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虚构的“无意识”
“五四”以来，现代小说以其精英化的诉求，不断削弱“通俗小说”的消费特征。互联网时代使城市写作沉睡已久的消费基因，得以在一些不那么有名的新人新作上还魂。他们从“都市”——这一原始经验的荒原中，以架空的想像与抽象的抒情等方式，重新建构真假参半的心灵世界，并赋予“当下”——这一时间要素以叙事的功能与含义。简而言之，我们出现了一些内向的、不为了站在高地实现批评和启迪等社会效用的中级（Middlebrow）小说写作倾向，尤其是女性创作者，在刻板印象中处于次级性别的地位，自然关注次级性别会关注的问题，例如感伤主义恋爱、现实主义婚嫁、生老病死的照护等题材。这些小说的思想特点是思想上并不激进，十分强调忍耐和对生计苦楚的提炼，有一些去男性化的设置（例如此次《半球马戏团》中“我从未听到过这个家庭里的任何成员，谈起过本来存在的父亲”，《离行夜灯》中“关于父亲，婉佳早就失了印象”），但终究逃离不了不在场的男性幽灵般的力量，例如《盛开的夜晚》女主人公的婚礼最大悬念居然是那个麻烦人物“舅舅”到底会不会出现，又如《百年好合》中给家族中青年男性的孤魂做婚配，成为了故事的主要起因，而没有做成婚配，则成为了故事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不以作家意志的反抗作前提的，也没有蓄意的谋划，而是将冥婚行为的功亏一篑归之于“那是一瞬间的事，她甚至来不及思考……”仔细想来，是很有趣的现象。
《半球马戏团》《盛开的夜晚》《鮟鱇》都是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的，且三位主人公都是女性。《半球马戏团》表面上在写一个“找狗”的故事，叙述方式甚至接近于意识流式的散文。“我”在德国交换学习的一年中，由于在地经验的匮乏，对语言经验、文化经验的不适应，将语言陌生化的戏剧效果加强了。故事以华丽的文学语言，布置着“书中书”般的历史及艺术经验。围绕着“没有人在意地球上哪个女孩失却了一条狗”，作者展开了旋风般的联想。在这语言的表象之外，作者写得最好的，是慌乱、敏感、渴望被关注、又害怕被看透的少女心。小说的叙事节奏较好，行文极其流畅仿佛奇观电影。如果我们更耐心一些检索她小说发展的速率，会发现那几乎不算是一个现实时空的叙事，而是来自于开放世界、游戏世界（“脚下的PVC地砖迅速转换成水泥地面”）。“狗”是一个循环提示的使命，暗示情境中人不要忘记她为何来到这里、又维系着怎样的社会关系。如果狗一旦被找到，那故事就没有进展的动力了。所以狗是故意被作者藏在往昔时空里的，一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我”驾驶虚拟飞机，在有社交功能的游戏账号中重回故地，故事设计的意图变得有意思起来（甚至令人觉得前文实在写得太过漫长）。结尾收束得也非常有力，半球实验以水逼走空气，又将水抽空形成真空世界，声音也将无法传递，这些隐喻和想像，构成了故事戏剧的张力和危机的含义。如果作者更有企图心一些，完全可以让“我”和“艾莉”多登录几次这个超时空的虚构世界，带着找狗的使命和不去真的找的默契，完成一段现实中早已失去、唯有在游戏中以意识加以还原和维系的情义。毕竟，游戏叙事实际上为我们的小说写作发明了类似的意境，在于使命不达（不用真的去救公主，也不用真的去找狗）的浪漫游历。
与《半球马戏团》相比，《盛开的夜晚》就写得传统得多。女主人公在结婚前，一层一层揭露了家族历史和恩怨，完成了心酸的抒情。一位家族里的麻烦人物“舅舅”如何以得体的方式参与这场婚宴成为了小说最大的悬念。类似的麻烦人物出现在家族宴会的故事，许多影视剧都有表现，例如日本电影《弟弟》、意大利电影《欢聚时光》、英国电影《又一年》等等。母亲和舅舅因为照顾父亲的分歧决裂，又希望通过女主人公的婚礼和解。在和未婚夫介绍舅舅的过程中，小说展开了童年、乡镇发展、乡人命运变迁的历史。在烟花厂工作的舅舅依然是个麻烦制造者，甚至差点炸坏了“我”眼睛，但“我”并不责怪他。舅舅怨恨家族资源分配不公影响了自己的前途，送完请柬后，小说进展落实到了“舅舅到底会不会来参加婚礼”的悬念上，一直到结尾，舅舅发来了烟花的视频，一束又一束，象征着带有复杂亲情的祝福。