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强：“困局”，克服的可能与不可能
认识林东林是从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开始的。他的诗颇给人惊艳之感，有着鲜明的个人化声线、音色与腔调，让人一见难忘。他的诗多聚焦日常生活，平淡无奇，近乎无事，却写出了“日常”背后习焉不察的温暖、情义、冷漠与残忍，让人感动甚且心惊。他的诗多是低声调的，用口语，状如平白说话，阅读起来毫无障碍甚至似乎并无意义，但细细读来却往往可以感受到平白的背后别有“洞天”，有深意和另外的力量存焉。林东林的诗保持了纯真、笃定、个性，通过做“减法”而实现了对时代生活和流行价值观的疏离与审视，他长于凝视、冥思，于“无事”中包含丰富的潜台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展示出一种更丰富、更饱满、更纯粹的诗意状态。
林东林的小说与他的诗在诸多方面相似，具有一定互文性。他的小说写身边人、身边事，颇具现实感和“及物性”，相对而言，并不注重情节和戏剧性，而更长于氛围的营造和意蕴的传达，与其诗歌写作相近，他的小说也往往具有一个丰富的诗意、诗性的空间，传达出内在、深层的生存困境与纠结、复杂的生命感受。在小说的后记中，林东林谈到了小说中人的一个关键词：困局。他写道：“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大家都陷入了某种困局，像局外人一样清楚地看着这个困局，却没办法摆脱。大致而言，这本小说集里我写的也就是他们这样的人——我身边的人，我熟悉的人，或者就是我本人——以及他们/我们所处的困局中的状态。”“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巨大的公分母的一员，尽管残存着梦想，但更多时候已经承认了没有梦想；尽管没有遭遇不幸，但更多时候已经承认了没有不幸就是幸运。他们深陷于日常的困局，努力着，也妥协着，等待着时间之手将他们摁下去或者捞上来。他们生活在城市，但更生活在时间和内在于生命的时间里，在时间的巷道里风尘仆仆地穿行，也迎接着它的裁决。”事实上，这本书正是对于“困局”的书写，小说中人几乎无不处在困局之中，困局无处不在。
现代人面临更多的选择机会，也同时面临了稳定性、安定感的丧失，更多的人沉溺到隔绝、困顿、无聊、厌倦、绝望等情绪、状态之中。《象拔蚌先生》中的艾勇，工作单位是中医院，他原本在医院图书室当管理员，后来图书室被裁撤了，他被安置到后勤处采买办公用品，尔后又被人挤掉去文印室给病人复印病例。到文印室后他像是“被捉进笼子里的麻雀”，“早八点，晚五点，一天之内他要刷脸打卡两次，而且一天两晌都要守在那儿，就算没人来复印也要守在那儿，每周只能休息一天。”这样的生活了无生趣，他希望办早退，不成，只好办假病历请了病假。但因为病假期间工资很低而被老婆举报到单位，只好又继续上班。家中老婆非常强势，他瞒着老婆带自己的父母去越南旅一次游，但中途又被老婆发现而在电话里大吵一架。在此背景下他做出了一次非常之举：深夜去海里偷象拔蚌。在异域，在深夜，在海里，这无疑是近乎疯狂的举动，他差点被人抓住，也差点因溺水而死，好在最终有惊无险，他偷到了两个象拔蚌，安全回到了旅馆。作者娓娓道来这样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而内在又汹涌澎湃的故事，到小说的最后道出了人物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的原因和他当时的真实处境：“那时候他已经沉到了人生的谷底，他必须要去干一件什么事儿，一件他不越出去就有可能会永远被困在里面的事儿，大海慷慨地给了他那个机会，他得到了，同时也分了一份给我。”艾勇的所作所为，实际是与死水一般的生活做奋力的抗争，以象征性的死去换来新的生机与可能。在《华安里》中，“我”与女朋友原本有着平静、稳定的关系，但内心，“我”感觉到的却是隔膜与迷茫：“在那张小钢丝床上，我紧紧地挨着她，就像以前一样。原来我一直以为，我紧紧地挨着她，就像一颗苹果紧紧地挨着一颗苹果，但现在我却突然觉得，其实我们更像一颗苹果紧紧地挨着一颗梨。也许，我已经触摸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那显然不至于导致迅速分手但却会越来越大的差距。而在我看不到的某个地方，命运似乎正在向她招手，引诱她朝和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下一周会怎样。至于将来，我的、她的以及我们共同的将来，更不知道会怎样。”这样的心态与处境在小说中是极具普遍性的，也是极具现代性和概括力的。
