主线的，有起始结尾的。但是，当代小说表达的好像是一段时间之内的生活，有些情节，看不到开头结尾，仿佛只是生活的一个片段。当我试图像19世纪小说那样结构故事的时候，我认为小说家都有这样一种冲动，但往往无法完成。即使当真的靠近的时候，你感觉你的故事是失真的。”[12]面对这种矛盾，李洱认为小说美学应该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写作必须有变化，必须出现一种新的形式，以此对变化中的生活做出回应，否则你的写作就是不真实的。”[13]

面对这种驳杂的现实，传统的线性叙事和强调记录主体行为的文学写作显得相形见绌，这就促使李洱在小说美学上进行新的探求，这种探索本质是对现实主义写作疆域的拓展，比如《花腔》式的知识型小说叙事，《石榴树上结樱桃》式的碎片化美学，《午后的诗学》中的分析式倾向。这些小说颠覆了情节、整体、典型、人物这些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要素，以碎片、断面、知识、分析重新进入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重新激活小说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历史与现实的多元可能性。这部体量巨大的《应物兄》更是李洱记忆当代生活的一次新的文学实践。如果说《花腔》《午后的诗学》开启的是知识作为叙事动力或手段的小说叙事，那么《应物兄》则是以知识作为叙事主体，以此解释世间万物。在《应物兄》中，李洱试图建立这样一种小说逻辑与文化认知：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在当代社会依然是与知识人如影随形的“幽灵”，儒学是人们应对世界的重要方法，人、物、事、理都可以在儒学的知识谱系里得到解释，从而，儒学成为建构小说与世界，尤其是建构小说与当代生活的知识中介。《应物兄》的主体内容是知识与知识的对话、驳诘，实际上也是小说对文化传统与当代生活的一次全方位演绎，更是隐含作者李洱兴致勃勃勘察历史、记述当代生活的文学之旅。

在知识的面具和儒学的外衣下，《应物兄》敞开的是一幅令人惊骇的当代社会景观。李洱一方面专心致志地钩沉各种玲琅满目的知识，使之焕发出奕奕光彩，同时让人们饶舌地盘亘在知识的演绎或文化理念的驳诘上，从而在叙事层面形成知识的诗性、人的智性的美学幻象；另一方面紧随这种“辉煌的”的知识，接踵而至的是大面积的社会病象，从而知识的辉煌与精神生活的废墟形成一种巨大的分裂。总体上，《应物兄》中的当代生活是病象、负面的，有这样几类“现实”值得关注：

第一，充满病态、劣迹或怪癖的各种人格——自恋、刻意保持着日本习惯的“西崽”董松龄；用司法手段让丈夫一无所有的“讼棍”律师邵敏；嗑药、滥交的程刚笃、易艺艺和珍妮；评职称受挫而装疯卖傻丑态百出的邬学勤；到处猎色以致性病害人害己的塔桑尼亚青年卡尔文；通过“让她堕胎”而使女人言听计从的伯庸；性趣盎然喜欢窥视异性沐浴的酒店女老板铁梳子；喜欢将画笔绑在私处上作画的和尚释延安；包养双胞胎姐妹的雷山巴……等等。人的颓坏，在《应物兄》中是大面积的，面对那些外表光鲜、威风八面的各式人物，小说通过“劣迹叙述”不断拆台，呈现他们的丑态和卑劣，消解这些人格的伟岸性，带来“假相与真实的矛盾”[14]的反讽效果。除了这些“有病”的人格，李洱在小说中塑造了另一类具有特殊语言标识的高度喜剧化的人格，这就是喜欢用第三人称的方式称呼自己的一类人。比如鲁迅研究专家郑树森、蛙油公司老总雷山巴、畜牧局长侯为贵，他们在与人对话时，指称自己不用“我”，而用第三人称树森、山巴、为贵替代。李洱借用芸娘的话和克尔恺廓尔的反讽理论道破了这种做作的语言标识背后的本质：自大或自卑。这些教授、老总或局长，当然不是因为自卑而用第三人称指称自己，相反，是难以克制的自负和过于膨胀的自我在语言上的流露。这类人与前一类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某种病象人格。

第二，小说呈现了大量习焉不察的人类暴力——华学明为了证明林蛙声音是可控制的，肆意用开水浇向林蛙；“卖肉者”熟练地屠宰母狗；被斩首却扑向自己的头的蜜蜂和沸水里寻找自己躯干的羊头；从活羊身上取羊肠制作美食；省长和影星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先剁去王八的头，再在火上慢慢烤出王八的蛋；用筷子伸入活鱼的鱼腹绞去内脏做“鱼咬羊”美味；用来欢迎黄兴的鸽子里，只要有一只肛门周围沾着粪便，这群鸽子必须全部宰杀……这些暴力意象或场景，呈现的是人类的冷酷与残忍。在小说中，面对这些细节，没有人觉得这是暴力，没有人怜悯那些有生命的母狗、老鳖、活羊、林蛙、活鱼与鸽子，只有应物兄感到“不舒服”“胃也疼了起来”“一阵阵疼痛，突然在胸中涌起”[15]。习焉不察的社会暴力，是李洱在小说中精心书写的内容，这些细节和画面淹没在狂欢化的图景中，但连缀起来构成了异常惊心的暴力图景，更可怕的是人们对这些暴力的习以为常、异常冷漠的态度。文化道德上的礼智仁义信和人们貌似仁义的儒学面孔，与暴力化的现实构成巨大的反讽。

