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旷野中的一星灯火
李兰妮是深圳市作协主席。这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作家。她自1998年起做过三次淋巴癌清除术，2003年起又罹患重度抑郁症，十几年来一直都在与病魔作着苦苦的抗争。但我从未把她当作一个病人，而始终认为她是跟我一样的正常人，正常生活、正常写作、正常工作。当然，我心里清楚，李兰妮，就像史铁生，可能是中国作家里两个最著名的“病人”。
读到兰妮新近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野地灵光》，我也时时想到史铁生。史铁生是一位身体残疾的人，按照兰妮书里写到的，她也是一名精神残障人士。这两位作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处理或者接近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和世界”的问题，“我”和外在于“我”的这个世界的关系。这，实际上思考的正是人的生存哲学的命题。这是一个作家力图通过这样的书写方式探索最基本的生存命题。兰妮经常纠结或者思索的就是生与死、存在与毁灭的问题，她曾多次试图“自戕”，时常徘徊在“生死边际”。史铁生的写作，通过自己的思考，从自己出发，通向了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哲学性思考，他的长篇小说、散文随笔和中短篇小说，大都带有这样的意味，通过哲学或者宗教性思考以纾解生存的苦难或困境。兰妮的写作也是从自身出发，从精神的痛楚和身体的疼痛出发，努力去寻找一种拯救自我的路径。不同于史铁生的是，她最后找到的是“爱”和“家”，她认为爱就是无人旷野之中的一点光、一星灯火。从《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到《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直至她的新作《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她一直在与抑郁症作着坚韧顽强的斗争，关注自己也关注其他精神性病患。在我看来，她曾经养了多年并已于2019年殇亡的“儿子”小狗周乐乐，实际上是来拯救她的，这个可爱的“儿子”曾经带给了兰妮很多的爱、很多家的温暖，而且帮助她逐步地从“泥淖”或者“旷野”中走出来。
兰妮的写作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写作。这次她作为患者先后住进了广州市惠爱医院和北京市第六医院一南一北两家精神病院，深入地去感受、体验、观察身边的那些精神病人，也观察医护人员、护工，还观察精神病人的家人。她是一个高明的故事讲述者，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虽然笔墨不多，但都很生动，像娃娃的爸爸、娃娃的妈妈，他们对待娃娃婚恋的阻挠及其带来娃娃性情的大变，文字不长，却很鲜活、生动；像护工小满、芬姐，通过描写其言语和举动，个性亦跃然纸上；像性情泼辣的潮汕人吴太和她那“虚情假意”看似理亏的丈夫……
兰妮总是带着同情心和同理心去感受和体验他人的痛点，她实际上就是感同身受，换言之，她本身就是一名患者，倾情倾心地去感受那些正在遭受精神疾患同时遭受“健全人”偏见歧视的病友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心灵的创伤，试图以共情或共鸣去理解这些同类同胞，完全融进并理解这个健全人并不真正了解的特殊的人群。譬如那个嗜睡的10岁男孩“小迷糊”、那个见了靓女就流口水以致骚扰保姆的老人、那个喜欢不时地照镜子的“厨师”……这些深受疾病困扰的人们。因此，这样的写作除了是一种自救，也是在救人，是自渡，也是在“渡人”。这也可看出兰妮的悲悯情怀或慈悲心。优秀的作家都应该有这种“菩萨心肠”，兰妮就是这样的作家。
兰妮写的这三部书都很特别，都从自身出发，因为她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煎熬、炼狱式的处境里。她是在“低于地面”的生存处境中，去努力寻找“飞翔的翅膀”；在黯淡无光的旷野上去寻找一星灯火。在《野地灵光》中，她就像一名卧底记者、一个“潜伏者”似的住进了精神病院，而后不惜以身试治、以身试药，包括尝试物理治疗，接受电击，然后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治疗经历来阐述精神病人应该如何护理、如何走出康复之路，如何找到一条自我拯救的路。兰妮的这种写作自身，可能也是一种自我疗救、自我疗伤，写作对于她而言不仅仅是一份作家的使命。心理学上也有类似的治疗方法，就是鼓励一个遭遇精神障碍的人将自己遇到的困惑或困境，用书写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这可能也是一种自我纾解和自我治疗。同时，这种文字记录对于其他的患者也具有“同伴教育”的效用。因此，兰妮断断续续写下了这三本书，她也可能是在做这种“自疗”和“疗他”。有一位我熟悉的女作家，她在采写犯罪的未成年人过程中，接触到了大量年纪轻轻就身陷囹圄的青少年，因为接触了过量的负面信息和情绪，写完书她自己却陷入了深度抑郁，甚至一度想自杀。我问她后来是如何走出来的。她说，在随后的一年里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回忆自己养育女儿成长的点点滴滴上，然后写下了一本关于女儿的、充满了爱意的书，这也是一部她用来自我“疗伤”的书，写完这本书后她就慢慢地走出来了。我们此前因为不知情，还邀请她承担一项任务，采写一位英年早逝的“时代楷模”，结果她写出了一部广受好评的报告文学。因此，写作对于作家来说，也可能是走出精神旷野的一条路。《野地灵光》并非正面观照描写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在此之前也有如周芳《在精神病院》这样的长篇纪实。但是，与作为护理人员进入精神病院的湖北女作家周芳不同，李兰妮是以病人身份生活在精神病院，接受精神治疗，她的写作更具体验性、可感性和说服力。李兰妮存在的意义，不仅是一名从事灵魂塑造的作家，而且是一名“带病生存”的精神障碍患者。她正像一盏灯或者旷野中的一点星火，让很多抑郁症患者包括有类似精神疾病的人在艰难的生存中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冰心生前曾说过，巴金的存在就是一盏灯，有他在，就觉得有一盏灯在前面亮着，大家就都心安了。我认为兰妮也是这样的，她的带病生存也具有类似的价值和意义。近十年来，我断断续续地听到和看到一个个自己熟悉的朋友罹患抑郁症，无法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甚至走向了自戕。他们都是学业优秀、著述有成的人，但却陷入了精神性障碍的泥淖而难以自拔。面对他们而又爱莫能助，于是我就常常想到李兰妮，想到她已经“带病”生存了十几年，让我们看到了抑郁症是可以治疗改善，至少是可以和它较劲抗争的。因此，我由衷地祝愿兰妮保重身体，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好活着。
兰妮的“抑郁症三部曲”纪实作品具有普遍而深远的现实的、社会的意义。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精神障碍患者。兰妮所做的工作正如北京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所言，具有一种“同伴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它可能比医护教育更有效。我们经常说，文学和医学是距离人最近的学科，医学医身，文学医心。文学和医学具有相似的地方，“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文学写作，特别是像李兰妮和史铁生这样触及心灵、触及灵魂和精神的写作，都具备这样的功能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