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报告文学的前世今生
主持人
佟 鑫（《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
观察者
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陆天明（小说家、编剧）
朱秀海（小说家、编剧）
张 陵（评论家）
刘醒龙（小说家）
徐 剑（报告文学作家）
梁鸿鹰（评论家）
丁晓原（评论家）
任林举（报告文学作家）
刘笑伟（报告文学作家）
李朝全（评论家）
李晋雄（纪录片导演、制片人）
秦 蕾（北京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制片人）
王威廉（小说家）
纪红建（报告文学作家）
成孝湜（编剧）
萧 森（编剧）
高 岩（编剧）
黄菲菂（评论家）
刘诗宇（评论家）
主持人语
报告文学是舶来品，起源于欧洲，在中国被定名于20世纪30年代。近百年来，报告文学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尽管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与之呼应，但它却在中国的文学实践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近年来，随着非虚构写作在美国的兴起、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的设立，以及白俄罗斯纪实文学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报告文学展现出了巨大的拓展空间和蓬勃生机。本期“非常观察”栏目特邀《中国作家》杂志佟鑫女士主持，由她邀请报告文学作家、小说家、评论家、影视编剧和制片人等相关人士，从不同的角度畅谈报告文学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的各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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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 鑫：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突飞猛进。相对而言，报告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关于报告文学的定义至今依然有诸多分歧。请您谈谈自己理解的报告文学概念，报告文学最突出的文体特征在您看来是什么？
何建明：所谓“报告文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这里的关键词是“报告”“新闻”和“文学”，掌握了这三点，就不难理解什么是“报告文学”了。在此基础上，可以再延伸一下它的外延与内涵：即那些能真正震撼你心灵世界、能真正燃烧你情感火焰、能真正愉悦你阅读观感的“报告文学”，那它一定是报告文学。这是因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一定会打动你和感动你，而报告文学本身还是一种正在不断成熟之中的文体，它的流变过程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它美感度的不断要求仍在继续扩延中……一句话，这是一个开放型的新文学文体，它的完美将是在人们对它不断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最终形成。
朱秀海：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顾名思义，当然一是报告，二是文学，二义之间，我觉得它首先还是文学。只强调报告没有文学，或者只强调报告的一面而忽视文学的一面，忽视它作为文学的一种应当具有的审美特性，忽视它的可读性、文字的优美、立意谋篇遣词造句的巧妙、它作为文学作品所能给读者带来的愉悦和思考，面目可憎，味同嚼蜡，这样的作品肯定不是文学，那肯定也就不是好的报告文学。好的报告文学应当属于黄钟大吕之作。它是思考关注时代和历史的产物，然后通过文学来表达。如果离这个标准太远，它就很难被认为是好的报告文学。
张 陵：这个概念虽然来自域外，但内涵却是不断充实着中国自己的生活现实，是百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时代的新的文学样式。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历史推动着报告文学形成自己独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关系，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反抗三座大山的压迫，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伟大斗争，表现出一个民族开创自己历史的伟大精神，由此夯实了报告文学的中国思想、中国精神和中国品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学能像中国报告文学那样，自觉地张扬创新的“真实”的文学精神，凝聚迸发“真实”的文学力量，以“真实”打破一切旧文学特别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坚不可摧的思想牢笼和不可怀疑的精神神话，在文学回归人民的历史进程中，推动新的文学文体冲击占领时代精神的高地。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报告文学以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充分体现出作为时代文学文体的独有优势，已经由传统的文学“轻骑兵”壮大成中国文学一支重要的文学生力军。
刘醒龙：在纯粹的报告文学作家看来，“报告文学”是一门学术性够强的艺术，足以与强大无边的小说和魅力无限的诗歌相提并论。但在小说家眼里，或者说，在小说家的写作实践中，那些叫“报告文学”的，也就是将某些已引起写作欲望，又没办法构成小说的现实素材，用百分之七十的客观，加上百分之三十的主观，形成明明白白叙事、偷偷摸摸抒情的较长篇幅的文字。“较长篇幅”这一点，在时下非常关键。篇幅不够长，很容易被归于散文一类，只有篇幅足够长了，才能维系“报告文学”的名分。
徐 剑：《人民文学》1978年1月号的头条位置，刊发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滥觞。当我还是一个写散文的文学青年，邂逅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后，我的文学梦想与道路日渐清晰与明朗。我不知道时至今日，有多少人还能准确地说出茅盾先生对报告文学的定义，有多少报告文学写作者笔下的作品真正具备报告文学最基本的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报告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不叫问题，茅盾先生对报告文学的定义毫无指摘、发挥、讨论的空间。但有一点，在关于报告文学是舶来品的说法上，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在与诸多作家、评论家、学者的交流和探讨中，我总是旗帜鲜明地阐明我的观点，报告文学这个文体不是舶来品，中国古来有之，其本质是“史”。先秦左丘明所著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以及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史记》，这一系列中国文史书写就是最好的佐证。在我看来，《史记》是世界级的报告文学典范之作，如果中国的报告文学书写能抵达《史记》的文心和原点，那就是不朽的文学著作。
梁鸿鹰：报告文学是舶来品，在中国得到的发展是切切实实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主要是运用文学化的艺术形式，真实、及时地反映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动，彰显作者一定立场及观点的。报告文学首先是散体文之文学的一种，与小说、诗歌的根本不同在于不能任意虚构。也就是说，这种文体不允许采用创造和综合人物典型、环境、事件等手段去进行文学表述。报告文学兼有新闻报道和散文的特点，既具新闻报道意义上的及时性和真实性，又具有时政的议论性。无论是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还是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都是通过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报告文学要有浓厚的新闻性，只不过与报章杂志所载的新闻通讯不同，在于需要充分的形象化细节化，即文学化，经由细节和情节的再造，通过精巧的结构、鲜活的人物、对事件及环境的艺术描写，达到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文学生动性，让读者明白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而这一切，都不是通过虚构来达到的。人们普遍认为，报告文学的特征是文学性、新闻性和政论性的结合。
丁晓原：报告文学是一种国际性文体。什么是“报告文学”，对此可能有种种解释。我想我们需要回到当初对它的命名来理解。研究报告文学文体的人大多会知道日本文艺家川口浩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报告文学乃至通信文学的名称，是Reportage的译语。”（ 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端先译，《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报告文学或称“通信文学”“报道文学”。这里的“Reportage”，“Report”是它的词根，有“报道”的意思。因此，从报告文学命名的本源上看，这是一种基于报道（有赖于采访等，旨在传播）的具有新闻性（客观真实、讲求时效）的文学样式。“文学”是中心词，“报告”是给予这一种“文学”特殊规定性的一个“定语”。不少人认为既“报告”又“文学”，好像不符合文学的逻辑。在他们看来，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其实虚构只是达成文学的一种方式或手段，文学不等于虚构。一些优秀的非虚构写作或是报告文学已经告诉读者，纪实与文学并不矛盾，相反，它们的有机相生也有可能产生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作品，而一些满足了“虚构性”的胡编乱造之作，其实离文学真的很远。
任林举：说到报告文学的概念，就涉及报告文学的来由或前生。这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美大陆兴盛一时的纪实类文学样式，经日本转译、推介到中国之后，就有了一个“报告文学”的命名。20世纪之初，世界巨变，现实生活、人们的心灵受到远超出人们正常思维和想象的巨大冲击。世界大战、工业革命、资本崛起、人性变异……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手法，已经跟不上生活自身的节奏，一种新的直面残酷、真实生活和人生的文学视野、视角以及表现方法为这种文学样式的诞生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于是，一些记录世界巨变，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三世界的觉醒、后工业时代欧美世相的代表性作品应运而生，《密西西比河上》《法兰西战争》《震撼世界的十天》《绞刑架下的报告》等都对当时的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世界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现实，所以这种文体一出现就被当时的中国文坛欣然接受，并充分利用。从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到夏衍的《包身工》、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正是沿着这个脉络下来的。因为中国报告文学早期作品还处于模仿和学步期，并不能成为经典范式，所以，很多人认为一些早期报告文学作品就是报告文学本来该有的样子，我认为那是对“报告文学”这个舶来品理解和认知上的偏差。优秀的报告文学首先是文学而不是报告，但“文学”必须以真实和现实为基础，在故事、细节、人物内心的深入挖掘上，在结构的安排上，在语言的精确锤炼上和内涵的有效放大上下硬功、苦功，在确保文本信息真实、可靠、可信的基础上，触及读者的灵魂，唤起人们的惊醒和深思。这也是报告文学的重要文体特征。