第三，小说还呈现了更为强大、可怕的现实真相——资本与权力联姻形成的强大利益联盟，傲慢而残酷，是小说世界的主宰力量。以副省长栾庭玉、校长葛道宏为代表的权力人物，和以黄兴、雷山巴、陈董、铁梳子为代表的资本力量，在小说中是左右一切的潜在因素，巨量地撒币和炫耀、动用“特权”是小说常有的画面。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不仅使他们可以随心地获得性的资源（即使女老板铁梳子亦如此），也能越过秩序和法律更为便捷地获得种种特权——比如在“争抢敬头香权”中，栾庭玉的秘书动用权力调动交通运输和执法部门联合压制通过契约获得头香权的香客，逼迫其放弃了头香权。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的联盟在大的利益分赃面前合力垄断、坐地分赃。比如从筹建太和研究院而延伸出来的铁槛胡同和仁德路改造工程，被子贡、铁梳子和陈董三方共同组建的太投集团垄断。在小说中，富人和权贵的骄奢淫逸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最典型的是商人黄兴，打着程先生门徒的旗号，享受着前呼后拥般的待遇。他的私生活极其放荡，由于滥交而不断换肾，获得“七星上将”的称号，为了捞取慈善家的名号，刻意踩准时间点资助换肾大学生。更有甚者，他的两个保镖，实际上是时刻为他再次换肾预备的供体——活人随时留待富人作为换肾供体，这种略显夸饰的情节真实地写出了资本力量在当代社会催生出的特权和邪恶。

由此可见，《应物兄》中的百科全书不仅是指百科知识的肆意绽放，也指小说对当代社会现实和精神文化层面全方位的景观呈现，知识传统与当代社会相互指涉，文化的斑斓异彩与现实的乱象失序形成悖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衰落之后，对叙事的多种可能性进行实验的一种方法，也是小说在各种各样的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传媒中寻找自身新的独立价值的尝试。”[16]这种小说打破的是单声部、个人化、情节化的传统叙事，“表述的是一种多元的主题、细节的繁复和世界意识的复杂性”[17]。1978年乔治·佩雷克的巨型小说《生活的使用说明》出版，卡尔维诺将该书的出版视为小说史上“最新的重大事件”，他这样分析这部小说的特质：“它的结构庞大而完整，文学效益很高；它综合了小说的传统，综合了反映客观世界面貌的百科知识；它有强烈的时代感，即今天这个时代是建立在过去与令人头晕的空虚之上的；它处处把幽默与忧虑融为一体。”[18]卡尔维诺的这番评价几乎可以用来概括《应物兄》的特征，即在叙事上百科全书般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气息，又保持着强烈的时代感，成为当代生活有效的“记忆术”。

二

作为“方法”的儒学与“儒侠之死”

