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批评是对另一种生活的思念
批评是对另一种生活的思念
申霞艳
说来真是要让人笑话的，我的文学批评源自我的审稿意见。
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那条“未选之路”一样，每个人由不同的道路接近自己的命运。2002年，我调到《花城》杂志工作，那张桌上已经堆积了几大摞自由来稿，我一坐下，稿件就没过我的头顶。编辑身份所带来的阅读训练就像高中数学那种题海战术，疲惫而有效。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审稿意见，为他人着想的习惯使我追求简洁清晰。当然，更自然的，我本来就是个朴素的人，一个将感情和事情混为一谈和盘托出的人。也是因为这份工作提供的方便和必须，我大量阅读了其他刊物，目的是为了能够在茫茫文字中嗅出合适我们刊物的气味。从事批评只是顺道捎带的事情，是强化阅读的附产物。
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很多作家曾从事过编辑工作，徐志摩对沈从文、叶圣陶对丁玲、巴金对曹禺的发现至今传为美谈，如果我搬出我的职业恰好以编辑的眼光抬高了自己，这并非我的初衷，我的意思是自己受惠于这个职业。这个职业使我的一只眼睛瞄着当下，也使我对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保持清醒；同时，我身边有一些胸怀高远、眼光独到、不随流俗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默默行动激励着我。
我只是一个在文学流水线上伏案的女职工，我目睹了一批又一批文字的命运，此起彼伏。尽管我们处在一个过度出版的时代，然而较那些有幸的铅字更多的却是未能积聚力量破土而出的种子，它们长眠在大地的宽广中，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时常面对那些字纸唏嘘。如今，价值和使用价值日益脱节，叙事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剧变，它甚至也在反作用于文学叙事本身。正是文学价值的混乱和光怪陆离的文学现状促使我思考批评的自觉。时代的强大和个人的微小不时地袭击我，我只期望在批评中保持些许的文学现场，挽留在日常生活中被快速和粗糙削弱的情感部分。
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那不过是来自湖南人的直率与一位女性天然的文学感觉。对纯粹的倾心、对真实的想往以及对道德底线的坚持，大概可算作女性的性别优势，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西美尔赞美女人离上帝更近。
窗外，冬日温暖而短暂的阳光不断提醒我生命的珍贵，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阅读垃圾也不是为了增添垃圾，“己所不欲，毋施于人”。我的道德自发地要求我做一个环保主义者，所以，文本外部我反对过度出版，文本内部我反对过度叙事，文学批评我反对过度阐释。
我永远分不清事情和感情的界线在哪里，在一个概念专制的时代，我越发依赖感觉，就像梦依赖身体。批评引我走向远方，走拢抽象，靠近另一种生活。专业知识、学术术语总要“大江东去”，而潜藏在我们内心的感觉却与身体同在，她是无形的泄密者，是体面的叛徒。写作之夜，感觉随风潜入，使我们面红耳赤、心惊肉跳或是默然无语……尽管我也随大溜混学位，到高校，经院化必将惘惘地威胁我，但是内心依然向往安徒生童话中那个说真话的孩子，羡慕童言、童真和童心，这不过是批评的底线，就像牛奶不能加三聚氰胺一样。然而，今天，我们每个行当都到了需要重申底线的时候，我写下这些多余的话。
文学批评的理论汗牛充栋，我最心仪的是伍尔夫的《普通读者》，尤其赞同她对于“普通读者”的理解——“我很高兴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诗歌早已内定了我们的情感疆域，没有人可以例外。普通读者不仅决定了作家的寿命，而且决定了作品的真实程度。
阅读内在地区分人群，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会追寻意义的动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曾经说过：“看一个人读什么，可以了解一个人，而要想真正理解一个人，则要看他重读什么。”文学作品不像其他商品，它不能够通过批发或批示到达作者假想的故乡。书商可以通过炒作使作为商品的书的形式到达读者手中，却没办法使那些花哨的文字统治读者的心。在没有与读者相遇之前，任何伟大的著作都只是“白头宫女”。文学只能凭神秘的缘分去邂逅那些喜爱它的心灵，文学的生命靠了这些孤独的知音去挽留、发现、激活、升华、流转、传承……