李朝全：报告文学是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报告文学是一种叙事性文体，以艺术的方式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情感世界。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报道，是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产儿”。报告文学又被称为“文学的报告”“艺术的文告”，是“报告”与“文学”的有机结合，具备新闻性、艺术性、真实性等基本属性。报告文学包括写人、记事、书史、立传等若干类型。报告文学重在报告报道，向读者传递和告知一些新鲜的资讯及信息，注重借助文学的艺术性的形式，通过人物刻画、故事情节、语言艺术来表现一定的思想内涵、主题及情感。报告文学最突出的文体特征是新闻性和由新闻性派生出来的真实性。报告文学所具备的新闻性，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新闻”，而是一种广义的新闻，是要向读者传递具有新闻性、新闻价值的新资讯、新信息性质的新鲜的新颖的史实和事实。它可以是新近发生的人和事，也可以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但却鲜为人知的一种历史内幕、历史真相的揭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特征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具备真实性。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底线，也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
刘笑伟：报告文学是用文学的方法与手段，记述人们普遍关注的真实的人物或事件的一种散文文体。其实，报告文学的诞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是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共同结合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了新闻媒介的诞生，如报纸、通讯社等，才有了报告文学。在中国，早期的报告文学很多都是在杂志和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我个人认为，报告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有三点。一是真实性，这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基石，不管写什么题材，无论是写历史还是现实，它必须是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具有“非虚构”的特征。二是新闻性，报告文学的书写对象一般都是大家关注的人物和事件，有人说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相互结合的产物，有一定道理。三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从报告文学的文体中，你可以看出许多文学创作的方法与手段，这是报告文学与新闻的通讯最本质的区别。
李晋雄：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报告文学是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文学品种。报告文学被读者知晓和追捧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资讯不如今天发达，人们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当下的新闻热点已不满足于简单的肤浅的知道，他们希望对于真实的事件有深入的了解和阅读。于是大量的报告文学应运而生。当时报告文学的内容庞杂，写法各异，似乎没有一定之规，无论是新闻事件，还是社会现象，都有宏大叙事的诸多特征。影响最大的是“问题报告文学”，比如《唐山大地震》《落泪是金》《倾斜的足球场》《太行山断裂》等等。文章所写内容，不光引起社会轰动，还引起高层关注，甚至影响了国家有关政策的制定。我的理解：报告文学是用文学的语言和手法创作的来自真实事件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线报告。在某种意义上类比，它有些像电视纪录片，有新闻性但不是长篇通讯，有文学性但不是艺术专题片。它需要内容真实，但表达具有客观性。由于文学的描写，它又有了生动性，因此，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关注。
秦 蕾：报告文学是一个熟悉的词汇，如同人们熟悉纪录片这个名词一样，对于纪录片的定义，在业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不过这没有影响纪录片的发展，也没有影响纪录片受众群体的不断扩大。因为尽管人们对于纪录片的概念有多维度的理解，但是纪录片“非虚构影像”这一基本理念却得到普遍认可。由此谈到报告文学，对于报告文学的普遍理解是，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介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而大多数受众关注报告文学，应该是因为它的真实性；业内对报告文学概念的争论也大多聚焦在非虚构与文学的关系上。因为，我认为只要紧紧抓住报告文学非虚构，也就是真实这一基本特征，就会让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具有生命力。
王威廉：在我的理解中，“报告文学”是一种纪实散文，有着较强的公共话题性，并且以实际调查为基础。它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常常以抒情来表达这种判断，或赞美或批评或争议。
纪红建：毫无疑问，“报告文学”四个字的落脚点在“文学”二字上，而又因为有“报告”二字的参与，报告文学则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职责和时代承诺，所以我认为报告文学更是一种使命文学。它不只是对人物和事件表层的浅显的涉及，而要求写作者深入人物灵魂的深处、事件的内核，需要对现实社会做出及时的生动的真实的准确的有效的反映。采访时，要求写作者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作时，要求写作者有冷静、客观的态度。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不只是文学的呈现，而要涉及方方面面，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等，它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这就要求写作者有基本的良知底线，较为开阔的视野，宽阔的思维，辩证的思想，历史的眼光。
萧 森：我个人认为，报告文学应该是一种对真实事件或者新闻的深度呈现，或者是一种更加广阔更加文学化的新闻。换句话说，报告文学首先务必是真实的，其次它是有某种文学性的，有某种涵义或者深度的对事件进行呈现和诠释的文体，既非单纯的新闻，也不是文学创作。
高 岩：什么是报告为学？这个问题太宏大了，如果按照百度百科的说法，应该是一种散文体的、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散文。但是这种理解我个人认为更具有科普性和概括性，而不具备指向性。报告文学在我的理解看来，是一种理性的、排他性的、以现实为基准的文学母体。
黄菲菂：报告文学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有着特殊的紧密性，因而一直处在争议和变动之中，这是文体很难获得确切定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果倒过来问什么是报告文学，那可能就很难回答。但也正因为这种复杂性使得文体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着巨大阐释空间。比如，早期报告文学作家基希认为报告文学是“危险的文学样式”，是“艺术的告罪纪录”，强调社会批判性；20世纪30年代，茅盾先生说，“‘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强调时代性。此后，诸多学者又从文体性质、社会功能、审美特征方面丰富了对这一文体的阐释。如果从中国社会与报告文学发展历程而言，我个人认为有几个特质比较重要。首先，中国报告文学，除舶来文体特征外，还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传传统，中国报告文学有二者兼容的独特性；其次，在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中，报告文学始终以在场者身份显示其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第三，报告文学与虚构类文体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同，报告文学文本与现实具有某种同构性，即文本与社会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互相参证。
刘诗宇：如果借用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体裁分类来说，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在名义上大致相当于“真的小说”。很多小说其实也来自真事，但再真的事情经过作家叙述，也会产生“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意味，所以“真”与“假”始终是小说中的一个问题。当人们发现还是真事更能吸引共情，主流意识形态也更看重真人真事的宣传、教化功能，于是报告文学就应运而生。我们无法就“报告文学”是否完全真实这样的问题“较真”，至少这种命名为读者和作者赋予了一种“信任关系”，使报告文学阅读有了和小说阅读不同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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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鑫：近年来，非虚构创作风生水起，似乎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形式与报告文学双翼齐飞。到底如何区别看待非虚构与报告文学是大家争论较多的话题，请您谈谈您眼中的报告文学与非虚构。
何建明：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在字面上具有统一性，报告文学的第一个要义，就是它的材料和叙述的内容都必须是“非虚构”的，即真实的，不能有假。“非虚构”三个字本身就是“不能是不真实”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是同样的。但由于“非虚构”更广于“报告文学”，所以今天的一些写作者所写的“非虚构”，其实还包含了一大部分内心深处的感觉和感受上的“真实”，所以这部分的“非虚构”其实与报告文学的公开性、公然性和社会标准意义上的“真实性”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差异也在于此。
陆天明：如果要将我们讲的“报告文学”和西方文体理论中勾划出来的那个“非虚构写作”区分开，我想就在我们多了“文学”二字上。报告文学一定是纪实性的非虚构的。但世间所有纪实性的非虚构的文字不一定都入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报告文学”之门。原因，我想就因为我们这个“宝贝”后面缀了“文学”二字。常规中的“报告文学”在纪实和非虚构叙事时，常常对“事”和“人”会进行文学性的装饰。会更注重叙事者个性体认。它的纯客观性往往或一定会染上叙事者自我表演欲望所产生的色彩。而这一点往往会被非虚构写作者所“鄙视”，却又是不少报告文学作者所津津乐道的。换一句话说，前者重视的是“这是事实，我就要把它写下来说出来”，而后者则强调“这是我选中的一个事实”“我要用我的方式把它写下来说出来”。
