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而远观，撕裂而重叠
一 叙事设置：若即若离
随着故事的展开，小说《无界》（发于《钟山》2021年第5期）的叙述者渐渐清晰。首先我们知道是故事中的人物在叙述，而非故事外的隐含作者在叙述。叙述者“我”与主人公赵子龙一胞所生，但尚不知晓是赵的兄弟还是姐妹，渐渐地，“我”作为赵子龙“姐姐”的身份浮出水面，她讲述的是弟弟赵子龙被遗弃与试图回归的核心故事，父子俩既紧张又亲和的核心人物关系。这种父子矛盾故事不是由其中的一方（“父”或“子”）自己来讲述，“父”或“子”任何一方作为讲述者，都会情不自禁带上自己的立场，从而使叙述显得不可靠。现在由父亲的女儿、儿子的姐姐来承担叙事，作者仿拟一个女性的视角、口吻，讲述家族当中两个男人的故事，立场上并不刻意倾斜于某一方，显得相对客观、真实。
叙述者“姐姐”既是旁观者，又因为特殊的身份，是见证者、当事人。她既在场，一定程度上卷入（有时还深度卷入）核心故事当中，将亲见亲闻以至亲历的事件讲出来，如赵子龙从甘谷初到洛城上学，父亲对他的拒斥与接纳；赵子龙为女同学打抱不平后，被仇家李黑记寻上门来，哥哥服软，赵子龙硬扛。以及赵子龙的婚礼，赵离婚后与富婆的来访等等，“我”都是目击者或事件参与者。同时，“我”又不在场，缺席很多事件，如赵子龙在学校的经历，回甘谷后的经历，同富婆来访后全家人住酒店时赵子龙给父亲的暧昧安排等等。“我”的叙述是限制性叙述，这些不在场的事件是转述出来的，有明确的信息源，是弟弟赵子龙甚或父亲事后讲述给“我”听的。但有些事情、有些细节，即便狂放如赵子龙，也不会事无巨细向姐姐和盘托出，因而“我”的叙述有时候僭越了限制性叙事，而变成全知叙事，我的视角与隐含作者的视角重叠，突破人物叙事的限制，变得似乎无所不知。看似有悖逻辑，“破坏”了限制性叙事的法则，但很富于叙事张力，很有叙事效果。概括而言，叙述者“我”既是旁观者，又是当事人；既在场，又缺席；既是限制性叙事，又是全知叙事，若即若离，自由出入故事，既深入核心人物，介入核心冲突当中，使叙述显得逼真细致，具可信性和感染力；又可随时跳出来，不被事情过分左右，对事件进行远观、审视，还可借助报纸上的文学手法、带有虚构色彩的文章，变换叙事视角，将有些情节进行补足，如赵子龙报复、惩罚李黑记。
二 人物刻画：亦正亦邪
丰富的叙事形态对应丰富的人物形象，小说若即若离、自由出入的叙事，活画出一个亦正亦邪的极为生动典型的人物赵子龙。在甘谷乡下长大的赵子龙，挟裹着蓬勃的野性的生命强力，有着出于生命本能的敢作敢为，“行侠仗义”，他敢于为女同学打抱不平。面对李黑记的淫威，表现出可贵的血性和担当，将酒瓶扣在自己的头上，与哥哥的服软下跪构成鲜明对照。后来他又以同样的扣酒瓶的方式，吓退歌厅的混混，以维护姐姐的安全与声誉。同样出于本能的对公平公正的维护，对帮助县干部子弟考试作弊的老师予以揭发。他既挑战李黑记代表的暴力秩序（他最后对李黑记的报复，虽带有暴力色彩，但不无解恨，甚至带上某种为民除害的性质），又挑战县长等人的强权秩序，同时他也敢于挑战父亲所维系的父权秩序，而他最后对偷税贩假的富婆的检举，又勇敢地挑战了商界的潜规则与秩序，他的这些作为甚至让他显示出某种“英雄”的气质。某种程度上，小说是把赵子龙与父亲以及李黑记，作为镜像关系来予以刻画的，但赵子龙又适当纠偏了这两个镜中之像，他将父亲正派当中的软弱势利导向嫉恶如仇、敢作敢当，将李黑记血性当中的邪恶导向正义。
但同时他也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李黑记的粗鄙、放荡以至邪恶，正如父亲一再说他是第二个李黑记，显示出“英雄”之外“土匪”的一面，他以暴制暴，挑战各种潜规则也在这些规则中游弋，他给别人制造了悲剧（如他的妻儿），他自己又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赵子龙的人格结构中，有本我与超我两大块。本我一极，无视逻辑、理性和社会风俗习惯，赵子龙有他自己的逻辑或说生存法则，即“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穷人就要有一股儿狠劲，没有这个狠劲你咋能活得下去”等等，遵循着这样一种“快乐原则”，少年赵子龙“会下夹子”，夹野兔松鼠，也“把人的脚脖子夹住”；“会炸鱼”，一个电雷管扔到水里，“能把鱼炸死一大片”；“会使弹弓，有回差点把一个人的眼睛打瞎”；“会打架，从来不认输。”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满足本能冲动，或者以此缓解当下痛苦，将“痛苦”转化为“快乐”。以致他的生父骂他是个“不成器的东西”，“都学了啥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的生母质疑养母对他的教育，认定她将他“养成了土匪”。青年赵子龙延续着少年时的“匪性”，表现在家庭婚姻上，结婚娶了个“小姐”，“一年后离了婚，又和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女人同居”，为了达成离婚的目的，“她不愿意离，我就每天揍她，拿烟头烫她，拿啤酒瓶砸她脑袋，拿打火机烧她的毛”，种种表现都凸显着赵子龙漠视理性与道德，放纵生命本能的一面。
