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迅——“穿过镜面，抵达幻想的真实”
嘉宾
王朝军
文学评论家、北岳文艺出版社主任编辑
《鹤》：自由的囚徒？
这是又一个自由和囚禁的故事。“又一个”，说明小说家宋迅遵循了某种叙事套路：人物被囚禁，所以人物想要自由，或许还要为获取自由付出代价。比如小说中的象征性道具——鹤，便是关在玻璃屋内不得自由的喻体。但“又一个”也可能发生在自由之后。也就是说，你好不容易自由了，却发现这种自由仅仅是新的囚禁的开始——你将落入自由的牢笼。
《鹤》之令人惊惧之处正在于此：失业之后可以回家“好好休息”的自由应许，原来只是一场梦。而人物将在梦的困境中用拳头击打虚空。结果可想而知，“我”的每一次奋力锤击，粉碎的只能是自己。准确地说，是梦中，也是镜中的自己。
对，就是镜。在小说中，宋迅为他的人物制造了一个镜像的回廊。同事肖雄、推销理财保险的女孩、对门的性感女邻居乃至鹤，都是他想象和欲望的投影。他只有在这种直观的逼视中才能够看清匮乏的绝对——真诚、孩子、性、爱、信任，以及在其上回响的“自由”。于是，通过猫眼窥见的那个与女邻居“偷情”的男人、新闻报道中砸碎囚禁鹤的玻璃屋，在监控镜头前晃动的那张面目模糊的脸，便有了确凿的真身，那正是极度渴望从困境中突围的自己。只不过，这个自己是在想象中穿过镜面，抵达幻想的真实。
幻想的真实当然不是真实本身。妻子说：“我感觉有时候你不在床上。”我以为，这是作者蓄意划去镜体涂层的一道擦痕，幻象之外的现实世界由此透入它尖锐严酷的本质：即便是想象中“不合法”的自由，也会遭遇现实以“合法”之名施行最后的审判。
那么，出路在哪里？是明知无望，继续抵抗呢，还是像小说暗示的那样，取走仙鹤的蛋，让许诺的自由破壳重生？对此，我们并不确定，因为紧随其后的“几兄弟遗产纠纷”事件，让这仅存的希望立即变得不安起来。也正是这种看不到尽头的不安，才令人难以释怀。
赵天成
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这是一篇作者抽屉里的“旧作”，原始版本创作于多年前。小说中的生活——特别是浸在生活中的心绪和气味，是十年之前的。这也让我骤然一惊，恍如隔世的年代感，就在我们不经意间堆积生成。
或许因是之故，从技术上说，《鹤》残留着习作的痕迹。在这个近乎无事的故事里（一切变故最终都未发生），动物是其中的关节。公园玻璃屋里的鹤，邻居女人的杜宾犬，都关乎拘束和自由，或者说都是一种错位，待在它们本不应在的位置。鹤承载了主人公心底不可名状的欲望：消沉状态中的念想、渺茫的下一份工作、妻子之外的“她”（her/鹤？）……张枣在长诗《大地之歌》中写道：“逆着鹤的方向飞，当十几架美军隐形轰炸机/偷偷潜回赤道上的母舰，有人/心如暮鼓。/而你呢，你枯坐在这片林子里想了/一整天，你要试试心的浩渺到底有无极限。”小说里“我”想象的生活，也许就是“逆着鹤的方向”，或者如同一首摇滚的名字，是优美的低于生活。生活流只是底子，小说还需要飞翔——无论是鹤的飞翔还是狗的飞翔。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对于动物的人化与人的动物化的处理，都还可以更加微妙、复杂、出人意料抑或摄人心魄。
韩欣桐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作为一个短篇小说，《鹤》以密度颇大、复杂多元的对立结构——就业与失业，生育与不育，忠贞与出轨以及男女生活角色的对调等现实生活要素，来探讨现代社会普通人所面临的围困窘境，而作者展示这些生活对立面的目的，却并非为了对某种正确生活模式的伦理化确认，而是将习以为常的生活惯性以及观念性“正确”一一解构，又或许，作者只是以敏感的心触碰了生活的真相：在碎片化、瞬息万变又压力重重的现代生活里，保持生活的正轨是如此艰难，而更加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正轨？