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看，《应物兄》提供的知识类型是相当多元的，儒家文化、商品文化、民间文化、权力文化、寺庙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和内在逻辑兀自展开，相互之间进行对话，形成一种枝蔓丛生、杂树生花的知识图谱。小说以各类知识和当代生活作为叙述主体，以儒学大师程济世来济大任教以及筹建太和研究院作为中心事件，因而，儒家知识话语又成为小说的主导性话语，“儒学”在小说中不仅是一个话语类型，也是始终被展览的“景观”，是被各种力量各式人物“征用”的话语形式，还是烛照世道人心的凸透镜。儒学以观念、知识、语言的形式被人们言说、激辩，同时，小说以知识考古式的方式呈现了儒学的较为广阔的文化内蕴，也与当代生活产生了深刻的互文性指涉。可以说，在《应物兄》中儒学作为“方法”而存在，在小说的叙述腔调、主题表述和符号表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儒学的功能，首先体现为小说整体上的“拟儒腔”，即小说中所有人的话语方式和话语腔调都有鲜明的知识气、文化腔，他们或者为儒学辩护，或者与儒学辩论，或者假儒学之腔装饰门面。他们可以不是儒学的信奉者，但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信仰或知识话语，否则，便丧失了对话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人物主体是高校教授、有儒学背景的官员、出版人，或是佯装信奉儒学的商人。比如雷山巴，是一个连女性“大姨妈”都不知道的蛙油公司的老板，粗俗无知，却喜欢收藏古物，模仿历史名人作出类似于“围炉夜话”之类的举动，目的在于满足“当文化人”的欲望。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应物兄的那本《孔子是条“丧家狗”》，在小说里不仅文化学者喜欢，林业专业的双渐和风水学的唐风奉若神作；长者极力推举，晚辈言必提及；不仅国内有名，声名早已远扬于美国和韩国，甚至连双沟村的二十来岁、识字不多的致富宣传队长也是忠实粉丝。这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细节，即儒学界学术明星应物兄关于儒家思想的阐释，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大众接受效果，正是这种儒学普及化的社会效应，使得儒学在不同学科背景的个体之间的对话才具有了可能。其次，儒学具有主题学的功能。《应物兄》在呈现当代生活的林林总总，以及塑造儒家文化旗号下的众生相时，对于儒学本体的命运进行了严肃的探究，即探究儒学作为时代的重要文化主题，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处境如何，儒学传统现代性转型的困境和瓶颈在哪儿。在亦庄亦谐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到小说对儒学这一命题的严肃思考，尤其借小说中的老派知识分子来探讨儒学的功能、转型和发展困境。这类老派知识分子，除了儒学泰斗程济世先生外，还有考古学家芸娘、柏拉图研究权威何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乔木、双林院士，他们在学术和道德上都堪称楷模，认真思考着儒学的命题。比如专攻西方哲学的何为，直到临终前，仍在思考着出院以后，要开一个中外会议，关于“孔孟与苏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19]，再如在哈佛任教的儒学大师程济世，面对济州大学筹建专攻儒学的太和研究院并拟引进的召唤，他积极响应，充分肯定研究儒学和复兴儒学的当代价值，小说通过陆空谷之口转述了程先生念兹在兹的儒学在当代复兴的必要性：“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儒学研究从来都跟日常化的中国密切联系在一起，跟中国发生的变革密切联系在一起。儒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儒学研究有如庄子所说的‘卮言’，就像杯子里的水，从来都是随物赋形。程先生认为，现在回国，正是研究儒学的大好时机，正好大干一场。”[20]如果说《应物兄》中的儒林群像有“真儒”和“伪儒”之分，程济世、何为、乔木以及年轻一代的应物兄无疑属于德业双馨的“真儒”，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诸多懿德，同时他们也似乎是儒学复兴最坚实的力量。当然，这种复兴在小说中随着老一代真儒的陆续离场，以及应物兄的意外死去，仅仅成为一种愿景。再次，儒学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在小说中被各种力量、各式话语所“征用”。在程济世、应物兄这类“真儒”之外，《应物兄》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商人、政客以及各式儒学信仰者，都是假借儒学之名为己谋利之徒。再造儒学，在小说中实际上是众生的一个口号和幌子，筹建太和研究院促进儒学传统的当代复兴是这幕大戏的表面意图，实际上演绎的是关于当代中国文化、权力、世俗层面的貌似伟岸、正经，实则猥琐、荒诞的各式江湖浮世绘与种种幽暗的人性内面图景。比如黄兴，这个当代子贡，作为程先生回国的“代言人”，巧妙地利用了众人对程先生的求贤心态，在济州之行中大携“私货”，借太和办学之名，大肆筹办投资集团在“儒学搭台，经济唱戏”的大台上捞取自己的一杯羹，黄兴通过种种手段把自己打造成慈善家和儒学家的伟岸形象，而他作为暴发户的骄奢淫逸、残酷虚伪的行径却不断戳穿着他的儒雅和文化的假面。再如出版商季宗慈，口口声声以报答应物兄的狗对他的救命之恩，从而致力于儒学复兴，他一直巴望为黄兴和程先生写传，无非是想通过抢占图书市场先机，借名人之力获取自己的利益。

总之，儒学在《应物兄》中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话语，构成小说中诸多事物的文化属性，在“名-物”上形成一种实证式的历史关联，比如名叫“草偃”的草狗，“温而厉”的避孕套，比如“仁道”的鬃毛，“不如归”的杜鹃，以及儒驴、白马、蝈蝈，还有其他花草虫鱼、飞禽走兽、地名建筑、民间美食，都有着深广的儒学意蕴。这是李洱对世间万物的儒学意义的考古式发掘，还是以儒学视角对万物的重新定义，似乎都可以说得通。这种儒学色彩和知识性使当代小说中的“物”充满了诗性。可以说，儒学在《应物兄》中既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文化母题，关于它的价值、传统和困境，小说进行了严肃的探讨。除此之外，儒学在叙事腔、主题、符号意义等上面都影响了小说的生成，值得我们重视。

