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以江西为例
纸质文学刊物一般有三类：一类是有刊号的正式出版物，一类是没有刊号但有准印证的内刊，一类是既没有刊号也没有准印证的刊物。这里所要讨论的是第二类，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内刊。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研究者们多聚焦于第一类正式出版物，这当然是文学期刊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伴随着当代文艺生产全过程的文学内刊却在很多层面被遮蔽。它们的历史面貌不曾清晰，它们的当下生存也鲜有问津。因而，文学内刊的研究不仅是对当代文学生态的一次重新打量，而且也是研究者从文学细部和底层出发触摸当下文学现实的一个入口。2018年12月23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中国作家网承办的首次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当代》《中华文学选刊》《青年文学》等文学名刊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三十七家文学内刊主编、编辑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与会人员对文学内刊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队伍建设做出的贡献予以了充分肯定，对文学内刊本身具有的巨大潜力以及从业人员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果说，这次的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促使中国作家网增加了驻站内刊这一特色栏目，促成了文学内刊在全国文学期刊领域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那么早在2009年8月13—15日于河北邢台举行的全国地方文学内刊首届联席会，则更像是一次来自文学内刊内部的主动突围。从历史到当下，文学内刊呈现了当代文艺生产最为基层的面貌，却也因其话语影响力之微弱而被迫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从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来看，不同地方的文学内刊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在文学的天地内自是生生不息。仅以笔者考察的江西为例，文学内刊饱含着的沧桑历史值得研究者为其记录，内蕴着的文化气息更值得我们期待。
一、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
从总体上描述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的关系，可以用“内与外”这样的形象去捕捉。文学内刊因其出版印刷所限，很长时间以来它在当代文学期刊版图上的存在基本上仅限于内部的交流，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相较于正式出版印行的文学期刊，其困境可想而知。这是从内的方面来看。从外的角度看去，文学内刊的传播辐射力亦在其刊物所处的地域内，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文学社当中。但无论是内或外，这些都不能构成我们探讨文学内刊这一现象的屏障。任何时候，健康而活跃的文学生态都不能缺乏来自文学内部的力量，更不用说，许多作家的处女作往往是在其地方的文学内刊上先行登载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内刊构成了当代文学生态重要的一环，它们打破了通往文学殿堂的森严壁垒。实际上，对很多地方的文学写作者而言，文学内刊的交流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也维系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近年来，活跃于江西修水的作家樊健军、徐春林、何明生等，他们的文学创作早期借助于《山谷诗苑》《南崖》《九岭风》《乡野》《艾风》《鄱阳湖文艺》等文学内刊陆续产生了影响，并在全国的文坛上有了自己的位置，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宏观层面来看，文学内刊凸显了强烈的地域性色彩。例如笔者在对江西的文学内刊梳理中发现，许多文学内刊的命名都源自江西当地的代表性地名或者村落或者某种文化现象，这无疑是地域性文化在文学内刊中的深层渗透。从微观层面来看，一份文学内刊的出现正是为着孕育一个个鲜活的文学生命，也让更多的文学热忱得以发现与光大。正是大量文学内刊的存在，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能依赖于既有的文学史知识，也不能仅仅依靠公开出版发行的纸质文学期刊。由于传播渠道的相对狭窄以及传播方式的相对单一，很大程度上，文学内刊所聚集的文学写作者并没有完全进入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中，他们往往被冠以业余作者的身份，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文学事实。