朱秀海：二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吗？如果有差别，会不会是在非虚构这个称谓上？非虚构的东西很多，很多非文学的东西都是非虚构的。我非常怀疑非虚构作为一种称谓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它是文学的，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一个乍听起来和文学无关的称谓呢？如果它不是文学的，谁又需要这样一个称谓呢？是要和报告文学有所区分吗？或者是认为这样一种区分可以让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内容更加宏阔，意象更加缈远，意境更加深邃，如果是这样，它们也正是优秀的报告文学的标准呀。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非虚构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称谓因何而起，所以也不明白它的突然出现有什么非如此不可的合理性。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不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称之为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史记》被称为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很重要吗？真正重要的是《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张 陵： 报告文学继承中国文学的纪实和史传传统，但和现在流行的“非虚构”没有任何关系。有一点文学理论认知的人都可以很快发现，“非虚构”实际上是一种小说理念的延伸，或者说就是小说理论的组成部分。当代世界，“虚构”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的确碰到了大瓶颈。不仅受到读者的挑战，更致命的是受到“虚构”自身的挑战。文学“虚构”能力和水平的停滞和退化，严重威胁着“虚构”作为文学的统治地位和传统威望。“虚构”文学不得不朝“纪实”方向突破，以破解自身的危机，寻找新的出路。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非虚构”理论和观念，都是为了拯救“虚构”也就是小说的危机，都带着鲜明的小说思想立场和清晰的小说理论模式。西方的“虚构”碰到这个问题，中国的“虚构”也可能碰到这个问题。如果是小说放下身段，向“纪实”求助，那倒是小说的突破和创新。如果像中国当代小说思想那样，借助西方的“非虚构”，试图制造一种所谓的“非虚构”文体，来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否定削弱或代替中国报告文学的话，那么就是一种强势文体的偏见与傲慢。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短板很突出，面对具有理论雄厚的小说支撑的“非虚构”的攻城略地，文学话语权不断在丧失。对此，中国报告文学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建设和理论作为的话，那么很可能有一天，中国报告文学只是写作上的实际存在。
刘醒龙：文学理论有将“报告文学”表述为“轻骑兵”，文学事业发展到今天，“报告文学”的“轻骑兵”特征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强化类似《史记》的作用，作为“重装甲部队”描写时代重大变革与显著进步的文学重器。反而是近几年才流行的“非虚构”，将轻骑兵的角色接了过去。
徐 剑：我的老师周政保先生1999年出版的《“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一书中，对于报告文学与非虚构之间的关系做了全面的阐述，我深以为然。报告文学和非虚构，雌雄同体，一妖两面，一个是处庙堂之高，一个是处江湖之远；一个是殿堂性书写，一个是民间叙事；一个是宏大题材，一个是生活世相；一个侧重于时代脉搏，一个注重命运情感。但无论写什么、怎么写，真实性都是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共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底线，亦是高压线，偏离或者背离了真实这一基石的报告文学与非虚构书写都将被钉在文学史的耻辱架上。
梁鸿鹰：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就是它们同属纪实性文学，而不是虚构性文学，与小说诗歌之虚构有着本质的不同。报告文学强调作者站在当今社会的立场上，更为直接地表达思想，肯定当代社会思想意义，体现价值观的引导。非虚构从广义上说涵盖范围更大，可以包括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甚至散文，在不得虚构这个意义上说，同样与小说、戏剧及诗歌形成对立关系。狭义的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相对应，更强调书写的客观性、在场性、亲历性，而不一定非要具有很强的政论性和时政性。
丁晓原：现在的中国文学界，报告文学和非虚构俨然是两个壁垒森严的领地。报告文学以国家叙事为主，在主题写作中一枝独秀，近似国家定制；非虚构则基本上以“老弱病残”为主角，以社会问题揭示为旨归，有一种社会学文本的形态与意味。我们看《纽约时报》近年选出的年度非虚构图书，既有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科技议题的宏大叙事，也有关乎个体生存的小微叙事，相当于我们的报告文学和非虚构的“合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问题来——各自为政的偏窄。显然，非虚构比报告文学的含意要丰富得多：一是作为叙事方法的非虚构，最初的美国非虚构写作，其实是“非虚构小说”，作品选取的新闻题材，核心的故事是真实的，但在具体的叙事中采用了小说虚构、想象等方法。非虚构是这类写作中的新闻叙事；二是作为文类指称的非虚构，文体基本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类，两类之中又包含了许多子类，报告文学是非虚构中的重要一体；三是作为写作方式的非虚构，就是指作品的生成有赖于作者深入的采访、田野调查、文献查证等，拒绝主观故意的无中生有的虚构和想象；四是作为作家与现实关系精神指向的非虚构，以对实现的参与关注和介入，反拨对现实的疏离，纠偏创作中的凌空蹈虚。从一定意义上说，非虚构是一个文类的指称，报告文学是一个文体的概念，两者共有一个同心圆，只是它们的半径不一样。我以为，不管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关键的不是称名本身，而是要有效地呈现出具有现实价值、历史价值和人性价值的客观存在，揭示出不应被遮蔽的事实的真相。
任林举：据我个人的认知，我觉得把非虚构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文体可能是一种误会。当然，在某一个虚构文体中比如小说领域，提出“非虚构”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妥，它就是指非虚构小说，也是小说的一类，只是它并不是独立于所有文体之外的一个文体概念。实际上，非虚构是一个类别概念。文学，从大的类别上分，就是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报告文学、传记和散文等自然都属于非虚构类。细想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本不需要争论。
李朝全：非虚构并非一种文体形式，而是一种文本类型亦即文类，或者是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创作方式和写作的策略。非虚构的英文原词是non-fiction，直译为“非小说”，它与小说（fiction）、虚构对立。换言之，凡是非小说的文本均可归入非虚构文本类型。因此，非虚构文本或非虚构创作既包括非虚构文学，同时也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科学著作等。“非虚构文学”的概念首次被引入中国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在2010年借由《人民文学》杂志的加持助推而成为文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根据《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创作首倡者李敬泽的观点，所谓的“非虚构”其实就是一只“乾坤袋”，可以装进各种庞杂的无法为现有文体分类所囊括的作品。由此可见，中国当下所谓的非虚构并非一个自洽的完备的概念，它自2010年出现以来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不完整的概念，甚至是一个“先天缺陷儿”。换言之，非虚构在大家的热议和热捧中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圈套”，一个叙事的圈套。由于先天不足，非虚构在中国兴盛一时而常感后继乏力，其“先天不足”的“缺陷”后天可能无法弥补或超越。十余年来，中国的非虚构在自己的轨道上越行越远，日益背离自己的本义，乃至颠覆本义，产生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怪胎”式文本，譬如曾经甚嚣一时的所谓的“非虚构小说”。“非虚构小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矛盾体，因为非虚构创作要求文本必须遵循不虚构、反虚构或否定虚构的写作要求，而小说的本质属性却是虚构，二者水火不容，相互对立。这种非驴非马甚至是“四不像”的动物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无法繁衍延续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严格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标注为“非虚构”的作品大多是一种小说化的文本，严格来说它们应该归入小说，只不过其人物、故事原型可能采自现实生活中一些真实的具体的人和事，但是作者却对这些人和事进行了重新的组合排列和艺术再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我们所读到的多数的“非虚构”文本，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而只是披着“非虚构”外衣的小说。非虚构文学与我一向所倡导的广义的报告文学或“大报告文学”的范畴是重合的、对等的。换言之，非虚构文学即是“大报告文学”，拙著《非虚构文学论》即采用了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报告文学杜绝虚构、编造，杜绝凭空想象和“无中生有”，报告文学所描写的内容皆应是可被反复验证或不可被证伪、不可被否定的，它是一种历史真实、判断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当然，我们不反对报告文学借鉴吸纳小说笔法及手法，恰恰相反，不同文体之间的交锋交错交融，对于报告文学自身的健全、完善与发展，激发报告文学的生机与活力也是有益的。
刘笑伟：我个人认为，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没有本质的区别。报告文学的创作，本身就要“非虚构”；非虚构在本质上也是用文学的方法和手段向社会大众的一种“报告”。可以说，非虚构是报告文学的“方法”，报告文学是非虚构的“目的”。之所以提出非虚构这个概念，可能是有人认为报告文学的宣传意味比较浓，是“歌德派”文体，也还含有某些虚构的成分。但这些短板本身，也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需要警惕和克服的。我不主张把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对立起来。
李晋雄： 2011年，青年女作家乔叶发表了非虚构小说《拆楼记》，乔叶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姐姐一家所面临的拆迁：在知道要拆迁之前，百姓下有对策，各家各户争先恐后地盖楼——盖楼意味着被拆迁时分的赔偿金会更多。管理者上又有新政，不服从拆迁、扰乱拆迁秩序者，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都将受到牵连。作品由于题材的非虚构性和故事细节的烟火气而引起很多读者关注和专家好评。如果说文学样式的发展也有青春期，成熟期，那么，现在非虚构创作已经被读者认知和喜爱，进入生命蓬勃的发展阶段。但如果假设我们把它写成报告文学呢，我觉得又有不一样的精彩，对比小说，它会少了一些主观的文学想象力（虚构），但会交待整个拆迁的背景和历史，人们会觉得它更有新闻性，有客观性，因此，更有可信度。对比纪录片，因为它用文字，有作者的感情在里面，所以，它比纪录片更有温度。
