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命案的三重真相与再造文体的多种可能——论东西《回响》
摘要：东西的长篇新作《回响》带有推理小说的文类特征，但看似通俗的形式并未改变其严肃的文学追求。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仍是对复杂社会结构下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境遇的思考，那是长期以来东西始终关注的文学主题。对人物心理深度的挖掘，令《回响》摆脱了通俗文类模式化的书写，具有了“纯文学”品质；而那些精心设计的案件背后所隐藏的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图景，又令这部作品甚至超越了“纯文学”的概念。东西写作《回响》，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一次超越，也为当下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东西 《回响》 推理小说 纯文学
东西的长篇新作《回响》是从一桩残忍的刑事案件开始的，并沿着侦破案件的进程一路向前，这让一些熟悉他的批评家初读小说都多少感到有些错愕：优秀的严肃作家东西怎么开始写通俗小说了？
其实推理小说等通俗文学亚文类和所谓“纯文学”的耦合早已不算新奇。至迟在2015年刘慈欣斩获国际大奖之后，科幻小说便再次进入严肃文学视野，引发广泛关注。批评家在科幻文学中再次发现了“纯文学”业已失落的某种活力与敏感，将之视为在今天这样琐碎的时代里重建宏大叙事的一种可能。李宏伟、王威廉等一批烙有“纯文学”印记的作家，纷纷尝试以疑似科幻的方式去触及重要的现实问题与哲学命题，亦成为一时风尚。“纯文学”对推理小说的借鉴更是屡见不鲜：麦家的谍战题材小说中即有相当鲜明的推理因素；须一瓜因出身政法记者，常以刑事案件作为小说叙述的核心；而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在讲述东北老工业区的兴衰往事时，也时时聚焦于陈年旧案。事实上，几年前在讨论弋舟的《刘晓东》时，笔者即指出，即便那些表面看来毋庸置疑属于“纯文学”的写作，也在相当内在的层面吸收了推理小说的要素。
历史地来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小说这一文体都是从市井当中生长出来的世俗艺术。中国的白话小说，无论脱胎于佛教的讲经还是产生自勾栏瓦肆中的说书艺人，都与随城市经济繁荣而滋长的市民娱乐需求不无关系；而狄更斯这样如今被奉为圭臬的现实主义大师，不也是因为在供一般市民阅读的报刊上连载作品，才获得了最初的名声？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取悦读者而撰稿的通俗小说，被志在开启民智的闯将们所鄙弃，但最初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导这一文体时，不也说先要令读者沉浸其中，才能起警醒提高之效？现代文学三十年，新文学固然是主流，但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从来也不缺乏读者，而且《太平花》《满城风雨》《东北四连长》这样抗战时期的作品里，又何尝少了事关家国的严肃主题？新时期之后，图书出版与发行渠道日益多元，在渐趋纷纭的审美立场当中，文学“向内转”造成一种相对专业而小众的文学趣味认同，某种程度而言倒更像是保守的防御。通俗文学与所谓“纯文学”的分野于是再度分明，前者在市场占有率上远胜后者，而后者却从艺术的角度对前者充满偏见。
“纯文学”看低通俗小说的理由之一大概是：通俗小说以获取商业利润为鹄的，难免刻意迎合读者，降低精神追求，损伤启蒙能力，以模式化的反复生产耗尽了文学的思考功能，从而沦为仅仅供人虚耗时间的工具。那些有着严肃精神追求的作家们认为，现代生活是如此复杂，又如此容易陷入精神的混乱与贫弱当中，因此必须以更为深刻的思考与更为精巧的技术来对其加以处理；粗糙地使用套路化叙事去表现世界，未免有失文学的尊严。如此质疑当然出自文学的正道，但既然小说本就出于市井，对通俗小说的摒弃就未免过于傲慢。并且，如果小说这一文体作为现代文学分类中最庞杂而精密的一种，真有包罗和开拓世间一切知识的野心，则通俗小说又何必被排除在它可资借鉴的资源以外？何况就现实境遇而言，过分强调“纯文学”趣味，其弊端也已日益显露。