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进入历史，出入战争”——王久辛长诗创作论
军旅诗“是以战争、军旅生活和军人情感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样式”。（1）王久辛是一名军人，其诗歌创作无疑属于军旅诗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于诗坛的王久辛，是“以更加鲜明的个性和偏激的姿态异军突起”（2）的一代。其诗歌创作受到20世纪80年代“大诗”风潮和“向内转”探索等实验诗风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被归为“第三代军旅诗人”，（3）成为军旅诗创作的中坚力量。作为军旅诗人，王久辛坚持以诗的方式，在历史与战争书写中捍卫真理与正义，用“刻骨铭心的精神书写”，（4）去“接近诗的本质”。（5）作为“大诗”创作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王久辛长期致力于长诗创作，追求“大诗”的艺术境界，在人道与人性、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真理与正义，在硬度与温度、警示与劝诫之间试图重铸民族精神，在史诗与“大诗”之间探索诗歌创作的新向度。无论是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成名作《狂雪》（1990）、世纪之初的代表作《大地夯歌》（2007），还是创作于近年的《蹈海索马里》（2017）等，其创作背景均与历史、与战争有关。诚如首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对其诗歌的评论，“以诗进入历史，出入战争，写得大气磅礴，狂放不羁，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和人间正气”。（6）
一、人道情怀与人性光辉
在新文学早期，周作人便提出了“人的文学”主张，他认为“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7）这一主张矫正了古代文学重“天理”轻“人欲”的创作观念。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在20世纪50年代也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认为“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8）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成为人们对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因为人不仅是文学创作反映的主体，同时也是服务的主体，人道与人性被放在一个更显要的位置。后来的一些文艺理论家还把人道与人性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和底线。（9）中国新诗是在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中发端的，对人的主体建构是早期新诗的美学追求。人道与人性受到了新诗创作者的极大关注，重视个体与自我书写成了他们的普遍追求。王久辛作为新时期诗人，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对人道与人性给予了较多关注。他认为“诗人与艺术家，就是美好人性的弘扬者”，（10）彰显人道情怀，颂扬人性光辉，这成为王久辛诗歌创作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对于人道与人性，王久辛还认为，“诗人实际上是一个立场，是一个人道与人性的立场”，（11）坚守人道与人性立场，用诗去接近人类本质，成为王久辛诗歌创作的有效路径。在王久辛看来，诗歌创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抵达人类的本质，凸显人的主体性存在，实现对人的价值的认可。
作为军旅诗人，王久辛深知“战争是人性两极的极致的肉搏”，（12）因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13）战争诗作为对这种没有限度的暴力的书写，恰切地表现了人性之两极——丑陋与美好、野蛮与文明。在长诗《狂雪》中，诗人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展示了人性的极端暴戾：“看见一位老人/刺刀并不说话/只是毫不犹豫地往他胸窝一捅/然后拔出来 根本/用不着看一看刺刀/就又往另外一位/有七个月身孕的少妇的肚子上一捅/血 刺向一步之遥的脸/根本不抹 就又向一位十四岁少女的阴部捅去/捅进之后 挑开/伴着少女惨惊怪异的尖叫/又用刺刀 往更深处捅/然后 又搅一搅/直到少女咽气无声/这才将刺刀抽出”。战争成为检视人性、勘测人道的一面镜子。诗人通过描写侵略者对老人、孕妇、未成年少女的极端残暴行为，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期待人性的至善。诗人对惨绝人寰的屠杀场景的描写，控诉了战争中非人道的人类行为，激起人们的警醒与反思。其写作目的并不在于要煽动民族仇恨情绪，而是使人类回到文明正轨，抵抗“野蛮的人”之本性。诗人写道：“我不会去复仇”“但我 不能不想起硝烟和血光交织的岁月/以及这岁月之上飘扬的不屈的旗帜”“只要邪恶和贪婪存在一天/我就绝不放弃对责任的追求”。这种“责任追求”彰显了诗人的人道情怀，对人性丑恶进行了批判，人性光辉得到张扬。在长诗《艳戕》中，诗人对牺牲的红军女战士的高尚人格进行了赞颂。