秦 蕾：“现实永远比小说更精彩”。“非虚构”一定是报告文学最主要的特征，也是报告文学生命力的所在，它满足了人们对于真实的渴望，也让生活被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看到很多对于报告文学到底能不能虚构的讨论，我个人认为凡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完全避开虚构。需要分清的是我们在哪个层面、在什么样的“度”上去理解虚构。报告文学之所以被冠以文学，就是承认了它可以使用艺术的手段使现实升华，并使现实更有感染力。而艺术的手段就是对于现实的某种意义的虚构与提炼。所以，报告文学应紧紧围绕“非虚构”这一创作理念，在符合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而不是为了所谓艺术而去虚构现实。
王威廉：很显然，“非虚构”是个比“报告文学”更大的概念，它意味着只要不是虚构的，那具体写什么、怎么写是比较个人化的，有着较强的灵活性。而报告文学历经多年，已经有着相对成熟的范式。
纪红建：如果从文本上探讨，其实没什么可谈的。报告文学是与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等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虽然发展历程只有百年之久，但已经发展成当代文学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文本之一，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文本在不断自我突破与完善，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而非虚构在国外虽然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在国内盛行也还是近十年的事儿，除了将报告文学归入其中，还将纪实小说、散文等纳入其中。但在当代中国的文学谱系中，非虚构显然不是一种文学体裁，而只是一种概念，或者说一种现象。将一种概念或是一种现象，与一种传统的文本进行对比、谈论，缺乏讨论的基础。当然，这些年总会有理论家或是作家对此进行讨论，甚至争论，这也折射出报告文学知识谱系，特别是理论建设的不够完善，其影响和地位还有待提高。虽然存在个体视觉下的“消极写作”，也存在生产了大量猎奇、失真的“真实故事”，从而让非虚构备受诟病，但其在叙事、修辞、结构安排等写法层面上也有报告文学可借鉴之处。
成孝湜：作为一个影视编剧来说，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许多次主旋律影片的剧本创作工作，一个先进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的、翔实的有关资料，根据这些经由我们写出故事性来。在我看来，我们当下大量阅读到的“非虚构文学”就特别像是写剧本要参考的大量资料；而“报告文学”所呈现的更像是主旋律题材的文学剧本，也就是把线性的、一丝不苟的资料素材，改造成更具有可读性、可看性的阅读趣味体现。
萧 森：我个人觉得报告文学是偏向于对真实事件的经过和意义呈现，而非虚构则更倾向于对某一真实事件的文学表现。换句话说，报告文学更客观，而非虚构更加主观，无论是立场还是细节描写，非虚构都更文学化，也更个人化。
高 岩：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关系，我觉得更像是子与母的关系，报告文学的起源和她宏大的母题性，其实在诞生之初，已经囊括了很多文学题目与划分的边界，报告文学的边界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宏大的、宽广的。相比之下，非虚构文学的指向性更强，目的性也更强。
黄菲菂：非虚构是针对虚构而言的，报告文学是非虚构文类的一种。但在概念有意无意地混用中，非虚构似乎有取代报告文学的意思。有些作品明明是报告文学，但出版时会打上非虚构的标签。本质上来说，报告文学写真人真事，姓名地名都不可虚构，而非虚构提倡的真实是基于事实原型的真实，后期进行过虚构的加工。换言之，报告文学的写作要承担书写真实的压力和风险，而非虚构则以真实的名义吸引读者，但内容上却又得到了虚构的豁免，实际上还是属于虚构文学。看似文体的冲突，其实还包含写作立场的区别。非虚构的作家个人立场不可取代以国家和人民立场为中心的报告文学写作。
刘诗宇：报告文学和非虚构，都体现着对“虚构”的反叛和对“真”的推崇。但在中国的文学语境中，非虚构往往更注重对社会阴暗面的挖掘和呈现，通过“真”来形成强大的批判性，更受新闻媒体和普通读者欢迎；报告文学则更注重发现社会环境中出现的积极变化，通过“真”来形成一种示范和感化效果，更多与主题创作结合。从学理上看，报告文学与非虚构一体双生。但在当下语境中，二者很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作家队伍、创作生态、传播接受途径。不一定非要将二者放在一起谈，恐怕更不必相互比较、相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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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 鑫：报告文学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现场感，报告文学作家既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更要用自己的内心去感受和思考，如何处理现实与艺术的关系是进行报告文学创作的独特考验。请您谈谈报告文学写作的公共性与个人性。
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公共性是指我们叙述的对象的事情本身必须具有“大众所关心和关注”的方面。所谓的“个人性”，在我看来，一是题材的内缩性和“个人视觉”。当然也包括了个人化的写作方式。内容上的和主题上的公共性与写作方式上的和个人视觉上的个人性，都是报告文学需要兼顾的，两者的有机统一才是真正好的报告文学。
陆天明：这个问题该听听报告文学作家的感悟。他们已经为这个文学门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让我来妄测，要害在“个性化”。有个性体征的报告方可入“报告文学”之门。否则，就只是报告而已。
朱秀海：任何文学作品首先都是个人性的，是作者对世界的观察、认知和表达。而他要实现这种个人性的表达，则要通过作品是否具有所谓的公共性。这会要求个人性和公共性之间实现某种认知层面的连接。新物理学认为连接就是纠缠，报告文学的写作，和各种类别的文学作品的写作一样，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个人性和公共性是不是能够纠缠，如何纠缠，纠缠的结果是不是能够实现个人性的公共性化，通俗一点说，你的文学有没有人读，他们和不和你纠缠，才是最要紧的。
张 陵：这是目前流行的大学“创意写作”课最感兴趣的关系，并不是报告文学作家写作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当然，如果不认识和掌握中国报告文学创作规律的话，那么“公共性”和“个人性”的关系就会让人很困惑很纠结。必须承认，中国报告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并且这种指引今天仍然在继续。《讲话》主要精神说到底就是文学为人民服务，文学只有“深入生活”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深入生活”不仅是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基本关系，更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报告文学创作从作家的“深入生活”就开始了。很多时候，“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具体的文字写作过程。所谓的“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的写作经验揭示的就是中国报告文学独有的“秘籍”。中国报告文学成功的秘密都在“深入生活”之中。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相关问题包括“公共性与个人性”关系问题，都能在“深入生活”中得以迎刃而解。
刘醒龙：公共性与个人性，或许才是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主要分野。后者带有相对的私密性，那些所谓的亲历，都是个人的不可复制和不可验证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大都是面目不清。即便是叙事中作为亲历者的“我”，看上去证据确凿，是否就等于真实的我，那些归得和归不得的“家”与“家乡”，是否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与家乡，都是存疑的。与之相反，前者往往是典型的公共性，作品的描写对象，作品完成后所面对的阅读对象，都是无法打折扣的现实存在，所要求的要严格许多，必须经得起作品所处社会全方位的核验。
徐 剑：报告文学写作的公共性与个人性不是对立的，而是报告文学作家文学观的一体两面。公共性是一个哲学概念，具体到报告文学，指的就是这一文体的政论性，同时也是报告文学作家文学观的高度凝练与集中体现。报告文学史诗式的书写，对新中国、新时代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与描摹，是一个时代的画卷和留影，在表现重大事件、重大题材方面，天然具有其他文体无可替代、望尘莫及的优势。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其思想性与文学性必定是和谐统一的。作品的公共性主要通过思想性来体现，而作品的文学性展现通道就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个人性。面对同一个公共话题，不同的作家也会因为个性化差异创作出千差万别的报告文学作品。公共性的话题，也是作家独立立场、独立观察和独立书写的最大展示，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
梁鸿鹰：报告文学有着较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严格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不以表达个人经历、情绪为主要内容，从而与回忆录、传记文学式的文字不同，既需要在广泛采访基础上汲取素材，提炼主题，完成对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反映，又要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从历史上看，法国革命、巴黎公社运动、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剧烈动荡的社会生活催生了报告文学，而中国在晚清之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报章杂志的出现，迅疾反映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以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夏衍等为代表的不少作家通过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形式，进行关于民族命运与个人出路的探求，是这一文体的公共性的具体反映，因此，面向社会问题，针对具体的社会现象，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才是报告文学的特征。