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社会反响衰减，固然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娱乐方式的丰富以及媒体环境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文学自身的封闭与狭隘，以及对非专业读者的拒绝姿态，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对一种想象中的艺术标准执拗坚守，将使文学逐渐丧失和外部世界的有机联络，从而逐渐枯萎。今天，有些所谓的“纯文学”作品已经可以完全不面对广阔的现实，而只需要多翻几遍被指定的古旧经典，摆弄几个早成常识的陈旧主题，就被生产出来。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纯文学”反而成为创意贫瘠的类型文学——然而，却还不如那些被斥为“通俗”的类型文学受众广大。对通俗小说嗤之以鼻的那部分“纯文学”作家们或许无暇思考，如果一种叙事模式已遭反复使用却还能长久地为读者所欢迎，是否说明其本身亦具备更新的能力？是否其在相当程度上准确地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要害和读者的内心隐痛？对类型化叙事所触及的社会与人性问题加以深度关注，本就应该是“纯文学”思考的题中应有之义。参照历史经验亦不难发现，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从来都不是边界判然，而是保持着一种有益的互动。在精英文学趋于僵化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吸纳了那些来自市井的新鲜审美元素，文学才被一次次激活。即便从最肤浅功利的角度说，吸取推理小说等通俗文类之优长，至少可以令“纯文学”得到更多关注，其精巧的匠心与严肃的思考，也能够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今时今日，采纳一切可采纳的新鲜物料，使文学变得更加丰盈、充实而富有活力，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尝试。
具体到东西这部《回响》。首先不得不说，选择推理小说作为新鲜的叙事参照，对东西来说实在再合适不过，东西显然对此经过了认真的考量。推理小说的核心通常是离奇惊悚的刑事案件，它们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奇观，而东西从来都热衷于也擅长奇观化书写。他的成名作《没有语言的生活》，让三位残障人士组成一个非常态的家庭，本身不就足够传奇？《后悔录》里，他不断将人物逼到绝境，去探讨在极端条件下人性的卑微，及从中绽放的微光，不也是奇观吗？而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人物偷梁换柱，逆天改命，其离奇程度简直可以与网络小说相比了。东西喜欢传奇，更擅长从传奇当中探寻世界与人性的秘密，就此而言，东西从来没有那种固守“纯文学”的藩篱之见。即便在一个信息爆炸、神经麻木的碎片化时代，他也依然保持着一个传统说书艺人的好奇心，目光炯炯地关切着那些非常之事，并围绕这些非常之事组织起他对于世界的想象，从中发掘相当现代的命题与意蕴。
对《回响》而言，更重要的是东西选择以推理小说的方式展开故事，的确让他的叙述如虎添翼，令这部新作成为他所有作品中最具阅读快感的一部。这当然不是说他此前的作品可读性差，但必须承认，严肃文学的思考力度与深度难免会造成阅读迟缓甚至停滞，单就阅读快感而言，毕竟会造成损耗。为表现世界与人的复杂性，“纯文学”长篇小说的结构往往呈网络状展开，繁复又繁复，纠缠再纠缠。那诚然足够深刻，却也对读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事实上，“纯文学”作品往往以种种方式设置门槛，自觉地对读者进行挑选甄别，如前所述，这或许也是受众日减的原因之一。但在《回响》中，读者从一开始就被大坑浮尸吸引，下意识地紧跟女警官冉咚咚的视线，并被卷入某种紧张而魅人的氛围当中。推理小说以刑事案件为核心隐秘，并承诺一切看似枝蔓的讲述都是解开谜底的必要条件，在不断旁逸斜出的抒情、论辩与心理独白之后，一定会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强劲的叙事动力与阅读动力由此形成，令读者有足够的耐心与热情，跟随冉咚咚从夏冰清找到徐山川，由徐山川找到沈小迎，而后顺藤摸瓜将徐海涛、吴文超、刘青依次接续到这一链条上，直到最后一环易春阳。庞大的社会网络，就通过这一环扣一环的探案/解谜链条依次展开，受惠于推理小说这一文类天然的线性叙事模式，东西在《回响》中建造的复杂世界丝毫也不显得杂乱，而有一种明晰的美感。