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组成的西路军，为执行“打通国际通路与苏联红军会合”的命令，在途经河西走廊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有8位十三四岁的红军女战士被俘后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但红军女战士并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即使面对残暴敌人的威逼利诱，也坚守信念，为了真理与正义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诗人写道：“残酷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疯狂/特别是当我们是我们中的一部分/被我们中的另一部分屠杀”“尤其是回忆起八位少女的生命历程/残酷实现了对极致的创造/而兽性在人身上的展现/便进入了非人的想象所能够想象的境界”“所有的民族内战 都是失去理智的人/要杀绝追求真理的人”。女红军战士作为“追求真理的人”所遭受的残暴和非人待遇，正是为了更多人能享有人的权利。这是王久辛人道情怀的诗学表达，是他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也是对革命先烈高尚人格的赞誉。
人道情怀除了体现在对真理与正义的捍卫外，还体现在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上。在王久辛的诗中，诗人通过对革命者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而献身的精神书写，表达了诗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大地夯歌》中诗人写道：“哦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会生长公平的社会/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个/不会伸张正义的国疆/这样的社会 文明该怎样来正视/这样的制度 人道该怎样来关怀/自由 根本就没有种子/民主 甚至还没有成为梦想/荒凉与贫瘠的大地/还不曾闪烁思想的光芒/饥饿与贫寒的工农/无法不四处逃荒流浪”，对人道的践踏，对人性光辉的蔑视，“那或许正是我们的悲哀与沮丧”。正因如此，才有了董振堂、方志敏、瞿秋白、陈树湘等革命烈士，正是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今天的自由、民主、平等与博爱。“哦哦 董振堂啊——/你的碎尸万段/你的粉身碎骨/给我们今天的自由和民主/平等和博爱/赋予了多少高贵/与坚定的 想象啊/又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明天和未来/赋予了多么深厚/与宽广的 精神源泉啊”“秋白哺育的明天/就是今天”“他们就是为了自由的生活啊/才把生命抛到了一边”。革命先辈们在追求人的基本权利时所表现出的不屈精神，为后世争取人道权利的高尚人格，成为人性光辉的典范。
此外，在王久辛看来，“诗人是人类之爱的布道天使”，（14）爱与宽容也是人道情怀的重要内容。诗人在长诗《致大海》里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表明自己“爱”的人道主张，“我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恶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即使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堂——我还是要去传道。事情再简单不过：重要的是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15）他在诗中写道：“爱绝不抽象 爱就是拉起弱者/和强者一起 走向光明……”“所谓文明/就是人的良知要往低处走/哪怕自己微不足道 微如尘埃/也要为更低微 更渺小的人们做点事”。在诗人看来，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有无之别，更含尊重之意。诗人怀着“为民主的文明的社会而写作”（16）的目的，让人道思想融入精神深处。
人道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理念，除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和宽容外，其终极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自由、个性发展和价值实现。诗人对人道情怀和人性光辉的书写，已构成其诗歌创作的基本价值取向。正是诗人的人道写作情怀，使其在民族仇恨与愤怒书写中有了理性思考，其“作品的思想具有一种超越性和普世性”，（17）这种超越性和普世性实现了对真理与正义的捍卫，对人类和平的期待，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文艺理论家兰科维奇认为：“任何一部真正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本身总是包含着一整套的人道价值；这些价值都是合乎一般人性的。”（18）王久辛的诗歌写作就是在这种意义与价值中展开的，他书写战争而不鼓吹民族仇恨，他描绘灾难而不宣扬绝望虚无，始终以人道的情怀宣扬人性光辉，因为诗人相信，“从人道出发而努力创造的诗人作家，是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人的理解和传诵的”。（19）
二、历史书写与现实关怀
