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中重建我们时代的意义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发表了后来引起广泛关注的《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一文，在分析小说的变化之后，指出了诗歌的情况：“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还更早一些、更突出地表现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以个性的方式再现情感真实的倾向加强了，诗歌的外在宣扬，让位于内向的思考，诗歌的重心转向了内在情绪的动态刻画，主题的确定性和思想的单一性让位于内涵的复杂性与情绪的朦胧性。”这个意见评价了诗歌在整个文学变革中的先锋作用，既总结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诗歌状况又预判了后来的趋势，从总体上看，中国诗歌现在仍然在这个轴线上前行。
伴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抬升，文学“向内转”是必然的。向着个人化的书写方式和私人化情感表达的转向使诗歌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上，是文学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在后来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一些诗作区隔了现实，抒情和立意缺少经验的支撑，不从生活而从意念出发生成“诗意”，诗歌仿佛不再与现实生活相关，而只关涉自我的情绪；创作中大量使用繁复而深奥的手法，致使一些诗歌文本变得佶屈聱牙，过于抽象和破碎，成了只有诗人自己才能解读的“密码”——应当说，诗歌被读者疏远变成诗人“自我的狂欢”，恐怕与这些问题存在因果关联。
最近，《诗刊》社遴选新时代佳作编选的诗集《初心、红旗与新征程》面世，选入的诗作在以审美化的表达传递作者个体化的情感体验和思想主张的同时，强烈的时代感和在场性昭示出鲜明的主题旨归和写作风格，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这些诗兼有向内和向外的双重视角，在现实和内心相交的地方生成诗意，在时代观念的大纛下营造出凝重、典雅的意境，庄严、崇高和优美这些被疏离很久的美学范畴重新出现在诗歌中。当然这未见得形成一种趋势性的潮流，而是编选者所坚持的原则显现出来的效果，但这些诗作足以表明，有相当多的优秀诗人仍然坚持在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建立审美关系，从而在作品中锚定时代的精神价值和思想意义。
进入文本不难发现，选择能够代表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内涵的现实元素，表现诗人面对公共经验时的个人感受，在诗意的审美中重构时代的意义，是这些诗歌共有的主题。《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刘笑伟）、《高铁，大地乐谱》（李木马）、《蛟龙号之畅游海底》（聂茂）等将代表综合国力的重大工程和科技创新成果意象化，进一步为这些已符号化的客体赋予美学意蕴；《在飞机上俯瞰花鹿坪》（王单单）、《蔚蓝》（高鹏程）等从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战略、倡议中叩听时代的情感节律；《田畴上的父亲》（汤养宗）、《当钟声敲响》（许敏）、《致敬，共和国最美的身影》（毛江凡）等则讴歌英雄精神，以诗歌为时代英雄塑像……在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现实生活与历史和传统相互作用，直接改变了中国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诗人在以诗赋形、赋情和赋意的过程中，时代生活内容以题材或意象的身份进入，使诗文本与新时代之间构成了相互标定的关系，这些作品因此而成为时代的心声。诗选中的作品回应时代召唤、呈现时代风貌、阐扬时代精神，凸显了诗歌应有的公共担当，在社会主流审美情趣与时代意象的契合中构造了超拔的境界。这些作品聚合在一起，共同绘制了一幅时代精神画像。
纵观诗集中的这些作品，虽然各自的美学韵味和品质不尽相同，但在情感取向和价值表达的方法上存在一致性，那就是在场性。首先是“物”和“象”的在场，即所咏之事之物之人都来自时代生活现场的客观实在，由物到象的升华来自于诗人对时代的凝视；其次是意义和情感的在场，无论是对历史的回忆或对未来的畅想，其着力点都在抒发时代情感、为当下的时代生活建构意义上；第三是主体的在场，诗人对文本的把握与对时代的把握统一于个人的感知和审美中。如果用一个学理性的概念概括这些作品的艺术特征，或许可以是“及物”，即“将视点投向以往被视为‘素材’的日常琐屑的经验,在形而下的物象和表象中挖掘被遮蔽的诗意”，经由上述例证，是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的。但主题诗作对意象的选择，又不全是形而下的自然存在，而受到了时代观念的显著影响，因此在跳跃性的想象和浪漫的抒情中，这些诗作从整体上透射着现实主义的闪亮光泽。
（《初心、红旗与新征程——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诗刊》社/编，南方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