或许，也唯有借助推理小说的明晰结构与强劲叙事动力，东西才有可能讲出那么复杂的故事。在后记中，东西自述《回响》既要谈家庭，也要谈案件，涉及推理和心理两个领域，为此他甚至不得不写了两个开头。而诸多论者也都指出，这部小说是以单双章交错推进，单章讲案件，双章讲婚姻。话的确是分了两头，但又岂能截然分开？事实上，小说中冉咚咚和慕达夫的婚姻、情感纠葛，始终与案件推理的部分缠绕在一起。若不是为破案而调阅蓝湖大酒店的资料，冉咚咚便不可能发现丈夫慕达夫两度开房的记录，则夫妻之间的矛盾也就没了由头；两人每一次争吵与疏远，几乎都与冉咚咚负责的案件遇阻有关；而两人约定的离婚时间，也是“大坑案”告破的时候；尽管感情破裂的速度远远超过理性承诺的约束力，但案情水落石出之日，在冉咚咚的情感生活中果然也随之发生重要事件——她终于可以坦然直面自己对邵天伟的感情了。东西将两条线索缠绕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如果没有推理作为叙事强有力的主轴，则有关冉咚咚情感婚姻的部分可能根本就难以为继。须知无论婚姻还是情感，重要的往往都是大量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很难形成面目清楚的事件；更何况冉咚咚婚变中唯一可供聚焦的出轨事件，完全是出自子虚乌有的猜测与幻觉。如果东西单纯讲述这部分故事，可想而知，小说的速度感和吸引力都会与现在全然不同。而借用推理小说的机制，“纯文学”找到了一个相当具有效率和力量的叙事结构。
不过，尽管不少“纯文学”作家始终对通俗文学的艺术性表示轻蔑，而不少读者，甚至包括通俗文学的读者，恐怕也会在心底隐隐表示赞同，但通俗文学其实也自有其特殊的规范与技巧，其复杂程度未必比“纯文学”低。通俗文学和所谓“纯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低级文学与高级文学的分野，而是不同审美趣味、不同写作法则的差别。那种差别有如天堑，任何写作者想要跨越边界，侵入另一领域，都绝非易事。那么，作为长期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严肃作家，东西突然写起推理小说，真的就能够天衣无缝，顺利转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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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读推理小说的读者其实不难发现，尽管东西以“大坑案”为筋骨结构了《回响》，这部小说实在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推理小说。这倒不是因为东西缺乏设计严密推理的逻辑能力。作为从事创作多年的小说家，东西在这方面的技艺，绝不会比一名推理小说家差。长篇小说对作者的逻辑能力要求极高，就此而言，写小说和推理案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先要设下一个谜底，然后小心翼翼地引导读者躲过真相，却又一步一步逼近真相。在此过程中，小说家相当于兼任了罪犯和侦探双重身份，作为前者，小说家需要设计犯罪计划，使真相得以成立；作为后者，小说家则要埋下线索，使读者能够按图索骥，发现“罪犯”的所作所为。《回响》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东西不仅在事理层面令“大坑案”能够成立，并且将人物情感变化的分寸掌握得滴水不漏，而其中千里伏脉、草蛇灰线的笔法，尤其令叙述本身有如完美的犯罪般精巧：吴文超、徐海涛和刘青在案件侦破中都几度出现，每次交代皆有所保留，直到最终才和盘托出，前后所述并不一致，但前一次的表现总是既隐藏了后一次的变化，又让人感觉那变化顺理成章，足以自圆其说；冉咚咚对邵天伟的情愫，直到小说接近尾声才显露出来，但此前冉咚咚索吻和慕达夫求助的情节，同样既突兀又合理地为结局做好了准备。