但同时赵子龙又是一个具有“超我”人格的人，是理想化的“自我”，代表着道德和良知。当所有的同学都不敢惹李黑记的儿子李小军，不敢去为赵小娜出头时，赵子龙站出来保护后者不被欺负，还认定这样做“没错”、“这样的坏蛋我不收拾谁收拾”；当家人都害怕土霸王李黑记，哥哥更是仓皇跪下，赵子龙却不畏强暴，敢做敢当，镇住了李黑记；当所有师生都默认、包庇甚至帮助县官们的子女考试作弊时，赵子龙却不怕“捅破天”，将此事“报告给了巡查组的人”，竭力维护着诚实不欺、公平公正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信念；而他为了三只因为救他而冻死的羊羔，以及接下来得瘟疫而死的二十多只羊，不被吃掉，得以埋葬，不惜与养父闹翻，更彰显着知恩图报的善良品质。这些理性、纯正、道德的一面，抑制了他人格中的“本我”，使他获得了某种升华。
三 “父子”书写，相爱相杀
与赵子龙相应，父亲是小说重点刻画的另一个人物，或者说，父子关系是小说描摹的重点，呈现为一种既紧张又亲和，既相杀又相爱的状态。
就“子”这一端，赵子龙有着深刻的身份焦虑，一直处于“无父”与“寻父”的焦灼状态，他虽然粗鄙狂放，但一直因为被遗弃而感到深受伤害，或者说他的粗鄙狂放，也正是这种焦虑的表征。他出于身份焦虑的追问与对自身尴尬身份的体认：“我就是一个杂种”，“我到底是谁的种？”“就我一个是多余的么？”一直缠绕、折磨着他。他有着强烈的身份认证和寻根的冲动，一直试图努力返回原生家庭，试图获得生父的认可。这种被遗弃而又迟迟不被接纳的焦虑，又催生了他浓厚的叛逆情绪，他既是孝子，又是逆子，既渴望认宗，又时时反叛。在这样的拉扯和撕裂中，赵子龙对父亲既顺向继承又逆向发展，既恋父（在甘谷养父母家，被思念生身父母的浓郁情结所缠绕：“我放羊的时候想爸妈，去河里抓鱼的时候想爸妈，坐在教室里想爸妈，走在放学的路上想爸妈”；来到洛城生父家后，将养父给的五十块钱，“一直藏着没舍得花”，就记着生父过生日时给他买个啥；一旦生父表现出对他的些许接纳，他就激动不已，甚至受宠若惊：“真的吗？爸，真的您认我是您的儿子吗？”）同时赵子龙又审父甚至弑父，恋父/审父是一体两面，当赵子龙发出的恋父、认祖呼唤得不到回应时，他就滑向另一端：审父以至弑父（阻止姐姐“我”去给咳嗽的生父倒水：“让他咳，咳死好了”；故意在生父面前讲述那些被认为是“乌七八糟”的事；一家人住在酒店时，似乎推心置腹却又多少不怀好意地、拷问式地步步追问：“不是拿我换羊腿吃？”“你有没有觉得活着尤其像哈巴狗一样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你和我妈有爱吗……你就没有想过离婚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么？”如此等等）。将“恋父”与“审父弑父”缠绕在一起的，是他像朱文小说《我爱美元》中的儿子怂恿父亲去嫖妓一样，精心给父亲安排一个豪华单间，安排一个性感女子给他按摩。他以关心父亲身心的“恋父”的方式，完成了对父亲的“审”与“弑”，将父亲从平常的道貌岸然的高处拉下来。
在“父”这一端，也是既遗弃，又不无疼惜（“爸爸对不起你，我们亏欠你太多了”）。既拒斥（要他回甘谷养父母那；不许他叫爸），又接受（为他上学去求校长；“猛地产生浓厚的亲情”）。父子之间的自然血缘关系（亲生）和现实伦理关系（姨夫），紧张而又亲和，撕裂而又重叠，既构成一种镜像：“我们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你是我几个娃里头长得最像我的。”又破碎而迷离：“我也是你几个里头最可怜最凄惶的。”
小说又将这种父子关系，将这种寻根认祖引向宗教的、神性的维度，将儿子（赵子龙）的认父与母亲的信主两个事件重叠，父子“相认”的情节发生时，母亲刚巧从信徒聚会回来：赵子龙：“那我叫啥啊？我敢叫爸爸吗？”我爸爸说：“我早就认你这个儿子了。”刚到家的母亲见证了这一幕：“参加信徒聚会归来的妈妈见赵子龙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爸的面前。”这一安排应该不是闲笔，不是随意的巧合，而是意味深长的设计，将小说的核心故事——儿子（赵子龙）皈依父亲，上升到对神的皈依的层面，而贯穿小说的、关于“羊”的描写，也是一个有着特定所指的能指，一个与宗教相关联的能指符号，“羊”与赵子龙构成一种譬喻、映衬关系，赵子龙的失父焦虑与认父冲动，是“羊”对“牧羊人”的寻找，是“羊”对“主”的寻找与皈依。
