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荣光》：厚重与震撼
1990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2963号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王永盛著，鹭江出版社2021年出版）是对这一颗星在人间升起的追记与保存。
《时代荣光》探索了对于真实历史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再塑问题，在艺术呈现上，是一次有效的实践：在历史潮流中提取优秀前贤的精神轨迹，让他们通过小说这个载体落地于普通大众的视线。让前贤通过文学来到今天的生活，与现在的人进行一次心灵对谈，力透纸背。
小说没有停留于人物成长的表层，而是深及人物精神气质的养成，将历史人物平行、等比例原样移于文学文本。诚然，《时代荣光》是一部有明显纪实品质的长篇小说。因书中所涉人物皆是历史上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真实人物，且多是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在写作中，只能作“减法”。虽然是小说，但却不能对人物、事件有任何有虚加，哪怕为了人物的立体与丰富。关于这一点，仅能由人物自身实存的立体与丰富实现。这个过程是披沙沥金。因而，写作难度要高于以虚拟人物为主人公的写作。比如涉及心理活动，生活之细节，都要与当时之时代对应。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思维如何发生交汇，既要符合历史真实，又要服膺于文本中的起承转合。
小说中涉及人物：陈嘉庚、庄希泉、庄炎林、李林、莫耶、叶飞、张克辉、“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李林（屈健妻子）、《延安颂》作者莫耶、开国少将彭德清……这些与祖国共患难，为建立新中国捐款、捐物、捐躯的侨领、英雄。他们不怕苦、不怕死，有情义、气节、胸怀，是那个时代被人民托付过性命与生活的人。
小说中的陈嘉庚，历史上对其早有现成定义。他在政治、思想、社会、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跨越国界、地域、时代、民族，是在中国现代史特定社会环境中，一直高举火炬的人，没有非凡的崇高精神与奉献品质难以作到一二。
小说要写的，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和他身边的一些人物。历史如何给它所拥有的人物定义，一条重要标准：有这样一个人和没有这样一个人，历史是不一样的。小说写出了陈嘉庚身上第一个动人之处，有超越时代的思考与作为。表现有三：一是倡导并力推职业教育与男女平等接受教育权，这实是开时代风气之为，这个观念时至今天仍有意义；二是民胞物与，惜老恤贫之心，一生家资千万，却终日过朴素清苦之生活，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三是提出“教育兴邦”理念，长期坚持办学实践，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陈嘉庚在给集美学校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终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 “鄙人之所以尽出家产，以兴学者，其原因有二：一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
从某种角度看，《时代荣光》几乎是一个举火炬的前贤67年的办学史。或者说，是集美渔村变学村的转型史，是为今日名播天下的厦门大学作一次溯源寻根之旅，是教育思潮史难以分割的部分。小说并没有将笔力多落于人物的吃苦耐劳、真诚守信，这只是做人之根本，对于发掘人物内质，作者展示出自己的独到。小说另一值得称道处，是对人物间关系的处理。作者不是站在一个很高的、有俯瞰全貌优势的角度重述历史，而是在举国重教的今天，回到近现代教育史初兴起的时段，以新的视角——在民族文学与文史文献之间，开掘重要历史人物的精神史与思想经历。
众所周知，有史实品质的小说，每一个细节都很致命，不能错毫厘。在处理人物关系方面尤要严谨。每个人物是独立的，但人物之间是有交往、关联的，要将这些一并平移到文本中，在文本中复制出实际史实，在气息上，高度保持与当时环境的契合。因而，比一般小说需要叙事速度的稳定，要控制情绪，要具有将自己化身于每一个人物之中的写作活力，节制个人情感对文本的渗入。《时代荣光》在这一点上处理得很好，始终从尊重的立场出发，把叙事重点放在人物对历史的推动力和给后来者以启发上。让人物甫一出场就承载已成定义的、已知的定论，从容地书写了那些有定义、定论意义的词语的生成由来。这有效提升了人物的立体感，把本来是“真”人的人物，写成一个真“人”。他所行之事、所有之思，超出想象，好像只是存在于小说、虚构的文学作品中。或者，他只是时代的“知”者，但是，却身体力行了。这样的人物，在“真实”存在中创造出伟大。
这部小说在叙事时间上，以事件行进时间为顺序，不是倒叙。是时间回流至事件始点后，与事件平行并进。《时代荣光》深入探触真实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他们的生命样貌，具有特别独特的意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厦门、漳州、泉州，作为成立党之初的星星之火闪耀之地，需要《时代荣光》。《时代荣光》以温和素朴之质，才出炉的新鲜与滚烫，引我们回到了这些名字还存于鲜活肉体之上的时间段，使他们报国的热血、激情继续被传递。《时代荣光》也再一次让写作发生意义，在历史重要人物与当代文学语境对接中，社会学、思想史与文学有了示范意义的互动，给“时代旋律”“嘉庚精神”与“道德本色”，赋予新的阐释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