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为了聚会的告别
为了聚会的告别
刘复生
如果从读研究生开始算起，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已经有十几年了。
但最近几年，我对文学却越来越不关心了。关于文学的书还在读，但似乎越来越提不起精神。对于专业的期刊杂志已很少有耐心认真阅读，虽然会时常浏览一下，但那更像是出于某种职业习惯。自己整日关心更多的倒是历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成果，更感兴趣的批评对象也很少有所谓“纯文学”。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心不在焉的眺望者。
我已告别了当年对文学的单纯的热爱，有时难以抑制对本专业现状的深深失望，尤其是当参加各类乱轰轰的学术年会时，无聊感会油然而生。当听到或看到某些同行还在重复二十年来几无变化的那一套陈辞滥调时，我都不禁怀着恐惧感自问：我是否在某些方面也和他们相似？当年投身这一专业的激情，以此为志业的冲动，都已如此遥远。是我背叛了当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背叛了我？
时过境迁，当代文学批评正在一步步远离自己的使命，成为一门无足轻重的文化小摆设。所以，如何给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注入新的生命和更充实的历史意义，就成为一个从业者的首要问题。而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如把自己的生命贸然托付给它，或坚持从一而终的专业贞洁，未免显得盲目而愚笨。在这个时代，仅仅以热爱文学为借口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已经远远不够了。
从事这一行的理由不再是自明的。
我当然会珍惜与文学的缘分，我还将从事我所热爱的当代文学批评，虽然我所关心的对象与问题和以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我可能将更多地跨越知识疆界，更关心文学以外的事物。当代的文学批评要不断地突破到自己的外部，只有这样它才能更深刻地回到自身。它只有敢于失去自己才能更高地回到自己。
在这个时代，我不再相信一个只关心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学者可以做一名称职的批评家。
在知识、思想及视野上，我们只有敢于告别文学，才能重新与它相聚。因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为了聚会的告别：告别只是为了找回当初投身文学研究的朦胧热情所蕴含的真正内容——彼时自我意识中的对文学的热爱，在时代与自我的双重青春季节，只是某种深层精神渴望暂时还没有找到归宿的美学化的语言形式。这种精神渴望是一种将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冲动，是一个将自我楔入时代、历史深处的顽强要求，一个借阐释世界而使自己的生命得到阐释的解释学过程。而今，当下的主流的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背叛了这种约定，因而，必须给这一约定注入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式，只有这样，它才能找到自己最初的真正的实质。我才能找到文学批评家的充实感和生命意义。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刘复生，或“70后”知识分子的探索
李云雷
在20 世纪70 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中，刘复生近年来的研究是引人注目的， 他的思考可以说代表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发展方向。对于70 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环境与历史境遇，中国六十年乃至一百五十年来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思考的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介入历史的机遇，而在当前这一世界史新的转折时期，如何将中国经验充分地讲述出来，并将个人思考转化为现实实践的可能性，可以说是这一代人的使命，也是他们与此前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在今天，我们的世界图景与思考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如此纷纭复杂的现实之中，1980 年代以来知识界所建立的一些基本判断与基本前提正在丧失其有效性，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该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历史？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理解现代化与现代性？如何想象并创造一个新世界？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是摆在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而新的时代环境与成长经验，使他们有可能打破前人的窠臼，做出创造性的思考与回答。但同时，这一代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社会现实、学院体制以及学术惯性的束缚， 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否突破这些限制，将自己的思考直接与最核心的时代命题联系起来，也决定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视野、胸襟以及所可能取得成就的大小， 正是在这一方面，刘复生所做的努力与探索可以说是具有典范性的。
刘复生的学术研究，便开始于对20 世纪80 年代所建立的基本知识或“常识”的反思与批判，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主旋律小说”研究，在80 年代所建立的“纯文学”视野中，“主旋律小说”并不能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但在刘复生看来，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才更深刻地隐含着这个时代文学的规训机制，才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看到“新意识形态”及其发挥作用的奥秘。正是通过这一研究，刘复生打破了“纯文学”的神话，也让我们看到了80 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虚幻性，在此后的研究中，他让我们看到，“80 年代文学”并非像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元，而如“十七年文学”一样也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只不过这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采用了更加机动灵活的控制方式，而与“十七年文学”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反而丧失了创造“新人”、新文学与新世界的冲动与努力，而这一点正是“十七年文学”至今仍然值得尊重与研究的原因。刘复生以及其他研究者对80 年代文学的批判与反思，为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而对于70 年代出生的研究者而言，这首先是对个人成长经验与文学经验的反思，在他们所受的文学教育中， 对80 年代文学的神话性叙述构成了一种基本经验，他们对这一“神话”的拆解，既是对个人成长历程的反思，也可以说是对师长一辈文学判断的突破与反思——正是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一代青年人正在成长起来，他们不再依傍于既往的文学经验，而是在独立自主的思考之中，提出了新的命题、新的范式，并以新的思维方式做出了新的判断。