解读《应物兄》，离不开解读应物兄这个人物。应物兄是一种理想人格，他被程济世先生视为“我最好的弟子”[21]，他在众人眼里是兼有侠之精神和儒之情怀的“儒侠”[22]。在小说中，李洱为知识分子构建了一个文化乌托邦，让他们回归到儒学作为文化母体的历史情境中，但儒学秩序的历史坐标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当下语境。可以说，《应物兄》是李洱对儒家文化的一次深情打量，不仅呈现了儒家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表现形态，更细致勘察了这种文化之下人们的生存百态。这种文学之旅既有文化寻根的意味，也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历史与现实交融的背景下对人和文化的双重思考。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来看应物兄的文化人格以及应物之死的意味。应物兄，本名应小五，后被初中班主任改名为应物，因为编辑的误解而在其书稿上写成了应物兄。名字上的不能自主似乎暗示了他未来人生的某些不幸。应物兄，首先是儒家文化的人格化，包含了“虚己应物，恕而后行”、“应物随心”和“敬畏应物”的文化意味。他有真才实学，接人待物秉持谨言慎行、善良隐忍的原则，除了两次被动的私生活上的出轨，他几乎是一个私德近乎完美的人物。另一方面，应物兄又是一个审慎而近乎分裂的灵魂。这种分裂典型地表现在他的两套语言系统上：在正常的可听语言之外，还有一套静默的“腹语”。这两套话语总在博弈、争辩和彼此否定，最后又总是以最平和、最得体的语言呈现出来——于是，“他是这么想的，但他却做出了另外的描述”，或者，“当然，这句话他没有说”，成了《应物兄》的常用语言句式，从而在叙事上形成叙述方式和语义的双重复调。当然，应物兄不是一个传统人格，而是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分裂人格，为了“应对不同的人”而备置的三部手机，以及他在商场的不同品牌电视机前看到生活频道、新闻频道、购物频道里的不同文化身份的自己，都鲜明地指涉着应物兄所处的资本时代和信息化语境。

黑格尔在分析狄德罗那篇著名的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时，提出了“我”是“不值得我们尊敬的诚实的灵魂”的命题。这篇小说中一个是理性道德的公然辩护人狄德罗，对社会的伪善原则进行着道德化的评价，而另一个是有着冷嘲热讽的虚无主义倾向的侄儿拉摩，他超越了各种道德范畴及其支配的评价体系，放弃所谓道德义务。黑格尔将“狄德罗/我”称为“诚实的灵魂”或“诚实的意识”，这种“诚实”激起了黑格尔的烦躁和嘲讽。一方面，这种“诚实”品质存在于他与自身、他物关系的完整之中；另一方面，更体现了“他对传统道德的屈服”[23]。也就是说，对话中作为配角的狄德罗/我所持守的是旧的道德体系，体现的是黑格尔所说的个体对外部权力的服从感，不仅是遵从，“还是缄默的、未经判断的、理所当然的”，是“不声不响的服务的英雄主义”[24]。正因为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值得敬重的并不是狄德罗/我，不是那个抱残守缺地爱着素朴的真理和道德、有着鲜明的自我、信守真诚的哲学家，而是拉摩，那个小丑，阿谀谄媚的寄生虫，不由自主的模仿者，他没有一个要忠实的自我。正是这个形象，代表了精神向它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运动”[25]。应物兄无疑属于黑格尔所说的“诚实的灵魂”，一方面他具有着缄默诚实、慎言慎行的种种品性，又有善良、不争等君子之德；另一方面，他过于顺从、随遇而安，在与栾庭玉、葛道宏、黄兴等人形成的强大联盟面前，他似乎保持着精神上的“顺从地服从”与“内在地尊敬”。应物是一个与他的环境之间只有“止于内心的反抗”的人物。应物兄并不愚，他熟稔于人情世故，通晓江湖规则，“真诚地”恪守着儒家文化的人格内涵和行为法则，他似乎是一个迂拙的善人，是一个丧失了实际行动力的精神软骨症者。妻子的背叛使他们的婚姻徒有其表，但他轻易原谅了妻子，他的事业处于任人摆布的被动状态——在筹划太和研究院的过程中，他像一个提线木偶，被其他力量推搡着、挟持着，作为太和未来的常务副院长，在人事调配上只能被动地接受着一个又一个关系户。对于黄兴等人仓促确定仁德街的位置，他不满意，但只是在内心发出抗议。可见，应物兄对于权力的傲慢和丑陋的现实，是有愤怒的，但这种愤怒是节制的、以致于无声的。这种“止于内心的反抗”恰恰是黑格尔批评狄德罗的地方，即这种品质虽“诚实”，但却是“缄默的”“不声不响的英雄主义”，并不能成为社会向下一个发展阶段迈进的真正动力。

