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坚守中的精神超越
天津诗歌有过荣光时刻。抗战期间，穆旦以人与诗对时代的双重切入，构筑的沉雄、峭拔的艺术景观，成为诗坛翘楚；进入当代后，天津新诗依然不容小觑，鲁藜、阿垅、芦甸、闵人等组构起堪称壮观的抒情阵营；新时期之初，林希的爱情诗、白金的工业诗或别致或老到，令人耳目一新；而后伊蕾性爱书写支撑的躯体诗学，更引发了全国诗界的争论。但在个人化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诗歌的边缘化，天津诗坛也无奈地现出整体的黯淡，可喜的是在诗坛空前的阵痛和颓势中，伊蕾、惠儿、王晓满等女性诗人却相对平静超然，置身于消费性极强的文化氛围中，仍能拒绝其精神掠夺，坚持创作，终于迎来新世纪恢复元气的写作生态。在这近30年的诗歌流变观察中，我结识了张建明清新、朴素而又优美的诗篇，这里简单谈谈对建明诗歌的几点印象。
个性化题材的选择和超越性处理。建明的诗歌是从地域与乡土起家的，并且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她很多诗歌从自然山川、历史文化和人文宗教三个维度，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形神兼备的“蓟州地理志”。关于这一点甚至不用细读文本，只要浏览一下诗的题目，如《东井域遗址》《独乐寺》《乡野公园》《路遇前甘涧》《泃河岸》《连翘谷》等等，和书写邓各庄的《开满大叶蜀葵的夏季多么妖娆》《生活在邓各庄的我的爷爷们》《爷爷，奶奶说不耪完地不让回家》等等，“蓟州味儿”十足。它们在语汇选择、语言形态、意象创造方面，都烙印着或浓或淡的蓟州痕迹。它们或者放眼风物民俗，或者凝眸水山地理，或者流连宗教场域，一首首诗歌的互相碰撞与连缀，使蓟州的影像立体、质感地还原在读者面前，它至少可以为诗歌提供某种民俗学的文化价值。建明诗歌没仅仅做“妙手丹青”，原态恢复蓟州的地理自然与文化历史，而是在蓟州的眉目形体“绘形”之上，努力凸显蓟州的血肉、骨骼，触摸、揭示蓟州人的灵魂。即她总善于以“心灵总态度”，观照审美对象，使之带着抒情主体的情思色泽。如“想到长城做好汉的，大有人在/难逾越的，是心里那道城墙/远方不只在远处/近处的远方更远//遥看了一眼烽火台/这个年代，不需要用身体庇护一座城墙/我有些游移//面壁山脊，一丛丛未见过的野花/是它勾住了我的眼”（《车到长城，未果》）。在蓟州区北2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中，明代蓟镇黄崖关长城隐现其间。这首写长城的诗，通过主体介入的心灵抚摸，使之超越了民俗历史的表象化画像，以长城为触媒，展开了有关生命、人心与远方等抽象精神命题的思考，指认长城完全能够攀登，心理中的障碍“长城”却无法逾越，远和近都是相对存在，无意中包含了深邃辩证的思想启示，“思”之品质入诗无疑提升了诗歌的精神层次。
再有“在老家被玉米和小麦喂养的/公主的脾气，就像这个五月的洋槐子花儿/淡却了颜色/你们不要难过，我掩起了我全部的刺”（《无法抵达的家书》）。“我的弟弟作为你的儿子/只有他才有资格埋葬你/妈妈，他把第一锨土撒在棺木上/扭头就走了。剩下的我们嚎啕大哭……妈妈，你过完六十二岁之后/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寻找我们了”（《我们一直都在相互失去——致：母亲》）。本来和古典诗意密切相连、适合乡愁生长的空间，死亡、疯癫、哭泣和刺意象的运行，使诗歌显然不在雕塑乡土，而透过诸多的质感画面与细节，触摸到了乡土苦涩而悲凉的心灵内核。也就是说，心灵立场的介入，敦促诗人和表现对象之间形成了颇具张力的结构形态，使诗人既能以“兽”的姿态，匍匐在对象世界的地面，又能做超离地面的飞翔之“鹰”。以心灵的超越，把握世界的真相本质，地理志功能明显，更指向着心灵的空间，切入了乡土之上人之命运的深层旋律。