如果我们以女主人公作为小说主体的投射，又鉴于作者现实主义的写法，其实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需要解释，例如，舅舅为什么对这场婚礼如此重要，又如，舅舅做了那么多让人伤心的事，也不太会讲话，甚至将不成功的人生归因于他人，那么为什么“我”和“母亲”都那么爱他、不恨他，几乎保持着最大的耐心等待他的回归？他总应该有讨人喜欢的一面，仅仅是做玩具，好像不够有力。再者，女主人公的未婚夫不会疑惑吗？他的家人不会疑惑吗？这场婚姻的主角应该是两个年轻人，为何他们十分默契和自觉地接受了这场婚礼存在的最大意义是舅舅的回归？小说结尾，母亲“目光却牢牢盯在屏幕上，一秒都不移开”，也几乎将小说牢牢钉在了“中级言情”的流派上，完整、温和、保守。它是那么“刻板印象”中的中国家庭、婚姻和女性，既没有解释舅舅为家族女性带来的热望到底来自哪里，也没有解释晚宴中度秒如年的煎熬里有什么新时代的象征意义。
《鮟鱇》的故事，是传统都市通俗小说最常处理的素材了。经济实力不够强的“我”，租不起房子但是会买六千块的眼镜。“我”爱的人乔，爱上了一个同性（一个在酒吧表演的、并不成功的脱口秀演员）。两人就亲密关系，展开了一些讨论，但并没有结论。出于好奇，“我”想认识那个演员，却发现，他还有女友。然后他们四个人互相观看，有了一些暧昧的友谊关系。小说的后半部分，突然交代了“我”的婚史、经济状况、母女关系。最后酒吧停业，“我”带着前男友乔去给前夫扫墓，然后说起了自己对生活灰心的原因。在和乔拥抱的过程中折断了眼镜腿。小说题目“鮟鱇”作为一个隐喻，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含义。粗看小说其实是时髦、流畅的都市言情故事，它也不是没有真实的生活，例如在和母亲的交流中，就反映出了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判断，对经济生活的忧虑。在展现年轻人迷茫的生活方面，它当然是很明确的。尤其是描摹对未来没有太多自信的年轻人的生活，小说也加入了一些对“无序”和“失重”的思考。然而可惜的是，没有一件事、一个话题想明白的。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应该作为这一类中级小说的门槛。亨利·詹姆斯在《小说艺术》说“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能够与生活竞争”，那《鮟鱇》显然既不了解生活的厉害，也没有勇气在真正的性别问题和两性问题中历险。以性别为话题的故事不胜枚举，它应该作为一种人的情感在极端环境中反叛社会规训的试验。例如，当我们遇到一个人，无论他是男是女，或想变成男的/女的，或突然决定爱一个女性/男性，我都觉得我不会再有机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同时无论我是男是女，我都想见到他/她。要命名他的特别，也要探索自己的困难。这都是需要能量的，孱弱的人，连世间最平庸的爱都难以操练，无法胜任非主流的复杂情感和欲望。《鮟鱇》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生机和能量。它完全顺应了“城市”这个生产和消费的语境下增生的各种陈旧的符号，也就落入了刻板印象里“通俗文学”令人失望的种种窠臼。
《离行夜灯》写得丰满。书写大陆配偶的小说，有一度非常流行。台湾“按摩店”也带有许多灰色地带的想像，服务人员不仅有大陆女性劳工，还有越南人、缅甸人、印尼人一起竞争。作者用第三人称上帝视角重新审视这段母女关系在异乡如何实现，不仅具有文学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研究深度。若我们了解这段历史背景的复杂，会感受到作者深切的同情。简而言之，这一类“陆配”第一次婚姻的子女，在台湾地区依亲生活相当得不到尊重，人数还不少。福建移民，若有更强烈的意志和背债的决心，会有很多机会走得更远，去欧美、新加坡、或日本，就福建的移民文化传统而言，“团圆”对他们而言并不意味着幸福，而是意味着贫穷。按摩院的正常收入显然也不足以支撑光宗耀祖的淘金风俗。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女儿婉佳去台湾是为了见妈妈，那妈妈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走得更远呢？