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女人与失落的房间
房间，尤其是卧室，往往被视为私密领地，同时也因为伍尔夫的书写而有了女性觉醒的意味。自她之后，“一间自己的房间”成为女性独立的标志一种。伍尔夫说，“五百英镑的年薪象征着沉思的力量，门上的锁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房间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中的词汇，而成为女性关注自我的思想场地，房间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自足的生活状态和独立稳定的内心秩序。因此可以看到许多女性作家热衷于对生活场所进行描述，以此获得向内审视的出发点。如萧红的《欧罗巴旅馆》，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乃至当代诗人王小妮《应该做一个制造者》中的宣言：“我是/我狭隘房间里/固执的制作者”……在《铁芬尼，以及不确定的卧室》中同样可以看到，小说以房间的布置写起，宇秀花相当笔墨介绍主卧的布置：“……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窗大面积照射到房间，墙面的城市灰正从深往浅过渡，灰的底色上凸显出淡金色的菱形图案，有一种绸缎般的丝质效果。”“一年前，她把卧室最显眼的墙面上那幅三十寸的木雕框婚纱照取下，换成自己的一幅酥胸半裸的侧逆光肖像照……”
一场婚姻的变化改变了房间的布局，房间的变动始终贯穿于全文，与钰苏情感生活的发展暗自呼应。与钰苏命运一样，房间的故事在一头一尾，同样也经历了一场“罗曼蒂克消亡史”。
在异乡，一切都是动荡和游离的。“Local”更多的是一个文化中具有集合意义的概念，在集体与集体之间，只具备一张证件的外来者的流动性不可避免地带来边缘化。钰苏及其前夫姜凯的职业变化正昭示这一状态:钰苏在国内是光鲜亮丽的电视时尚节目主持人，在加拿大则成为柜台销售。姜凯在国内是有一头漂亮自来卷的电视台美工设计师，在加拿大则成为了不修边幅的装修工人，尽管顶着“总裁”这样一个名头。“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而在途中他们无处可回，早已是异乡人。于是房间成为重温旧梦的自我投射场。
在这场婚姻的结尾，钰苏爆发的导火索是姜凯把尿滴在马桶圈上，这令她终于难以忍受——一场旧梦终究被打破，更不用提姜凯跟过来的一耳光——举头望从前的明月，低头，则是一地的玻璃渣子。
于是钰苏选择从无法忍受的生活常态里以“突围”的姿态冲出。作为告别这场婚姻的“仪式”，钰苏重新装饰了房间。房间是自我理想状态的投射，物质同样，都是一个女人渴望理想状态的“手势”——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苍凉”。《铁芬尼，以及不确定的卧室》中很多时候都可以看到浓郁的张爱玲式的论调，如面对名品店中的奢侈品，钰苏甚至与物质达成了奇妙的共情：“钰苏顾影自怜地想想自己也曾经是心爱之物，掉在地上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再被心疼了。想到这里，她突然发狠要去把那条三千多的吊坠买回来，连样品上的链子一起买了！何况现在还优惠那么多，明天就去！”
但钰苏成全自己的方式却深有意味：“希望明天假睫毛在店里，叫她看着她把那条花瓣上缀着一颗珍珠的项链完整地买走……不不，我要让假睫毛知道这是我自己享受的。不不，女人自己掏钱买这种奢侈品，多少有点凄凉”。信念千回百转，最终落脚在这一颇似苏青当年“一根钉都是自己买的，可是那有什么意思呢”的喟叹上。而钰苏最终希望采取的话术是“就说老公给我买的生日礼物”——张爱玲在《有女同车》中曾写“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似乎《铁芬尼，以及不确定的卧室》中的故事同样难离饮食男女的命题，但在这里，钰苏想的是男人吗？并不是，更像是借以感情的外壳表现出来的对理想自我的渴望。她只是在无穷的动荡和无法把握中，渴望一种满足的生活状态，而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她证明的始终是自己。
但是钰苏的“突围”注定失败：心动的男士与同事是一对，柜台销售的工作也被更年轻更有能力的新人代替……她的愿望总是在落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生命中总是填充无涉生死这种宏大命题的细碎的烦恼。而“五百英镑”已失去，“门上的锁”也要被打开。与钰苏的“失败”相对应的，是她不得不为了钱而把装饰一新的卧室拿来出租：“……钰苏翻出一套几乎全新的黑白波点床上用品，还是姜凯在的时候用过一次，之后就束之高阁了，现在用作生意正好”。钰苏的选择，与伍尔夫“自己的房间”所包含的意味背道而驰，同样也与她一开始的愿望截然相反——在开头，我们能够看到钰苏在皮草店试衣镜前脑海中闪现的对自己卧室的某些不确定的想象，而这些不确定的想象正是她对自己的确定。更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位酷似姜凯的男性“回归”，似乎是也在讽刺钰苏的“失败”，正如张爱玲笔下被审视的女人们。因为他的“归来”，卧室获得了其最初的形态，房间得到了“貌似”的完整，但同时这意味着更漫长的失落，更彻底的颠覆，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决，这才是“钰苏”们真正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