尽管在细节和逻辑上有如此匠心，但大概是由于对推理小说不甚熟悉，东西依然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破绽：夏冰清的尸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她的右手被齐腕割去，冉咚咚在案发现场便注意到这一细节，并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不适。若在推理小说中，侦探不可能放过这一线索，则何以在那么长时间的案件侦破过程中，它却被冉咚咚完全忽略呢？其实不仅于此，几乎现场所有确凿的证据与痕迹，都被东西一笔带过，或简单地排除了：法医在发现尸体的地方和疑似案发现场都基本一无所获，这给了冉咚咚充分的理由可以不依赖物证去推断案情。无论是现实生活中刑事案件的侦破，还是在推理小说的叙事传统里，这样毫无物证线索的推理，恐怕都是相当罕见。正是这一破绽露出了东西的“纯文学”马脚——他执拗地选择通过揣测人物心理来逼近命案真相。
推理小说当然也不拒绝探究心理。完全依赖物证与理性的推理小说固然存在，但在推理过程中依据涉案人心理动机判定凶手，亦是常用手段；而制造心理恐惧并加以渲染，以营造悬疑气氛，更是推理小说家惯用的办法。那些最为经典的推理小说，从来就不会是单纯的智力游戏。但无论如何，像《回响》里的冉咚咚这样完全信任心理推测，以至于几乎忘记那只断腕的情况，仍然太过反常了。夏冰清的尸体被发现之后，局里将这一案件交由冉咚咚负责，理由是“王副局长相信从受害者的角度来寻找凶手更有把握，而且女性之间容易产生共情或同理心”，这从一开始便暗示读者，女警官用以破案的主要手法将会是“共情或同理心”，而且她也具备共情或同理的能力。冉咚咚的心理不适证明了这一点：她迅速就在情感甚至感官层面与夏冰清建立起某种联系，以至于精神上感到无法承受——当然，这种共情体验显然也与她即将发生的家庭变故不无关系。在此后的侦破过程里，冉咚咚果然是更多以“共情或同理心”去揣摩那些嫌疑人在各自的身份、立场与情感关系中，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事实上，很多时候还不是“共情或同理心”，而是“直觉”，这才是冉咚咚反复提及的私藏利器。“直觉”当然未必是神秘不可知的，我们往往将复杂到难以分析的心理过程含混地命名为“直觉”，正如我们会将难以理解或不愿承认的成功条件称为“运气”。但是这种或许最深不可测最微妙复杂的心理过程，一旦被含混地命名，便客观上成为一种完全反理性的东西，并的确带来了反理性的后果。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直觉充满信心，直觉便成为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冉咚咚就是在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变得过分自信、自恋，乃至刚愎自用的。“直觉”的积极效能与消极影响，同时或交替地作用于案件和人物，恰成为使这部小说如此惊心动魄的最重要张力。
可惜的是，冉咚咚的直觉其实远不如她自己相信的那么可靠。她几次启用直觉，指向的却都不是案件的直接凶手。尽管，的确，她或多或少都发现了她所怀疑之人的某些罪行，但那些罪行却无法在法律层面加以指控。它们可能是不正义的、不道德的，却大多不能说是触犯了法律。就此意义而言，冉咚咚的直觉断案法所能够揭露的，果然多限于心理犯罪。以共情与同理为主要手段的侦破，其具体操作方法是不断问话，语言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占据大量篇幅。因而仔细玩味整部小说的第一组对话，或许不无意义。那是冉咚咚在发现尸体的江边询问报案者：
“有没有看见可疑的人在这一带闲逛？”
“在这一带闲逛的人就是我。”
这样的对话显然带有揶揄反讽意味，正预示了此后冉咚咚的心理预判和现实相遇时将一再出现的窘况：她一直坚持不懈地依据直觉寻找可疑之人，但遭她指控之人却总能轻松地逃脱，并不忘向她发出一声不怀好意的冷笑。与之参照，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她最终如何找到真凶：在刘青和卜之兰定居的埃里村，冉咚咚恰恰是（至少表面上）放弃了她的怀疑与追问，代之以有关案件本身的沉默，才反而造成强大的心理威慑，从而逼迫刘青自首。