与应物兄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的死。在太和研究院即将开始运转之际，“我们的”应物兄却孤独地死于一场车祸。死，尤其是主要人物的死，在小说中向来是一件大事。应物兄为什么会死去，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李洱曾将《花腔》中葛任之死称作体现了“爱的辩证法”，将军和上级组织以“爱”的名义保护葛任，在他死之后竭力维护着关于他的声名，而在这历史的表象之外，葛任之死实际上是将军、日本人川井与戴笠秘密合谋的结果。以爱的名义行恶，让爱和仁义占据历史叙述，葛任之死包含着历史的巨大复杂性，有力地体现了历史的吊诡、含混和暧昧。当然，李洱并不意在为葛任翻案，而是意在为复杂含混的历史祛魅，还原或呈现历史的不同“可能性”。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语境下，死去的葛任体现了历史人格在叙事上的完整性，“面对着历史转折关头的血雨腥风，人们的神经应该像鞋底一样坚硬，而葛任这样时常脸红的人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但我相信，许多读者都会从葛任的经历中，看到一种存在的勇气，一种面对种种威胁而艰难地寻求自我肯定的力量。在这里，生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瓦解，而意味着自我的完成”[26]。应物兄的生存语境迥异于葛任所处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没有战争的血雨腥风，但全球化语境之下，物欲横流、价值失范，人文知识分子沦为社会的边缘，金钱和权力成为新的时代神话，这些成为“应物兄们”所面临的新的时代现实。“应物而无累于物”的应物，在他所处的社会语境里，有着儒学大师、社会名流的社会身份，有着与名教授乔木之女的婚姻，有着来自社会的各种需要，但事实上，应物兄婚姻不幸，性情温和而内敛，待人善良。应物兄学识渊博，但没有《午后的诗学》中费边的滔滔不绝的聒噪，他压抑而孤寂，偶尔出轨却不像《喑哑的声音》中孙良般的四处猎艳，他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一个内敛型的知识分子。从叙事功能来看，应物兄充当着叙述人或视点人物的角色，“一个多功能的枢纽、通道”[27]，应物兄放弃了费边们的饶舌和“分析和判断”，实现了叙述上的“向后撤”，转而尽可能以观察者、倾听者、亲历者的身份去呈现所见所闻。而从文化人格来看，应物兄属于这个社会的“弱态人物”，他的善与诚似乎难以抵御时代的滚滚浊流，这个承载着儒家文化品性的人物，以及老一代儒学传承者的悉数离场，不知是不是表达了李洱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艰难的某种悲剧性思考？

李洱曾多次提到，他的知识分子叙事某种程度上是在回应一个重要命题：在曹雪芹和卡夫卡之后，作家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书写贾宝玉们长大以后怎么办，K进了城堡以后怎么办？[28]既往小说中的费边、孙良、费定、吴之刚以及《应物兄》中的应物兄莫不是贾宝玉和K的某种分身，他们的现代生活与当代境况莫不是李洱给出的某种可能性出路。应物兄之死，纯粹是一种偶然与意外，从叙事功能上看，“种种偶然性根据叙事而展开就形成了意外性的建构”，“它揭示了小说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非终结性”[29]。李洱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有始有终、非此即彼式的线性叙事并不感兴趣，他更看重小说在开拓历史现场的多重可能性、命名芜杂的当代经验方面的叙事功能。对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命名，对于当代现实的文学整饬谈何容易，十三年的“文学长征”，知识储备应该不是李洱最大的瓶颈，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现实激流与艺术虚构、传统与现代、知识与见识如何相融，可能是最大的问题。之所以写不完，是因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需要回答的命题太多了。直至应物兄意外死亡，小说在此终篇。但从小说的核心情节和多条线索进展来看，这部小说并没有真正结束，与其说应物兄的死标志着这部小说的结束，不如说应物兄之死让李洱从这趟遥遥无期、没有终点的文学叙事中找到了暂时抽身而出的理由。因而，应物兄之死，既可以视作“长大后的贾宝玉怎么办”的一种可能性结局，也可视作李洱缓解“写不完”这一困境的权宜之计。李洱曾敏锐地指出，在纪德、库切、卡夫卡等人的小说中存在着“写得很困难”“很犹豫故事到底怎么讲”，甚至“写不完”的现象，在李洱看来，之所以有这种磕磕巴巴和写不完，是因为作家“不知道小说如何结尾”，“不知道K的结局如何”[30]。如何让应物兄在当代生长，如何安排他的结局，未尝不是这部小说的重要问题，甚至可能成为这部小说的困惑，而应物兄略显仓促的死，作为一种叙事方向，完成了小说在结构上的自洽，而在思想主题上，则意味着芜杂的当代生活并非长大后的贾宝玉们的沃土。

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应物兄不死，他的命运会如何，太和研究院复兴儒学的大业将会怎样？在小说临近尾声，随着栾庭玉出事，葛道宏调离，实际影响和主管太和研究院的将是代理校长董松龄、副院长吴镇和健康顾问窦思齐之流——不难想象，太和研究院被崇日做作的董松龄、不学无术的吴镇和引咎辞职且荒淫无度的窦思齐掌管着会有怎样的未来。面对各种“朽木”“神经病”陆续被安排进太和，一向隐忍的应物兄也发出了无声的抗议：“一个寄托着程先生家园情怀的研究院，一个寄托着他的学术梦想的研究院，就这样被糟蹋了吗？此刻，两个相反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肉搏、撕咬。”[31]可以想见，未来的太和研究院将是欲望膨胀、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再造儒学只是众生的一个幌子而已，活着的应物兄将会继续面对各种丑陋的人格，接受权力、资本的碾压。因而，让善良隐忍的应物兄从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世俗泥潭里离去，未尝不是一种拯救，未尝不是对这污浊世界的抗议。福楼拜的未尽之书《布瓦尔和佩居谢》中两个主人公历经19世纪科学知识海洋的欢快旅行之后，最终两人放弃了理解外部世界的企图，甘当知识的抄写员，把余生用来抄写宇宙图书馆的图书。这个结尾向来为学术界津津乐道。卡尔维诺认为这个结尾显示了福楼拜“既怀疑又好奇”[32]的特点，萨义德则认为这显示了福楼拜对19世纪欧洲科学以救世主身份自居的“祸害无穷的傲慢与自大”，“讥讽的是科学对现实漫不经心的冷漠态度，她将人类物体拆开、熔化，就像对待冷冰冰的自然物体一样”[33]。与福楼拜对19世纪欧洲科学的这种怀疑精神类似，儒家文化作为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的有效性，李洱似乎并不乐观，他以相当审慎和细腻的笔触呈现了这种文化母体下当代人的普遍性的困境，应物之死，未尝不是儒家文化在当代破产的一种悲剧性隐喻。