建明诗歌具有很强的性别色彩，又充满性别之外的丰富内涵，而且形成了半透明的浪漫而现代的恰适抒情状态。女性离诗歌最近，体验的内视性、感情的易动性、语言的流利性，和女性先在的直觉细腻潜质、内倾情绪型的心理结构互动，注定女性在诗歌创作上有先天的自足性。张建明大量的情爱诗多为情绪推动的结果，像《一瞬间的念头占满一个人的心》《花朵盛开的场面有些错乱》《我将干净的目光交还给你》《野花花》等，写作它们时，诗人不一定有强烈而明确的性别意识，其性别色彩或许是女性属性自然流露的结果；可它们从感觉、心理、取象、用语乃至语法都是极其女性化的，它们均可从性别诗学的视角去认识。值得圈点的是她在性别色彩出现的同时，又以具体操作淡化、超越了性别色彩，比如随着阅历增加，抒情视域不断扩大，像《纪念碑》《这一刻，请安静》《面对故乡 我长跪不起》，就都远逸出自我范畴，能够和“自己的屋子”外的自然、历史和更多的人之间进行精神对话，宣显着入世化的趋向。建明诗歌思之品质的出现，增加了诗的澄明和穿透力。
尤其是建明的诗以直抒胸臆和意象寄托结合，创造了一种不过分晦涩也不过分外显、介乎隐藏与表现自己之间的抒情状态。德国学者顾彬说，每当我们对文明生活的复杂性感到厌倦的时候，就会向往一种更“接近自然”或“淳朴”的生活方式。的确，人在享受现代化的便捷和好处同时，也时常迷恋怀想桃花源式的乡村文明。出于对故乡的复杂之爱，建明的《第二首诗》《这是我自己的祖国》《打马归来》等，通过诸多地方性意象的选择和组合，昭示出诗人和乡土间无法分割的精神联系；而《梨花雪》更抛除80年代女性诗歌惯用的自白式，注重技术性，以直抒胸臆、意象暗示交错，将男女缠绵而美好的青春心理戏剧演绎得温婉、和谐、形象而含蓄，绚烂又清新，分寸感恰到好处。“第一朵雪，最先抵达我的身体/上眉下眼，左心室/或者右心室/乳房大小，半开半掩//过程漫长，你要耐住性子/容我一点一点越过羞涩/你的目光是阳春的温/我的领地是十月的暖//待第二朵雪第三朵雪落/千朵万朵满山满坡满枝时/你可以说我妖娆//缠绕到我的深处去/来路缥缈，归途恍惚”。诗似乎让人体会到一种古典的美与禅意，形象、情感、思想的三位一体，相生相融，读后无法不喜欢。也就是说，半透明的抒情方式启用，使建明的诗充满朦胧的美感，但又不过分的隐晦。
建明诗歌具有感人肺腑的发生机制。建明不像一些诗人“一年磨十剑”那样高产，更不会在自己的感觉没有被触动时也无病呻吟地去“硬写”，她的诗基本上是有感而发，在不吐不快时才会任诗情从命泉里自然流出，并且不矫揉造作，不拐弯抹角，常常一派天然，沿着她不藏拙、不化妆的艺术路线，你能够径直走入诗人生命的深处。如以母女情深为主题的作品浩如烟海，不容易出新，但是建明的《我们一直都在相互失去》却独出心裁，硬是围绕生活中的“疯子”母亲患癔症、不信任人、过早死去的一系列场景、事件，和诗人从恐惧到躲避到怀念的心理流程的捕捉，将母亲对孩子那种佑护、牵念和诗人的虚荣、愧疚等复合的情绪，传达得满爆充实，直指人心。“你说：‘我死了，你不要哭，会哭坏身体’/这是你最清醒的时候说的最清醒的话/像一把匕首剥出我的愧疚”，疯子癔症发作和短暂清醒的悖谬式的场景，烙印着一个女儿怎样的沉重、绝望和爱啊。《生活在邓各庄的我的爷爷们》虽然走笔朴素，五位爷爷像豆荚里“豆子”的团结也十分美好，但是他们各自的遭遇、结局和命运仍然让人感到生活的沉重无奈，这不也正是日常生活的悲剧吗？有人说，只有从心灵里流出的情感才会再度流向心灵，建明诗歌情感的生成机制，决定了它先具有了一种引发读者共鸣的可能，它虽然出自抒情主体个人，但却接通、契合着人类群体的深层经验，所以能够牵动众多读者最柔软的灵魂神经，这种对自我、心灵的张扬和忠实守望，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是一个诗人必须坚持的精神立场。
也许有人会说，如今后现代主义都已落伍，张建明向后看的浪漫坚守，不是背时的选择吗？我不这样认为。在文学创作的问题上，那种以为浪漫主义必高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必高于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必高于现代主义的线性的进化论逻辑是靠不住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样会平面化，现实主义文本也能够冲击先锋的制高点，所以不要看哪种主义，而要看文本的好坏。不错，你可以说张建明的某些诗歌有时情绪抒发过满，跳跃力不够，余味不足，思之成分尚有深厚化的空间；但她对个人化诗意的构筑，对美与秩序的寻找，对浪漫和意义的守望，都给人留下了绵长的启示与回味，张建明，是一位值得认真研讨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