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色彩与女性写作的可能
一
想到河南，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那个著名的豫剧片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绵，/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儿干，/这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你要不相信（哪），/请往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这千针万线可都是她们连（哪啊）。/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唱词如此之好，它以典型的女性视角说出了历史的真相、生活的真相。这个唱腔里是典型的河南风格和河南气质，有着古乐典雅，但同时，女性声音的加入硬朗又柔软，某种对真相的讲述伴随着恳切、朴素，引起了一代代观众的共情。在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活里，《谁说女子不如男》以其鲜明的独特性和女性气质留存下来。而豫剧、女性意识都成为了“硬通货”。这让人想到何为深具地方色彩的女性写作，何为超越性的地方书写与女性艺术的问题。
二
之所以编纂“河南女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是试图厘清新世纪以来河南女作家们的创作谱系。何向阳、邵丽、梁鸿、乔叶、计文君都曾在河南生活成长、写作，即使她们中有四位已经在北京生活，但是，“河南”在她们的写作中有着深深的烙印，毕竟河南是她们创作与生命的给养。
五位作家都讨论过河南之于她们写作的重要给养。何向阳谈起黄河之于她的意义。“这34年我切实喝它的水，吃它的水浇出的粮食，它给我生命的恩惠，无法计算。‘何水德之难量’！古人说。难量的还有它其中的精神，那是没有物的测杆的——文字能不能成为它呢？也许还是不能，标尺的想法是多余的。因为躺着的水击散到每一个人那里，就是每一个人——这直立的黄皮肤的水，他们奔涌，在历史间，一幕幕大戏开和阖，他们也是为了一个方向，一个必要到达的目的而不懈不屈，我写，在那熟悉的身影里，不止一次找得到我自己。其实是想说，在他们为理想叠加生命进去的队列里，我想找到我自己。”
邵丽非常认同“中原作家群”这一概念。“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原作家群’这个称呼。河南的作家群体很有特色，从队伍方面来讲，老中青作家非常齐全。从作品内容来看，中原特色比较鲜明，有态度，有担当，有天下意识。中原作家群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意识的群体，毕竟中原地区文化积淀深，‘天下’意识有历史传承，所以更容易做到‘我为人民鼓与呼’。当然，文学创作是一种更心灵化、个体化的活动，所以文学中的文化意识传承，必然也和作家的个体因素有关。……它是一个文学现象而不是哲学概念。共性只能在个性中存在，每个河南的作家都是不一样的，任何个性都不能完全被包括在共性之中，这才构成一个独特的群体。相对而言，我关注城市比较多，对真正的农村，尤其是底层生活还比较陌生。”对中原及河南的深深认同感，也在邵丽的写作中，2020年，邵丽出版了《黄河故事》，其中收录的中篇小说《阳台上的父亲》和《风中的母亲》，都给人带来惊喜，那是独属于中原人民的故事，她借由这样的故事，从而重新为中原大地上那些最普通的人民画像。
梁鸿是“梁庄”最著名的女儿，她以那个坐落在河南的村庄为座标，为中国当代的非虚构文学树立了一种写作范式。10年来，《中国在梁庄》影响依然深远，10年后，梁鸿再次重回梁庄，不负期待，写下迷人的《梁庄十年》。诚挚、诚恳，内心充满柔情和暖意，作家写下作为生存之地、生活空间的梁庄，但也写下历史裹挟、时间变迁中的梁庄，这是《梁庄十年》给我们带来的震动。不再只是作为社会问题的梁庄，不再只是作为中国缩影的梁庄，它还是乡民日常生活、情感变化之所。作家以一种更为生动的细节和故事去讲述村庄里的父老，坟墓里的亲人以及她之于这片土地难以割舍的深刻情感，作家写下村庄之变时，其实也写下了村庄之不变，从而为我们重新勾勒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作为乡土风景的梁庄。
乔叶的写作中有着另一种中原气质，温厚而多情，《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拆楼记》都是她关于中原大地生活的写照，在这位作家那里，河南是她写作的肌理。“河南是我的成长根基，河南文化是我的精神父母，这就是河南对我的意义。它是上天赐给我的命定的东西，我无法拒绝也不能拒绝。它对我创作的影响就是我必会带有河南气息。我曾把河南比喻成我所有作品的序。这序早在我动笔之前的几千年就开始铺展，开始弥漫，直至浸入我作品的字里行间，并延伸到纸外所有的空白。这序的作者所执之笔浩大如椽，它所用之纸，更是季节更替无边无垠。——不仅是我，事实上，它分娩和养育了这里的一切篇章。”
计文君的小说中，钧州是常常出现的地名，在她看来，河南或者北京之于她只是一种写作时的肌理，而并不一定具有显性表征。“写作时，河南在我的认知中是一种文化和审美性质的存在。它跟我的生命经验有关系，我能由衷地感觉到河南的美——这很好理解，我的审美口味本来也就是由河南‘塑造’的。河南优秀的作家很多，每个人的河南都不一样，就像北京对不同的人也是不同的城市。我不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实在的‘河南’或者‘北京’，任何地域都是通过人显现的。人在世界之中，世界通过人来显现，河南，北京，都是我观察世界的一种具体方式。”
读这些女作家的作品和她们的创作谈，你不得不想到那句话，“所有创造性的艺术必须源于某一块特定的土壤，闪烁着地方的精灵。”会想到她们作品中强烈的地方性特色，自然也会想到她们作品中的那些超越地域的部分，五位作家作品中蕴含鲜明的女性气质。