千百年来，我们不约而同地以“床前明月光”启蒙我们的后代自有道理，这不需要博士学位来佐证。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思念另一种生活
林岗
这个题目来自申霞艳对自己批评理念的诠释。她说得非常传神：“批评是对另一种生活的思念。”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过着这种生活，但无不遥望另一个世界，思念另一种生活。这是人存在的本性，也是批评的本质。借助批评，我们遥望另一个世界，思念另一种生活。
我和申霞艳认识并成为她的老师，完全由于令人痛心的不幸：她的入门业师、著名当代批评家程文超教授离世。那时，她的课程修读完毕，正在进入学位论文的写作。我记得她选的是一个消费社会与文学生产及叙事的题目。这个题目对她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她在《花城》杂志长期任编审工作，本身就处在当代文学生产的一个环节里面，熟知很多不为人知的隐秘，别人写来只能从书本到理论，她却能够以具体的事例直探事物的真相。就是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和她慢慢熟悉起来。我上课，她也来听。那是名为上课，其实是天南地北地神聊。她说话，最易见出性情。别人还会转个弯子之类的，她往往天趣自然，不加雕饰，如同水浒好汉李逵一样，说话即见本心。与李逵的鲁莽不同，申霞艳却是清水芙蓉，一往情深。有一次，我忘了在什么场合，提到了已经过世的程文超教授。她只说了一句，“我们的程老师……”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哇”的一声，两行眼泪就挂在脸上。还有一次在省里评小说奖，我和她都厕身其间。济济一堂的评委都小心翼翼，因为僧多粥少，谁都不知道谁背后有什么隐情。说话的口吻，不是试探性的，就是庇护性的。有人提到某某，申霞艳发声道：“这个人，写得这么烂，怎么能得奖？”我相信她说出了很多评委的心里话。让我们佩服她的眼光，赞赏她直言不讳的勇气。她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爱和恨都闪烁在眸子里，印在脸上。我从她身上，直接认识了“湖南妹子”的率直和勇气。
我写这些对她性情的感知，其实和她做当代文学批评的风格也是合拍的。我自己感叹，做一个好的批评家比做一个好的学者还困难。学者面对的都是文献，人已死，物已消，有足够的聪明和勤奋，再加一点儿运气，要做到中等偏上，并不太难。批评家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世界，文本放在那里，活人就在不远处盯着，你的动静言行，也入他人法眼。好话中听，忠言逆耳。能否抵抗世俗的诱惑和怨怒，就成为当代批评人的人格考验。案头的生活而连上了人格的考验，这不是知识的问题，也不是聪明与否的问题，而是为人处世的信念与天生的秉性使然。做好批评，我相信第一条是直面真相的勇气，然后才是足够的敏锐。敏锐一半得自天生，一半得自锤炼，而勇气则属“性自命出”，不是那种人，做不了那类事。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批评的历史上看到，风云激荡的年代通常就是批评家辈出、批评家驰骋文坛的年代。像19世纪中期俄罗斯“别车杜”三驾马车的时代，像新中国定鼎之前左翼批评的瞿秋白、鲁迅、胡风等均是其例子。但是在水波不兴的“盛世”，能见血肉的批评就非常少见，更遑论领一时风骚的批评家了。这是因为风云激荡的时代，各种思想、价值观分歧而形成了圈子，阵线分明，立场截然有别，批评家的所爱和所恨由激情的推动易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没有那么多畏首畏尾的考虑；而歌舞升平之世，阵线和立场均在利益的包裹下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难以辨别。平凡的时代不利于批评天性的张扬，就如酒席欢场，打躬作揖可也，若高声喧哗指斥，则不免主人扫兴。现今我们生活的处境，无疑属于歌舞升平之世，而风云激荡的一面，则隐于云深不见处。要在这样表面繁荣实则不利的处境下突围而出，可见是多么困难。我不能夸张到超越真的程度，但显然申霞艳是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个时代从事批评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并且在探索自己的道路。