人类中心主义曾使人们信心膨胀，然而，不仅“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设想没有实现，连历史和灵魂都不在人们的掌控之中，即使是最普通和日常的生活琐细都能将人类置于宰制之下，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不论位于对立结构的哪一极，人们似乎都难逃“焦虑”“疲惫”以及虚情假意。“鹤”正是作者的抵抗方式，人类作为宇宙精华万物灵长，如今不得不忍耐庸常，成为笼中之鹤。而突围又何尝容易，打碎玻璃屋解放仙鹤的行动失败了，作为解放人类的象征性仪式也一同失败了，凌虚蹈空之举是无力的，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作家振聋发聩的提问，也是读者期待答案的终极问题。
钟天意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不折不扣地准确叙述，是对写作唯一的道德要求。”埃兹拉·庞德的这句话指导了雷蒙德·卡佛的写作，当然也适用于宋迅的这篇小说。读者很容易注意到《鹤》中那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场景——相似的场景也曾在冯小刚的电影《老炮儿》中出现过，但宋迅的处理方式明显更加克制、更加体面，也为小说的结尾留下了一个漂亮的悬念：那个隐失在叙述中的长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主人公真的在梦游中闯进动物园，完成了那场荒诞的“劫狱”？还是说，朱丽欣对偷情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小说恰到好处地截然而止。重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余音中留下的那一地鸡毛：它拒绝毅然决然的断舍离，但也拒绝和稀泥式的大团圆，而是就那么悬挂着，摇摆着，等待着无可奈何的朽烂。唉，这难道不正是生活的真面目？
李玉新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简单来说，这篇小说的处理并不那么完满。小说行至一半，读到“我”对朱丽欣说“那不是仙鹤该待的地方”和“应该把它们放出去”的时候，便已可以猜出小说结尾放鹤的行动。这种通过解放某种动物来实现自身或他者象征性解放的情节设置，似乎有些老套了。在现代，契诃夫所言的“挂在客厅墙上的猎枪”，还是不响为妙。另一方面，小说中金融危机后的衰败场景同新冠疫情带来的萧条场面似乎存在某种互文——个体如果抵抗或应对时代的巨大不确定性？这或许是其受到关注的原因。
邵帅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马洛斯需求层次金字塔中，生理需求是地基，自我实现需求是塔峰，缘何“我”在朱丽欣生大病之时，尚且拥有劫后余生喜极而泣的能力；而一切步入正轨，不需要养家之时，反而丧失了感知与应激的热情，化为一潭以无聊为溶质的死水？面对基本的生存困境，“我”呈现出勇于攀登的姿态，而真到自我实现的层次，“我”却干脆纵身一跃，坠入深渊，将金字塔彻底倾覆。当代人的精神困惑或在于此，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悖反的形成身不由己。“我”认为自己不愁找新工作，事实上简历投出杳无音讯，残酷的商品经济下，人作为劳动力被无情异化、商品化，“自我”早已被冷处理，“实现”自然就成了被祛魅的空谈。
况且，“我”从没喜欢过这一行，工作就是自我实现吗？“我”其实明白“不停工作”和富人“不停享乐”的本质相同，“想要打败的都是无聊”而已。当“我”失业成为零余人，才终于意识到无聊之存在，质疑人类所处的生活，其实根本就没建立起自洽的逻辑，质疑世界的无意义。或许，“我”每日出门闲逛，和温青青等人闲谈，以及在梦游中砸碎玻璃屋，都是一种反抗。前者形式温和，“我”把自己定位成观众，试图站在神的角度，以陌生化的方式，寻找并补全被遮蔽的“意义”。后者形式激烈，玻璃房象征生活的茧房，鹤本是仙风道骨的神兽，梦游正是神附身的时机，于是“我”砸玻璃屋几乎可以看成一场神迹。遗憾的是，“我”仍没有破坏被“无意义”包围的茧房，神灵短暂现身，在监控摄像前，终归束手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