丁晓原：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新闻文学，具有一定的新闻性。新闻性关联着社会的公共话题，因此报告文学无论是它的选题取材、主题表达，还是它的传播方式等，都体现出显见的公共性。可以说作品公共性的含量，从某种角度上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价值。显然，报告文学是一种去私人化的社会写作模式。报告文学作家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应当具有主体性的精神创造行为。报告文学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书写对象，但这种反映绝不是机械式的复制。其间有着作者的眼光、判断，浸润着作者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审美观等，作品的表达具有个人的方式。
任林举：不仅报告文学，所有的文学都需要解决好共性与个性的问题。文学是个性化的，是一个作家自己想说的话或想表达的意思。即便是以真实和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报告文学，也依赖于作家个人观察事物的角度和个人的感觉、独到的理解。说眼见为实，是指某一个侧面和角度的真实，并不是全部的真实。一个好的作家和作品，一定能表达自己的情感、情怀又能够被广泛认同，因为他对自己的书写主题总是有不同于庸常的视角、发现、感知和理解，同时又不刻意地兼顾了人类或社会的共性。他是以具有可信度、感染力和穿透力的方式将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传达给读者。公共性和个人性在某些时候是不矛盾的，因为公共性不过是个人性的集合和交集，而人类对真善美的理解和诉求虽然并不整齐划一，但绝不可能大相径庭、格格不入。
李朝全：报告文学写作的个人性体现在文学的个性上，也就是报告文学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个人的性情，独到的思考和独特的叙事、素材剪裁、谋篇结构、表达方式等特色。换言之，报告文学的个人性，更多地体现为个人风格、个人特色和个性化表达。同时，报告文学的个人性也体现在报告文学是一种“有我”的创作，融入了作家个人的思想、情感、趣味和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感受认知方式等。它是一种个人化的、个性化的艺术劳动与创造。而报告文学的公共性，则指的是报告文学所涉及的题材、人物、事件等大多为社会大众所关注，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它所报道的新闻，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大多具有现实意义，具有现实针对性或者同时具备长远价值，报告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内涵、价值具有广泛性、大众性，报告文学通过读者的阅读、文本艺术样式的转换，扩大其影响，从而能够参与或影响经济社会的进展，能够影响或塑造人们的思想、情感、境界。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报告文学具有共享性、共情性和共鸣性，可以引发读者的共情与共鸣，从而与读者分享作者自己的情感、思想和理性思考乃至是对现实的批判，推动社会大众参与历史创造，参与现实进步。报告文学注重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历史大潮同向前行，是与时代和社会发展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一种文体。
刘笑伟：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报告文学的写作，选题上的公共性与表达上的个人性要完美结合。报告文学写作的公共性，决定了其选题必须具备时代性和新闻性。这里说的公共性，指的未必是多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多么著名的人物，而是这个事件或人物背后所折射出的时代印迹。至于个人性，是针对报告文学的文学化表达而言的。每个作家观察事物、构思文章、剪裁材料以及作品的结构，语言的运用，细节与人物的描写等等，都肯定是有差异的。不同的作家一定会有不同的写作面貌，这就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个人性。公共性决定了报告文学的时代性是否鲜明，个人性决定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否醇厚。
李晋雄：作为读者，我觉得报告文学的文体基因中有很强的公共性，因为它的非虚构内容，一些题材本身就具有介入性、干预性和批判性。报告文学作者又大多受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的影响，有深切的使命感，所以一直以来，报告文学和纪录片都有宏大叙事的传统。但发展至今，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纪录片创作，都开始多样化，选材从社会宏大主题到民生细节逐渐放下身段，开始更多关注大历史中小人物命运的变化。这是报告文学从高大上走向寻常百姓家，也是文学即人学的注解和体现。一些新的作品关注了以往未曾关注的领域，对事实有了更加细腻体贴的解读方法。比如作家杨晓升的《失独，中国家庭之痛》就以独生子女意外夭折的事变，来关注“失独”老人无法平衡的生活、审视当代家庭问题。虽然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举国政策之下，但他着笔的记录并非宏大叙事，而是落实到了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甚至不怕家长里短，整篇作品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作为纪录片人，我自己也曾经用了七年时间，来跟拍一个月嫂，记录了一位30岁的乡村妇女，如何从头学起，在北京立业安家的故事。纪录片《阿姨来了》也是城市化大背景下，小人物实现自己的梦想，改变命运的样本。
秦 蕾：公共性和个人性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报告文学内容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作者个人视角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辩证的过程。无论是一部报告文学的创作，还是一部纪录片的制作，甚至是一条新闻、消息的发布，都无法避免创作者的个人感受与体验对于作品呈现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客观永远是相对的。具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其实正是作品魅力的组成元素，也是一种艺术的浪漫。这与报告文学的“非虚构”属性并不冲突，而是让报告文学具有了更加多元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真实。
王威廉：报告文学的公共性色彩是要大于个人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公共性”保证了这种文体的高度时效性。时效性与文学性并不矛盾，在这里，我更想强调时效性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如何看待、如何塑造自身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纪红建：我认为报告文学写作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题材和采访上。报告文学大多关注现实，关注国计民生，关注社会热点、焦点事件等，所写事件和人物，大都已经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的事件和人物，不是个体体验，属于公共资源，谁都可以去采访和创作，比如这几年创作的反映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作品数以千计，以袁隆平院士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数以百计。这就是公共性。但数以千计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作品，数以百计的关于袁隆平院士的报告文学作品，真正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却凤毛麟角。为什么？大多缺乏写作者个人性的表达。个人性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情感和思想的个人性表达，一是语言方面的个人性表达。特别是情感和思想的个人性表达，这要求作品中体现出写作者浓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以及对事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独特理解和思想呈现。
萧 森：报告文学的公共性也就是真实性是压倒一切的，其次才是报告文学的个人性。个人化的表现必须在公共性之下，也就是说，当公共性与个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性应该让位于公共性。而在公共性一致的前提下，才可以尽情发挥作者的个人性。
高 岩：以现实为基准的报告文学的公共性更强一些，相比之下，个人性是要服从于公共性和现实性的，相比公共性，个人性更该是点缀与美化，而不是核心的，无论要传达给读者的要义与核心是什么，前提是，这种核心的存在，作者作为记录者，要知晓其核心是已经存在的，而非不存在，由作者创造的，要区别于发现与发明的关系，在这点上，个人性是要服从于公共性的。
黄菲菂：我理解报告文学文本与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报告文学应当是一种超越个人经验的，重在从集体的、时代的宏观视角去考察现实与历史的具有鲜明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特殊文体。这就决定了报告文学作家更多选择那些能反映时代主题、聚焦时代问题的人物和事物为书写对象。而个人性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主要体现为主体性。报告文学书写客观真实是为了达到事物的本质真实，求得事实真相。作家的主体性也就是在从事实真实走向本质真实的过程中呈现出来。
刘诗宇：好的文学肯定是公共性和个人性的集合，但在报告文学这里却必须加以限定。首先说公共性，小说或诗歌作者沉浸在自己的狭小天地里可能还“说得过去”，报告文学作家则不仅要有相当的经济学、社会学知识素养，对今日社会有全面认识，更要有深入现实生活的行动甚至是田野调查的功夫。这样才有可能从大事件的写作中，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公共性。再说个人性。小说创作以天马行空的虚构彰显个性，报告文学则必须忠实于现实。但在“记录”之余，优秀的报告文学也一定能体现作者对所写对象、事件的认识和判断。此时报告文学作家就不仅是作家，更是相关问题的研究者、阐释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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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 鑫：艺术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在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中都需要很好地协调，而传统的报告文学似乎有着只强调现实真实的倾向性。而当下一些前沿、前卫报告文学作家似乎并不认同传统的倾向，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真实，在努力探寻属于文学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方法，这就形成了报告文学创作上的两种主张和倾向。对此，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何建明：报告文学的“报告”是指材料的公共性、公众性和社会性。文学是指其书写的方式与方法。两者缺一不可。忽略“报告”的内容与明快性、大众性、丰富性，是一些小说家转化为报告文学写作的普遍毛病，过于叙事的拖泥带水；而记者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通常又少了文学性，叫人感觉乏味无趣。“报告”是为文学准备的，而“文学”是为“报告”服务的。
陆天明：报告文学如有必要单独列为一种文本体裁，它必须有“文学”元素的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报告文学中的文学元素以什么形态存在，占比多少，只要不损伤“内核的真实性”，就允许各显神通，各展身手了。无论如何它必须有文学性带给它的阅读张力和审美快感。有内核真实带给它的直戳人魂的力量。