历史书写是王久辛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所谓“深入历史”，是指其通过诗歌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精神重构，以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达到关怀现实的目的。王久辛认为：“要想获得深度，就必须沉入历史，沉入历史复杂深刻的思想情感的最深处，去体悟、去发现、去开拓历史深处隐含着的思想精义与情感细流。”（20）他曾引用克罗齐的话来阐释自己的历史观：“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所有当代人的思考与想象，尤其是对历史的想象，就有可能通过思考与想象呈现出来。……尤其对于那些想象力极其丰富但对历史有很少知识与学力的人来说，克氏的理论便极具‘解放思想’的魅力。”（21）诗人认为对历史的书写可以靠思考与想象来实现，面对真实的历史与想象的历史，可能产生“激情”，又可能存在“困惑”。诗人选择了远离虚无的“激情想象”，在历史中观照现实。从对历史的理解视角来看，诗人的论述触及了克罗齐所讲的“真历史”与“现实关怀”的关系。在克罗齐看来，“应当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看作一种统一的关系”，（22）因为“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23）只有历史与现实产生联系，让现实从历史的丰富性中汲取精神营养并蓄积力量，历史才有价值与意义。
王久辛曾“强烈呼唤作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格魅力、人格精神、人格风采俱佳的时代英雄的大作品”，（24）诗人认为的“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就是要凸显历史书写的现实关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审视，重构现实生活。在长诗《狂雪》中，诗人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在描述民族灾难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主体感受，让历史具有了“当代性”，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指引”作用。“我 和我的民族/面壁而坐/我们坐得忘记了时间”“我们体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体验了被杀的种种疼痛/那种疼痛/在我周身流淌”“那种耻辱/那种奇耻大辱/在我辽阔的大地一样的心灵中/如狂雪缤纷/袒露着我无尽的思绪”。诗人言说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让历史成为生活的教科书。诗人在历史中感受到的“深重的耻辱感”，是为了“反省和叩问”“追问历史、追问责任和担当”，在对历史的深入与再理解中，“实现艺术的真实对人心的一次感染与洗礼”。（25）这是诗人在历史书写中关于国家与人民、战争与和平的现实思考。
历史书写中的现实关怀，始终贯穿于王久辛的长诗创作。诗人的历史书写并不是简单的再现过去，而是着眼于当前的生活来观察、审视过去，为未来寻找方向。在《大地夯歌》中，诗人对历史有这样的描述，“……包括博古 李德/所有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决策者/他们之所以成为前驱/成为令我们后辈仰望敬畏的/先烈 是因为他们的所有付出/包括错误的决断/盲目与固执的坚持/有意无意间的互相伤害/等等 都是为了苏维埃/他们是理想与信仰的追求者/更是与家庭与阶层/决裂与背叛的时代先锋”，他们所犯的错误，“全来自急切的梦想/和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因为在战争中“没有神只有人/有人就有闪失”。诗人从“人”的视角，对历史进行了重估。当然，这并不是为历史人物翻案，而是站在人道客观立场，对开拓者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审视。诗人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理解，这为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凸显了历史的丰富性。如在长诗《香魂金灿灿》中，对地震孤儿的描写，同样体现了诗人从现实关怀的角度出发，对灾难书写的重构。“什么是——孤儿/孤儿 就是/你必须 被认为/你/是/孤/儿”“像灾区必须被人/当作 灾区/灾区 才是/真正的 灾区吗”。诗人通过对一些现象的洞察，认识到了“被孤儿”与“被灾区”的社会问题。显然，没有纵的历史与横的现实参照，诗人是无法廓清“被孤儿”与“被灾区”现象的。历史与现实的遇合，诗人对人类的灵魂救赎和精神重建便有了新的看法与思考，其诗在思想深度上也具有了“鲁迅的国民性思考向度”，并“染上了几许深邃冷静的沉思色调”。（26）
在王久辛的诗中，历史书写的现实关怀还有另一向度，那就是带着现实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诗人在《蓝月上的黑石桥》中拷问战争时，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担忧和不满：“在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轻松。/咒骂鲁迅。开发权力的各种功能。/艳羡金钱在人性中找到的第一把交椅。/几乎人类不齿的种种恶臭，/在现实中都找到了‘美加净’的商标。”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丑行和道德沦丧现象，诗人将视角转向历史，回到那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卢沟桥畔，“揣着双倍的悲哀”，诉说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历史书写对于现实的意义，在诗人的回忆中展开，民族之耻与现实之痛交织在一起，提醒人们去思考和关注这个时代，从而起到用历史疗救现实的作用。