三

“妩媚的拥堵”与新美学的尴尬：

《应物兄》的读者接受障碍

从读者阅读和接受角度考察《应物兄》是一个很必要的视角，读者接受视野是检验文学价值，确认其意义的重要过程。从个人阅读经验来看，在断断续续阅读《应物兄》的两个月时间里，面对巨量篇幅中的浩瀚知识、犹如过江之鲫的人物群像和碎叨不休的慢叙事，我屡次从后页转到已经遗忘了的前页，一次次复习着阅读笔记上的小说人物关系图，艰难地温习每个人物的属性和重要行为逻辑。这种痛苦的阅读经验不断挫伤着我的阅读信心，同时我也意识到，《应物兄》作为一种“庞然大物”挑战了既有阅读习惯与阐释模式，也在召唤新的对话方式。在一个视听文化和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里，纯文学本来就显得边缘化，再加上九十余万字的巨量篇幅，这似乎注定了《应物兄》在小众化范围内被阅读、阐释和对话的命运。好在李洱对于理想读者的预期一直不是流行文化或畅销读物那样的接受群体，对于自己先锋性的文学实践可能会带来的文学接受上的落寞，他早有准备。“我的读者确实相对集中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绝大多数。”[34]在《听库切吹响骨笛》一文中，李洱指出了“库切在中国受到冷遇”的现实，并这样分析道，“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读者喜欢的其实是那种简单的作品，喜欢的是一分为二，最多一分为三（这两者真有区别吗？），并形成了顽强的心理定势，即单方面的道德诉求和道德批判。那种对复杂经验进行辨析的小说，国人并不喜欢”[35]。

很显然，《应物兄》的新的叙事法则首先面临的是与传统读者阅读期待之间的抵牾。《应物兄》并没有消解中心情节，也没有放逐故事，更不缺中心人物或人物谱系。但在这一个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有结尾的看似非常传统的叙事文本中，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每一个核心情节又似乎不那么重要。比如人物，应物兄是中心人物吗？应物兄在小说中是一个视点人物，经由他串联起政界、商界、知识界、寺庙界的众多人物，引出他们的行为交集和话语交锋，而应物兄在小说的核心事件上并不占主导作用，甚至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再如，故事是小说的叙事指归吗？《应物兄》中的故事并不复杂，围绕筹建太和研究院这一中心故事展开，大的故事里又包含了若干小的故事。事实上，《应物兄》的故事不乏匠心和饱满，但远非中心化，如果仅把《应物兄》当作新颖的故事演绎术，一定是种误读。李洱的小说从不拒绝故事，但也从不把故事当作最重要的部分。在他看来，“当代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就是故事的消失。故事实际上是一种传奇，是对奇迹性生活的传说。在漫长的小说史中，故事就是小说的生命，没有故事就等于死亡。但是现在，因为当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以前被称作奇迹的事件成了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36]。故事的功能降低了，但故事并未从他的小说退场，尤其是讲故事的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应物兄》的故事是反复延宕、低速行进的。这种专注于情节和故事起承转合的传统阅读心理，可能会随着《应物兄》“超低速”的迂回叙事进度，极其涣漫的知识叙事和饶舌的细节铺呈而逐渐崩溃。故事被细节淹没，情节被知识中断，不断衍生出来的知识、意外、断片倔强地占据着小说的风头。这种故事的非中心化和延宕性讲述，未尝不是对看重故事和情节的阅读心理的强大挑战。