一样背井离乡，一样做劳工，为什么要去那么近的地方，委身于一个这样的人？小说若是能将这些问题解释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它通俗的优势也会达到更好的效应。小说中许多细节，写得让人感动，带有生计的辛劳，异地生活的拘谨，和重组家庭沟通困难的压抑。母亲总有一些女儿不了解的面貌，应对不如意、应对虚荣的需求。婉佳在梦里应对继父的性骚扰，是内心恐惧和危机的投射。小说字里行间都写得压抑，女儿体谅母亲的背后，是家族女性压力的转移、传承。女性的言语空间，被两岸婚姻、性别和阶级的枷锁压制了，也没有被高等教育所营救。婉佳唯一想出的办法，是写作未来十年的故事。好在她的情绪是“烦透了”，这会比《盛开的夜晚》写得更叛逆一些，也令人振奋些。
《百年好合》有着与《离行夜灯》相似的优点，在写实主义方面，尤其是对病房众生态、癌末病人的照护方面，写得十分细致动人。这是一篇以小说题目与小说结尾形成反讽的通俗小说。它的通俗，在于对风俗人情的领会。“冥婚”其实是一个颇为禁忌的话题，它太陈旧了，简直不能与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放在一起讨论。但它又是切实存在的，生病的年轻女孩，可以卖出非常好的价格配给身故前没有结婚的男性。小说里参与这场跨界婚姻的，是一个中年人，但依然可以得到让弟弟买房的报酬。小说一开始意图就是很明确的，要婚配的病人，对此也心知肚明。要做这个婚配动作的来历，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像是害怕受到读者的质疑和批评一样，其实毫无必要，完全可以写得更勇敢些。季进教授有一篇文章论述《通俗文学的政治》，文中写道，“他们的作品多从日常的生活出发，表达一己之见。小情小爱、细枝末节，看似平凡无奇，却无不透出别样的情感心智和文化政见。”一桩交代得那么清楚的、“情有可原”的陋俗，在巨细靡遗地写作病人照护中体会的死亡，到了故事结尾使命不达，女主人公放弃了这场说好的交易，虽在意料中，却总觉得少了更强烈的动机，例如，护工与病人间真的产生了情义，又或者护工本人不再认同原来秉持的婚姻观念，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缺少有力的解释，其实也就错失了一个“透出别样的情感性质和文化政见”的好机会。
还是回到亨利·詹姆斯的那句话，“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能够与生活竞争”，它拿什么和生活竞争呢？生活充满陷阱、伤害，小说若没有内核的巨大能量，又有什么力量和厉害的生活作战？故而，小说的存在“依赖于它跟生活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半球马戏团》实现了一些，它的后半部分理应作为与生活竞争的重点加以虚构，它应该更有自信地告诉我们，那条叫“雷欧”的狗只存在于虚拟世界里，那个世界就是我们华丽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各种语言、光芒、可能性，是青春的时空隧道，作家可以带领我们在小说里一再登录，又一再放弃直接找到它，形成别致典雅浪漫的使命不达。又或者我们可以在中级小说创作的企图心之下，永不妥协，如《离行夜灯》，背离一直以来坚定地实现传统风俗的想法，也就是“我”也没有想清楚“我”为什么放弃了糟粕般的旧生活，但“我”走到这里，“我”觉得没有必要坚持下去了，这会完成以“无意识”的意志反抗命运的使命。再或者，以《鮟鱇》为素材，处理真正的性别问题，剔除那些消费文化规训孱弱的情爱，以情义的力量与肉欲的魔性顽抗，以性别问题开始，以人的问题终结。鮟鱇在深海看到的不只是黑暗，鮟鱇的生命意义在于它能在漆黑的深海自己照亮自己活下去，而不是和脆弱的人一样沉溺黑暗中以无能自恋自怜。《盛开的夜晚》也应该让舅舅出现，他没有来显然比较浪漫、比较诗意，但“他来了”，那才是小说，才能逼出小说超越生活的智慧。
虚构的“无意识”，其实是“中级小说”美而不自知的通俗魅力。这五篇小说，都有潜能实现这种古老的“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