三、诗教传承与劝诫原则
诗教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诗教一直占据着诗歌教育的重要位置，是诗歌创作、批评和传播的主要方式，“深刻影响中国的君子人格构造和审美谱系”。（27）进入现代以后，在五四反传统的文化语境下，诗人们为了摆脱传统诗学观念对新诗创作的束缚，实现“革命”和“解放”的目的，“被认为是妨碍中国社会转型、进步的深层文化原因”（28）的诗教传统遭到新诗人的普遍批判。这一延续千年的诗歌传统从此在新诗中消隐。但诗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早已变成文化基因，融进中国文化的血脉深处，一旦有合适的土壤便会生根发芽。新诗完成草创使命，进入建设阶段，如何参与社会建设、融入大众生活，成为其寻求发展的新方向。新诗要达到参与社会的目的，发挥文化建设的功能，必须利用诗教传统。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加速，社会氛围变得较为宽松，诗教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王久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开始新诗创作的。他以历史事件为抒情对象，以现实生活为参照依托，以接续诗教传统为使命担当，以劝世教人为诗歌创作审美原则，在社会转型期主动担负起精神引领的时代重任。正如诗人所说：“写作或创作，终究是要‘经世致用’的。”（29）
诗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诗教主要指围绕《诗经》所开展的诗歌教育活动，其目的在于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实现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建构。广义的诗教涵盖内容较广，凡是以诗歌作品为载体，为达到政治教化、审美养成、人格建构、伦理秩序等目的而开展的教育活动，均可视为诗教。今天的诗教内容还包括爱国情怀、担当精神、现实批判、正气弘扬等。王久辛诗歌的诗教属于广义范畴。他在诗中以警醒和劝诫的方式，通过对历史的书写，对战争的描述，对日常的观察，对现实的诘问，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批判社会的丑恶不公，唤醒民众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在新的社会转型期，面对“娱乐至死”的时代文化语境，物质至上、道德失范、价值失衡等社会现象凸显，世道人心需要诗歌的正义去匡扶与疗救。此时，王久辛担起诗教重任，他在诗歌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面对厚土沃野的稼禾庄园/我在想 从今天到未来/有没有一双巨手/来把文明的圣火承传 难道/五千年冶炼的精神/数百年锻铸的光荣/竟挡不住私欲的诱惑”（《致大海》）。他还在诗中提醒人们不要遗忘历史，忘记苦难。在长诗《狂雪》中，诗人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将那段悲惨的民族记忆再现，引起每一位中国人的警觉，发挥诗歌疗救现实的作用。“我们的历史”“那入骨的铭心的往事”“使得我们无法佯装潇洒”“无法面对这惊心动魄的情景/说那句时髦的 无所谓”。诗人劝诫世人记住历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警醒那些“无所谓”和“佯装潇洒”的人们，不能让惨痛的历史重演，其诗教目的是希望人们“一代又一代 代代相传着/关于和平或者关于太平盛世的心愿”。面对信仰缺失、价值失范，诗人用不断反问的方式追问现实，“时代不是前进了吗/人的素质不是提高了吗/从过去到现在/谁还在想 谁还在问啊/如果前进的时代没有灵魂/我们该怎样来面对希望/如果提高的素质没有理想/我们又该怎样来期待未来”（《大地夯歌》）。在对历史的深度书写中，诗人尽力发挥诗教的劝诫警世功能，以直击灵魂的拷问，逼迫人们去反思现实，担起重铸民族精神的重任。
在当代诗歌创作中，诗教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重视诗歌对个体人格培养、诗歌对家国情怀培育的精神向度上”。（30）在王久辛的诗歌中，这种精神向度主要表现在民族精神重铸、家国情怀培养，以及对理想信念的坚守等方面。《狂雪》《蓝月上的黑石桥》激发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与人道主义情怀，《致大海》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断反思，《大地夯歌》凸显了人类在追求独立、自由时的抗争精神，《香魂金灿灿》教给人们面对灾难的勇气、战胜困难的信心，《蹈海索马里》表现了中国人的悲悯情怀和责任担当精神。这些长诗在重铸民族精神、塑造健全人格、重建人文理想等方面发挥了诗的劝诫功能。在王久辛看来，诗人应该“担当警世敲钟人”，（31）在民族精神信仰出现危机之时，要担当起劝诫世人的重任，以匡扶世道人心、捍卫真理与道义。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说，诗歌“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32）王久辛诗中所显现的诗教精神与劝世言说，就是通过不断“唤醒”，让劝诫起到警世、醒世、觉世的作用，因为诗人相信“劝诫将是现在与未来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的主体文化精神”。（33）