何向阳的评论独具个性，那是情感的而充满着爱和体谅的文字，是以随笔体方式对文学所表达的最诚挚的爱和理解。而她的诗歌，安静、沉静、优雅，写的是女性最深沉的情感和内心生活，显现了我们时代女性诗歌少有的内敛和庄重，一如霍俊明所说，何向阳的诗歌“对日常的身边之物和细微之物保持了持续的观照、打量和探问的能力和热情。这对于女性写作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邵丽的作品里有清晰而鲜明的女性叙述人，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金枝》，讲述的依然是中原地区人民的生活。《金枝》里固然有“我们如何做父/母亲”的思考，但同时也有“我们如何做儿女”以及关于“革命”的理解。这是一部使我们重新审视父辈，同时也重新审视子辈的作品，叙述人不断向内的思考、倾诉和痛彻的反省尤其令人动容。女性叙事对于这部作品如此重要，一如程德培所指出的，“女性叙事，尤其是以父亲为名所开启的几代母亲形象都是《金枝》得以立足的基石。无论是满含深情与怨恨，在修辞上掌控着叙事进程的‘我’，还是‘我’的母亲，父亲的母亲和祖母；抑或是另一个母亲穗子以及穗子女儿等，她们为人子女都是金枝玉叶，为人父母却又承担养育下一代的职责，所谓一种天然的道德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代际关系与生命传承无疑是《金枝》的时间线索。”
《梁庄十年》中，梁鸿用情感结构她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引领我们看到女性的力量、女性的逃离，而无论女性的力量还是女性的逃离，其实都是今天这个时代给予女性的机会。很难忘记作品中五奶奶她们一个个说出自己的原名和本名而不是谁谁妈、谁谁妻子、谁谁奶奶的那一幕，当她们每个人快乐而主动地确认自我时，梁鸿勾勒的是新的中国农村女性风貌，我们从中看到整个包括河南农村在内的中国农村内在情感结构和家庭结构的隐秘而重要的变革。
作为作家，乔叶越来越意识到，女性身份与出生成长地河南之于她的珍贵，在访谈中她多次说过这两者在素材选择、观察视角、思维方式上，对她的影响。而正如我们所读到的，创作20多年来，乔叶也从未回避过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声音，无论她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浸润着一种女性独有的对生活的热情腾腾的爱，那是对生活最朴素的爱和理解。一如李敬泽所说，“作为小说家，一直有两个乔叶在争辩：那个乖巧的、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安慰的小说家，和那个凶悍的、立志发现人性和生活之本相的小说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基于“乔叶是那种真正具有生活热情的小说家，因为热爱生活，所以这位小说家才能看到未被理念整理和驯服过的真实的心灵。”
杨庆祥看到了计文君小说某种古典的质地，“计文君的小说，在务虚和务实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张力。务实是指善于书写和发现物质性的世界，但她最好的东西是在热闹、繁花锦簇之后有务虚的东西，她的精神气质是有穿越性的，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她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方面完全活在现实、算计、功利的物质层面，另一方面又像从古代走出来的人物。”但她的作品女性气质也极为鲜明，吴义勤评价说，“学术研究的背景、理性思维的偏好、生活阅历与经验的丰富、文学阅读视野的宽阔等作为一种‘前理解’进入其小说创作，造就了她独特的小说家气质。她的奇特，一方面表现为女性意识与男性意识的碰撞，她的小说既有强烈的女性小说的性别特征，又有着强烈的‘力量感’，有着对于女性意识的超越与怀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她的小说叙事及思想形态有着鲜明的现代感，但她的审美趣味却又明显地衷情于传统。”
“女性气质”使这些作家的作品既在河南又不在河南，既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又有超越地方性色彩的一面，正是这样的既“有”又“没有”，既“是”又“不是”，成就了她们之所以是她们的独特性所在。
今天，讨论女性写作时，常常在单一维度、既定框架里去讨论。而讨论地域写作时，也往往就此处说此处。如何在女性写作中糅杂进地方性色彩，又如何在地方性色彩里嵌入女性写作的特质，我以为是当代地方性写作及女性写作的重要写作路向。
三
那个深夜，我重看了当年常香玉大师的表演，一板一眼，有力、笃定、自信，是后来的女演员们所不能企及的。那次观看感受如此强烈，它多次让我想到艺术作品与地理知识的关系：“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我甚至觉得，在常香玉的唱腔里，既有着鲜明的地理性，但也有与这种地理气质相关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角度。我的意思是，在常香玉的表演中，闪烁着地方的精灵，女性的迷人，但是也有超越性别、超越地方性的魅力所在。在某一刻，雌雄同体真正在常香玉的表演里得到了实现。
为什么要编纂河南女作家研究系列呢？某种程度上是我对自己观看常香玉表演后的回应——我试图从这些作家作品里厘清某种传统，试图思考建构一种深具女性气质的中原书写传统的可能性。我相信，这个编纂系列将使我们看到，这些女作家的创作既在中原作家的创作脉络之中，也在中原作家写作脉络之外——女性视角是给予这“之外”的最强劲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