“困局”中人的情感是无处归依的，尴尬，难堪，千疮百孔，难于直视。《过年》中的第一人称主人公路伟是一位高校的物流学副教授，他的女儿迎萍在准备高考的艺术考试，去到北京平谷的一个培训学校集训，妻子苏丽去陪读。春节将至，学校放假，路伟开车去北京与妻女团聚过年。路伟有一个情人季雪，在去北京的途中他知道了情人怀孕的消息并看到了孕检单，开车撞上护栏发生交通事故。修好车之后，在年三十的晚上终于赶到目的地，与妻子女儿一起吃上了团圆饭。但是，这些显然只是表面现象，甚至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真正的矛盾和问题即将来临：“苏丽说，要是你今天赶不过来，我们两个人年都过不好。我说，这不好好的嘛，好好的，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就在这句话说出口时，我感觉到手机在左边裤兜里震动起来，我有点儿紧张，但是又悄悄把手伸进去摁断了——肯定是季雪打来的。”小说在这样一个极为不堪、危机四伏的时刻停顿、戛然而止，将后续的无限可能性交给了读者。小说富有张力的结构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不仅仅是一个婚外情的故事，更涉及到中年、围城、孤独等的人生普泛性、根本性问题，很多是终极性、无解的。《去跳广场舞》中，“我”与姜双丽两个中年人各有家庭，他们产生了婚外情而保持着秘密关系，两人均已丧偶的一父一母因跳广场舞而产生了感情，这一对中年人在外出私会旅行的行程中得到了他们的父母将情感关系公开的消息，而他们的主要任务也变成了如何阻止这一对老人走到一起。吊诡的是，“我”与姜双丽本身就处于并不光彩的“偷情”关系之中，却对并无法律和道德瑕疵的父母亲的爱恋横加干涉、深恶痛绝，并且“怕人说闲话”。这里面体现着传统的、伦理的惯性与困境，或许也体现着人性中更为复杂、难于说清的一些因素。在小说的结尾，旅行中的“我”与姜双丽这两个中年人各自加入了当地跳广场舞的行列，跳得津津有味。此可谓神来之笔，有着多重的理解向度和意涵，既有着无可奈何、与生活妥协、老之将至的意味，也有着积极转变角色、设身处地理解老年人的意味，或许还有回避困难，而在暂时的欢乐中逃避更为严峻和根本性问题的意味，等等。但无疑，他们所面临的“困局”仍都存在，需要此后去真正面对和化解。
“困局”不仅仅来自于个体和内部，也来自于时代、现实与时间。《去安城的路上》不经意间写出了两个时代的对比，非常耐人寻味。“我”接受委托陪旧日同学、而今已为人妇且挺着孕肚的丁辰回乡，丁辰是“我”当年的女神，她是系花，追求者众，“我”虽仰慕却并未有实际行动，“当日的如花妖女，现在只剩下枯叶回乡。苍白，混俗，臃肿，腹中是别人的骨肉。”事实上丁辰当年曾对作为“才子”的“我”表达过好感，但却被自卑而迟钝的“我”所忽略。后来，丁辰嫁给了她此前所看不上的花花公子陈维国，而“我”则至今孤身一人。小说中，在将丁辰安全送达之后，酒店中他让陈维国给他叫来了一位性服务者，并把性服务者的名字唤做“丁辰”。时代几乎是以完全颠倒、反转的方式发展的，而“我”也通过这样的自渎，实现了某种象征性的告别。这其中有放弃，有反抗，有无奈，也有悲壮，这些，混合成了生活的混沌交响。《归无计》所写亦具鲜明的时代特征。父亲原本住在县城的郊区，后来房子和土地被征收，他到县城的大儿子家里住但被儿媳妇所嫌弃，后来到了二儿子生活的城市武汉。但这里面自然也不可避免城乡之间剧烈的矛盾冲突，在武汉，他砍来毛竹，在居室刮毛竹编竹席，从外面捡来破烂放在家中，而后则在高楼天台上培土、种菜，夜间睡在楼顶……这里面体现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的冲突。对于“父亲”来说，心灵的无处安放、无可归依已成不可更改的事实，而对年轻的一代来讲，其实也同样如此。小说的最后写到了他和父亲坐在楼顶看落日，“我们并排坐着，谁也没说一句话。就像三十年前那样，在忙完一天的农活之后和暮色彻底降落下来之前，我们坐在田间地头疲乏而幸福地享受着一天中难得的惬意时光。我突然感觉到，千里迢迢地从老家赶过来，在我这儿住了那么久，我爸好像一直在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在天台托举出来的这块田地边和我坐上那么一会儿；而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陪着他坐上一会儿，尽量多坐上一会儿，直到暮色降临下来把我们全部包围，我们再一前一后地走下去。”在“父亲”的维度之外，加入了“我”的维度，具有了更为丰富的人生内涵和感人的力量。
这些人生的困局，是可解的还是不可解的，是可以克服的还是不可克服的？这本身或许就是一个无解的话题。书中人各有各的选择，有的妥协，有的硬刚，有的麻木，有的清醒，有的接近消解，有的愈演愈烈。而不可否认的是，说出这些困局，直面这些困局，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包含了力量，代表了改变的可能。而从根本上来讲，困局或许就是人生，它时刻伴随着人生，无困局，不人生。根本性的解除困局是不可能的，困局与人生不可分离，但是，总有可能将事情变得更好一点，距离理想形态更近一点。这里面颇有反抗绝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小说后记的最后说：“而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所能做的就是为我见到的每一种平凡而奋力的生活赋形。在日复一日的混沌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一切都清晰起来，时间澄清了他们当时当地的困局和将要迎接的命运。也许，我把它们以这样那样的面目呈现出来，存立于文字和书页之中，出现在某个乏人问津的图书馆或书店的某个角落，就会有某一双手打开它，感同身受地买回去，或者瞥几眼又匆匆合上，让它继续落满积尘。是的，它，这本小说，跟它的作者和它里面的那些人物面对的困局其实也是一样的。”可以说，这里面的认知与态度是理性而深刻的，既没有盲目乐观也没有过于悲观，这体现了林东林的成熟与深刻。
——而价值观层面的成熟与深刻，于当今文学而言，在我看来是比技艺、修辞等更具根本性，也更为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