而这样的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推进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仍建基于80 年代初的基本判断，即对前三十年的批判性审视与对后三十年的赞美式研究，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与新思维的打开，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基本判断重新加以审视，刘复生及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便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比如，刘复生对“先锋小说”的研究，便扫除了此前研究者玄学与神秘化的研究倾向， 而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阐明了“先锋小说”及其艺术形式与复杂历史进程中人们情绪的“碎片化”之间的关联，这不仅有力地解释了“先锋小说”的产生，而且他的研究方法——将美学分析与历史分析细致地结合起来， 在当前的文学研究中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刘复生的学术研究从文学出发，但是他关注的领域却不限于文学，虽然他也写出了一些重要的文章，如关于韩少功、张承志以及关于“新革命历史小说” 的论文，但他的着重点或者说他的抱负无疑是更为宏大的。他所关注的是世界、历史或者说是思想的变动，当文学研究为他提供了观察这一变动的窗口，他的文学研究是出色的，而当文学无法提供这样的空间时，他的思想触角便突破了文学的藩篱，而伸向了更加宽广的领域，正如他所说的，“当代文学研究正在一步步远离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成为一门无足轻重的文化小摆设。所以，如何给当代文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和更充实的历史意义，就成为一个从业者的首要问题，而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如把自己的生命贸然托付给它，未免显得盲目而愚笨，仅仅以热爱文学为借口已经远远不够了”。他近来对于“历史与思想史”的关注、对批判立场的强调与坚持，便显示了他更加开阔的视野，以及勇于探索的信心与决心。而他所昭示的这一转变，对于70 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启示性。
对于我来说，刘复生不仅是一个学者或知识分子，更是一个精神上的同道、一个现实中的好朋友。在北大读书时，他是比我高一年级的博士，那时我们的交流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已经知道了，他是辞去了五年的电视台工作，而到北大来专门读书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文学与学术抱有一种如何虔诚的态度。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有工作的经历，在同学中却更显得成熟、稳重、大气，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为人处世，都自有一种底气与分寸，让人可以感受到他的自信。那时候，在学校里，刘复生喜欢读理论方面的书是很有名的，许多在我们看来佶屈聱牙的书籍，他却读得津津有味，在那时他就被戏称为“刘大师”了，每次我到他们宿舍去，跟他和另一位师兄张宏聊天，他的话总是言简意赅、高屋建瓴，而他说话的语气则有点低沉，带有思考的痕迹，有时他又会笑起来，那种笑里也有反思，好像是对刚才所说的话的一种反讽性态度，一种自嘲，似乎并不将之特别放在心上，不是那么值得重视似的，但即使如此， 他的自信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那是以低调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复生还爱打羽毛球，我没有见过，但听说他在校队里面也属于高手，那应该是一流的了，这从他结实健壮的体魄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想来，我们在一起聊天，似乎很少聊到生活琐事，聊的大多是文学与思想界的潮流、人物、事件，以及对一些学界分歧与斗争的看法，另一个话题则集中于洪子诚老师，洪老师是中文系不少学生的偶像，但我们读博士不久，他就退休了，平日里很少能够见到，复生是洪老师的关门弟子，只有从他那里，我们才能知道一些洪老师的近况，以及他最新的研究、思考和观点。复生很尊重洪老师，但对他的一些观点也并不是完全赞同，我记得2003 年我和复生与其他同学对洪老师做了一次“访谈”， 在谈到对80 年代文学评价的时候，洪老师认为80 年代文学的“多元化”是值得肯定的，而复生则认为80 年代文学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体化”，甚至比“十七年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密，他们师生二人的看法虽然不同，但是那种坦诚交流的氛围却是令人珍惜的，我想这也正是“洪门家风”中最令人向往之处。
从北大毕业后，复生先去了山东的一所大学，很快又到了海南大学，在这里，他的才华与学术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很快就以一系列重要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尤其在海南，他似乎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不仅在学校里很快做了教授，而且现在还兼任《天涯》杂志的副主编，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他简直成了“南霸天”了，他也只是笑笑，不说话。我想，复生到海南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海南需要复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为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而复生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海南在文学乃至思想研究领域的分量，我想这一点，人们在将来可能会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至少对于我而言， 想到海南有一个刘复生，便对海南产生一种更加亲切、温暖的感觉，这当然不只是觉得那里有一个熟人，而是切实地感到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与复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经常就一些话题交流看法，对当前文学界与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现状，我们都有所不满，也都在寻找着突围的方向， 他的思考时常能给我以启发，尤其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他是我前行路上的一个同伴，虽然我们相隔遥远，见面的机会不多，甚至见面之后，也并没有太多的话，但我们的交流是默契的，只要几句话，就可以明白对方在想什么。而在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只要我们坐在一起，就会感到心里很踏实，因为我们都知道， 不管面对多少不同观点的争论与分歧，至少我们二人的看法是相似或相同的。当然，更加重要的是摆在复生和我以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面前的使命也是相同的，我们必须正面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竭尽所能做出我们的探索，发出我们的声音，尽到我们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我们的国家和这个时代。在这些方面，复生已经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走在了一代人的前面，我相信他也必将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