她说她是先做编辑，后做批评的。我相信她是在写审稿意见的过程中逐渐偏爱上批评，并成长为活跃的批评新锐。我没有做过编辑，但阴差阳错，写过一回审稿意见，结果惹来文稿的主人，一位老先生“无知竖子”的痛斥，至今视审稿为畏途。我想写审稿意见，首要的美德就是有话直说，不论贬褒。申霞艳的批评文字，显然受益于她长期审阅稿件的经验，它既有审稿意见那样的简单明快，又将自然率真的天性融化在其中。她说她永远分不清事情和感情的界限在哪里。这个对做学者来说，可能是件不好的事；但对做批评来说却是个长处。而且这句不经意的表白无意中说到了批评的一个关键：爱和恨是批评最原初的动力。一个作品触动了我们的神经，或者惊异于作家对人生经验的发现，或者有感于作家如此的平庸，所以才如太史公那样，发愤而作，不平则鸣。这发愤和不平便源自内心的爱和恨，它同我们对被批评的文本认知是如此紧密地交缠在一起，以至于离开了任何一方，批评就像折了翼的鹰，不再能展翅长空。批评是诸种趣味之间“承认的斗争”，主观感情的驰骋奔放，不是它的缺点，相反却是批评文字引起共鸣富有生命力的前提条件，差别在于这种感情纯粹不纯粹、高贵不高贵而已。我感到欣慰的是申霞艳对批评有如此透彻的感悟。她写过一篇批评宁夏回族作家石舒清的文章：《消费社会，为大地歌唱的人——石舒清论》。她把“消费”和“大地”作了一个对峙，“消费”的媚俗正反衬出“大地”的高贵，很明显在她的理解框架里，“消费”是不属于“大地”的。要问何缘何故，那一定要追溯到批评家本人的情感和价值观：申霞艳反感“消费”的喧闹、堆砌和心灵贫乏，而钟情“大地”的纯粹、朴素和宽广。这一拒绝一拥抱里面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感情，最好的回答恐怕是它们已经融为一体，经由她洗练的文字和盘托出。正因为这样，她在“金钱这一世俗之神横冲直撞，给我们预设了无边的陷阱，事物的价值遗落在价格边上，劳动与创造的荣光隐匿了”的消费时代，特别赞赏石舒清“年深月久地落在生命的实处”的写作精神。申霞艳的批评再次告诉我们，被批评和批评永远是相互照亮的，产生这光芒的能量便来源于作家、批评家的爱和恨。
像申霞艳本人清醒意识到的那样，金钱和消费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生产和叙事，而且表征西来“现代性”的知识与术语也深刻地影响到批评文体。现在已经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西来的知识和术语，我们的学术和批评会是什么样子。然而这种纷纷“拿来”的局面，亦使得批评的园地食洋不化，“格义”式的批评或者西方理论“山寨版”的批评随时可见。难能可贵的是申霞艳作为年轻的批评新锐，对西来的术语、判断有清醒的认识，既不拒绝也不盲从。阅读她的批评文字，总能感觉到她对西方批评理论和术语的运用，是经过自己充分的咀嚼、消化，在浑然不觉之中化成自己的感受，用自己包含感情的语言婉婉道出，真正做到了王国维说的“不隔”。在我看来，当代批评除了要有感觉、有见解之外，还要在文字上做到“不隔”。这看起来是语言或文字风格的问题，其实不尽然，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充分消化作为思想工具的西来术语和判断。因为这些术语和判断已经重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美感经验，以致我们离开了它，批评就没有了在场感。但是不经一番消化吸收的工夫，始终不是自家本事。读申霞艳的文章，有行云流水般的畅快，有直指真相的明辨，而在这背后正好反映了她对西方批评理论和术语的融会贯通。
如果我们好奇地问批评何为，可能会引出不同的答案，不过我认为最有诗意的答案还是申霞艳本人的见解：“批评是对另一种生活的思念。”可是至于“另一种生活”是什么，我们自己却往往并不清楚，我们清楚的是眼下正在过的这一种生活。但是这一种生活却不能令我们满意，也许因为太熟悉，也许因为它与生俱来的残缺，我们不能在它面前止步不前。于是，批评就作为诗意地展望“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应运而生。从申霞艳已有的批评里，我们多少看出了她对这“另一种生活”的展望，用她自己话来说，“文本外部我反对过度出版，文本内部我反对过度叙事，文学批评我反对过度阐释。”这些话说得朴实，却直指事物本源，与“这一种生活”构成了应有批评的紧张。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和可取的批评出发点，作为虚长年岁的前辈，我祝愿她健笔常青，锋芒常在。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