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老实人”难题
崔君是“90后”作家，我很在意她会用什么方式处理近二三十年的人生变化、社会变迁。这也许不仅反映作家的个人选择，更可以看作文学和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注解。
《冰淇淋厂冬天在干吗》（以下简称《冰》）让我想起“60后”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它们都写原本情同手足的姐妹/兄弟，如何在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中分道扬镳。《冰》中的唐小甜和“我”，一如《兄弟》中的李光头和宋钢，代表着两种差异鲜明的形象。
唐小甜天资聪颖相貌出众，但躁动不安，想着征服世界却又浑然缺乏学历与资本。“我”略显木讷，但按着乡村——县城——首都的求学路，一步一个脚印。当人生只有学习、成长、嬉戏的单行道时，两人是分享一切的好朋友；当花花世界敞开大门，无数正确或错误的道路等着她们选择时，两个人性格上根本的差别，让她们出现隔阂。与《兄弟》中老实不知变通的宋钢异常悲惨不同，《冰》中是嬗变的唐小甜最后负债累累，生死不明。她搞过餐饮、做过直播，最后成为投资界的“韭菜”，骨子里的不安分让她成为时代的浮萍，最终失去了立足之地。虽然关于《兄弟》的评价两极分化，但这样的结构设计本身没有问题，让世道与人心互证互现，一直就是现实题材创作的经典手法。
《冰》与《兄弟》的不同，“90后”与“60后”的不同，引我思考一个也许很重要的问题。
曾几何时，小说突然不再是属于“老实人”的世界。在这里，油嘴滑舌、杀人越货、背信弃义、离经叛道的人们占据了舞台的“C位”。而老实人的命运属实悲惨——他们身上缺乏文学性，在作家的笔下显得庸庸碌碌，缺乏魅力也缺乏思想性；从现实性角度看，他们又是失败者的代言人，更难引人关注。这种现象其来有自，“新时期文学”出现之前，当代文学史中有太多正面的、甚至“高大全”的人物，压抑许久的作家和文学需要“透透气”，需要从另一个角度，省思那些尚属空白的主题和领域。但是这一前一后、一正一反，属实在历史的大循环里形成了同构的关系，“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在这样的结构下，当代文学史为今天的作家留下一道难题，即如何在“正”与“反”之后，寻找一种“合”，以写出真正属于自己、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
从这个角度，《冰》中唐小甜与“我”的形象设计是有趣的。如果故事时间倒退十年二十年，唐小甜很有可能像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刘汀《何秀竹的生活战斗》里的女性那样，留下一番“作为”；但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当唐小甜或陈金芳变得越来越多，她们那种“草根英雄不问出处”的女性传奇很可能难再唱响。她们不乏聪明才智和行动能力，但“资本”的缺失在社会阶层已然渐渐固化的时代里显得更为致命。此时《冰》中的“我”重新浮出历史地表，踏踏实实，从自我积累、自我突破性的工作中（“我”从事的文学编辑、文学创作工作）实现人生价值，而不是在时代的“风口”中反复横跳，靠掠夺、剥削他人取得成功。
曾经小说中的“老实人”形象面临文学性和现实性两重困难。在《冰》中，“我”俨然不再是世俗层面的失败者，现实性层面的困难似有解决的端倪——当然，还仅仅是端倪，《冰》中的“女一号”仍然是唐小甜而不是“我”。小说后半段，故事背景转为城市，“我”在叙事中的比重明显增加，但故事的焦点其实仍在唐小甜身上，最后为小说划上句号的，是唐小甜的自杀，而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重大转折。
如何书写“老实人”肯定是个庞大而艰深的难题，对文学创作者的创作能力，以及社会、经济、历史学角度的学养构成巨大挑战。《冰》的后半段与余华《兄弟》的后半段有些令人遗憾的相似之处，当写到城市与当下，写到合租、吃播、年轻人的聚会、恋爱时，作者的笔调明显变得有些“浮”，在书写乡村和童年时那种既扎实又灵动的感觉很难延续。我想这都与“老实人”问题背后牵涉的庞大背景、知识谱系有关，这不是一两个作家创作中的问题，而是今天大多数文学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冰》中有许多闪耀着才情的细节，比如唐小甜家的厨房曾经烧毁，母亲怀疑有人作梗，遂展开“长达半月的骂街”，唐小甜“被妈妈吩咐提一只铜盆，妈妈骂一个段落，她就击打一下。铜盆瓷实，洪浑声响在沉寂的夜晚里弹来弹去”；而时隔多年，唐小甜告诉“我”那次纵火其实是自己造成的意外，于是每当母亲“诅咒放火的人不得好死，生孩子没屁眼”，唐小甜都无地自容。又比如一群年轻人在公园里玩“天黑请闭眼”，路过的老年人好奇又不敢靠近，以为这群人是“传教”的。这些精彩的细节本身都足以支撑起独立的短篇小说，如果说上述的知识、经验问题，是在时间中可以慢慢解决的，那么这些纯粹属于文学和虚构层面的“灵性”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作家。
到了文章最后，我想还是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冰淇淋厂冬天到底在干吗？就我所知，旺季搞生产、淡季搞研发，周而复始，厂商们尽量“不闲着”；但若淡季实在太长，也只能停工放假，“冬眠”至旺季再来。
我想文学创作亦是如此，笔耕不辍很重要，在阅读、观看、学习、体验中“搞研发”也很重要。也许某一天，文学没人读了，或人们觉得读文学没有意义了，又或者文学突然接不住现实投掷的难题了，以至于文学的“淡季”扑面而来——那时文学家们应该有停摆、调整的勇气，以及静待“旺季”再来的信念和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