长度与体量从来不是评价一部小说优劣的最主要指标，小说长短与小说品质没有必然关系，它们影响的是读者的阅读时间、心理。长度不是阅读和理解这部小说的最大障碍，在《应物兄》中，最为活跃的莫过于那些“五洋捉鳖，九天揽月”式的知识风景。《应物兄》真正的主角是知识，儒家文化作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是小说的主体，小说意在通过知识让小说与世界对话，通过知识激活事物的多种可能性。博闻强识式的知识叙事，在李洱的写作中是一个显著的叙事传统，形成《午后的诗学》和《花腔》两种方式，前者以费边、陈维驰和韩明为代表形成一个知识群，尤其赋予费边“听到一点儿声音，闻到一点儿气息，就会条件反射地作出分析和判断”[37]的思辨和善言特长，在“费边们”的话语中，代表西方知识体系的荷马、尼采、莎士比亚、培根、福柯及其箴言名句信手拈来，各种民谚典籍、轶事趣闻布满小说空间。这种知识性的小说读起来智性十足，却有饶舌空洞之感，毕竟这些知识大多是历史和现实的抽象及其符号化表征。李洱深知这些苦心孤诣、摘章引句的知识体系的当代合法性并不强，因而，在小说中借几个记不住歌词的知识分子之口，道出了这种知识与个体生活的疏离性：“（词曲与知识）一旦和个体经验相脱离，就成了虚妄之物。”[38]如果说《午后的诗学》中的“知识气”具有某种知识分子品性的代际隐喻——毫不掩饰的知识膨胀与思想者肖像典型地再现了李洱这代人的八十年代精神气质，以及这种文化性格在文学中的回响，那么《花腔》中的“知识”则是在小说的方法论意义上确认起它的功效，即通过口述、访谈、论文、报刊摘抄等多种方法的叠合，让知识以严谨而科学的形态进入小说叙事。这种类似于科学研究式的叙事带来了密实而可信的阅读效果，建立在这种知识叙事之上的对历史真相（葛任身世）的“罗生门”式演绎方式，又大大敞开了历史与事物的多重面向与种种可能性。可以说，《花腔》式的知识考证式述史方式和对葛任（个人）生命史的开放叙事，是当代文学叙事上的一种有益探索。《花腔》叙事手法新颖，历史知识庞杂但鲜有卖弄嫌疑，加上适中的篇幅，这些使得这部小说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阅读视野里获得了相当多的赞誉。

到了《应物兄》中，知识以及对知识的繁冗叙述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核心部件。百科全书般的儒学文化与各种知识使小说与世界形成了复杂的关联，知识的主体在饶舌的对话中形成了多重的声音，而历史现场的多种可能性也借此敞开，时代现实、历史经验与个体经验纷至沓来。知识在小说中既是叙述方法，也是叙述对象，既是观照世界的普遍性的学问，也是不同个体的经验。有学者将《应物兄》的知识叙事总结为“将知识元素化，元素意象化，意象历史化”，也即，“让形形色色的物在叙事中自然地穿插，让杂七杂八的知识话语像礼花一样绽放，让人、事、物、理、识、情卯榫相接，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相互映照、对质、发问，作品才能像有机生命一样呼吸吐纳”[39]。看得出来，在这部小说中，李洱对知识下了“狠劲”，有种不言尽宇宙万物誓不休的叙事激情。李洱心仪的关于知识的书，也即小说中因白血病早逝的文德能理想中的“沙之书”：“沙子，它曾经是高山上的岩石，现在它却在你的指间流淌。这样一部‘沙之书’，既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回忆，也是在空间的一隅流连；它包含着知识、故事和诗，同时又是弓手、箭和靶子；互相冲突又彼此和解，聚沙成塔又化渐无形；它是颂歌、挽歌与献词；里面的人既是过客又是香客。”[40]如果说每个作家一生中都会有自己最渴望的一种理想之作，那么这部“沙之书”显然是李洱最钟情最用力的那本。李洱之所以如此痴迷于这些知识，并且经年沉醉于这种浩瀚规模的知识讲述中，个中原因，正像应物兄想对文德能说的那样：“你之所以会被那些知识所吸引，你之所以会向我们讲述那些知识，不正是因为它们契合了你的内在经验吗？”[41]因而，这部小说借助于知识，既讲述了李洱的个体经验，也是关于数个世代群体的一种历史记忆，更是关于四十年来当代中国文化、权力、资本的一次文学摹仿。因而，《应物兄》中的繁复的知识叙事实际上包含了李洱这样的良苦用心：通过这种史诗式的知识书写进行个体精神自传、代际经验总结和时代现实讽喻。