当冉咚咚自以为是的直觉和心理战术不仅施展在她的工作上，还挪用到日常生活时，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慕达夫在饱受折磨之后对冉咚咚坦率地表示，她的所谓直觉顶多只有百分之六十的正确率，而关于家庭、情感及她的丈夫也就是慕达夫本人的直觉判断，不在那正确的百分之六十当中。作为上帝视角的读者，我们当然清楚慕达夫即便在离婚之后，对那位妩媚的女作家也完全如柳下惠般坐怀不乱，因此冉咚咚的猜疑格外显得无理取闹。她猜疑，慕达夫解释，她提出新的怀疑，慕达夫继续解释……如此周而复始，正如一切丧失信任的夫妻一样。就连冉咚咚自己也深感苦恼：“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被他感动了却对他恶语相向，明明自己输了却故意对他打压，我是输不起呢还是在他面前放肆惯了？我怎么活成了自己的反义词？”冉咚咚的焦虑与任性一定令慕达夫极为痛苦，也造成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无论在审讯嫌犯时，还是在和慕达夫进行日常的交流时（二者也可能是同一回事），冉咚咚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边说话，一边进行着激烈的心理活动。东西刻意没有使用引号，也不分段，令话语和心理密不透风地衔接在一起，给人一种极为压抑的感觉。读者犹是如此，身在其中的慕达夫心情如何也就可想而知，当然，同样受折磨的或许还包括冉咚咚本人。
而待到案件告破，小说行将结束，读者对冉咚咚的隐约不满很可能转变为明确的厌恶——不过，也可能会是同情。彼时从巨大工作压力下解脱出来的冉咚咚终于能够较为冷静地清理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们才和她一起赫然发现，原来那个毫不起眼的配角邵天伟居然暗恋冉咚咚已久，而冉咚咚本人也早已动心，只是因家庭羁绊而长期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于是此前冉咚咚一切诡异的心理活动和所有因之产生的激烈行为，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她对于慕达夫的那种纠缠不休的怀疑，归根结底是出于对自己的怀疑。小说由此发生翻转，案件突然从一个变成两个，且“大坑案”可能才是相对不重要的那个。
真正的案件是关于冉咚咚自己的，这位习惯于将自己放在正义位置的女警官或许才是最可疑的那个。她内心深处被压抑的那一点不甚正当的情爱欲念，让与她有关的所有叙述，尤其是她的心理独白，一下子失去了合法性。类似的情况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名作《罗杰疑案》中早已发生，那个向来被读者不假思索予以信任的叙述者“我”，最终被发现正是凶手本人，这让小说中探寻真相的整个过程都变成了谎言，而《罗杰疑案》也因此成为叙事学的一个经典案例。但《回响》与之相比仍有不同：《罗杰疑案》中的“我”乃是在清醒自觉的状态下有意隐瞒，使这部小说依然保持了推理小说的理性结构；冉咚咚的情愫则连她自己也未能觉察，是以一种扭曲变形的方式作用于她的感知、判断与行为，于是由冉咚咚主要负责推动的逻辑推理彻底破碎了，化作一团迷雾，在迷雾中隐藏着的是人性之幽深。不过，可疑的就只有冉咚咚一人吗？慕达夫两度开房，究竟是要做什么呢？小说其实并没有明确肯定他确是用于打牌。那么，在故事结尾处尽管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了“爱”，夫妻二人究竟能否破镜重圆，或许还不仅取决于冉咚咚。戏到了散场的时候，理应真相大白，却越发迷雾浓重，就此而言，《回响》哪里是一部推理小说呢？吴义勤在评论中指出，东西的这部小说实际上始终在追问关于“人”的一些重要哲学命题，而如果我们将“纯文学”视作20世纪80年代为挣脱过分政治化的文学教条而发明的新概念，那么《回响》对于“人”内心世界的关切，及其在小说形式方面的努力，不正构成“纯文学”的核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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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慕达夫，另有一处情节，或也可以算是《回响》的叙事破绽。冉咚咚在埃里村等待真相的时候，慕达夫向她提起过一首题为“故乡”的诗，并提醒她“侦破案件最好先读读这首诗。”诗是这样写的：“故乡，像一个巨大的鸟巢静静地站立/许多小鸟在春天从鸟巢里飞出去/到冬季又伤痕累累地飞回来……有的一只手臂回来，另外一只没有回来/有的五个手指回来，另外五个没有回来”。《故乡》讲述的显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们可哀的命运，而这一命运的确与“大坑案”的谜底密切相关：一个打工人为一万块钱（九万尾款毕竟只是想象），就不惜铤而走险，结束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生命。但问题也恰在于此：即便慕达夫出于对冉咚咚的深情，在离婚之后依然关注这一案件，也绝无可能比冉咚咚更了解案情细节，更无可能发现破案的关键。更加奇怪的在于，其实无需这一提醒，冉咚咚的心理战术也即将奏效：刘青马上就要走进她的民宿，向她坦白一切。就叙事而言，《故乡》唯一的价值，是让冉咚咚想起夏冰清那只被割掉的右手。然而《故乡》和右手，其实不过是彼此印证：它们只是因为对方而具有意义，对破案则毫无帮助；如果将它们一同从小说中删去，基本逻辑不会遭受任何损伤。在一部设计精密的小说中，出现如此显而易见的破绽当然不会毫无缘由，唯一的解释是东西刻意将此赘余之物放置进来，正是要借以提醒我们：这起案件、这部小说最终的真相，非但不是易春阳的犯罪，也不是冉咚咚的隐私，而是另有所在。