然而，随着地方文学事业在21世纪以来的勃兴，从地方出发的写作立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声音，也打破了文学内刊的岑寂，使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加入文学内刊的行列，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文学事实。然而，囿于文学研究的经典意识，在既有的文学分层中，被关注的大多是这一分层中的重要作家、著名作家以及国字号文学期刊和各个省份由作协、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而文学内刊仅仅占据了这一文学分层中的最底端。但是，文学的流动在当下已是常态，伴随它而来的则必然是文学史研究视角的下移。从这个层面来说，笔者十分赞同有的研究者在论及新时期文学时提出的“基层”视角，“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传统视角是自上而下的，主要是从文学制度、文学政策、文学运动的上层、中心出发来展开研究，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基层视角使得我们能够从下而上地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从下而上地描述它的结构，理解它的功能，勘定它的边界，照亮它的遮蔽。这一基层视角意味着一种限度意识、一种边界性视野，从此出发，我们得以审慎地勘探文学权力所能深入的限度，测量文学运动所能波及的广度，把握宏大叙事所能具有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程度”[1]。的确如此，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的密切关联实际上正是对已有文学史研究空间的扩充。文学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业，它还应牵连着更多源自地方的、源自基层的文学命题。
这里列举两个地方的文学内刊，一者是云南，一者是江苏。前者地处边陲，文学从来不是那里的人们值得称道的辉煌事业；后者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带，是公认的当代文学大省。然而，文学内刊的力量都在这两个地方各自生长着。先看云南，选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考察对象。据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局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化艺术志（续修）》统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截至2005年年底，红河州先后创立的文学内刊达20余种[2]。这些文学内刊存在的历史大大激活了当代文学生态的地域性元素，也重新建构了我们对文学边地的理解。它们展示出文学固有的生命力，也呈现出当代文学自发的状态。再看江苏。依据江苏省作家协会编的《江苏文学蓝皮书2017年》所记，江苏省文学内刊的发展可谓蓬勃。江苏文学内刊联盟2016年12月成立，其成员单位有136家、顾问单位4家、名誉理事单位8家，通过联盟的方式形成省内文学内刊的合力，从而使散乱的文学内刊产生集束性的效应，也以此淘汰一些缺乏特色、无法持续出刊的文学内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江苏这样的文学传统发达之地，文学内刊与公开出版的文学期刊之间的鸿沟已然清晰。文学内刊的生存依然严峻，他们不仅要竭力维持稿源，而且要与文学强省中的文学期刊进行同台竞争，这样的局面更加剧了文学内刊在文学生态中的边缘化处境。由以上对云南和江苏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关系的探察可见，地域的差异在当下文学的发展中已是很难改变的事实，文学与内刊的联结更加剧了这一事实的“惨烈”程度。
不同省份文学内刊生存现状的个案考察带给研究者更多面向的思考。笔者并不打算对本文聚焦的江西文学内刊做纯粹的扫描式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当然有着了解全局的重要性，但是也会掩盖不同文学内刊的差异性。况且全景扫描式的研究还必须建立动态机制，更不用说文学内刊本身的变动性就极大，在生存尚且不稳定的变动中是很难建立固定的取样标准与评价原则的。因而，就笔者的研究视点来看，将文学内刊与当代文学生态进行勾连时，一方面要凸显文学内刊研究的必要性，一方面也要意识到文学内刊研究的难度。2021全国文学内刊会议5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全国50余家文学内刊参会，江西受邀参加的文学内刊有《大觉山》《今朝》等，这些最新的文学动态表征着江西文学内刊在全国文学内刊中的重要位置，也显示了从历史与当下两个维度把握江西文学内刊存在价值的必要性。
二、江西文学内刊的历史
在江西不同地方出现的很多文学内刊只能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由于文学内刊本身办刊经费与编校人员紧张、不固定，因此，能够保留下来的历史上的文学内刊几乎没有。但是，文学内刊着实参与了江西地方的文化建设，也伴随着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停顿与改制，这些要素也为对文学内刊与江西的考察带来了更多的面向。如果说，经由文学内刊而生出的地方文学生态往往呈现出一种流动性，那么，笔者从地方的文化馆和地方的年鉴中的确看到了江西文学内刊作为历史上的重要存在的证据，文学内刊成了我们进入一个地方的窗口，也成为这个地方经由文学而通往外面世界的出口。
在笔者搜集到的江西文学内刊资料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由进贤县文化馆1992年编印的《进贤县文化馆志1950—1992》。进贤县文化馆于1950年5月组建成立，始名进贤县人民文化馆，1954年更名为进贤县文化馆，1990年10月获文化部颁发的“全国先进文化馆”称号，跻身全国先进文化馆的行列，现为国家二级文化馆。据《进贤县文化馆志》资料显示：“文化馆与县文联从1962年起，先后编印了文学内刊《涛声》《谷雨诗刊》《文学作品选》等，发表县内作者的文学作品，为文学爱好者开辟了练笔的园地。其间，有不少作品在省内外出版和发表。如新故事《抽水机的故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新诗《抗春旱》由羊城晚报发表。散文《小镇即景》在江西日报发表。”[3]由此可见，江西进贤的文学内刊与县文化馆、县文联关系密切。伴随县文化馆的建制，文学内刊成为地方建立基层文学事业的首选。这种维系既有地方文艺传统的延续，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背景，总体而言，在流动中又彰显了延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