但是，《应物兄》对知识叙事的这种精心布局与丰富的功能，在客观上难以抵消阅读层面的那些痛苦感和消极情绪。比如，知识的叠床架屋屡屡中断叙事的流畅性，知识的叙述不断阻碍叙事的进程，带来阅读的滞涩感；比如，小说表层对知识深情款款的叙述让你误以为这是一个笃信知识和理性的知识小说，而在掩卷之余才发现，知识狂欢的尽头指向的是广阔的虚无，知识只是知识人的生活方式，知识仅仅是叙事的一个道具而已，看似重要的知识实际上是一个“精致的阑尾”——这种巨大的“反讽”，无疑是对专注于索解“意义”的阅读心理的无情消解；再如，在塑造知识分子方面有着很强的趋同性，《应物兄》中的知识人大多有着儒学的背景，都有《孔子是条“丧家狗”》的阅读记忆，这些知识人能言善辩，知识丰富，各种知识和诗词歌赋张口即来，在人格品性上普遍具有负面性和幽暗性，比如有论者指出主要人物几乎都具有“道德瑕疵症”[42]；再比如，《应物兄》布满了语言洪流和知识洪流，除了应物兄，“叙述人”与其他人都大张着嘴，狠命地发声。这种饶舌的知识流与不加节制的知识意象，伴随着低缓的叙事节奏徐徐展开，这就如同一帧影视画面速度放缓一百倍，数十人操着同样的知识腔斗智炫知，面对这种人、故事、情节被迫退后而知识霸屏的缓冲式叙事，读者除了强撑耳目机械面对这个知识布道者外，大概就剩下难以终篇的遥遥无期之感了。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对这种动辄几千页的当代“大小说”有过尖锐批评。他认为：“当代这种大小说是一台好似陷入飞速运转尴尬境地的永动机。它看起来想消除静止，似乎羞于沉默。故事中套故事，在每一页生根发芽。这些小说一直在炫耀它们妩媚的拥堵。与这种不停地讲故事的文化密不可分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对活力的追求。事实上，就这些小说而言，活力就是讲故事。”[43]伍德把这种过度依赖故事来支撑小说的写法称之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在这样的小说中，讲故事成为一种“语法”，“现实主义的传统不是遭废除，而是变得枯竭，变得过劳”，最终导致“借用现实主义的同时似乎在逃避现实”；另一方面这种过度的讲故事的方法，成为当代小说“用来遮蔽辉煌中的匮乏的一种方式”[44]。伍德的这个论断实际上也适用于李洱的《应物兄》，不同的是，《应物兄》的“妩媚的拥堵”并非来自于“过度的故事”，而是来自于过度的知识。伍德所说的当代小说“不同的故事互相纠缠，两倍、三倍地自我繁殖”的过度叙事，在李洱这儿表现为“知识”的“互相纠缠”与“自我繁殖”[45]，知识的拥堵不仅排挤了现实，也造成了人物的“匮乏”。知识的拥堵，会成为《应物兄》在阅读和接受中的一个极大障碍，对于习惯了故事、趣味和各种流行读物的大众来书，这本充斥着巨量知识和新的美学原则的小说不啻为“天书”，即使对于专业读者来说，阅读和阐释也绝非易事。很难指望这部书能够带来本尼特所说的陶醉的“精神恍惚的阅读”[46]效果，巨大体量的知识和新的小说美学不让读者仓皇逃遁已属幸事。

解读《应物兄》是一种费力且常常令人颓败的事情，当你以为他在游戏和胡诌时，意义和严肃就在其中，当你正视他的一本正经和意味时，收获到的也仅仅是剥完洋葱后的一片虚无。这部巨制饶舌丰饶，无所不包，但你怎么都找不到重点。《应物兄》似正剧，像悲剧，更如闹剧，李洱诚挚而狡黠，“眼角常有泪，眉梢常有笑”[47]。《应物兄》影影绰绰、神神叨叨，读起来颇有趣味，解释起来如此令人烦躁和言不由衷——任何阐释视角都难以将“意义”一网打尽。《应物兄》是李洱花了十三年为我们设下的“谜”，这种繁冗的叙事也构成了一个一本正经的“游戏”行为。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在解读游戏行为时将游戏类型分为“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无限游戏不受时空和种种限制，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游戏结束，让每个参与者都一直参与下去”，同时他认为，“由于文化自身是一种创造，所以它的所有参与者都是创造者——发明家、创造家、艺术家、说书人和神话作家。不过，他们不是现实的创造者，而是可能性的创造者”[48]。如此看来，这部“大概永远完成不了”的“大部头”[49]未尝不是李洱主导的一个不愿结束的叙事“游戏”。《应物兄》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形制，为现实主义的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它挑战了小说的传统美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冒犯读者的传统阅读心理，正如张大春所言：“当小说被写得中规中矩的时候，当小说应该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当小说只能阐扬人性世情的时候，当小说必须吻合理论规范的时候，当小说不再发明另类知识、冒犯公设禁忌的时候，当小说有序而不乱的时候，小说爱好者或许连那轻盈的迷惑也失去了，小说也就死了。”[50]《应物兄》为当代小说带来某种新生，体现了李洱对“知识”的浪漫追怀，又包含了浓郁的文化挽歌意味。发掘知识的历史之源与现实意义，又将知识叙事与当代生活有效对接，在无数细节、场景、故事中开掘了叙事的无限可能性。

注释：

[1]敬文东：《李洱诗学问题》（上），《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2]程德培：《洋葱的祸福史》，《收获长篇专号·2018·冬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20页。

[3][18][32][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116页、110页。

[4][11][12][13][26][28][30][34][35][36][47]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373页、124页、119页、255页、30页、127页、225页、315页、115页、222页。

[5]《应物兄》这样写道：“1983年春天，一个晚上，正读二年级的应物兄，随着辅导员芸娘第一次来到姚鼐先生家里。”参见《收获长篇专号·2018·冬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23页。李洱，1966年生，198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以此来看，应物兄与李洱有着大致相同的年龄和大学背景。

[6][37][38]李洱：《遗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116页、116页。

[7][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8]黄孝阳：《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当代小说》，《文学报》2018年2月22日第5版。

[9]付秀莹编：《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229页、215页。

[10][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5-96页。

[14]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