张 陵：多年来，“报告文学不是文学”“报告文学要提高文学性”的杂音一直不绝于耳。报告文学是一种强化纪实文学的时代特质和现实问题导向过程中形成的“真实”的文学。如果把报告文学排挤出文学的话，意味着把纪实文学也排挤出文学。报告文学和其他文学文体一样，都有一个不断提高文学品质问题。必须坚持报告文学就是文学的前提下，才能具体讨论报告文学如何提高文学品质以及补齐修复创作上的短板等的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现在说的“文学性”，通常都是以“虚构”的“文学性”作为标准。对“纪实”类的文学来说，这个“标准”定得是否正确精准，是否符合报告文学的实际，倒是值得文学理论批评去探讨的。
刘醒龙：报告文学这些年从社会文化的前沿急剧后撤，主要缺欠是“文学性”减弱了，“报告”的分量加大了。举个例子，一九九八年六七月份，我第一次去西藏，写了平生第一首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几年后，一位同行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名叫《西藏，用胸膛行走》。且不说其他吧，仅就字面上看，差不多的两种文字，其中意境，正好似两种文体，前者文学意味较浓，后者报告性质突出。诗人徐迟当年所写《哥德巴赫猜想》，人人都说是报告文学，个个读起来所感受到的尽是浓浓的诗意。至于是用“文学”来“报告”，还是将“报告”当“文学”，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问题只在于如何找出二者之间的黄金分割线。
徐 剑：如果把“报告文学”当作一个词组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偏正结构。“报告”是定语，是用来修饰、解释、框定主语“文学”的。“报告”在这里等同于真实，毕竟真实是报告文学不能突破的底线，失却了真实，报告文学就丧失了生命。报告文学的“报告”与“文学”的关系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那就是“报告”指代的是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报告文学必须要有“报告”，没有“报告”的报告文学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同样，报告文学的“文学”也不可或缺，没有“文学”的报告文学就是精气神，就失去了审美价值。因为报告文学与诗歌、小说、散文一样，同样启迪灵魂，是直抵阅读天堂的文学文本。
梁鸿鹰：报告文学的“报告”主要是强调新闻的及时性、大的信息量，以及对时政等一些问题的立场的表达及分析议论；“文学”则主要指结构的独特、语言的优美诗意，是在达成这一文体的审美性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丁晓原：报告文学的“报告”与“文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对此茅盾先生在80多年前写的《关于“报告文学”》中就曾作过基本的论说：“‘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好的‘报告’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等等”。这里的关键词是“新闻性”和“形象化”。我想“报告”和“文学”的要义就包含在其中。
刘笑伟：捷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埃贡·艾尔温·基希说过这样一句话：“事实对于报告文学作者只是尽着他的指南针的责任，所以他还必须有望远镜，和抒情诗的幻想。”我觉得基希的话很好地解释了报告文学中“报告”与“文学”的关系。报告文学的素材必须是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都应该有据可查，经得起历史的、实践的、大众的检验。真实的“报告”是一部作品的指南针，必须遵循这个方向行进。但是这个“报告”不仅仅要有素材的真实，还必须具有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实现途径就是文学，也就是基希口中所说的“望远镜”和“抒情诗的幻想”。如果一部报告文学只有“报告”，而无“文学”，那就像一首歌词没有音乐，一只小鸟没有翅膀。
任林举：如果说，报告文学的发端是以记录、呈现或报告为主，那么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和文体的逐步成熟，随着生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人类的行为和精神活动都具有了潜隐性，很多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都潜藏在远离表象的深层，这就要求报告文学也要相应地进入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对文学性的高度强调，已经成为报告文学发展的自身需求。如此，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无论从视角还是创作技法上，都应该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简单到复杂、由呈现到思考、由强调现实事件的呈现向人性和命运深层渗透的深刻变化。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要想让报告文学保持它应有的辉煌或存在价值，作家们必须要有一个高度的文学自觉，努力使报告文学在文学的向度上有一个深度回归。
李朝全：报告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不等于报告文学要采取一种照相式的、镜子式的被动的反映，而应该是一种能动的、积极的、艺术的反映，要运用艺术化的表现和表达。这就需要作家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对创作素材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和艺术锻造。报告文学的报告性指的是它所传递的信息和内容具有新闻性价值。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则指的是它必须是一种艺术的讲述，能够引起人们情感共鸣，能够作用于人的心理、心情和思想、精神世界，也就是要运用艺术的方式来处理素材和题材、人物和事件，要通过必要的丰盈的想象，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对历史真实、事件真实进行艺术性的加工和表现，要充分发挥作者的艺术想象力和表达力，体现作者的思想、审美感受力和领悟力。优秀的报告文学一定是报告和文学的完美统一，是艺术化的文学报告。
李晋雄：上小学时，父亲选了一些文章，说是范文，让我背诵，其中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记得当时费了很大的力气背它，但内心觉得语言不够美丽，因此总是记不住。但看过《祁连山下》，文中描写的人物命运其实不大懂，但一些文字深深打动我，记得当时用练习本抄下自认为美丽的词句：“到敦煌去！是的，他也知道这并不是容易的事。那是在‘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塞外，在河西走廊的尽头，在祁连山下！要到那种地方去，需要像古代的张骞一样的精神，像古代的苏武一样的毅力。”“人一进这个洞窟，便掉进了染缸似的，整个都掉落在色彩的世界中，热烈的红色调子是基调，千万种色彩旋转在你的周围。” 直到今天，一看到这些句子，一幅幅绚丽的画面就呈现在眼前，情绪时而激动，时而惊喜，心情起起伏伏，不忍卒读，但又舍不得放下，这就是文学的魅力，简直比虚构的小说更传奇更精彩。
秦 蕾：我认为报告是观察，文学是升华。所谓报告是观察，是指作者对于生活真实的捕捉与选取。这考验的是创作者的敏锐度。这种敏锐度是基于生活的经验、对生活的思考以及创作的能力。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创作者可以挖掘到最符合时代、最受到关注、最具有意义的故事与题材，使得“报告”更有价值；而“文学”是升华，是指创作手法以及对现实的再编辑。高明的创作者能够运用高超的创作手法让“冰冷”的现实充满了温度，也能通过“再编辑”让“无序”的现实更加有逻辑。
王威廉：“报告”就是公开陈述，“文学”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偏正结构，“公开陈述”是这种文体的灵魂。现代小说更倾向于私人生活领域，但我们不能忘记，文学是有公共性面向的，报告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这种公共性。
纪红建：我在前面提到了，“报告文学”四个字的落脚点在“文学”二字上，“文学”才是报告文学的根本，或者说本质。但这并不是说不要“报告”了，“报告”同样重要，它要求报告文学作品具备强烈的使命感和时代特征。“报告”是对写作者思想、哲学等知识的考量，“文学”同样是对写作者文学修养的考量。同时，“采访”，或者说“行走”，也在“报告”的范畴，有些写作者虽然深入采访了，但不一定能够具备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其写出的作品，即使有一定文学性，也失去了报告文学生命的意义——真实。
成孝湜：我觉得这更像是在探讨“报告文学的文学化”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报告”更像是一块土壤，而“文学”则是这片土壤生发出的植被。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必须是未经虚构，但又极具文学美感的文本。二者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而通过文学语言、叙事节奏的控制掌握则更见文学功力。就像《建国大业》这样的影视作品，里面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但我们觉得好看的亮点不仅仅是真实，其中服化的色彩搭配、镜头的调度方式、演员的表演功力，这些影视作品中对于历史原型的二度创作，就类似于我理解的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性。
萧 森：报告文学首先应该是报告，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呈现一个真实事件或是新闻，而非作者本人的意愿，也更不是虚构的文学创作。所以“文学”应该从属于“报告”，二者是主次关系。
高 岩：报告文学的促成，是文学，而非报告，报告只是对于文学的修饰与规范，而非核心。美味的苹果与漂亮的苹果核心都是苹果，而不是美味与漂亮，失去文学性的报告，只是辞藻和数据的堆积，毫无意义。
黄菲菂：报告文学从“报道”“特写”发展而来，“报告”在这里是对事实真相做出披露和报道的意思，不能理解为下级对上级的工作汇报。“报告”当然就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在这里是报告文学的文体定位，即报告文学属于文学的范畴。就对报告文学写作的文学性提出了要求，要用文学手法记事写人。《包身工》《谁是最可爱的人》《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哥德巴赫猜想》等经典报告文学作品就很好地处理了“报告”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刘诗宇：“报告”是个带有政治生活色彩的词汇，它与“文学”结合的意涵就与字面意思近似。“报告”为“文学”提出规则，但也赋予其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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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 鑫：我们刚刚谈到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各位老师都从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出发，谈了自己的观点认识或者追求方向。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又该如何区别于其他文体而能否自成一家，请您进一步谈谈报告文学叙事的审美化。
何建明：报告文学叙事的审美化，不单单是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它还包含了鲜明的政治性、立场性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一点谈报告文学的审美性就是狭隘的，非报告文学的。