四、史诗意识与“大诗”追求
中华民族并不缺乏具有史诗品质的优秀文学作品，《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便是证明。史诗在文学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被称为文学的最高典范，也是诗人们创作的最高追求。史诗必须是关涉民族历史和命运的长篇书写，以诗的语言描写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英雄事迹，全面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当下中国诗坛，崇尚技术者甚众，抒情短制上出神入化的‘好诗’不断；但是，能够标志一个诗人或一个时代诗歌真正成熟的史诗、抒情长诗等‘大诗’创作却相对薄弱。”（34）为了创作出与时代相称的具有史诗意义的“大诗”作品，王久辛作为有责任担当的诗人，尝试着不断突围，其作品中凸显出十分明显的史诗意识。
王久辛诗歌的史诗意识主要体现在重大历史题材选择、民族精神重铸、宏大意象设置、英雄人物塑造、语言内蕴最大化追求等方面。在重大历史题材选择上，诗人主要到中国近现代史中去挖掘、整理相关材料，重新确立其诗史价值。《狂雪》与南京大屠杀、《蓝月上的黑石桥》与卢沟桥事变、《大地夯歌》与红军长征、《肉搏的大雨》与百团大战，以及表现中华民族与灾难抗争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书写等，无不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这些历史事件或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或体现中华民族面对大灾大难时的不屈精神。诗人或以诗“招魂”，或以诗“铸碑”，或以诗“抒怀”，（35）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以诗的形式进行重新书写，在观照现实中重新发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王久辛在选择重大历史题材进行诗歌书写的过程中，力求重铸民族精神，注重长诗传统内涵的现代转换，以期达到诗歌干预现实的目的。诗人意识到“祖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人们的感情世界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36）他试图以诗歌的力量去重建人们的理想和信仰。在《狂雪》中，诗人通过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描写，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和平精神的深层意义；在《蓝月上的黑石桥》中，诗人用自己所感受到的“双倍的悲哀”，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重振中华民族的辉煌；在《大地夯歌》中，诗人对新中国创业者们抗争精神的描写，激起人们奋发向上的愿望。在王久辛的长诗书写中，他从未放弃过对民族精神的重塑，无论是历史题材的战争书写，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日常表达，他都将民族精神作为诗歌写作的重要内容。在重铸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诗人还塑造了系列英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抵御外敌的抗日英雄，有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志士，也有战胜自然灾害中的军人和普通民众。《芦花红，芦花白……》里的朱凡，《肉搏的大雨》中的彭德怀，《大地夯歌》中的瞿秋白、董振堂、陈树湘，《艳戕》中的女红军群像，还有《男儿女儿踏着雪野冰峰》中迎击冰雪风暴重建家园的抢险工人周景华、村支书吴声海、工会主任王勇，以及《蹈海索马里》里的维和战士张楠等平民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都怀有一颗赤诚之心，他们或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独立、解放，或在灾害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英勇精神，或在国际和平事业中凸显中国力量，树起了一座座人格的精神丰碑。诗人在塑造英雄人物、重铸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通过宏大意象的设置来凸显人物形象。在长诗创作中，王久辛通过具体的意象设置来拓展诗意空间。诗人写南京大屠杀的《狂雪》，以漫天飞舞的狂雪为背景，在大雾弥漫的茫茫雪地里展开想象，创造出一种阔大的意象空间，给人一种庄严而深广的宏大气象。《大地夯歌》则以漫漫长征为诗歌的整体背景，在不断响起的夯歌声中缓缓拉开叙述的帷幕，对长征作全景式书写，长征这一宏大主题得到充分呈现，整首诗大气磅礴、跌宕起伏，具有极强的历史深邃感。而《肉搏的大雨》则以无边无际的滂沱大雨为背景，把抗日战士的勇猛抗敌置于“狂骤”“瀑布般”的大雨之中，既表现了战争进入胶着时段的艰难状态，也表现了彭德怀指挥若定、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这些宏大的场景结构出宏大的意象，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凸显出史诗般的氛围。