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瓦寨的孩子》：在世界中成长
作为一个成长在西部，却定居并工作在毗邻上海的启东的作家，李新勇身上天然汇集着鲜明而独特的时间与空间元素：过去与现在，西部与东部。优秀的作家，总是对时代保持着介入与见证的。只要想写当代的边地少年的成长，便无法也不应该将其从西部急速发展的大时代中孤立出来。
“变声”是李新勇对这个时代核心特征的总结。李新勇在长篇小说《黑瓦寨的孩子》后记中，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写作企图：“小说中的一群孩子，陆续经历变声期。小说中西部农村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人们的追求、社会秩序的结构，都在经历变声期。”这表明了少年与西部的成长在这部作品中具有同等重要性。主人公王嘉峪的年龄被设定为十三岁，这是生理上变声期的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服务主题的深思熟虑的安排。
因此，有必要先锚定这部作品所指向的具体时间。《黑瓦寨的孩子》表面并不炫技，是围绕王嘉峪的外部聚焦全知顺叙叙事，但在叙事时间上其实是有考究的。小说中多处出现“多年后”的句式，这既是一种预叙，也突显了回望来路的历史感。通过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对故事时间的隐藏或淡化是有意为之的，他把黑瓦寨急剧变革的故事时间浓缩为“一年”。这种浓缩，一方面有“变化如同一夜之间发生”的心理学依据，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家的写作策略：一年左右的时间跨度、黑瓦寨这一方之地，加上从发生到完成的“变声”过程，构成了类似西方传统戏剧的“三一律”结构，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于能够更为集中而强烈地呈现“戏剧冲突”。事实上，时代激变引发的成长期冲突，正是《黑瓦寨的孩子》的美学特征之一。
判断作品成功与否，主要不是看其主题或背景，而是看其是否提供了真实饱满、丰富独特的人物。作为“打工二代”的王嘉峪自然位于作品世界的中心，他的周边，是浓缩的现实时间，旋转着急切与世界对接的边地，这是一幅充满爆炸与眩晕感的场景。王嘉峪当然对此宏大场景懵然无知，只能感受他成长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其一是母亲病重，他被安排回父母的出身之地黑瓦寨；其二是洋葱滞销，他小舅舅走出黑瓦寨并在哥哥的帮助下获得成功；其三是学校教育，有很强求知欲的王嘉峪面对着理念落后、弊端丛生的教育现实。这些事情对进入变声期的王嘉峪的成长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体现为“无根”的迷惘。语言是“无根”的表征之一。王嘉峪发现，尽管“自己精通三种口语:普通话、当地话和爹娘的话”，但无论是在启东还是黑瓦寨，他都被当作“外地小孩”。当然，“无根”还表现为对黑瓦寨文化风俗的隔阂，比如在帮唐古拉打架时的好心办坏事。其次体现为留守儿童的焦虑。对于早熟的王嘉峪而言，母亲的病重能通过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来化解，但远离父母的焦虑挥之不去，被潜抑成为无意识，以两次莫名其妙的“发病”呈现，诱因都是面对外来欺凌而产生的强烈不安。这一症状只有在作为心理治疗师的刘佳的催眠状态下，通过家人和谐团聚生活的暗示才得以缓解。事实上，这种焦虑在唐古拉身上也同样存在，如文中所言，唐古拉“‘老子’不离口”的心理根源是父爱的缺位。不仅如此，成人世界也普遍存在着焦虑——刘佳的职业在作者那里显然是经过了精心选择的，焦虑已经成为时代激变的社会病。再次，体现为觉醒的求知欲无法满足的痛苦。“觉醒”的根源，其实可以归结为发达地区教育的启蒙——众所周知，启东的教育在全国都首屈一指，也正因如此，回到黑瓦寨的王嘉峪才体会到落后教育所产生的落差。支教老师短暂的出现，以《麦田守望者》《等待戈多》等英文名著，为他打开了通向广阔世界的窗户，但教育的落后难以短期弥补，王嘉峪最终再次离开黑瓦寨、离开父母远赴启东求学，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不管怎样，长大（变声）前夕的回乡之旅，对王嘉峪意义重大。对于“无根”的一代，文化认同的形成可以有效缓解成长焦虑，帮助形成健全的人格。当刘佳说，“我们这儿远距离只接死人,你是活人就得自己回家”时，这是黑水河家园意识最为强烈的宣示。王嘉峪感受到黑水河“小巧秀气更惹人喜爱,它可以让人亲近。而长江则不能”，暗示着对“根”的确认。黑瓦寨祖坟旁边种植豆青树的习俗，以及母亲“好好活着,是为了死得明白”的生命体验，是乡土伦理对王嘉峪价值观的潜在塑造。除此之外，表弟唐古拉的陪伴，折飞机、骑竹牛竹马等游戏，可以慰藉王嘉峪作为打工儿童漂泊的童年；青春期开始的梦遗、懵懂的情愫都悄然经历。遗憾不可避免，但有了坚实的乡土之根，有了稳定的家，青春起飞所需的一切就差不多就绪了。
作为“打工二代”，王嘉峪回乡的意义还包括他从外界带给黑瓦寨的影响。即便只是一个孩子，王嘉峪依旧展示了理念与知识的力量。正是他借助网络明白了黑瓦寨人没有意识到的产销要素，寻找到需求信息，才促使小舅舅唐景贵，从一个满足于在家乡贩牛的牛贩子成长为“一阵儿在贵州,一阵儿在沈阳,一阵儿在湖北,一阵儿在北京”的新一代企业家（经纪人）。同样，他的身体力行激发了贪玩的表弟的求知欲，而他争取到将唐古拉带出黑瓦寨到启东去上学的机会，也意味着为黑瓦寨的未来又增添了一点可能。
王嘉峪在作品中同时还承载着结构上的功能。如前所言，西部的“变声”是作品的重要主题，作品力求以王嘉峪为纽带，通过他的见闻，展开西部大发展的宏大时代画卷。这幅画卷中有梦想，如王前程的工友刘佳，通过努力成功成为心理分析师；有是非恩怨，如王嘉峪的大舅，作为第一代成功的打工者抛妻再娶；有回归，如王前程夫妻——当然还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打工者——随着当地市场的成熟会选择回乡就业；当然也有痼弊，如地方上为私利操控市场、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的黑恶势力，再如前述落后的教育生态，等等。但是，如同走向青春期的少年一样，对于古老而年轻的西部，一切无非是起飞前的阵痛而已。
综上，《黑瓦寨的孩子》是坚实、有力度的，是一个有时代责任心的作家在宏大的时代潮流中投向西部的深情一瞥；沉稳、上进、视野开阔的少年王嘉峪（也包括唐古拉们）是作家对西部年轻一代饱含期许的画像。
小说结尾，“高原碧蓝的天空之下，移动着两副简单的行囊。”少年带着梦想走向山外广阔的世界，这个画面让人感动。尽管说“我心安处是故乡”，或者说“他乡安放肉身，故乡安放灵魂”，但让人忍不住要猜想，当代表着西部未来的王嘉峪与唐古拉出走后，在未来的西部建设中，会有他们成熟的身影吗？作者并没有将这样的责任强加给少年，这是对的。这让人想起近百年前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那个有名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一切无需执着，西部是我们所有人的西部，只要祖国好，一切都会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