朱秀海：我认为所有的文学手段都可以用到报告文学的叙事之中。当然所有的文学体裁都有它挥斧运斤的边界，报告文学当然也有它作为“报告”的边界，但是又有哪一种文学体裁不是在边界内构建自己审美的幻景呢？一切叙事、描写、心理描写甚至心理分析，乃至于意识流，只要不超过“报告”的边界，我认为都是可以使用的手段。难道我们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胡思乱想，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就不胡思乱想吗？这里归根结底还是个文学化的问题，你没有这些文学的手段，就不会有文学的表达，那它还是文学吗？还是报告文学吗？
张 陵：中国报告文学正在苦苦期待着理论评论建设来揭示深刻中国报告文学之美，来建立中国报告文学的审美标准和审美体系，引导读者从审美层面上接受报告文学。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期待还远远没能结束。
刘醒龙：报告文学接近散文是天经地义的，千万不要向小说靠拢，就像时下的诗歌等，越来越流行小说的套路，其实是自断后路。
徐 剑：这个问题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报告文学的审美价值集中在作品的文学性上。文学的审美是一个广义的审美范畴。报告文学的叙事本质是重构真实的过程，是逼真再现，是客观还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优秀的报告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史和精神史，有审美高度，更有哲学向度。
梁鸿鹰：提升报告文学作家的审美能力是当前创作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既需要作家打开生活面，拓宽报告文学的视野，在国家建设、地区发展和社会变革等宏大主题的开掘之外，向更多的社会领域探索并描写。现在很少能够看到那种结构精巧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家要在锻造文本结构方面下大功夫，激发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而见人见事见精神，更切身的真实性，有赖于对新闻性的更广泛锻造。深刻的思想性，来源于对深厚的作家的思考能力，讲究，作家对生活的沉浸，博览群书和多思多写，才能锻造越来越多思想、技巧见新意的审美范本。
丁晓原：第一，报告文学作为叙事文学样式，它和小说一样叙事性是文本生成的基本构件，只是小说的叙事性由虚构获得，报告文学的叙事性来源于叙事对象本身。第二，故事性是人作为生物的“天性”之一，所谓“叙事审美化”，就是要通过有效的叙事，满足作品接受者的审美需求。第三，报告文学的故事性存在于生活之中，深入采访，发现、发掘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传奇性是前提。第四，作者需要依据非虚构叙事审美的基本规律，对生活原型故事进行选择、调度、重组，重视故事与人的再现。第五，及物体己的个人化叙事语言的配置。
任林举：如果讲文学性，可能各种文体都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这是个性，也是局限。比如诗有语言和体量的限定；散文有叙事主体上的限定；小说有故事、细节及介入尺度的限定，而报告文学在文学表达方式上却基本没有严格的限制，它的限定领域只在于非虚构或主体、故事、细节的真实。本来报告文学可以用新闻叙事方式，也可以用小说或散文叙事方式，在修辞手法上也没有限制，可以夸张，可以想象，也可以比喻或象征，但就有人误把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学手法误认为是虚构类文学作品的专利。既然在语言、叙事方式、修辞手法、主体结构上没有制约，那么只要在报告文学的叙事中自觉运用，自然可以到达文学的自由之境。
李朝全：从本质上说，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其他文体的文学性并无区别。报告文学的特异性或审美特质在于它特别强调新闻性与真实性，这是其最鲜明的辨识度所在。因此，报告文学的艺术性或艺术加工是有底线的，也就是要确保其真实性，这也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所系。换言之，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加工、艺术想象是不能背离真实性原则的，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所刻画的人物、所描写的内容必须是可以验证的或者是不可被证伪的。如果背离了这一根本，那么报告文学自身的自立性也就不复存在，这样的文学作品实质上已不能被冠以报告文学的名分。报告文学叙事的审美化，与其他文体是相似和相近的，它也要通过美的语言、美的构思、生动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来打动人、感染人，动人以情，动人以理，动人以思，要在情感上、心理上、思想上和精神上打动读者。报告文学叙事亦须追求美言美文，美的结构和形式，也应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一首优美的诗歌。这，应该是报告文学叙事审美化所追求的高度。
刘笑伟：这个话题有启发性。报告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叙事学，也就是要讲好故事。报告文学要自成一家，就必须具备自己的叙事风格，形成自己的审美。我觉得在全媒体语境下的今天，在众多报告文学作家对如何叙事进行了无数艰辛探索的今天，要做到“融”。融合为美。这就引出了跨文体写作的可能性。有人说，报告文学写作的文学性就在于能否跨越文体。虽是一家之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媒体融合的时代，报告文学写作的困境与突破路径。客观上，文学形式的相互兼容，为提高报告文学写作的文学性提供了新的路径与可能。
李晋雄：现在，新作品很多，阅读时间却很少，看什么书，经常要先看评论或听人推荐，真正是报告文学让我说声爱你不容易。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对生活和社会是否有独特的观察和一定的预示，这种观察还要有审美创造，让阅读者能够感受和体验，引起共鸣，力求精炼。2020年新冠疫情，虽然是人类灾难，但真正出了不少报告文学好作品，比如《感谢纸尿裤》，用较短篇幅浓缩了第一线重症病房和90后男护士的感人故事。信息量大，刻画细腻生动，写出了小人物小物件的大情怀。介于散文、小说和新闻之间的叙事风格，有着特殊的美感和意蕴。
秦 蕾：可能这个话题对于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的研究者来说更有意义。对我来说，可能都是在“真实文学”这一类中。对于文学作品，很多手法都是相通的，只是在于对于生活真实的选取角度和艺术概括的方式。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就是“再编辑”，之所以使用编辑这个词，就是并不改动素材真实本身，而是从不同的叙事逻辑切入；而对于比如小说，就是“再创作”，是可能超脱素材真实本身的再创作，是重新构建的故事逻辑。
王威廉：叙事的艺术已经牢牢占据着文化的生产，报告文学肯定要在这方面不断进展。如何讲述现实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讲清楚一件事，更是为了展现一种更广阔的现实。而审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一方面保证了文本具有艺术价值，一方面只有它才能在严肃的公共性与柔软的个人性之间寻找平衡或对接。
纪红建：这属于报告文学中“文学”的问题，也就是文学的表达，具体地说就是文学叙事的问题。优秀的报告文学一定是叙事节奏、故事节奏等都把握得非常好，多用描述性语言，让作品更加生动、深刻。在此基础上，还应通过一个个场景，特别是设置戏剧性场景来展现情节的发展；充分让人物发声，让故事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在对话中得到自然呈现；多描写打动人心的细节，使得作者的文字和读者的心灵能够抵达新闻报道和小说想象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通过各种不同角度的观察，使读者了解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特征。反之，一些完成度不高的报告文学往往多用叙述性语言，没有将采访资料吃透和融会贯通，只是将故事作简单描写和呈现。当然，于报告文学而言，文学叙事的加强，必须在保证真实性和可信度的前提下进行。
萧 森：我觉得报告文学叙事的审美化首先还是它的真实性，如果缺乏真实性，则报告文学没有立足之地。我曾经做过几年的新闻工作，了解新闻的客观性。之后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和编剧工作，同样也了解些创作的主观性。所以我认为报告文学叙事的审美不能与文学等虚构作品等同，而是应该立足在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纵向背景的挖掘和深刻细节的展现，并最终达到对事件真实的还原和呈现，并对其形成和影响作以深度的诠释。
高 岩：文学都是美的，报告文学的美，是其真实性的，存在于现实性的，介于理性中的感性的，这样的美丽是报告文学的魅力与努力的方向。
黄菲菂：读者是通过作者的文字和叙事来进入阅读的。情感能打动我，文字能吸引我，才能完成有效阅读，接下来才会触及思想性等其他问题。所以我想不只是报告文学，只要是文学作品都会特别注重叙事的审美化，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在报告文学这里，坚持客观真实和叙事审美化并不冲突。
刘诗宇：文学终究是要给人读的，没有人读的文学迟早进入危险境地。叙事是影响读者好恶的关键因素，叙事审美化能有效地让报告文学与一般的新闻报道相区别，是报告文学树立尊严与价值的关键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报告文学创作和小说创作可能是“两码事”，因此审美化也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追求审美而改变事情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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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 鑫：在新媒体时代，“短阅读”成为日常阅读的主流，而“深阅读”似乎才是文学及报告文学的诉求。请您谈谈新媒体时代报告文学应该如何应对和发展。
何建明：多写，写好，写得读者满意；对时代的进步，具有推动意义和推动作用，这才是今天报告文学应有的功能和职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从不为什么样的“新媒体”形式所困扰，恰恰越来越受到新媒体的模仿和复制，这就是报告文学不朽之处。
陆天明：如果报告文学写作一定要在自媒体时代争取生存率，我想可能要格外地扬己之长，“击”他人之短。自媒体是个平台，这个平台无论怎样强大，毕竟还是要“以内容为王”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它的短板。它惯做了流量为王的事，注重短平快。但社会的人不可能只沉浸在短平快的热闹和喧嚣中。而我们的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在思索的深度、综合的厚度、涉及的广度、语言的完美度等方面一而再、再而万地惊艳并震撼这现实世界。
朱秀海：新媒体时代对报告文学的写作会产生什么致命性的影响吗？对一名职业作家来讲，任何时代都不应当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除非时代影响到他不能写作。不过不能写作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新媒体时代其实非常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包括好作品和坏作品。如果你的作品写得好，既是报告又是文学，而且是好的报告和好的文学，那么多的网络平台都在传播你的东西，这当然是好事。新媒体时代也可能传播不好的报告和不好的文学，但是这样的平台真的会有人长久关注吗？所以我认为可能真没有什么应对和发展的问题，有的只是需要用尽吃奶的力气，想出一切办法，写出好的报告文学作品。