唯有回顾全部案情，追溯这一凶案究竟因何发生，才能找到罪恶的源头。冉咚咚直到最后，也不愿将易春阳落网作为侦破的结果，在她内心有法律之外的更高准绳：如果不是徐山川倚仗财势强行且长期占有夏冰清，则夏冰清就不会纠缠徐山川，徐海涛就不必去找吴文超来为自己的老板排忧解难，吴文超也就无须怂恿刘青去劝说甚至“色诱”夏冰清出国，刘青亦不至于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利用打工诗人易春阳去杀死夏冰清。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源头当然是徐山川，或许还应该包括一个从犯沈小迎——尽管就连她也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对徐山川施加了报复，但若非她因贪恋身份地位和物质享受纵容了徐山川的恶，后者又何至于那么肆无忌惮？在小说中，东西对几乎所有涉案人物都寄予了相当同情，从徐海涛、吴文超到刘青、易春阳，更不要说夏冰清。唯有徐山川和沈小迎，东西几乎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可以在道德上脱罪的借口，甚至叙及这两人时，愤慨与厌恶都按捺不住地要从字里行间跃出。在东西和冉咚咚看来，凶手从来都是徐山川，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无论他用五十万层层嫁祸，雇用了多少凶手。为此，东西才特意让夏冰清失去右手，让慕达夫带来《故乡》，从而令易春阳这样的进城务工者得以讲出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来自一个脆弱劳动者的温情与善意，是如何被扭曲成一朵恶之花。因此，这部小说何尝只是关乎一桩刑事案件和一场家庭变故？它指向的分明是贫富分化、城乡有别的大命题，正如东西上一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一样。
但是，东西的愤怒与批判又绝不只是简单地指向无节制的资本，他写出的是一个复杂社会结构里人的复杂认知，以及因此而注定发生的悲剧。徐山川的确可鄙可厌，但小说里的其他人物又何尝外在于徐山川的逻辑？冉咚咚对爱情不切实际也不负责任的浪漫幻想，不也是在某种自私、浮华而势利的社会价值观之下形成的？她对于初恋的想象便足够耐人寻味了——或许不能称之为“想象”，而应该叫作“幻觉”，长期以来她居然将幻想中的校园爱情笃信为真，更证实人性之丰富幽昧远远超出想象——从她的想象不难发现，冉咚咚的理想男友除了样子要帅，经济实力也必须雄厚，否则像乘坐头等舱出国旅行这样远超一般学生消费能力的物质享受，哪里能够实现呢？所以，正义的冉咚咚当真和徐山川毫无相似之处吗？如果冉咚咚也有了那么多钱，她会怎么样？夏冰清、吴文超和徐海涛呢？他们的选择和结果是由性格决定，他们的性格与家庭教育不无关系，那么他们的家庭教育模式又是在怎样的社会结构里生长出来的？至于易春阳的悲剧到底根源在哪里，就更不必多说了。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的作家，东西始终将城乡差异与阶层分化作为他思考和写作的重要课题，在《回响》中，他的思考较之此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深入了。
而当案件真相和小说的野心抵达了这样深广的层面，我们无论将这部小说视为通俗小说向“纯文学”的渗透，还是看作“纯文学”对通俗小说的收编，恐怕都是有失公允的。东西的深层关切令《回响》超越了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意义上的“纯文学”，为推理小说这一通俗文类打开了更为开阔的可能性，从而也为今天的文学如何自我激活、不断创新，提供了有趣且有益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