在宏大意象的设置、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民族精神的重铸中，语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王久辛的长诗中，他常常通过赋予诗歌语言以音乐性来克服长诗因长而产生的平淡。如《大地夯歌》对民间音乐——夯歌艺术的借鉴，让声音成为诗歌表达的有效手段，在变化起伏的夯歌声中，将长征的如虹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王久辛还将一些耳熟能详的歌词、其他诗人的名句等直接融入自己的诗歌中，语言的边界得到进一步拓展，实现了多种感官语言风格的融通。诗人还运用反复等修辞方法来追求语言内蕴表达的最大化，通过叠句、半句重复、单句成节等方式来抒发情感，在不断重复与停顿中，打破语言常规，实现内在节奏与外在韵律的和谐统一。色彩词的运用，也是王久辛诗歌语言的一大特点，《狂雪》《白鹤》《洁白》里的白，《香魂金灿灿》《柠檬色》里的黄，《云游的红兜兜》《碧水红莲》里的红，《致大海》《蓝》里的蓝，以及《山葱茏，水葱茏》里的青和绿等，都体现了诗人在表达情感时，对色彩语言的重视与灵活运用。其中白、红和蓝运用最多，白色不仅代表圣洁、纯净、梦想，还有净化、救赎之意，诗人用白色去覆盖、涤清世界的丑陋和人性的丑恶，以实现诗美的创造；红色则代表了革命、胜利、激情与信仰，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坚守，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蓝色则代表了美好与希望，表现了诗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王久辛的诗中，听觉语言、视觉语言与诗意的和谐统一，实现了多种语言的交融共生，使其诗歌语言获得了极大的内蕴和张力。
“大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理解。海子认为：“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37）在海子的“大诗”观里，理想、集体、民族、人类等宏大主题是构成大诗的基本元素。“大诗”首先在篇幅上要长，内容上要博大丰富，体量上要雄浑，是一种气势恢宏、精神宏阔的史诗式诗歌。从王久辛长诗创作所凸显的史诗意识，可见出其长诗书写的“大诗”追求。在王久辛看来，“大诗”比史诗更有诗质，因为“史诗并不是诗”，“史诗是粗糙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庄严与忧患的审美概括”。（38）他所追求的“大诗”凸显的是一种“人性之大美”与“世间凡人之大善”。（39）这种“大美”与“大善”是一种以追求大境界、大理想和大气象为精神旨归的诗歌创作，《狂雪》《大地夯歌》《肉搏的大雨》等都具有这样的基质。王久辛还认为，“大诗”应具有大志向和大悲辛，因为“大志向大悲辛的缺失，难出大气象”，（40）对大气象的追求，对大意境的营造，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关注成为王久辛“大诗”写作的显在特征，也可见出其对“大诗”写作做出的有益尝试。
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王久辛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并不断超越自我的诗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要成为我，成为我自己都不能重复与复制的诗人。”（41）其诗歌创作在题材、形式、内容、语言等方面坚持求新、求变，在历史题材中用大意境创造大气象去创作自己的“大诗歌”，以抵达他所推崇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境界——“使人类被‘现代社会’扭曲和分裂的本性得到恢复”。（42）王久辛还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在历史题材之外，他还把情思倾注向日常生活，以时代之诗记录下时代的日常之思。
注释：
（1）朱向前：《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第182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
（2）朱向前：《军旅文学史论》，第8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3）杜红：《谁能阻止我的声音在影子里生存——试解说第三代军旅诗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4）王久辛：《刻骨铭心的精神书写——长诗〈狂雪〉创作始末》，《解放军报》2020年6月6日。
（5）王久辛：《致大海》，第34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6）高洪波：《获奖理由》，王久辛：《狂雪》，第1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7）周作人：《人的文学》，陈平原选编：《〈新青年〉文选》，第122、123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