张 陵：从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层面说，中国报告文学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肯定能够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再次走到了文学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主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引擎。这一切，都是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厚的时代资源，都是中国报告文学冲击时代精神高地的强大动力。我们更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在国家民族人民的进步中自身也在进步，并带动中国文学与时代同行的意识的生成。一种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文学的信息，由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的创作中传递出来，正在形成与时代相称的新文学思想精神。
刘醒龙：从《哥德巴赫猜想》树立报告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一路走到今天，愿意和不愿意，都已成为一种定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或许还得如此走下去。既然是前面加了“报告”二字的“文学”，还是要在经典化上下功夫，这也是因应流量为王的新媒体，文学所拥有的独门绝技。
徐 剑：新媒体时代信息呈现碎片化、视频化，尤其是短视频大行其道。这些都对传统的期刊以及纸质书籍形成巨大的冲击。文学式微的论调由来已久，众说纷纭。广播出现时，有人担心文学的没落，广播被电视冲击，人们说广播时代完结；到了互联网时代，人们又说广播、电视穷途末路，但事实上呢？广播、电视、互联网，各美其美而已，况且这些都是媒介，而文学是依靠媒介推送的内容，除了纸质传播之外，广播将文学变成声音，电视将文学变成视频，互联网把文学变成了电子书。文学是所有艺术的母胎，是内容的集大成者，是王者。变化的永远是媒介载体，不变的是文学本身。只要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无论传播载体如何变化，好的作品就在那里。如何创作出好的作品才是报告文学写作者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新媒体只会为它助力，不会成为它的阻力。
梁鸿鹰：就快节奏的新媒体时代对报告文学提出的要求而言，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要提倡言简意赅的精短报告文学。二是搭建新媒体平台与报告文学的有效联系，加大报告文学的社会传播与覆盖。
丁晓原：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媒体即生活的时代，媒体如影随形，信息无处不在。一方面信息的传输和接收更为便捷，另一方面缺乏意义增值的信息更可能被屏蔽，这样对信息生产的质量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报告文学要高质量地发展，一要走与非虚构融合之路，进一步打开它的书写空间，“内容为王”是常识。二要切实增强作者非虚构写作的文学能力。文学能力的不足，影响着报告文学对读者的召唤力。
任林举：报告文学的特点或其可以充分发挥文体特点的领域就是大事件，就是具有倾向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对于短阅读，有其他文体或文字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而报告文学只能在深阅读领域坚守。所谓的坚守，并不是要坐以待毙，与大众阅读倾向较劲，而是要增加自身的质量和可读性、吸引力，以自身的文本价值和魅力唤醒读者的关注，进而使大众阅读倾向得以校正。
李朝全：在新媒体时代，报告文学无疑遇到了新的严峻的挑战，但是新媒体时代也为报告文学的创作、生产、传播创造和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在我看来，无论是“短阅读”还是“长阅读”，无论是“快阅读”还是“慢阅读”，无论是“浅阅读”还是“深阅读”，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皆为受众所需，不可偏废，文学就应该具备能够满足读者多样化、多层次阅读欣赏需求的能力。就报告文学而言，短章长制两相宜，新旧体裁均合众。短篇报告文学以“报章报告文学”为主，此类作品篇幅短小，文字精练，内容简洁，主题较为简单，比较适合于快速的阅读和传播；而长篇报告文学则多数以著作化方式出现，相对而言，难度深，阅读慢，传播上不及短篇灵活便捷。篇幅长短与报告文学思想内涵的深厚薄弱并无直接相关。当然，包括网络在内的新媒体传播迅捷，互动性强，为大众参与文学包括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也大大降低了文学的门槛。在此状况下，我们提出，报告文学和其他文学样式包括网络文学应该提升自己的门槛，提升自己的创作难度，提高作品的质量，这是维系文学命脉之所在。报告文学同样需要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和开放思维，不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自我僵化固化。报告文学要善于利用新媒体、利用现代科技来进行作品的二次传播、再次传播、放大传播，扩大影响；报告文学要充分利用新科技手段来进行采访和创作，同时要在形式和载体等方面进行改进提升，譬如可以借助短视频、图片、录像、录音等方式来进行创作，实现作品的影像化，也可以将文字作品改编成短视频、音频等，借助微博、微信、客户端，借助B站、咪咕、快手、抖音、今日头条、知乎、豆瓣等大众传媒来进行报告文学的社会传播。在新媒体时代，报告文学既不要妄自菲薄，更不应妄自尊大，要放下自己的身段，主动接近亲近普通受众，既不矮化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也不弱化自己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刘笑伟：新媒体时代必然带来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变革。我觉得，首先要转变叙事视角。这种视角不能再是高高在上的、指导性的、说教式的，而是平和的、平等的、探讨交流式的。其次，要转变叙事风格，做到宏大与精微相结合。以前，很多报告文学作家习惯构建宏大的叙事结构，追求文艺范儿的语言风格。进入全媒体时代，读者容易对这种方式产生审美疲劳。这就要求报告文学写作必须做出改变，从重视新闻性到重视故事性，从强调宏大叙事到关注细微的日常生活。再有，就是要从新媒体的叙事中不断学习技巧，这是一个值得专题研究的话题。做到这几点，就会产生新媒体时代报告文学的精品力作，适应“深阅读”的需要。
李晋雄：讨论“报告文学是什么”其实是圈里的事，圈外的人很少思考。很多企业在作宣传时，总是一部片子，一本书，书的要求就是报告文学。在新媒体时代，跨界合作，影响力会更大，应该有很好的效果。我觉得有很多题材可以做成电视版的报告文学，或者报告文学的电视版。资源应该充分利用。以纪实片为例：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录制组，曾经真实记录过一批被称为“无缘死者”的小人物，节目热播后根据记者的真实采访手记出版了报告文学，将当今社会中那些不受关注的人们的临终惨景呈现到大家面前，呼吁社会的警醒和反思。最后，社会公益组织和大学研究组织、政府部门都参与进来，情况受到重视和解决，做到了国际影响、社会道德和市场效益多赢。
秦 蕾：在新媒体时代，报告文学应该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在坚守“非虚构”这一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借助终端本身的特点，以“故事泡”的方式，不求大而全，甚至故事逻辑可以更加蒙太奇，以符合碎片化阅读的习惯。
王威廉：新媒体时代的一大特点是自媒体的泛滥。自媒体为了博取流量，常常不惜对信息进行过分夸大或扭曲，从而丧失信息的许多公共价值。因此，报告文学的公共价值反而愈显重要。以一种便于传播的方式来写作，又保持这种文体的公共活力，也许是其发展的方向所在。
纪红建：时代在变，文学也会不断变化。虽然新媒体时代，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传播，以及人们对文学的接受与阅读，但我相信，变化的只是形式，而非本质。事实上，古今中外，文学传播的方式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文学的精神实质一直没变。这是新媒体时代，更是催生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在顺应时代和科技发展的同时，唯有不断修正自己的价值取向，坚持独立不迁的品格，不断强化和完善文本与理论体系，“深挖井、挖深井”，写出真正具有人民性和广大读者喜欢的作品，才是我们的发展之道。
成孝湜：新媒体时代的冲击基本涵盖着我们接受信息的每一种表达方式，在报告文学领域这种冲击尤为巨大，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两个核心讨论：报告文学要坚守什么、报告文学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报告文学本身的真实性赋予了它要有巨大责任感，那就是成为新媒体时代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力量，以及在消费主义滥觞的文化环境下，坚持真实性的表达。而对于新媒体时代所创造的网络化、短视频化、片段短文本化……的新型媒介，报告文学不应该墨守一贯的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物形式；选材上也应该更加多样性，在坚持主旋律、重大人物、事件的选材之余，应该考虑到新媒体时代受众群体的兴趣。
萧 森：短阅读是一种大众阅读，无法深入和深度理解事物，当然是不适宜报告文学的阅读方式。但毕竟已经形成阅读的流行趋势，所以报告文学最好也应减少文字量，做到言简意赅。在真实还原事件的前提下，能有更加熟练和精准的文字，这样才会吸引更多读者，也变相提高了报告文学的创作门槛。
高 岩：很多人认为，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已经不适合报告文学了，但我对此是持有反对意见的，新媒体时代快速的传播速度，导致我们对于事物和现实的理解趋向于扁平化，但深度和广度却有极大的欠缺，而这个方向，就是报告文学一直以来的优势和努力的方向，在这方面，报告文学是有极大的优势的，对于事物和现实的理解，在发现其存在的核心与核心的诞生和发展的关系之间，报告文学的记述是超越其他文学体裁的，这个优势也是其不能比拟的。所以我认为，新媒体时代，是报告文学的新发展时期。
黄菲菂：报告文学要主动适应多种传播方式。比如说，今年大火的电视剧《山海情》中的人物原型都可以在何建明老师《诗在远方》这个报告文学作品中找到；另外，原创芭蕾舞剧《我的名字叫丁香》也是根据他《雨花台的那片丁香》这个作品改编的。湖南作家余艳的《守望初心》也被同时改编为电影《守望》和舞台剧《红星兜兜》。就像小说的电影改编一样，观众能够通过电影重新回头来了解原著，这对当下报告文学找到更多受众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刘诗宇：事在人为，报告文学作家必须不断提升个人素质，包括文学素养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素养，无论纸媒还是新媒体，任何时代这都是报告文学取信于读者的根本。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学普遍体会到深重的危机感，但在骨子里又不一定真的准备改变。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学的一线作者看重读者与市场，却又不完全依赖其生存，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作者去迎合、追逐时代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目前阶段期刊、出版社、图书经销商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加具体，也许在他们的努力下，报告文学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影响更多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