（8）钱谷融：《当代文艺问题十讲》，第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见王元骧：《关于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朱立元：《坚守文学和批评的人道主义底线》，《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
（10）（11）（12）王久辛：《致大海》，第313、336、34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13）〔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2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15）（16）（20）（21）王久辛：《致大海》，第304、1、339、314、328-32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17）石一宁：《穿越岁月的光芒——〈狂雪〉再版序》，王久辛：《狂雪》，第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18）〔南斯拉夫〕兰科维奇：《人道和艺术》，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4辑，第131-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9）王久辛：《默诵的领奖辞——写在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狂雪》，第3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22）（23）〔意大利〕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3、2页，〔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4）王久辛：《致大海》，第306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25）王久辛：《刻骨铭心的精神书写——长诗〈狂雪〉创作始末》，《解放军报》2020年6月6日。
（26）罗振亚：《寻找“大诗”写作的可能性——评王久辛的诗》，《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2日。
（27）（28）（30）方长安：《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29）王久辛：《致大海》，第30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31）王久辛：《香魂金灿灿》，第341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
（32）特朗斯特罗姆获第六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答谢词，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26日。
（33）王久辛：《致大海》，第30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34）罗振亚：《寻找“大诗”写作的可能性——评王久辛的诗》，《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2日。
（35）王久辛的长诗一般都使用副标题，这些副标题除了对正标题进行解释说明，还明确表达了诗人写作该诗的主要目的，如《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三十多万南京军民招魂》《艳戕——魂系红军西路军八位十三四岁的少女》中的“招魂”，《大地夯歌——谨以此诗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铸碑》《肉搏的大雨——谨以此诗为彭德怀元帅指挥的“百团大战”铸碑》中的“铸碑”，《香魂金灿灿——中国玉树地震百日暨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祭》《芦花红，芦花白……——追怀23岁抗日烈士朱凡》《男儿女儿踏着雪野冰峰……——写在迎击冰雪重建家园的大地上》《初恋杜鹃——神游毕节百里杜鹃抒怀》中的“抒怀”等。
（36）王久辛：《默诵的领奖辞——写在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狂雪》，第3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37）西川编：《海子简历》，《海子诗全编》，插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38）王久辛：《致大海》，第33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39）见王久辛长诗《香魂金灿灿》里的诗句，该诗可视为王久辛“大诗”创作的又一尝试，诗的“序”部分有这样的诗句：“翻遍人类/文明史 包括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也找不到/这成吨成吨的泪水 汇聚的/人性之大美 更找不到/这巨疼弥天的 世间凡人之/大善”。
（40）（41）王久辛：《香魂金灿灿》，第372、379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
（42）〔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太阳石》，第10页，赵振江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